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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序： 作家吴越和他的三个同名女儿
书名：传奇作家的传奇婚恋 作者：吴越 更新时间：2015-11-20 16:19 字数：4495
张 扬
一
人们给子女取名总是非常精心和格外慎重的，倾注了难以言喻的深情，寄予着无限期望。然而，作家吴越却给三个女儿取了同一个名：吴永。这是怎么一回事？
吴越自幼聪颖，9岁就在《缙云报》上发表处女作，15岁时已经在嘉兴主持《国民日报》副刊……
1949年6月 26日，正在读高一的吴越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1952年7月吴越调到上海一所行政干部学校任教。他爱书成廦，经常在校图书馆帮忙，在这里结识了一位姓姚的女管理员怡。怡很漂亮，出身海关高级职员家庭，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有很多追求者，但她偏偏爱上了吴越。吴越也很喜欢她。1954年7月吴越调入北京，在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编辑《文字改革》双周刊。但未婚妻怡却没能调来。
吴越生性活泼，读中学时已是学生剧团的台柱。他本人保存了一批剧照，其中有几张穿着国民党军官制服。1955年“肃反”时却有人据此检举吴越当过“反动军官”。上面立案审查，越审查越觉得有问题：你9岁能发表文章？你15岁能编报纸？你22岁能成文字专家，进入中国最高、最权威的文字改革主管机构工作？……不，不能置信！起码隐瞒了3年反动历史。
吴越挨了半年批斗。内查外调的结果证明他没有“历史问题”。 1956年结束审查，向他道歉，问他“有什么要求”。他只要求把未婚妻调来。算是“因祸得福”吧。怡于 1956年10月从上海调入北京，与吴越在同一单位，任总编室秘书。也就在这个金秋10月，他俩结为伉俪。不久，怡怀了孕。1957年9月，她回上海生下一个女孩，孩子的外公给取名吴永。
吴越刚尝到做父亲的喜悦，灾难却从天而降。1957年，他没能避过“反右派斗争”的急风暴雨。
怡刚生下女儿，丈夫便被打成“右派”，心情可想而知。“右派”会是什么“前途”呢？开除公职？劳教？劳改？不知道。但有一点怡是知道的，那就是女儿不能带回“右派”父亲身边来。因此，产假期满，怡把孩子交给孩子的外公抚养，只身回到北京。
吴越会演戏，在劳教时被“选送”到北京市第一监狱组织犯人剧团，也算“入狱”吧。1960年夏的一天，一名警察面无表情地通知他：“你老婆要与你划清界限，已经与你离婚。”就这么离了婚。直到离婚，吴越也没见过女儿吴永。
1964年10月，吴越被解除劳教。
1966年 2月，怡从“下放”地海门回上海。吴越打电话给她，他俩在公园会了面。几天后，怡又到吴越的父母家看望他。吴越的母亲精心做了一碗面条，怡吃了一两口，便再也无法下咽……
怡告诉吴越：“离婚是没办法，社会压力不说，家中压力也太大。另外，也是为孩子考虑。离婚，她就是模范教师的女儿，而不是‘右派崽’了……”
吴越默然无语。他能说什么呢？
怡一直没有再结婚。“右派”问题改正后，吴越于 1983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5卷本的《括苍山恩仇记》。他寄了一套给怡。
1987年，年已“而立”的吴永从上海来北京看望吴越。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确认自己的父亲。她告诉父亲：“外公死了……”
她还告诉父亲：“你送给妈妈的书，她整整齐齐地放在床头……”
她说：“我自幼既无父爱又无母爱，只有外公……”
吴越双眼潮润，无言以对。
吴永要回上海了，吴越和亲友到车站送行。列车快开动了，他们催促吴永上车。但吴永回过身来，突然扑进父亲怀里。父女俩紧紧拥抱，泪流满面。
二
1966年，吴越所在的京郊团河农场忽然来了一位政委，动员全场人员统统去新疆参加“生产建设”。一个北京小伙子劝吴越从北京带一个老婆去，说新疆什么都有，就是缺女人，特别是愿意嫁给他们这种人的女人。又说到新疆后几十个人睡一间屋，结了婚可以“优待”，分得一间小屋，等等。这小伙子很快便带来一个姑娘的照片。
姑娘姓张，下文就简称“琴”吧。这时，吴越34岁，琴22岁，她是北京近郊三间房地区的农民，且有肺病，她愿跟吴越去新疆。两人很快结了婚。所谓结婚，就是吴越买了一只猪头到三间房张家，大家吃一顿。翌日，他用自己那辆自行车驮上新娘仅有的一口大木箱，一起回团河农场。正准备奔赴新疆，情况忽然改变，他们这批带家眷的不去了。两人便去团河农场所在地大兴县民政科办理了结婚手续。随后，吴越借用澡堂摆了一张床，又买来半斤水果糖，“难友”们来热闹了一下，就算举行了婚礼。
新婚夫妇生活艰难，不敢要孩子，但琴还是怀了孕。临产时，医院要她转到结核病院去。吴越哪有钱转来转去？索性亲自动手接生。
1968年2月2日，又一个女儿呱呱坠地。想起自己失去的大女儿，吴越给二女儿也取名吴永。
吴越与琴婚后在附近农村租一民房，月租金4元，水电费1元。他每月工资32元，这样还剩下27元，两人粗茶淡饭也能过下去，但女儿出世后就不够了，只能拼命节俭，买来废木板钉成床、桌、凳……
1969年11月，团河农场成为“五七干校”，原有人员一律转往天津远郊的清河农场。
琴不能随着去，只能带着孩子回老家。回去后受人欺侮，只得又抱着女儿去找吴越……有人趁机挑唆她与吴越离婚，说这样才能摆脱苦难，甚至为她写好了状子。
走投无路的琴果然向朝阳区法院递了状子。吴越接到法院通知，带着20多元钱赶回北京，说是离婚可以，何必打官司！琴叹息说：“实在是太穷，没法过……”
吴越用那 20元钱买了面、肉，包了饺子，与琴一家人每天谈笑风生吃吃喝喝，又与琴同去通县合影，要照相馆在照片上写明“离婚纪念”。照相师说：“我们这儿从来只有‘结婚纪念’，哪有‘离婚纪念’？不如改成‘离别纪念’吧？”
他俩就这么过了7天。7天后，吴越骑着车，带着琴，一起到朝阳区法院递交了离婚协议书。
两星期后，琴却抱着女儿又来到吴越身边，要“凑合着过”。但吴越那32元工资根本无法维持3口人过一月，于是琴提出不吃闲饭，动手给人拆洗衣被，用手工给人缝制衣服，一月居然也能挣30多元。这样过了70多天．日子过得还不错，却又飞来横祸，中队指导员授意宣传员和“积极分子”贴出大字报，指责这是“开黑店”、“赚黑钱”。吴越不服，立刻被办“学习班”，也就是扣留关押。两口子只有一床被子。吴越被关押后，琴连被子也没有，只得找中队头头申诉，却被强行送上去北京的火车。这一下她才强烈感到，“脱帽右派”仍然是“右派”，而“右派”和“右派家属”连最低限度的人格尊严也没有，确实是没法过了。这一天，她跟吴越“真的”离了，时间是1969年底。
法院裁决时，认为吴越是解教就业人员，琴没有工作又身患肺病，都不宜抚养女儿吴永，居然裁定小女孩归琴尚未结婚的小妹妹抚养。
1979年12月，平反后的吴越回到北京，这位小姨闻讯后带着姐姐琴和外甥女赶来看望吴越。琴说：“吴越啊，过去的事，不怪你也不怪我，都是‘四人帮’害的！”
吴越来不及说什么，只是将小吴永一把搂在怀中，久久闭着发热的眼睛。
当年离婚时，这个女儿还不到两岁。一别10年，吴越深感自己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一点也没有！虽然不能怪他，但这并不能丝毫减少他内心的痛苦和歉疚……
三
吴越的父母原住上海，“文革”开始不久，父亲自杀，母亲被迫回老家缙云农村。1976年春节前，吴越回缙云看望母亲，老同学给他介绍了一名叫楼兴娟的女子，下文我们简称她为娟。
娟原在粮食系统工作，“文革”中长期受迫害，拖到30多岁仍未结婚。也算有缘吧，她愿意嫁给吴越，吴越却提出3个“条件”：第一，我是“右派”，随时可能被投进监狱，到时候你要送牢饭，有这个思想推备吗？第二，我每月只有32元工资，有了孩子只能靠你抚养；第三，我正在写长篇小说，脱稿后请你保存，希望你像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这部手稿……
娟都同意。
1977年1月，吴越回缙云与娟结婚。火腿厂仓库有一小屋，借给他们做洞房。两人穷得什么也没有，连床单也是吴越的哥哥送的。那是个大雪纷飞、滴水成冰的日子，但在那间库房小屋中却有着淡淡的温馨……
婚后一个多月，吴越回清河农场，娟留在故乡。
这时，吴越45岁，娟34岁，同年11月 5日，娟生了个女孩。吴越不甘心自己失去一个女儿又失去一个女儿，他将刚出世的女儿再度取名吴永。
现在，吴越的三个女儿，老大在上海当医生，比老大小10岁的老二在北京从事医药工作，比老二又小10岁的老三正在发愤攻读，决心考上名牌医科大学。我不知道三姐妹何以都选中了这一行，是不是因为她们都知道上一代人的悲剧命运，想尽自己的天职和孝心来疗治父母心上的创伤？
1991年，三个吴永第一欢相会，这也是三个同名姐妹惟一的一次聚首。吴越百感交集，为三个女儿拍了合影。他说将在晚年写一部长篇“绝唱”，这将是他平生最优秀的作品，书名就叫《三个吴永》。
——原载《家庭》1997年第10期
张扬，湖南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第二次握手》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