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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洋舅奶奶”小翠花儿
书名：爱在疼痛时 作者：吴越 更新时间：2015-11-28 11:30 字数：10519
在团河农场二大队的就业人员中，有一个高鼻子蓝眼珠的大个子洋人，年龄大约三十多岁。虽然我和他不是一个中队的人，也不住在同一个宿舍院儿里，但每次召开全大队的会，我都能够看见他。起初还以为他是个外国人，在中国犯了法，刑满释放以后，也被强制就业了；后来听说他的姓名叫“林校书”，不由得更加奇怪起来，因为这不仅完全是中国人的姓氏，而且“校书”一词，还是我国古代对妓女的尊称。是谁跟这个不了解中国历史的洋人开这样大的玩笑，给他起了这样一个可笑的名字？
“文革”开始以后不久，团河农场奉命把场地让出来交给公检法系统办“五七干校”(一种变相的劳改队，是专门用来对付被打倒、被排挤的在职干部的)，团河农场从此分崩离析：一大队的犯人和三大队的少年职工去了哪里不得而知，二大队包括右派中队则转场到了天津市北面宁河县境内的“北京市地方国营清河农场”，其实是北京市公安局劳改工作处所属的一个劳改大队，所有人员包括干部职工在内一律重新编队。于是我有幸与这个男性的“校书”编在同一个中队管理稻田，后来又编在同一个组里管葡萄园和苹果园，天天一起采摘整枝，闲来无事，不免聊聊彼此的际遇，对他的历史方才逐渐有所了解。
原来他是一个有双重国籍的人：中国政府坚持说他是中国人，而美国政府则认定他是美国人。他的真实姓名也不叫林校书，而是叫Daniel Kelly，汉译应该是“丹尼尔·凯莱”。
中共建政前，他的父亲是北京协和医院的美籍大夫，娶的却是个中国女护士，生了三个孩子，丹尼尔·凯莱最小。他生不逢时，刚刚出生不久，就全家被日本鬼子关进了设在山东某处的集中营，罪名仅仅因为他父亲是个不肯与日本侵略者合作的美国人。好不容易等到抗战胜利，方才回到了北京。这期间他哥哥和姐姐都回美国上学去了，他因为年纪还小，留在父母身边，没回美国。中共建政后，他父亲还在协和医院任职，但不久就去世了，于是留下了孤儿寡母，也留下了一连串不好解决的问题。
首先是国籍问题。他母亲虽然很早以前就嫁给了美国人，但当时并没有办理改变国籍的手续，所以中共建政后登记户口的时候，依旧填的是中国人。如今他父亲一死，尽管他从名字到外表整个儿都是“外国货”，但是根据新中国“儿女的户口从母而不从父”的硬性规定，他母亲不得不给他报了中国户口，不然，可就要连口粮都没着落了。
他从来没有上过中国的小学，基本上不会说汉语。后来为了适应环境的需要，上了华侨补习学校，算是学会了简单的汉语和汉字。这期间，他的哥哥、姐姐接连来信要他到美国去读书，他母亲也想到美国去与儿女团聚，可是当时中美还没有建交，他们向中国政府递交了母子同时出国的申请，但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和目的，当时的政府当局却只批准其中“一个人”可以出国：或者他走，或者他母亲走，总之必须留下一个当“人质”，以免走的人一去不回头。——其实，他们母子都是很普通的“平头百姓”，当局要这样处理，除了仇视外国人之外，说不出什么道理来。
这当然不是他们的初衷。这时候，华侨补校中有个从东南亚来的同学叫林校书的，年龄与丹尼尔相仿，正在办理手续，准备回国去。临走之前，把自己过期作废了的护照送给丹尼尔，告诉他香港与大陆之间的警戒很松懈，基本上没人守卫，只要大着胆子往前闯，没准儿就能闯过去。如果万一被巡逻兵碰上了，就用他的护照抵挡一阵，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大的麻烦。
那一年丹尼尔只有十六岁，既不知天高地厚，也不知道中国的国境线究竟是怎么个情况，就贸贸然做出了让母亲从正当渠道申请出国而自己则采取偷越国境出国的方法以达到母子二人同时或先后到达香港的目的。等到母亲的出国探亲手续办了下来，他立刻先期到达广州，也不知道先去看看国境线的警戒情况，当天夜里就大着胆子往香港方向走。边境线的无人区果然没有铁丝网，也看不见有守卫的哨所、碉堡之类。他一看真是这个样子，证明林校书所说非谬，就直着身子大踏步地向前走去。还没等他到达交界线，一头警犬冲了出来，不客气地把他咬住了。这时候他才发现，就在自己的身边，有一个比地面高不了多少的暗堡，守卫的边防战士，早就盯上他了。
当天晚上他就被送进了广州市公安局。但是不管公安人员怎么问他，他装聋作哑，就是不说话。一搜查，发现了“林校书”的过期护照，尽管面目并不相像，公安局也还是用“林校书”的姓名登记在案。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总之是他咬住了牙，愣是没有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来。公安局也并不因为他不说话、年纪小而宽恕了他，不久之后，就以“偷越国境”罪把他送到青海劳改城劳动教养了。
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把情况通知了母亲的，也许是真正的林校书在香港久等他不到，写信或设法通知了他的母亲。总之是他母亲得知他被边防军抓住以后，也没出国。不然，可就两头错包，他最终要成为国内没有亲属的“孤儿”了。
他在青海一呆就是六七年。这期间，公安局虽然终于搞清了他的底细，但是登记在案的“林校书”这个姓名，却从此与丹尼尔·凯莱划上了等号，继续沿用，并不因为海外还有一个真的林校书而否定这个姓名。——公安局居然这样办事，也真笑话。不过在我们“舅爷”之间，一律都叫他“大老美”，很少有人叫他林校书或丹尼尔的。
劳改城的领导看他年纪小，又是个“洋人”的模样，特别是得知他的父亲是协和医院的美国大夫以后，就把他分配到医务室打杂。在这里，他多少也学到了一些打针换药之类的医药常识。后来他是怎么从青海牢城通过合法的途径回到北京的，他没有跟我说起。总之是他回到了北京，先在北京市公安局劳改处所属的通县小五金厂干了一个时期，后来又调到了团河农场来种葡萄。这时候，他已经是个中国通，不但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北京下层社会嘎杂琉璃球的黑话，也没有他不懂得的。不久他结了婚，而且有了两个女儿，模样儿都像中国人。转场到了清河农场以后，又有了一个很漂亮的儿子，模样儿完全像外国人，起名叫“小静”。
他的夫人生下小静以后不久，就带着两个女儿和幼子到清河农场来与丈夫同甘共苦了。他夫人姓许，因为长得极胖，我们都叫她“胖墩儿”，还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小翠花儿”。
<img align=\"left\" height=\"247\" hspace=\"12\" src=\"file:///C:/Users/蓝雨/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E7B2.tmp.png\" width=\"195\" /> 她原来是协和医院的护士，丹尼尔从青海回来以后，因为他母亲是协和医院的护士长，他们两人因此相识并相爱了。父子二人走的是同一条路：都爱中国女护士。双方政治地位悬殊，相爱已经为组织所不容，要开出结婚证明来，更是难上加难。按照当时的认识标准，凡是偷越国境，不论你出于什么动机和目的，一律认定是“叛国投敌”的行为，甚至连投向苏联、朝鲜和越南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都是“投敌”行为，何况他想偷渡的国境线，对面就是“英领”香港，因此绝对是与“叛国”同罪的。当时协和医院的领导人林巧稚找胖墩儿谈话的时候就曾经说：“他连祖国都不爱，能爱你吗？”胖墩儿也不含糊，响亮地回答：“他是美国人，他爱他的祖国，所以他才偷越国境。”
这样的答复，当然是“大逆不道”的。其结果是胖墩儿失去了工作，回到了父母家里。没有了组织，婚事倒好办了：在大陆的这个“林校书”，可是一个重新登记了北京户口的“中国公民”，胖墩儿拿上户口本儿到民政部门要求和林校书登记结婚，绝对是名正言顺的事情，谁也没有理由“不批准”。
丹尼尔是个桀骜不驯的人，对于劳改队里的规章制度，不怎么肯遵守，什么时候想家了，蹬上车子就走人。那时候他家住在北京市内鼓楼南面的辛安里胡同22号两间相当破旧的平房里。因为他的身份特殊，只要他从农场一走，为防止他又一次偷越国境，农场必须立即向市局报告，于是市局立即出动警车，调动了大批警察，把守住他家的前后门，连房顶上都站满了人，最后当然是从他家里把人“掏”了出来，押回农场。可他没犯任何罪行，一个农场职工，不请假就回家，最多只能算旷工，何况他经常下午下班以后回家，连“旷工”的罪名也揞不上，充其量不过是“违反场规纪律”而已。因为劳改农场周一至周五晚间有“政治学习”的安排，据此只能说他是“逃学”，被队长狠狠批评几句，最多再由班里开会帮助帮助，也就算了。而在周六、周日晚上回家，则连“逃避政治学习”的罪名也揞不上。
如此这般“掏”了他几次，不但没把他“掏”怕，倒干脆借此与公安局开起玩笑、捉起迷藏来，隔长不短儿地就往家里跑。下了班到家里照一面，说两句话，还故意让街道积极分子看见他，然后立即蹬车返回农场。他身大力不亏，从鼓楼出永定门到团河，足有五十里路，他只用一个半小时就能够到达。因此从下午六点到九点半的三个半小时内，足够打一个来回的。等到街道积极分子汇报到派出所，公安局派车派人来“掏”，他已经在农场的宿舍里呼呼入睡了。
这样折腾了几回，农场和公安局都疲于奔命，见他回家不过看看老婆孩子和母亲，并没有再次偷越国境的意思，对他这个“长跑运动员”也逐渐放松。于是他常常下了班就蹬车回家，第二天一早回来不耽误上班，常来常往的，农场干部和街道积极分子也有些见怪不怪起来，终于成了半合法化的事情，也成了二大队比较特殊的“洋舅爷”了。
1976年7月28日早晨唐山大地震，清河农场离震中不过50公里，全场砸死了五百多人，而我所在的于家岭分场西村，却只轻伤了两个人，没一个砸死的。地震之后，农场奉命封锁一切消息，所有人员一律不许外出，连信也不许寄(这也是当局的一种奇怪政策)。丹尼尔为了免除家人挂念，又一次不顾农场的规定，半夜里蹬上自行车悄悄儿走了。从清河农场到北京，足有二百多里路，而且有四五十里是农村的土路，加上沿途封锁，何况他又是一副“老外”的形象，真不知道他是怎么运用他的“越境”经验闯过层层封锁平安到达北京的。
走之前，他知道我曾经黑夜里骑车回过一次北京，所以找我详细了解沿途的情况和走法。此外他还跟几个要好的朋友都通了气儿，我们都匆匆忙忙地给家里写信报告平安，让他带到北京去发。当时时间紧，谁也无法多写字，我给家里写的信，只是“我还活着，没有受伤”八个大字。
当时我正在偷偷儿地写我的长篇历史文化小说《括苍山恩仇记》，丹尼尔和他的夫人都是我那部小说的第一批读者之一。他的几个孩子，则是我的长篇叙事诗《望娘滩的故事》(1985年正式出版改名《岷江三爪龙》)的第一批读者。
1978年，中美两国还没有建交，正在谈判之中，丹尼尔就成了美方指名要求遣返的两个美国公民之一。经过几度交涉，中方终于作出了让步，在不否认他是中国公民的前提下，答应他们全家以赴美探亲的名义离开中国。至于他到了美国以后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那可就是“他自己”的事情，与中国政府无关了。——中国政府喜欢“无事生非”，没事儿找事儿，这就是典型的案例。如果建国初期就准许他们母子去美国，哪至于会有这许多故事？
丹尼尔接到通知到北京办手续，当时他并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只知道要他回家一趟。他在北京把手续都办好以后，自己没回农场，却让胖墩儿回来处理东西：把他所有的衣物全部分赠给与他关系不错的难友们留作纪念。我得到的是一条美国军用薄呢毛毯。我知道，这还是他父亲的遗物，应该说是很有纪念意义的。
丹尼尔十六岁进的中国劳改队，走的时候已经三十六岁，二十年的劳改，对中国的劳改队生活可以说是了如指掌，熟之又熟。他去美国，对美国政府特别是情报部门来说，肯定是个十分“有用”的人才。因此我托胖墩儿带一句话给他：尽管他在中国受到了“不公正”待遇，被关押了二十年之久，但我希望他到美国以后，不要给情报部门工作，千万不要再卷进政治旋涡中退不出身子来。因为据我的看法，凡是特工，不论是哪个方面的，几乎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劳改农场中，不但关有国民党的特务，也关有共产党的特工。何况我在上海市行政干部学校当教育干事的时候，校长是潘汉年。潘汉年刑满以后软禁在团河农场，我还跟他有过偶然的邂逅一面，对潘汉年的故事多少有些知道。胖墩儿同意我的看法，表示一定把我的“金玉良言”带给他。
他走之后两个多月，我听说跟他最好的朋友汤宗哲已经收到了他从美国的来信，我看了这封写给所有老朋友的“通函”之后，就写了一封简单的问候信，托小汤附寄转给他。一个多月以后，我收到了他的一封邮简，是寄到浙江缙云县我老婆那里转的。信的内容如下：
吴先生：
<p style=\"margin-left: 24pt\">
首先让我代表全家人向您祝贺您的新的开始。您让小汤转来的信已经收到，并知您的近况。我们很为您得到新生而高兴，希望您在选择好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发挥您的才能，为祖国争光。不管您的小说什么时候出世，我们都在等待和盼望着。
<p style=\"margin-left: 24pt\">
您现在可能在北京住下了。等安顿下来，总该让您的夫人及可爱的女儿接到北京来观光一下喽。听到许多朋友都有了新的安置，心中觉得很愉快，觉得国家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要感谢华主席及邓副主席。可惜我们不能在北京相见了。虽隔千万里，只有用书信传达我们之间的友谊。
<p style=\"margin-left: 24pt\">
我们全家都还好。虽然到这里已经两个月，但未安置完毕。等安置好一定写信给您。
祝您快乐！
友 林校书
许凤智
79.3.23.
信的开头祝贺我“新的开始”以及把信寄到浙江去转而不直接寄到农场，除了怕农场扣押外国来信之外(我的许多外国来信都被农场扣押，直到唐山大地震农场传达室倒塌，才被翻出一大扎来，这件事情丹尼尔是知道的)，这里面还有个阴差阳错的故事。
1979年初，我的原单位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派了两个干部到清河农场来给我“第一次落实政策”，宣布我是“错划”的右派，给我恢复名誉并恢复行政二十一级的工资级别，但却不把我调回原单位，而是要求清河农场执行。①为此原本在国务院当机要通讯员、外号叫“焦大炮”的中队长焦如棕声势汹汹地跟那两个干部吵了一架，大意是说：“吴越是你们错划的，不是我们错划的。我们这里是劳改农场，是执行单位，不承担任何责任。是你们错划的干部，你们自己收回去，我们管不着。我们无法安置他的工作，也不会给他发行政二十一级的工资。”那两个干部答应把农场的意见带回去向领导反映。这期间，我一直在等待着原单位的“好消息”，所以在短信中告诉丹尼尔我有可能回北京工作。事实上我是到了1979年年底“第二次落实政策”，才正式宣布由原单位负责安置的。但由于国家语委是个紧缩单位，编制只有五十个人，而当时在职人数就已经超过了一百，所以他们只好派人到我老家去联系，想把我安置在浙江。后来还是通过著名科幻作家郑文光同志(他原来和我同住一个院子，如今已经故去)的介绍，由科学普及出版社的社长兼总编辑郑公盾同志调我去该社科学文艺编辑室当编辑——这是后话。
<table cellpadding=\"0\" cellspacing=\"0\">
<t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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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 heigh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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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g height=\"76\" src=\"file:///C:/Users/蓝雨/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E7D3.tmp.png\" width=\"384\" /></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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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ody>
</table>
大约在丹尼尔走后的半年多，也就是1979年夏天的一个星期六晚上，我正在宿舍里继续修改润饰我的《括苍山恩仇记》，忽然住在我隔壁的“小朝鲜”(是个小时候被父亲从北朝鲜带到延边来定居的朝鲜人，因为不满大陆的政治环境，企图偷越国境回到北朝鲜去而被捕劳动教养；其实北朝鲜的政治环境并不比中国大陆好；他曾经跟我学过世界语，我也给他介绍过好几个外国的世界语朋友，所以跟我的关系比较好)，手捧着半导体收音机跑了过来，回手先把房门关上，这才神秘兮兮地把半导体收音机放到我的耳边让我听。尽管他的收音机喇叭很小，音质有些失真，但我立刻听出那是丹尼尔的声音。前面的话已经播过去了，什么内容我不知道，只听见他在说：“……到台湾来之前，只能从大陆的报纸上了解台湾，所以我只知道台湾的老百姓身受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双重压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根本没有自由幸福可言。这次到台湾来采访，我曾经下定决心，采访期间，绝不在台湾发表任何看法。但是通过近一个星期来的采访，我的观念变了。今天我离开台湾，不得不改变初衷，说一说我在台湾采访一周的观感。……”
下面他列举了许多事例来对比台湾与大陆的不同。例如他一到台湾，就问当局怎么安排他的采访，什么地方可以去，什么地方不可以去。因为他知道，在北京，凡是通向郊区县的主要路口，都有武装警察站岗，而且立有“外国人未经许可不得通过”的大牌子。外国记者在大陆采访，都是当局安排日程，并且由当局安排采访对象的。所采访的对象怎么说话，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都有统一的口径。为了应付采访，甚至故意布置现场，装潢门面，所有采访过程事先都要经过编导并模拟彩排，跟演戏也差不多。但是台湾当局的答复却出于他的意料之外：除了保密机关之外，他想到什么地方采访，就到什么地方采访，当局绝不干预。于是他到处乱闯，先后采访了许多工人和农民的家庭，发现台湾的工人和农民家里不但丰衣足食，而且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收录机等等家用电气几乎一应俱全；特别是小型的家庭式农场，繁重的作业几乎都是机械化的，所有这些，都出于他的意料之外……
这样的报道，应该说是比较客观的，在今天看来，也是很真实、很平常的事情。但是在二三十年前，大陆的新闻报道还被“四人帮”所把持，所谓的“新闻”不但不新，而且内容都是“假大空”的，没有新闻的主要因素“真实性”可言。凡是“敌方”的事情，包括人民的生活，都只能说坏，不能说好。那时候，有关台湾的真实情况，在大陆是不可能如实报道的。在大陆，只能说什么都好，一切都好，空前的好，不但比“解放前”好，而且比“水深火热”中的台湾人民强一千倍、一万倍。
从建国初期开始，干部们说话，总是：“我们共产党人，是最实事求是的，说话是算数的。”“共产党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共产党绝不允许饿死一个人。”等等。但是后来老百姓发现，最不实事求是的，就是这些说假话、大话、空话的干部，制造的冤假错案也最多。五六十年代那时候，商店菜市场里什么也没有，但是外国记者来采访，货架子上的物品一下子变得琳琅满目，要什么有什么，因为售货员和购货人都是由演员扮演的。一拍过照片和录像，货架子上立刻就空了。特别是搞运动整人，根据“共产党是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理论，发展为诡辩学：“你的案子是共产党判的，就绝不会错。”你不服上诉，就是态度恶劣，就是不认识错误，就是污蔑共产党，因此总是越上诉越加刑。
这些情况，其实外国记者并不是不知道。丹尼尔在中国住了三十多年，心里更清楚。形而上学、不实事求是的结果是，外国人不相信，中国人更不相信。
1980年，我还收到过丹尼尔寄来的一封“通函”，也就是内容相同的复印件，寄给他所有在中国大陆的朋友，报导他们一家到达美国以后的简况。大意是说他到了美国以后，开头住在他哥哥、姐姐家里，三个孩子都上了当地的中小学。他的妻子和孩子都没有学过英语，孩子们既没有特地上英语补习班，也没有降一两个年级，而是接着大陆的学历跟班读书。为此他规定在家里谁也不许说汉语。头一个学期三个孩子功课都跟不上，第二个学期就都跟上去了。胖墩儿尽管学得比孩子们慢些，但是日常生活用语基本上也都学会了。不久丹尼尔接受一家报馆的聘请，当了记者，专程到台湾去采访过一次。胖墩儿则在一家水果公司当临时工，干的是检查水果的工作，也就是开箱子、钉箱子的体力活儿，每小时工资美金8元，折合人民币，比她丈夫当年在农场一个月的工资(36.5元)几乎高一倍。丹尼尔的母亲已经年过六十，按照美国政府的规定，尽管她没在美国干过一天工作，但仍享受每月500美金的养老金，完全够她自己一个人用的了。他们全家在印第安纳州威廉堡郊区租了一座房子，虽然是平房，但有大小十几间房间和两个卫生间，还有两个车库，夫妻二人每人买了一辆小车子。随信寄来了四张照片，除了一家五口的“全家福”之外(没他母亲)，还有他们在客厅、大门口和车子旁边的照片。
为了写这一节文章，我本想把这封信的原件翻出来照抄，但由于我搬了一次家，把东西都放乱了，一时找不到，这里不但无法引用他信里的原文，连那几张照片，也无法插入了。
1996年，胖墩儿来大陆探亲，通过朋友的联络，终于由汤宗哲的夫人小詹(她与丹尼尔原来同住一个院子，是由丹尼尔介绍给小汤的)陪同，到我家来拜访我。我让老伴儿做了几个菜，大家坐下来边吃边聊。通过交谈，方才得知她们到了美国以后的一些新情况。
第一，她已经改名为Floral Kelly。在英语中，Floral是“花卉”的意思。看起来，就是她的外号“小翠花儿”的英译。
第二，得知他们一家六口到达香港的那一天，尽管他只不过是个小小的老百姓，当时全家人还没有一个是美国公民，但是美国驻香港领事居然亲自到飞机场迎接，并安排他们在香港游玩参观了将近一个月，凡是香港著名的地方，包括海底公园在内，几乎都去看过。胖墩儿有一句话说得平淡但却很深刻：“人家美国政府，对于在海外的侨民，是很关心的。”
第三，丹尼尔一家定居美国之初，因为他是个“中国通”，曾经以雇员的身份给几家报纸当记者，专门到台湾采访。我在广播中听到的，正是他当了记者到台湾采访临上飞机回国之前向广播电台记者发表的感想。他接受我的建议，没给政府部门工作，而是给民办报纸当记者。后来考虑到自己既缺乏学历(他连小学毕业的文凭都没有)，也缺乏真才实学，尽管他已经四十来岁，儿女都已经长大了，仍下决心上了大学，学的是计算机，现在在一家保险公司工作。不过他在中国的遭遇和经历也没有浪费：他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就叫《我的监狱生活三十年》——其中可能有一些他童年时代在日军集中营中的生活叙述，当然是他母亲的回忆了。至于胖墩儿自己，早期因为语言不通，只能干些体力活儿，在水果公司检查水果质量，每周干五天，每天干六个小时。她很快就越过了语言障碍，现在已经能够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在一家公司当雇员，当然不再是开箱子钉箱子了。只是她上班的地方离家很远，相当于从北京到保定，每天要在高速公路上浪费四五个小时。有一次驾车不慎出了车祸，车子报废，人也进了医院。幸亏车和人都有保险，所以车子换成了新的，人也康复出院。如今几个孩子都已经长大，而且都已经结婚。她拿出照片来给我看，小静已经是个高鼻子蓝眼睛的标准美国青年，当然再也不叫“小静”了。刚到美国的时候，为了适应语言环境，他们在家里一律不许说汉语。其结果是：不到一年，孩子们的英语都过关了，在班上的名次也逐渐提高。两个女儿汉语还没忘记，可惜的是：儿子小静已经把汉语忘得一乾二净，再也不会说汉语了。——这一点是他们夫妻的失策，我建议他们一定要让小静把汉语“捡”回来，但不知结果如何。
她临走的时候，我送她《括苍山恩仇记》和《岷江三爪龙》各一部。她曾经答应回美国以后给我寄丹尼尔写的书来。不知道是她没寄还是寄而没到，不但书没有寄来，从此以后，竟连信也没收到过。
胖墩儿是我在劳改农场所遇见的女性中最令我佩服的两个女性之一(另一个就是“小月亮”，详下节)。她对爱情忠贞，不惜以牺牲自己的一切作为代价，去换取两心融洽、虽苦犹甜的贫困生活，特别是心甘情愿地跟他一起在劳改农场苦度光阴，更为难能可贵。老天爷不辜负她的选择，终于给了她一个完满的结局。
祝福她在大洋彼岸生活幸福，一天比一天更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