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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被封锁的，兰州事件
书名：传奇作家的传奇婚恋 作者：吴越 更新时间：2015-11-20 16:35 字数：3414
两天之后，去新疆的人终于上车走了。是半夜里在黄村车站直接上的火车，而且听说是由解放军押送的。当时的传言说法很多，多数人认为，既然是“同志”了，就不应该再用解放军押送。我倒认为：这是生产建设兵团，属于解放军系统，接送的时候由解放军带队，不能理解为“押送”，何况这也算是军事行动，军队讲究组织性、纪律性，不由解放军带队，只怕还管不住这些“小闯将”们呢！
一晃又是一个多月过去。这期间我去过两次张家，依旧先是四个人同住一室，然后天亮之前再和妻子同床。这一个多月中，琴已经和所有该道别的朋友都道了别，但是第二批去新疆的消息却一直没有。如今是连新疆来的政委也走了，想找个人问问也没人可问了。
就在我第二次从三间房回农场，中队里已经沸沸扬扬，传说纷纷。因为有许多人回家之后收到了新疆来信，终于得知这次去新疆的真实情况，特别是路上发生的重大变故。
综合各人收到的来信，情况大致是这样：那天上火车，确实是由解放军“武装押送”的。上车之后，每节车厢都由两名带枪的解放军把守，车厢与车厢之间的门上了锁，不同车厢的人不许来往，进站停靠之后也不许任何人下车。理由是为了安全和便于管理。因为这是一次军用专列，是在班车之间“插空”行驶的，没有固定的停靠与开动的时间，说停就停，说开就要开。有时候只停三五分钟，有时候一停就是几个小时。——这应该是实际情况，不能说是歧视。
开头一两天，大家都忍受了。两天一过，大家感到憋得难受。特别是上车之前发的干粮，都是些馒头、烙饼、饼干之类，第一是干得不行，车厢里开水供应又不足；第二是车厢里热，干粮焐在口袋里，都有些变味儿了。因此每逢进站停车，许多人都要求下车买点儿吃的和喝的，顺便活动活动腿脚。但是这样的要求，却得不到警卫战士的许可。他们口口声声只说这是上级的规定，进站以后，任何人不得下车，以免有人掉队。因为车子什么时候开，谁也不知道。——这，应该说也是实际情况。军事行动嘛，哪有那么自由？
经过这样几次三番的交涉，都得不到允许，不满的人越来越多。开头只是一些“小哥儿们”吵吵，后来连老成持重的人也憋不住了。牢骚和不满情绪与日俱增。
第三天，列车进了兰州车站，一停就是几个小时，既不开门，也不开走。几个“小哥儿们”再也忍不住了，就打开车窗往外跳。有人带了头，就有人跟着。不一会儿工夫，月台上就到处都是“兵团战士”了。好在他们下车以后，不过是买点儿吃的，顺便活动活动腿脚，并不是想逃跑或闹事。但是负责警卫的解放军见“跑了人”，当然要出面阻止。于是“兵团战士”们先是和警卫战士们戗戗了起来，继而双方动了手。警卫战士虽然手上有枪，但是上级并没有下达开枪命令，实际上他们并不敢开枪。再说，每节车厢中只有两名战士，而且分守在车厢的两头，而车厢里面，却有上百名从前的劳改犯、今天的生产建设兵团战士，而其中多数人则又是在北京城“玩儿闹”惯了的“小哥儿们”，一向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闯将”，这回一忍再忍，忍了两三天，就已经算是很不容易的了。如今既然戗戗了起来，其中有几个脾气暴躁的，惯于犯浑闹事儿的，就一哄而上，几个人对付一个，把警卫战士手中的枪夺了过来，然后打开车厢门，一哄而下。
一节车厢闹开了头，别的车厢也照此办理，不一会儿工夫，警卫战士们手中的枪，大都被“建设兵团战士们”缴了械。于是兰州车站月台上，到处都是乱窜的“小哥儿们”了。——这可是一千多号人哪!
兵团来的政委一看事情不好，立刻向当地驻军求救。据说不久之后当地驻军派出了一个营的兵力(当然这只是人们按当时月台上可以见到的军人数量估计的)，企图以武力“劝说”下车购买食物的人回车厢中去。可是这些毛头星们既然做开了头，谁是那么听话的？驻军无奈，只好开枪。据说开头不过是朝天开几枪，无非是恐吓恐吓，并不真想杀人，没想到手里有了武器的小哥儿们，一看对方先开的枪，立刻也开枪还击。这一来惹恼了驻军，正式下令“镇压叛乱”。既然被称为“叛乱”，那枪子儿可就不是朝天飞，而是老实不客气地往人们的肉体内钻了。
月台上登时乱了套。有枪的躲在柱子或掩蔽物后面打冷枪，没枪的四处乱跑，有钻到车厢底下的，也有逃进车厢里面的。一场混战的结果，终于因为双方实力悬殊，夺过来的枪没有几颗子弹，于是持枪的、为首的，都被绑了起来，没枪的、只为透透空气而下车的，则统统被赶上了车。——这一场事端虽然前后不过个把小时就平息了下去，也没有任何新闻媒体报导过，但是却被称为是“兰州事件”，事后在新疆建设兵团作为一件大案进行处理，为首者若干人被枪毙，若干人被判刑，还有的进了学习班被批斗。据说小改和小茅是这次事件的“为首肇事者”之一，有说当时就“死于非命”的；有说这俩小子机灵，很可能是逃跑了；还有人说八十年代在北京街头看见过他的。我的好朋友程志雄(原对外贸易部英文翻译，中共中央调查部特工，因乱搞男女关系被开除党籍和公职，被送到三余庄右派教养队来当值班员看大门)并不是为首者，充其量不过是“支持者”而已，只要检讨一下，估计是能夠过关的，但是他却“畏罪自杀”了。——传闻不可能百分之百正确，但消息来自亲历者和目击者，情况应该基本属实。
至于到达新疆的人，据与我同班的右派朱源(划右以前是体育学院的学生，1980年落实政策回北京，在延庆县体委工作)给我写信说，他们被输送到南疆的大森林里去伐木，那里离乌鲁木齐坐汽车要开六天，只能看见半个月以前的《人民日报》，什么蔬菜也吃不到，天天吃罐头，每天除了砍树还是砍树，人就像机器一样，或者说像牲口一样。但是那地方四周无人烟，想逃也逃不出来。凡是到了新疆的人人人懊悔，劝我尽一切可能千万别再去。
关于这种传说，队部、场部当然都知道，但也不见有哪一位首长出来解释或辟谣，而是采取“黑不提白不提”的回避政策，根本不提此事。
发生了这样重大的事件，一方面是建设兵团不想再到团河农场来“招兵”了，另一方面即便还来动员，还来叫“同志们”，恐怕也不会有多少人积极响应的了。多数人估计不会再有第二批，事实上也没有再开动员会。
尽管领导上对这件事情采取“回避政策”，不再提起；多数带家属的这一次没有去成，纷纷念佛，大为庆幸；但是我却不能不提这件事。如果不动员我去新疆，如果不说带老婆到新疆有工作，我是绝不会在这样的节骨眼儿上违心地“抓”一个老婆来的。因为我“抓”了个老婆，导致我不能去新疆；既然去新疆是这样的结果，应该说这是“歪打正着”，是琴救了我。琴是一个大功臣也是我的大恩人。但是我不去新疆，就只能在团河农场继续当我的“一级园林工”，只能继续每月拿三十二元工资。换句话说，我继续在团河当“工人”，是没有条件也没有能力养活一个老婆的。
事情既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办成了这样，下一步，我该怎么办呢？如果仅仅是订了婚，还没有入洞房，说明情况，退婚也就是了。但是我们的情况又比较特殊：明面儿上我们既没有登记，也没有同床，实际上暗渡陈仓已经非止一次，琴已经实实在在地是我的老婆了。如果到了新疆以后她不满意，要求跑回来，那是她主动，而且是和家人协商好了的，我除了提供一张火车票之外，可以不负责任或少负责任；如今是没去新疆，我怎么能够以无力负担作为理由来解除婚约、来否定这宗既成婚姻呢？
我陷入了左右为难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