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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 川 军 一 瞥
书名：中共密使杜重石特殊将军的读白 作者：吴越 更新时间：2015-11-02 15:06 字数：16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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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森上了张国焘的当，挨了“回马枪”，连老窝儿都几乎失去，不得已，只好又与刘湘联合。刘湘是个很迷信的人，出兵打仗，还要请“神仙”指示天机。结果一败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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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为了监督非他嫡系的川军“剿共”，派他嫡系的特务入川“监军”。钦差大臣拿着尚方宝剑，找川军开刀。谁撞在刀口上谁倒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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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森见在四川已经没有他的发展余地，决心投靠蒋介石，来一个背靠大树好乘凉。
一、神仙师长刘从云
刘湘是四川大邑人，毕业于四川陆军速成学校。他出生于1888年，比杨森小四岁，是杨森后届的同学。
1921年搞的“四川自治”，三十三岁的刘湘出任四川各军总司令兼省长，实际上是在省内打内战。1924年12月，曾被杨森攻克重庆，1925年8月，刘湘联合刘文辉、赖心辉、邓锡侯等部，又把杨森赶到川滇交界处。所以他与杨森之间“夙怨”甚深。1926年北伐期间，大势所趋，各路川军表面上总算结束了多年的角逐，全都“联合”在国民革命军的旗帜下：杨森受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刘湘受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刘文辉受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
1933年夏季，蒋介石任命刘湘为“剿匪总司令”，指挥各路川军围剿红军。
但是川军各派之间矛盾深重，互相猜忌，特别是刘湘与杨森之间，夙怨很深，勉强受命于蒋，也是面和心不和；其余川军首领，更怕红军一旦被消灭之后，刘湘会“挟天子以令诸侯”，借蒋介石之名，行他吞并各派川军、独霸四川之实，因此大都抱迟疑观望态度，或拥军自重，或虚张声势，谁也不肯卖力。从1933年12月到1934年4月底，刘湘的六路大军围攻川北红军，发动了三次总攻，结果不但没有消灭川北红军，反而给川北红军以可乘之机，使各派川军都有程度不同的损失，伤亡总人数达三万以上。
对于这一情况，身为“剿匪总司令”的刘湘，当然也有所觉察。为了缓和、消解相互之间的猜忌和矛盾，刘湘特地于1934年夏天在资中召开了“第一次剿总军事会议”。在会上，刘湘除了当众保证“剿匪”结束以后各派川军的原有地位之外，还决定设立一个“剿匪总司令部前方军事委员会”，以杨森、邓锡侯等各军军长为委员，却以二十一军模范师师长刘从云为委员长，代替刘湘在前方指挥。
这个刘从云，本来是个以星相占卜为业的江湖术士，据说他的“面相术”很准，所以外号人称“刘神仙”。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刘湘，大讲朱元璋因为得到刘伯温的辅佐，方才成为大明王朝开国之君的故事，暗示他就是可以辅佐刘湘成“大业”的“当代刘伯温”。刘湘一向迷信，对刘从云的花言巧语十分赏识，竟任命这个不知行军打仗为何事的江湖术士为模范师师长。有道是“一张床上睡不了两家人”：刘湘之妻，外号“刘佛婆”，本是个佛教徒，十分相信善恶因果、轮回超度之说，在刘从云鼓舌如簧的蛊惑之下，深信他是个能预卜生死凶吉祸福的活神仙，竟拜他为师，跟他学起什么修真养性、长生不老之术来。
我国古代的军事建制中，曾经有过“军师”一职。军师是文职人员，他们大都不会舞枪弄棒，更不会上阵厮杀，只是出谋划策的“参谋长”，掌印行令，还得“元帅”升帐。所以俗话又有“军师行不得令”的说法。我国古代的军师，据说一般由熟读兵书、阵法的儒生、道士或江湖术士担任。我国古代有“四大军师”之说，指的是：姜子牙、张良、诸葛亮、刘伯温。但是姜子牙时代，孔丘和李耳都还没有出世，因此他既不是儒生，也不是道士，而是个在朝歌街上开过命相馆的江湖术士。张良传说是黄石公的高足，是不是道教，已经无法考证了。但是聪明的张良晚年装出一副“潜心学道，不求仕进”的假象来，方才不为刘邦所忌，免于诛戮，则是事实。诸葛亮呢，明明是个儒生。传说他的军事知识得之于岳父，但是他岳父是是哪教哪派，他的本事又是从哪里学来的，也无从查考了。而多少年来的舞台形象，却让诸葛亮穿上了八卦衣，披发仗剑，呼风唤雨，一定要让他和道教沾点儿边。刘伯温在元朝末年当的是浙东儒学提举，相当于今天的教委主任，是个儒生，当无异议。但是除了这四大军师之外，历史上也确实有一些军师是由流落江湖的“牛鼻子道人”担任的。不但李世民有个徐茂公，连李自成也有个宋献策。于是，刘湘任用江湖术士刘从云为“军师”，似乎也就名正言顺了。
许多书中提到刘从云，都把他说成是一个骗饭吃的江湖术士，其实不是。他的真实身份，是一个有组织的会道门 头子，而且还是一个雄心勃勃、想叱诧风云、统治中华大地的野心家。多年来，人们只知道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一种人，却不知道内中底细。解剖一下刘从云这只“麻雀”，大概可以起一个“典范”的作用。再有人写这方面的小说或电视剧，就不至于信口开河了。下面根据《四川文史资料》第十二辑上的有关专文，介绍他的出身和“组织”情况。
刘从云原名宗培，威远县(今属内江市)人。他为人机变诡诈，又好权谋术数；读过一些旧书，曾经教过私塾，口才不错，最长于讲古。开始只以卜相、星命、堪舆来骗取钱财，后来才发展到想借封建会道门达到他取得政权的目的。民国十年(1921)以后，四川省军阀割据，连年混战，人民群众备受蹂躏、压迫和剥削，每每借迷信来求得暂时的安慰和解脱。刘从云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上，通过会道门组织，把许多豪绅、地主、富农甚至军阀、官僚、政客引入道门，被他愚弄、欺骗，入其毂中。
刘从云早在清代末年就参加了威远县刘永宽创建的所谓 “一贯先天大道”。当时刘永宽笼络了不少的信徒，以禳灾、超度亡魂等花样骗取钱财。刘从云入道以后，就萌发了取而代之的心思。后来刘永宽果然被他逼死或气死，于是刘从云就宣扬说：“我才是真正的一贯先天大道。我奉玉皇的谕旨，代天宣化，要挽回下元末劫。现在儒、释、道三教合而为一，统由我来执掌，也只有我才能挽回红羊劫难，普渡众生。”
“红羊劫”，是一种“史谶”之说。南宋理宗年间，有一位算命先生叫柴望，写了一部《丙丁龟鉴》，上书提请朝廷注意:每逢丙午、丁未年，社稷必有祸患。因为天干“丙”“丁”和地支“午”在阴阳五行里都属火，为红色，而“未”这个地支在生肖上属羊，所以每六十年出现一次的“丙午丁未之厄”,就被称之为“红羊劫”。宋人最惨痛的记忆“靖康之耻”,就发生在丙午年（1126年）。据柴望统计，从秦昭襄王五十二年丙午（公元前255年）,到五代汉天福十二年丁未（公元947年），一共经历了二十一个丙午、丁未年，都发生了动乱或天灾。南宋以后的元明清，直到民国，据说凡是遇到丙午、丁未年，大小都有劫难；甚至1966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因为正值夏历丙午年，也被认为是“红羊劫”。
历史上劫难不断，并不是只有丙午、丁未这两年才有劫难，更不是除了这两年就没有劫难。对 今天的人来说，知其为迷信，固不待言。但是对于清代末年的人、特别是乡下的农民来说，千百年来的封建迷信根深蒂固，要他们不迷信，真还相当困难。眼看着光绪三十三就是又一个“红羊劫”来临，怎不人心惶惶？刘从云以“入我门中，可逃劫难”为号召，相信他的人，还是很多的。
刘从云开始“传道”，只在威远、荣县、自贡、富顺、内江、资阳、资中等市县活动，而且主要在文化相对落后的农村。入他的道，是要缴纳“贽见之礼”或“车马费”的。富的多缴，贫的少缴，总之一定要缴。此外还要向菩萨发誓，在“雷瘟水火刀”五劫中任凭选择，然后赌一个咒，保证不“泄漏天机”，如果违反，发誓报誓。
到了1920年前后，刘从云就在上述地区网罗了数千徒众，男的称为“乾生”，女的称为“坤生”。先后开设了108个坛馆，每个坛馆都有一个菩萨坐镇，并设馆长一人，专司香灯茗供和保卫工作。
为了加强层层领导，刘从云又分别成立了六个通部（总坛），即钧通、安通、宝通、微通、祈通、极通。另外还有一个统领六通的通部叫明通。
凡是在总坛、支坛、分坛馆充任总令、副总令、参议、参事、馆长等职务的骨干分子，绝大多数都是当时当地有钱有势的豪绅、地主、资本家、富裕农民以及没落的文人等。
刘从云见条件逐渐成熟，可以向外发展了，就在1926年到成都把昌尔大、黄时英等人拉了进来。昌尔大号介人，是个没落的地主，也是成都市品质最坏的文人；黄时英号石子，营山人，四川讲武堂学生，当时在邓锡侯部陆军第三十师第五十九旅杨秀春部第118团任团长。吕、黄等人入道之后，成立了静德馆，同时成立了一只“舟”，共七十二人。
重庆方面，通过第二十一军机关枪司令刘佛澄的介绍，把刘湘也拉了进来。刘佛澄和刘湘是同学。
刘湘是不是真的相信神道，也有人持不同看法。当时川军无论在物质和精神方面，都已经无法维系，统驭上很感困难；各军之间又尔虞我诈、你争我夺，团结也成问题。所以有人认为：刘湘参加道门，是企图利用迷信来加强对部队的约束力，加强对川军各部的控制，以利于他对部队的统驭和川政的统一。他和刘从云二人，是各有企图，互相利用的。刘湘想要耍“神仙”，“神仙”也想要耍刘湘，文章就在这里。
刘湘入道后，在重庆成立了“事圆馆”，也成立了一只“舟”，共计一百零八人，称为“百八子”，又称为“一百单八将”。
后来刘从云到武汉各地，又把贺国光之流也拉入道门，贺同刘湘在四川速成学堂同学，又是国民政府的军政要员，刘湘、贺国光都入了道，首先在军政界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入道的人更多了。
当时刘从云就曾经对他的弟子说：“从此英雄们入我毂中了。”他坐的是特制的大纱轿，名片上印着“川湘鄂滇黔等省高等顾问”的头衔，扈从甚众，威威赫赫，颇为炫耀。
刘从云传道得势之后，妄想实现他“问鼎中原”的迷梦，常对诸信徒说：“我道是孔子的先天大道，先修身，后齐家，最后要治国平天下。”他的门徒到处宣扬：“从云老师是刘备下凡，因为刘备在三国时没有统一全国，遗恨很深，这次玉帝派他下凡，借从云的身来传道，徐图大事，保卫汉室江山的继续。”从云自己也说过：“当此中原逐鹿，乱世出英豪的时候，挽狂澜于既倒，作中流之砥柱，舍我其谁。”
刘从云认为组织武装力量的条件已经成熟。他的这一企图，也很合刘湘的心理：到哪里去找一支由“神仙”统带的真正子弟兵呢？在刘湘全力支持下，刘从云就在1929年夏季，筹款购买枪支，成立部队。这次筹款，主要依靠富有财力的豪绅、地主、富农和资本家，他们大都是骨干分子，认为出了钱就有机会取得报 偿，等于是花钱买个官当当，所以筹款颇为顺利。当然，河海不择细流，每个信徒无论贫富，也都要尽到自己的一分力量。在很短时期内，竟筹集了二十三万多大洋。在当时农村经济破产的情况下，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于是刘从云就指派蒋尚朴和刘晓岚出川购买械弹。蒋、刘二人是从云的忠实信徒，原是刘湘的同学，现任刘湘部队的军官。这次出川，表面上看是刘从云指派，实际上却是刘湘派遣的。刘从云企图利用刘湘来组织、掌握武装力量；刘湘却蓄谋利用刘从云扩大了自己的兵力。
枪支弹药还没买到，刘从云就在1930年阴历二月发出了紧急指示，要后方的信徒们限期于三月三日以前赶赴重庆西端约二十华里的马王庙集结待命。到了规定的限期，确实有三千多人到达指定的地点，三月三日正式编成了队伍：部队番号为二十一军第一师新兵大队，共编为五个大队，每个大队辖五个中队。从此，这数千徒众就被骗入暗无天日的军营中了。
当年夏季，蒋尚朴、刘晓岚从省外购回德式步枪三千支，手枪二百支，子弹多少不详。从云又把新兵大队改编为模范队，计九个营另加一个手枪大队。
1931年，刘湘又把模范队改编为模范师，师长名义上由刘湘兼，实际完全由刘从云掌握。
刘从云怎么从一个算命先生变成一个师长，粗略地也可以看出四川军阀当年的队伍是如何组建的。
上有行者，下有效者。在刘湘两口子的带头之下，二十一军各师的师长，如范绍增、陈兰亭、周晓岚等人，也都拜刘从云为师。——范绍增名舜典，号海廷，绰号“范哈哈儿”(四川方言中,“哈哈儿”有“傻呵呵”的意思)、“大老造”。属马，比刘湘小六岁，四川省大竹县清河乡人。自幼不喜读书，喜欢到茶馆听书，最向往江湖豪侠劫富济贫。十三岁入袍哥(即哥老会)，和石柱县陈兰亭结为拜把兄弟，终日在外游荡。后来参加绿林，成为南北有名的袍哥首领。1923年投杨森，任第四师第八旅旅长，1926年9月杨森部接受改编期间，升任第七师师长，1928年倒向刘湘,任二十一军第四师师长。周晓岚则是刘湘的小舅子。
从此，刘从云在军中被尊为“神明”，而他自己也以当代的刘伯温和诸葛亮自居，俨然以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军师”身份出现。
1932年，刘湘与刘文辉争霸四川，发生武装冲突。刘文辉也是四川大邑人，与刘湘同宗同族。刘文辉比刘湘小七岁，但是论起辈份儿来，却是刘湘的小叔叔，四川方言称为“幺爸”。四川有一句歇后语，叫做“刘文辉的部队──垮干”，因为他的士兵中抽鸦片的人很多，战斗力很差，一打就垮。所以刘湘没费多大力气就打败了刘文辉，取得了胜利。当时社会上就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刘湘之所以能战胜他的“幺爸”，全靠刘神仙扶乩降神指示军机，所以才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当时军队中的将士很迷信，刘湘也乐得借此迷惑群众，笼络军心，通过以神治军的手段，达到他独霸四川的目的。
刘从云被任命为“剿匪总司令部前方委员会委员长”以后，杨森、邓锡侯等委员大都口服心不服，想给他点儿厉害看看。当时徐向前驻兵川陕边境米仓山南麓通江、万源等县，而蒋介石给刘湘的电令中，又有“徐匪用兵，有诸葛孔明之妙”这样的话，于是在讨论作战方案的时候，大家一致主张应该由川军中装备最精良的二十一军模范师去打通江和万源。刘从云当然也知道这是众川军首脑故意跟他为难，可是无法推诿，不得不硬着头皮应承下来，暗地里再寻思金蝉脱壳之计。
事有凑巧：当时川北根据地的红军，为了集中优势兵力打击川军，正主动从通江、万源撤退。刘从云探听确切，装模作样地扶乩请神，乞示行止，居然得到一道“大吉大利，旗开得胜”的法帖。然后摆出一副大张旗鼓长驱直入的架势来，挥军北上。果然大军到处，“如入无人之境”，“敌军望风披靡，不堪一击”。这一巧合，凭空给刘从云抬高了身价，增添了十二分的光彩。他在得意之余，居然口出狂言，宣称只消三个月，就能把入川红军消灭干净。
当年秋天，刘湘又召集第二次“剿匪军事会议”。川军各派系首领身着戎装，按辈份儿大小、实力强弱分坐左右两排，身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刘从云，却穿着曳地长袍，头戴红顶瓜皮小帽，帽额上镶一块长方形白玉，道貌岸然，极力装出一副诸葛亮再世的神态来，端坐在大厅正中的太师椅上，左右两个“侍童”，各穿黑色道袍，黑鞋白袜，披散头发，打扮得不伦不类。他的面前，是三张方桌拼接起来的“香案”，铺着大红氆氇毡，桌前围着彩色金绣姜太公封神故事的桌围子，案上点一对红烛，燃三支清香，香烛的后面，是一只烧着檀香木的铜鼎和一个扶乩用的沙盘。真是香烟缭绕，“神气”十足。不知道内情的人，只以为这里是哪一个教派的神坛香堂，绝不会想到这里是川军“最高级军事会议”的会场。
会议由“委员长”主持。他的开场白，更是别开生面，十分精彩：“我们是神兵。统领神兵的，都是天上的星宿下凡。‘共匪’是草寇，草寇焉能敌我天兵天将？”
说完了开场白，刘从云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对天行了三跪九叩的大礼以后，两个侍童各扶住丁字形乩笔的一端，在沙盘上颤抖晃动起来。刘从云用严肃低沉的语调，拖长了声音一字一句地唱：“神驾降临，诸弟子跪接。恭请神灵指示众弟子的前程和‘剿匪’的军机！”
在刘从云的“礼赞”下，众川军首领纷纷下跪。开会之前，刘湘就提出要杨森拜刘从云为师，行磕头礼。杨森大呼：“我妈死了，我都没磕过头。我不能给刘从云下跪。”刘湘又给他打招呼：“那么神灵下降的时候，一定要与众首领一起下跪磕头。”
杨森这人，虽然也是个封建割据的军阀，却不迷信。当时为处境所迫，在勉为其难的心情下参加这次会议，已经情非得已，再要他下跪磕头，实在无法接受。但是刘湘再三关照，又不能当场拆他的台，心里暗暗打定了主意：“到时候别人磕头，我行三鞠躬礼，总也能虚应故事了。”可是这时候听刘从云一吆喝，众将领们纷纷下跪，又见坐在自己两旁的邓锡侯、李家钰等人都已经跪了下来，如果自己依然像电线杆似的戳着，正应了“羊群里出骆驼”这句话儿，反而不美，于是只好也身不由己地跟着大家一起跪了下来，又跟着大家一起磕了三个头。
众首领一磕头，两个侍童扶着的丁字形乩笔也不颤抖了，接着前后左右地“走动”，在沙盘上“刷刷刷”地划出模糊不清似字非字的“天书”来。──这种“天书”，当然只有刘从云一个人认识。每划出一个，刘从云就高声唱出，用笔录下，拿一个丁字耙把沙盘抹平，侍童就接着划下一个字。
一连划了三个字，据刘从云辨认，说是“郭邓福”，并解释说：“神灵示意：弟子邓锡侯是福将郭子仪转世，跟郭子仪一样，五世同堂，福寿延绵！”
邓锡侯比刘湘小一岁，四川营山人，毕业于四川陆军第四中学，1926年接受改编，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八军军长。他身材矮胖，为人圆滑，外号“水晶猴儿”，又叫“邓汤圆儿”。杨森在蒲团上跪着，听说邓锡侯是“福将”，有点儿啼笑皆非，心里没好气地说：“你‘邓汤圆儿’应事圆滑，在川军角逐中，不论谁输谁赢，你都有糖吃，当然是福将，还用得着‘神灵’指示么？”
乩笔接着转动，又在沙盘上划出模糊不清的“天书”来，刘从云说是“关义杨”三字，并解释说：“神灵示意：弟子杨森，是关云长转世，性情高傲，但是义薄云天，肝胆照人，是‘剿匪’救民的中流砥柱！”
杨森听了刘从云的“神话”，心里没好气地说：“你这不是明明说我他日要败走麦城么？”
像这样，刘从云一一“点将”，给众将领判定祸福前程以后，沙盘上最后出现的是“天罡灭”三个字。据刘从云解释：“天罡”为三十六之数，神意当是三十六天内即能消灭红军。反正沙盘上的“天书”除了刘从云之外谁也不认识，只能任凭他胡说一气。
但是事实却并不像“刘神仙”预测的那样。红军主动撤出通江、万源以后，在8、9两月集中优势兵力，反攻川军，不但重新占领了通江、万源，还扩大到南江、巴中等县，将北起广元、南至阆中的嘉陵江东岸地区全部收复，与苍溪、仪陇、阆中的红色苏区联成了一片，声势更加强大了。
刘湘的六路“剿匪”大军，第一、二、三路逃到嘉陵江以西，第四路的杨森部队退守营山、渠县。刘从云见大事不好，脚底下抹油, 逃之夭夭。六路川军围攻川北红军的“空前壮举”，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蒋介石得知刘湘因听信江湖术士的胡言乱语而导致四川“剿匪”的不利局面以后，大为震怒，急电命令刘湘将刘从云以“巫术乱军、贻误军机”罪论处。刘湘对蒋介石报告说：“刘委员长”早就已经“辞职”，不知去向了。
自从刘从云“辞职”以后，刘湘表面上和他断绝了关系，实际上藕断丝连，仍经常派蒋尚朴、任绍虞和他联系，尤其是在蒋介石的势力深入四川省以后。1936年冬，蒋尚朴派人持刘湘的手令来到三槐树街32号公馆，限令住在该院的人家立即迁出，不得有违。过了几天，竟是刘从云迁移回来，住在这里，刘湘还不时来走访，过从甚密。
顺便说一句：1955年12月，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刘从云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后因病保外就医，1957年2月12日病死于成都家中。
于是，杨森又抓住这件事情对刘湘大肆攻击。他在广安县教育局召集二十军营以上军官和中小学校长讲话说：“大家都知道，我杨森是从来不相信装神弄鬼这一套的。这次刘湘强迫我在军事会议上磕头拜神仙，愚弄我。我是二十军军长，是全军的代表，所以实际上就是愚弄二十军，欺负二十军。二十军的官兵多年来跟我杨森南征北战，同甘共苦，我们遭此愚弄，必需卧薪尝胆，团结一致，共报此仇。”
杨森讲话以后，跟他一起去参加军事会议的参谋范埏(yán延) 生又把他耳闻目见有关刘从云装神弄鬼招摇撞骗的故事和笑话生动详细地描述了一番，引起了众人一阵阵大笑。
广安县教育局局长胡哲先，因他说话中爱用“把戏”二字，因此外号人称“胡把戏”。他听了杨森和范埏生的讲话以后，十分感慨地说：“现在已经是科学昌明时代了，刘湘还在军队中以迷信骗人，这种自欺欺人的把戏，害人害己，怎么能够不导致失败？”
杨森插话说：“我看刘湘耍的把戏，还不及胡把戏的把戏高明哩！”一句话，又说得大家哄然大笑起来。
在这次会上，范埏生还讲了一个类似的故事：
1931年，广东省主席陈济棠倒蒋。他是个很迷信的人，行动之前，特地请江西龙虎山张天师的后人为他扶乩降神，指示军机。沙盘上出现的“天书”，据说是“人必倒机不可失”七个大字。但是张天师没作任何解释，就离去了。他的徒弟解释说：“人指的是蒋介石。‘人必倒’，是说蒋介石必然倒台。‘机不可失’，当然是说倒蒋的机会不可失去。”陈济棠信了此话，通电反蒋。宁粤之战刚刚打响，陈济棠的空军被蒋介石收买，投向南京，反击粤军。陈济棠倒蒋失败，不得不宣布下野。出国之前，特地跑去问张天师：神明指示，为何不灵？张天师说：“神明指示，说得最清楚不过了。只是天机不可泄，我不能事先为你解释明白，所以才无言离去。乩文中的‘人必倒’，意思是说‘倒’字去人为‘到’，也就是蒋介石必然要到广东。‘机不可失’，明明已经告诉你飞机不可失去，你却不加注意，刚刚和南京打仗，飞机就失掉了，这不是逆天行事么？”
无独有偶。1929年蒋、冯、阎中原大战期间，唐生智为蒋军第五路军总指挥。12月1日,突然在郑州通电反蒋，改称“护国救党军第四路军总司令”。
唐生智此举，从时机和时间上来说，都选择得非常合适。当时蒋介石正与冯玉详、阎锡山打得焦头烂额，后方空虚。唐生智要是能够一鼓作气，通电之后立即出兵，出奇制胜，是完全有可能取得大胜利、大成功的。那样，不但中原大战的结局必然有所改观，中华民国的政局和历史，也要改写了。
但是唐生智在12月1日发出通电以后，却迟迟不发起总攻击。为什么呢？原来唐生智请他的“军师”顾子同根据“术数”卜定总攻的良辰吉日为12月27日，其余日子都有凶兆和劫难。于是，唐生智在通电以后，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居然按兵不动。
当时陈诚任蒋军第十一师师长，他一得到唐生智通电反蒋的消息，大吃一惊：他的部队驻地就在唐生智的侧翼，而且与蒋介石的其他部队相距甚远。如果唐生智宣布反蒋以后，首先包围他的部队，聚而歼之，陈诚除了负隅顽抗之外，也只有束手受擒的份儿。陈诚紧急布防，打算为蒋介石尽忠，在惶惶不安中等待了几天，见唐生智部毫无动静，大为惊讶。派人通过秘密渠道打探，方才知道了内情，不由得哈哈大笑，从从容容地调兵遣将，在12月27日前一个星期，先期向唐生智发起总攻击。唐部措手不及，一战而溃。唐生智无可奈何，只得宣布下野，出国避难。
顾子同，字伯叙，是扬州著名术士，又是佛教密宗的居士。他深谙瑜迦气功，据说善于“平地飞身腾跃”。1922年，经人介绍结识了唐生智。唐生智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尊称他为“顾老师”，还让部下将士都跟他参修术数和佛学，一切行止，都要请顾老师占卜以后，才作决定。唐生智怎么也没有想到，一生的事业，竟然会败在自己奉若神明的“军师”手里。
到了二十世纪，中国将领的军事行动，居然还要听令于神巫，其愚昧无知的程度，可悲亦复可叹！
二、别动队的下马威
1935年春夏之间，中央红军主力进入四川。蒋介石命令薛岳统率吴伟奇的第四军和贵州省省主席王家烈的黔军同时入川追击；又命令贺国光率参谋团、康泽率别动队到四川，任务是督促川军堵截红军。
康泽率领着别动队，是“见官大一级”的“钦差大臣”。为了显示自己的威风，也为了“杀鸡给猴子看”，刚到重庆不久，就以“整饬军纪、政纪”为由，把重庆警备司令部的上校参谋李绍舟给枪毙了。罪状则是“包庇烟赌和共匪”。但是执法的既不是刘湘的“剿匪总司令部军法处”，也不是重庆警备司令部，而是由别动队的政训处处长白良直接下令逮捕并执行枪决的。
李绍舟是重庆警备司令部的上校参谋，同时又是重庆袍哥团体“叙永乐”茶社的“掌旗大爷”，在重庆“袍哥界”也算是个有名的人物。这次康泽的别动队要拿李绍舟开刀，人们都知道完全是白良假公济私一手制造的冤案。
事情的起因，据说是白良和另一名浙江籍的别动队官员到重庆金沙巷一家妓院去寻欢作乐，碰上了李大爷手下的三个弟兄。双方为争夺一个姑娘发生了争执，结果是“强龙难敌地头蛇”，姑娘还是让李大爷的手下人给架走了。事后白良向老鸨子唐二妈打听这三个人的来历，唐二妈不敢得罪“钦差大臣”，只好如实说出。白处长为了挽回丢失的“面子”，在浙江籍官员面前夸下了海口，说是一定要李绍舟把这三个人交出来由他处置。事后白良去找李绍舟要这三个人，尽管李绍舟明明知道这三个人是谁，但是一者这种争风吃醋的“骚事儿”以尽量不扩大为上，二者出于袍哥的义气，也不愿将自己的兄弟伙儿送到别动队去挨打受气，于是就以“不知道在金沙巷闹事的人是谁”为由，拒绝交出人去。白良碰了这样一个软钉子，觉得在同侪面前失去了威信，下不来台，气上加气，老羞成怒，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决心杀李绍舟这只鸡给其他袍哥军官那些猴子们看。于是捏造了以上罪名，也不经法庭审判，直接由白良下令执行枪决。
事情当然不会这样简单就结束。一方面是李绍舟在重庆袍哥界有一定势力，他的“兄弟伙儿”不肯就此善罢甘休；另一方面川军将领们对别动队的飞扬跋扈盛气凌人也心怀不满。特别是刘湘二十一军的师长潘文华、重庆警备司令李根固，以及出身“绿林袍哥”后受招安为师长的范绍增、陈兰亭等将领，都觉得咽不下这口气儿去，暗中鼓动中下级军官，要与别动队作一番武装较量。
白良是四川岳池县人，对四川的袍哥并不陌生。此人工于心计，得知川军将领们鼓动部下寻衅闹事，并不怯阵，而是沉着应付：不但不把李绍舟秘密处决，反而决定由别动队押解李绍舟游街示众以后再赴刑场，且看川军将领们能有何作为。
到了李绍舟游街枪决的那一天，沿途人山人海，人群中有人高呼：“李大爷做了染红别人顶子的冤死鬼！”警备司令部和市警察局以“维护治安”为由，派出了大批的武装军警和便衣儿，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一有动静，立刻接应。袍哥以及各界为李大爷摆的“香案”设的“路祭”，更是一台接着一台，押解李绍舟的别动队人员，连向前走动一步都很困难。
按袍哥和军官们的猜想，一路上设置了这么多的“障碍”，把别动队给惹急了，一定会出面阻止干涉的。只要别动队一阻止，双方一发生争执，引起武装冲突，事情就会越闹越大，甚至无法收拾。没有想到白良是铁了心的，出发之前，再三叮嘱押解人员：任凭沿途有多少人路祭、谩骂，一概置之不理，决不许有任何粗鲁的举动 ，以防“激起民变”。只要把罪犯押到刑场，执行了枪决，就算完成任务。因此押解和行刑人员，一个个全都忍气吞声，哪怕半天只移动一步，也耐心奉陪到底。
由于白良采取“不抵抗主义”，坚决不开第一炮，袍哥军官们也只能做到“骂骂而已”，并不敢动手抢夺，而如潮的人群，也总有散去的时候。袍哥军官们白费了许多人力物力，也只能眼看着李绍舟饮弹而亡。双方较量的结果，依旧是白良得胜。
三、杨森投靠蒋介石
蒋介石上台以后，一方面积极发展自己的嫡系部队，一方面对地方杂牌军施展收买、分化、逐一宰割的政策，效果卓著，使各地方杂牌军提心吊胆，不知如何是好。
杨森在广安当土黄帝，本来是可以偏安一时的，但自从遭到红四方面军的突然袭击以后，败退南充，不得已而倒向刘湘，结果是正面受到控制，背面受到牵制，真好比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日子并不好过。经与心腹们几度磋商，大家的一致意见是：与其死守川北，腹背受敌，不如躲开红军，脱离刘湘，向蒋介石靠拢。有道是“大树底下好乘凉”，不管怎么说，蒋介石集党政军三权于一身，是全国的领袖，戳杆儿总比刘湘要硬些。杨森反复考虑以后，决定破釜沉舟，向蒋介石请命，表示愿意放弃川北的防地，听候中央的调遣。
蒋介石正想分化川军、控制川军，见杨森自动放弃在四川的地盘，认为他这个头带得好，是地方服从中央的好榜样，就命令刘湘发给二十军开拔费大洋二十万元，让杨森带领部队到川南宜宾集结待命。
出发之前，杨森把军部人员编为两个宣传队，其中一个由杜重石和军部体育处处长张理燊及另一秘书刘仁甫共同负责，任务是沿途书写、张贴“拥护蒋委员长剿匪安民”、“攘外必先安内，先安内才能攘外”之类适合蒋介石口味的标语。
但是部队出发以后，刘湘即以种种借口扣押、拖延开拔费不发，使得杨森军饷无着，在行军途中受到困难。二十军官兵只好紧缩开支，官员不分大小，每人每月领十二元生活费；士兵每人每月六元。杜重石和张、刘二人，本应有勤务兵三人、军马三匹，也临时减为共用勤务兵一人、军马一匹，总算维持到了宜宾。
宜宾位于四川省的最南部，是岷江与金沙江的汇合处，离金沙江东南岸不远，就是云南省了。
蒋介石为什么要杨森到宜宾来集结待命呢？名义上，是调二十军到川南堵截北上抗日的中央红军，实际上，这里面是另有文章的。
中央苏区红军开始长征以后，以蒋介石当时的实力来说，完全有力量阻止红军进入贵州境内。当时贵州还是地方军阀的势力范围，蒋介石鞭长莫及，于是他耍了一个小聪明，第一步，利用红军帮他打头阵，攻进贵州以后，再命令薛岳以“追击”的姿态尾随红军进入贵州；第二步，在战略上故意放红军出贵州，却命令贵州省省主席王家烈亲率黔军出黔追击。这样，轻而易举地就把王家烈调出了贵州，由他的嫡系薛岳取而代之，从此贵州就成了蒋介石控制的地盘了。
蒋介石取得了这一经验，也想照方抓药，把云南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但是这时候帮他打头阵的红军主力已经到了四川，不可能再调回云南，正好杨森主动放弃四川的地盘，愿意靠拢中央，蒋介石认为杨森是一支可以利用的地方军，不妨让他入滇，取代“云南王”龙云。因为早在1915年杨森就在云南护国军第一军总部当过参谋，护法之役中又担任过滇军第二军参谋长，对云南不但熟悉，而且有基础。此外，还可以利用杨森与朱德的私交，趁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遭到严重的困难，部分将领失去信心，怀疑“红旗究竟还能打多久”的时机，劝说朱德“弃暗投明”，红军的问题也就不攻自解。
杨森这个人，有时候是很重“义气”的，从前对吴佩孚是如此，现在对朱德也是如此。他不但没有听从蒋介石的命令去劝说朱德投降，反而吩咐他当旅长的侄子杨汉忠：如果与朱德相遇，互不侵犯，让他过去。杨汉忠给朱德写了一封信，派人给朱德送去。信内写明自己的部队番号、联络信号等，要求红军在长征途中，与杨军互不侵犯。这时候蒋介石命令杨森所部在荥经县黄土坡由北向南布防。杨汉忠到达黄土坡，就接到了朱德的回信：
汉忠师长吾侄勋鉴：
来函悉。吾侄深知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殊堪嘉许。
按照来意，饬敝部先头部队与贵军切取联系。专复。
顺颂
勋绥
朱 德
顷首
杨汉忠把朱德的这封信送给杨森。杨森看了，把信交给作战参谋何泽霖，让他读熟之后把信烧掉，然后说：“对朱德，我们说话要算数。”
后来红军北上，路过荥经黄土坡，杨森命令杨汉忠朝天开枪，让红军主力顺利通过川滇边境，只有杨森的西路部队与红军的殿后部队小有接触。
等中央红军全部过境以后，杨森把部队全部集结雅安，只以一个师假装尾随。这时候，中央红军主力已经翻过了夹金山和大小金川，向懋功、抚边、卓克基等地前进，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了。
至于蒋介石让杨森入滇取龙云而代之，他不但唯命是从，而且十分乐意。难的是龙云土生土长于云南，毕业于云南讲武堂，从1928年起就当云南省省长，经营多年，实力强大，只怕蒋介石的如意算盘，并不那么如意。
1936年2月，蒋介石命令杨森取道宜宾、筠连，经西昌进入云南。杨森进入云南边境以后，为了试探龙云对二十军入滇的反应，以与龙云部队赛球为名，于1936年初夏亲率篮、排、足、网四个球队的运动员及电台人员共五十多人去昆明。但是龙云对杨森此来的动机已经有所怀疑，他在欢迎杨森的宴会上，用开玩笑的口气半真半假地说：“子惠兄，你我是老朋友了，咱们真人面前不讲假话：如果委员长想在云南施展驱逐王家烈出贵州的故技，先把我龙云调走，再宰我的部队，恐怕是黄粱美梦。你的二十军最好不要进入云南，以免引起误会。”
杨森从龙云的话中已经体会到他对二十军入滇抱着坚决反对的态度，只好用话岔开去说：“志舟①兄你别误会嘛，咱们都是喜欢运动的人，在部队里我更提倡运动。这次我是带球队来与你联络感情的，云南也可以算是我的老家啦！我在这里赛球以后，还要到河内去比赛的。”
终席以后，杨森连夜把龙云的态度秘密电告蒋介石。
在龙云面前，话已经说到了这一步，杨森为了掩饰他到昆明的真正目的，与龙云的球队比赛结束以后，不得不硬着头皮到越南河内走了一遭儿。
当时越南还是法国的殖民地。杨森率领球队住在河内的一家旅馆里，从一个中国女服务员口中，得知越南劳动党领导人胡志明因为发动人民从事民族解放斗争，正被当地殖民政府通缉，处境十分危险。杨森对帝国主义者侵略压迫弱小民族一向痛恨，当即表示可以设法给胡志明一些帮助。通过女服务员，杨森跟胡志明联系上，并谈妥由杨森掩护胡志明等五人秘密离开越南，前往中国。
越南与云南接壤。滇军所需军火，大多由法国供给，双方关系密切。因此要想让胡志明等人安全通过中越边境，不但要对法国殖民政府保密，也要对龙云保密。杨森让胡志明等人穿上印有二十军标志的运动衣，装扮成二十军运动员模样，正大光明地离开河内，与杨森同一趟火车到达昆明。杨森怕龙云发觉，急电驻扎在云贵边境的一三四师师长夏炯派专车把胡志明等人接到沾益，再由旅长李朝信派部队把他们送到贵州安顺。
杨森到处有“家”，在安顺也有“外室”，就把胡志明藏在他的私宅内。另四人就在李朝信的旅部暂住。为防蒋介石派在二十军内的特务分子觉察，很快就设法让胡志明等五人安全离开了安顺。──后来胡志明在重庆被军统特务发觉被捕，辗转经冯玉祥等多人出面斡旋，向蒋介石保释，方才得以到达延安等等，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从昆明回来，杨森给蒋介石打了个报告，阐述此去试探龙云心态的经过及龙云的反应。蒋介石考虑到龙云在云南经营多年，根深叶茂，轻易搬他不动，要是使用武力把他赶出云南，在当时“一切以剿匪为首要任务”的口号声中，也不是时候。于是就来一个“就地安置”，任命杨森为贵州绥靖公署主任兼贵州省主席，受薛岳节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