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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小福尔摩斯落难
书名：落进罗网的猎手 作者：吴越 更新时间：2015-11-28 16:39 字数：5231
夏诚从桌上一头栽到了地下，当时就人事不知，不会说话了。如果马上送到医院去抢救，也许还能活，但是造反派愣说他这是装死躺下，逃避斗争，叫人把他拖回牛棚去算完事，没再理睬他。半夜里，这位十六岁就入党的老战士，在他四十四岁的有为壮年，竟被迫害致死，没有留下半句遗言，带着他无法消解的遗恨，撒手长逝了。
夏诚死去以后不久，他的妻子带着十四岁的儿子夏秋也被轰回了交河县原籍，交贫下中农监督改造。夏诚的父亲，在当地是个有名的大财主，不过却不是恶霸，也没有当过汉奸，多少还做了一些造福乡里的善事，因此名声还不算臭。夏诚在B市工作期间，乡亲们为公事为私事去找他，他总是尽心尽力，大伙儿也都还记得他的好处。夏诚是独子，父亲也没有兄弟，有个姑妈，也早死了，族中只有些远房亲戚。土改以后，夏家的田地房屋全都分光了，如今母子二人回到从未回去过的“故乡”，当然是举目无亲，衣食无着。全靠乡亲们不忘昔日好处，给母子二人腾出一间屋子来，暂且住下。
夏秋的母亲是个知识分子，从来没有干过农活儿，要靠下地挣工分儿吃饭，非饿肚子不可。好在她只是个黑帮家属，本人是教师出身。赶巧村学里的老师得了肺结核，怕传染孩子，请了长假，大队支书就自作主张，叫夏秋的母亲去代课。
大队里办的村学，只有一二三三个年级，孩子们都还小，更不懂得伸出小小的拳头去打倒什么“师道尊严”。因此，夏秋的母亲等于住进了免费疗养院，在孩子们天真无邪的欢笑中慢慢地愈合她那内心的创伤。
按照当地的土政策，“地富反坏”四类分子的子女只许读到小学毕业就辍学，不许升初中。但是对于夏秋这个黑帮的儿子、地主的孙子，乡亲们却另眼相看，允许他到公社中学去继续读书。
那时候，农村中学的“文化大革命”不像大城市里闹得那么凶。夏秋的功课好，知识面广，也肯于帮助同学，大伙儿都很喜欢他，还吸收他参加了红卫兵组织。一九六八年红卫兵大串联的时候，夏秋居然也参加了。那年他已经十六岁，跑遍了大半个中国的主要城市，增加了很多知识。他已经看到了自己暗淡的前途，也懂得怎样去记恨害死父亲的仇人。这个特殊时代的特殊熔炉，把孩子们都熔炼得更加早熟起来。
夏秋他们的长征队终于到达了B城。皮带飞舞、水面上老有溺尸的“红色恐怖”刚刚过去，社会秩序变得空前混乱，由打砸抢蜕变而来的扒窃、偷盗、溜门撬锁，随时威胁着安份守己的老百姓们。美丽而安宁的B市，在夏秋的眼前消失了。
抓了个空儿，夏秋去看望他的同班同学、最好的朋友赵子林。他的父亲，是B市的商业局局长，六六年也受到过冲击，还被挂牌子、戴高帽游过街。两年过去了，夏秋也不知道赵家是不是还住在老地方。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摁响了门铃，出来开门的正是赵子林：身穿草绿旧军装，腰系宽皮带，左臂一个鲜红的红卫兵袖章，精神焕发，一副洋洋自得不可一世的神气。一见夏秋，满脸欢笑地扑上前来抓住了他的手摇了又摇，赶紧就往客厅里让，显得特别亲热。夏秋多少有些惊讶，按照他事先的估计，赵局长受到冲击，他家的日子是不会太好过的。赵子林已经觉察到夏秋的疑虑，连忙解释说：他父亲接受了革命群众的批判以后，已经得到解放，并且被结合到新成立的革委会班子里，成为主要领导人之一，每天忙于开会，不到深夜，不会回家。夏秋跟他走进客厅，只见沙发、茶几全换成新的了，想来一定是抄家之后才得到“赔偿”的。客厅里散坐着五六个红卫兵，有男的，也有女的，却全都不认识，显然是他新交的朋友。
赵子林向双方一一作了介绍，特别声明他跟夏秋是“不是兄弟胜似兄弟”的异姓手足，又郑重介绍夏秋是得之家传的“小福尔摩斯”，脑子特别灵，最喜于分析推理。他问夏秋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是不是全家都搬回来了。
夏秋一家的遭遇，赵子林全知道，用不着相瞒，夏秋把自己下乡后继续上学、这次是以红卫兵的身份参加串联来到B城的大概情形说了说。赵子林拍着巴掌哈哈大笑起来：他们几个人今天在这里聚会，就是商量出发长征的事儿，愁的正是谁也没有离开过家，缺少个领队的。这回好了，老天爷给他们送来了一个串联老兵，连向导带领队的全有了。夏秋说他不能丢下同伙儿不顾，必须同来同回，赵子林说：“只消让同伙儿捎个信儿回去，告诉母亲你在这里办迁户口的事儿，家里就放心了。等串联回来，好好儿跟我爸爸说说，让我爸帮你活动活动，你们娘儿俩的户口，还真有迁回来的希望呢！”夏秋听他说得那么有把握，沉思了一下，就很痛快地答应了。
夏秋跟赵子林他们上了路，这才发现这一帮十六七岁的男女孩子，不单晚上都是一对儿一对儿地搂着睡，白天还是扒窃的能手。他们打着串联的旗号，依靠“妙手空空”的高超技艺，在全国各大城市到处游逛。他们作案的地点主要是在火车上，时间大都在深夜旅客们全都入睡的时候，再加上他们有红卫兵的身份作掩护，不但手到擒来，而且几乎永远不会有案发的时候。他们采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战术，在一个城市玩儿上十天八天，马上开路。反正有的是钱，吃的喝的抽的都不缺。开头一些日子，夏秋似乎什么都满足了，要说还缺少什么的话，那就是还缺个陪他睡觉的大姑娘。过不了多久，他们在四川收容了一个开封姑娘，长得还挺水灵的，一口河南话更其有趣。据她自己说，是跟伙伴们一起出来串联，半路上走散了，从此成为“单身红卫兵”，实际上，多半儿是被人家故意甩下的。她要求参加他们的长征队，最后带她回开封。大伙儿要夏秋作决定，夏秋看那姑娘眼泪汪汪的，楚楚动人，显得三分可怜，七分可爱，就笑着点头了。
那姑娘名叫冯玉英，才十五岁半，却已经是长征路上的老兵，武汉、南京、上海、杭州、福州、广州、长沙、韶山这些地方都去过了。当夜他们在一所小学的教室里“宿营”，小英子见别人全都一对儿一对儿地“归巢”了，只有夏秋一个人是单身，就大大方方地把背包放到了夏秋的旁边。逗得赵子林也笑着说：“小英子真有眼力劲儿！”
就这样，小英子变成了小秋子的“小婆子”，高高兴兴地跟他们一起朝拜了革命圣地延安，又平平安安地回到了她的故乡开封。夏秋遵守诺言，把她送回到她父母身边。她的父母亲千恩万谢，口口声声直说：“毛主席的红卫兵都是好样儿的！”
回到B市，夏秋已经完全被赵子林所控制，不但成了他们那个团伙的一分子，而且还是个中坚分子。他学会了高超的扒窃技艺，能在与人擦身而过时把钱包掏到手而对方毫不觉察；能巧妙安排策划撬开商店仓库而不留下丝毫痕迹。至于姑娘么，那更是不在活下，换了一个再换一个，反正都是“小婆子”，谁也不是黄花闺女。在赵子林父亲那把大红伞的掩护下，他们安全、自由，可以为所欲为，无所顾忌。
夏秋才十七八岁，但是坎坷的经历使他早熟，使他片面地观察社会，扭曲地理解人生，畸形地发展个性。在人与人之间，他找不到友谊，找不到真诚，也找不到爱情。他所能看到的，所能接触到的，只有互相欺骗、互相利用。在他的心里根本没有爱，只有恨。他恨这个世道不公正、社会不进步、国家不争气；更恨他的杀父仇人刘建民。他也恨自己手中没有扭转乾坤的那股子神力，可以去改变这个他所不满意的世道、社会、国家；可以公公正正地手刃自己的杀父仇人。他恨自己的软弱无能，也恨自己的自暴自弃。他生存在他所不满意的矛盾之中，却又在亲手扩大这种矛盾。
在这个世界上，他似乎只不恨一个人，那就是他的母亲。他按月给母亲汇回去五十元钱，谎称这是他当临时工挣来的，并说迟迟不回交河的原因，是正在四处奔走，一者要为父亲伸冤，二者正在设法把母子二人的户口迁回B市。
夏秋在赵子林的那个团伙中呆了将近三年，虽然作案累累，偷、抢、撬、骗无所不精，却奇迹般地从来没有失风过。这一者是因为有赵子林父亲这顶红色保护伞在遮盖、荫蔽着他，二者是夏秋从小在“公安大院儿”里长大，从父亲那里，从叔叔阿姨们那里，一个个生动有趣的破案故事，听也听熟了，如今把这些侦破知识用到“反破案”上来，居然有十分神奇的效用；三者是砸烂公检法以后，社会混乱之极，人命案子层出不穷，尚且无人接手立案办理，何况区区盗窃小案，更其没人过问了。即便失风当场被抓住，也不过被臭揍一顿而已，因为群众都知道，把小偷儿送到派出所去，关不了三四天，就放出来了，还不如痛打一顿倒解气。
这就是赵子林一伙儿之所以要死死地抓住他这个“小福尔摩斯”不放，却又千方百计地诱使他去当亚森罗苹①的真正原因。
夏秋的母亲三年见不到儿子，一则很想念，二则不放心。当时社会上一方面在荡涤污泥浊水，横扫牛鬼蛇神；一方面却沉渣泛起，匪盗丛生，许多温文尔雅、品学兼优的青年，从红卫兵沦为流氓盗窃的事例，随时可闻，到处可见。夏秋从十六岁出去“长征”，三年不归，如今已经十九岁了，知道他是长进了，还是堕落了？虽然有赵局长这个老朋友照顾，但是那年月的人，变化大得很，谁能保险？ 夏秋也想念母亲，曾几次提出要回交河看看。但是赵子林怕他一去不回头，失去了智囊谋士，有碍行动，总是千方百计地阻止他。先是找个漂亮小妞儿缠着他，想用美色消除他回家去的念头；后来见美色无用，又说他的户口马上就要办下来了，叫他再等等。赵局长跟夏诚早先固然是老朋友，但是当时讲究的是“亲不亲，线上分”，如今一个是响当当的革委会领导班子成员，一个是死有余辜的走资派，案子不翻过来，怎么能够把轰回原籍的家属又迁回来？更何况他们俩不是一个单位的人，并不是他说了能算的事儿。因此口头上虽然答应过夏秋一定给他办，但实际上总没有机会，也没有胆子。每次夏秋问起，总是支吾搪塞，总是说：“快了，快了。”
一九七一年春天，夏秋接到母亲病危的加急电报，再也顾不上小妞儿、等不得户口了，收拾收拾，马上要回交河。这几年中，他分赃所得，数目已经不少，赵子林为了要拴住他的心，又给了
① 亚森罗苹——小说《福尔摩斯与亚森罗苹》中的一名大盗，是福尔摩斯的强力对手。他一笔钱，还让大伙儿给他凑了一笔医药费，供他母亲住院抢救之用。哥儿姐儿几个来不及为他饯行，只能把他送到车站，就匆匆分手了。
夏秋赶回交河，才知道母亲只不过偶感风寒，高烧不退，住进了县医院后，病情已有转机，并无生命危险了。他在县医院陪住了几天，见母亲已经基本康复，就办了出院手续，跟母亲一起回到乡下。
母亲的病好了，也不肯再放儿子外出了。尽管夏秋并没有在母亲面前透露过半句关于作案犯罪的话，但在母亲的眼中，却洞烛肺腑地看出了自己的儿子已经跟三年前大不一样：他不仅抽好烟，花钱还特别大方，好像他兜儿里有花不完的钱似的。母亲追问他，他谎称那是下井挖煤挣的。还解释说：“文革”期间，矿井里的工人们都闹革命去了，下井挖煤的都是临时工，只要身强力壮就行，不要户口，不问来历，给钱还不少，三年中自己存了有几百元。哥儿们听说他母亲病危，又给他凑了几百元。带回来的，一共有千来块钱。母亲半信半疑，也知道轰出城市的黑帮家属要想返城绝非易事，指着这千把块钱，非要儿子继续上学不可。
那年月，“知识越多越反动”、“读书无用论”风靡一时，但是夏秋的母亲不这样看。她自己虽然是个被歧视的知识分子，但却绝不歧视知识。她反对请客送礼走后门儿，但为了儿子，她违心地送了礼，把儿子从后门送进了县里上高中。夏秋从小在学校里就是个学习尖子，父亲无端地被整死以后，他陷入了空虚、迷惘、矛盾、仇恨的复杂心情中，在沉沦和犯罪中求过解脱，想死没死成，想报复又缺乏能耐，结果只是使自己更痛苦、更烦恼而已。他才十八岁多点儿，在母亲的鞭策和苦劝之下，他“就范”了。他交出了近千元的“积蓄”，戒掉了烟酒，暂时忘记了痛苦和忧伤，把心收回来，继续规规矩矩地读书，认认真真地读书。虽然当时“读书无用论”已经在全国形成不可逆转的势力，肯于用功读书的学生并不多，但是夏秋却有他自己的打算：要尽一切可能充实知识，只有充实的知识，才能更顺利、更迅速地向仇人、向社会去索回父亲的血债、母子二人的青春和苦难。所以，在班内，他年龄最大，成绩也最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