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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 延 安 观 光
书名：中共密使杜重石特殊将军的读白 作者：吴越 更新时间：2015-11-02 15:42 字数：14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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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重石作为杨森的私人代表，到延安去观光，并向朱德请教一些政治、军事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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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延安参观，耳目一新，发现这是一个真正抗战的政党，思想上发生了第二次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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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面见毛主席的要求得到满足。但是在会见之前，因为被不信任地搜身，引发了他的不愉快，因此在见面的时候，竟说了一些言不由衷的话。
一、未曾入境先问俗
罗青走后没几天，就发来电报，要杜重石到六安去跟他会面。大家心里明白，他已经与延安方面联系好了。
杨森把杜重石叫去面授机宜，交待了如下几点：一、汲取张国焘过河拆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教训，办事必须十分小心，千万别再上共产党的当；二、观察一下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四项保证是否言行如一 (因为安徽省教育厅厅长杨廉和警察局局长柳维垣都对杨森说过：共产党取消用暴力没收地主土地是说说而已的政治宣传,实际上是换了个花样,把地主当汉奸整);三、听说解放区学俄国人的“一杯水主义”，把乱搞男女关系说成是“性的解放”，是“婚姻自主”，调查一下是否属实；四、听说张学良的东北军派了许多军官到延安抗大留学，调查一下是否事实；五、学习八路军深入敌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的经验和方法；六、了解解放区人民政治、经济、工作、生活等方面的情况以及民心向背。
5月初，杜重石到达六安,罗青带他先后拜访了章乃器、朱蕴山和省动员委员会的两位副总干事：一位是青年经济学者、《通俗政治经济学讲座》一书的作者狄超白；一位是陶行知的得意门生、省动员委员会的共产党党组书记张劲夫。又介绍他认识了救亡演剧队的两位女领队：张一萍和蒋岱燕。
朱蕴山先生是民主革命的老前辈，声望与地位都很高。杜重石向他反映了救亡演剧队在安庆遭到治安当局禁演的情况，他说：“这是国民党少数顽固分子搞的，不能代表国民党。我和章乃器建议安徽省政府向新四军提供医药、经济方面的援助，也遭到少数人反对。不过李宗仁倒说：‘不管什么人、什么部队，只要是抗日救国的需要，我们都应该从大局出发，竭力相助。’可见国民党内也不乏明智远见之士。救亡演剧队遇到的困难很多，他们经费少，流动性大，自己又没有交通工具，行动不便，还要跟地方上那些顽固分子周旋，也真难为那几个年轻的娃娃。”
杜重石说：“安徽军邮局负责人张锡扬是我的老朋友。演剧队要去的地方，只要通邮车，我可以请他帮忙，让演剧队搭他的邮车。”
从朱蕴山先生处出来，杜重石就介绍张一萍跟张锡扬认识。后来张锡扬也确实给救亡演剧队提供过一些方便。──全国解放以后，张一萍在上海工作，但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总说她跟特务分子张锡扬有勾结，纠缠不休。杜重石本来是一片好意，没想到倒给她添了麻烦了。
古人说：入境先问俗。杜重石要去延安，却对那里的情况一无所知，就向狄超白、张劲夫打听解放区军民团结、发展生产、共同抗日以及陕北人民的风土习俗、文化生活等等情况。他们两人也尽其所知，详细介绍。狄超白还给王昆仑写了一封介绍信，说他是国民党内开明进步人士，嘱咐杜重石到了汉口以后，一定要抽时间去拜访他，说不定什么时候会用到他的。
汉口是长江沿岸有名的三大火炉之一，刚进5月，气候就已经十分炎热。杜重石从六安坐汽车出发，经商城、麻城，到达汉口，顾不得满头大汗，下车之后，根据罗青的安排，立刻到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去见吴玉章。
吴玉章是四川荣县人,1903年留学日本,是同盟会的重要成员。他不仅是追随孙中山先生发动民主革命的元老之一，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以后，参加过南昌起义，也是共产党高层领导的元老之一，与徐特立、谢觉哉、董必武并称为“四老”。他待人诚恳，态度和蔼，在杜重石这样的后生晚辈面前，毫无长辈的架子，笑嘻嘻地说：“杨子惠派你到延安去访问，很欢迎，很欢迎。子惠跟朱总司令是老朋友，他的儿子汉忻、侄女儿汉秀，也都很进步嘛。正好明天李克农同志要去延安，你跟他一起去更方便些。希望你到了延安以后，冷眼旁观，多提意见。”
其实，汉忻和汉秀都是共产党员，为了便于工作，特别是便于做杨森的工作，他们的党员身份一直没有公开，甚至杨汉秀在重庆解放前夕被军统特务杀害，解放后对她的“烈士”身份都迟迟不能肯定，所以当时吴老只说他们很进步。这叫“点到为止”。
杜重石从八路军办事处出来，又赶到政治部第三厅去看望郭沫若和田汉。郭沫若外出开会去了，只见到身着军装、精神焕发的田汉。两人本来就认识，杜重石说了这次来汉口，是要转道去延安访问，又说了说救亡演剧队在安庆、六安的处境与活动情况。田汉说：“有道是‘百闻不如一见’嘛，到延安去亲眼看一看，总比听人家说的更实在些。我这里，外面把第三厅叫做文化厅，‘创造社’的冯乃超、蒋光慈和‘左联’的一些朋友都在这里工作……”
刚说到这里，有两个四川口音的客人走了进来，跟田汉打招呼。田汉站起来介绍：“这位是阳翰笙，这位是袁丛美，这位是二十军军部秘书、驻上海办事处处长杜重石。”
大家互道“久仰”。这可不是客套，因为彼此确实是神交已久的老朋友了。
阳翰笙是个文质彬彬的剧作家，一口川南乡音未改。杜重石经常看他用“华汉”的笔名发表的文章。袁丛美呢，杜重石早就从夏炯的口中听说过他在汉口为二十军拍摄赴上海抗战的新闻纪录片，但是一直没机会见面，不料今天在第三厅不期而遇。袁丛美也是一身戎装，腰间比田汉还多了一柄镌有“蒋中正赠”字样的“军人魂”短剑。杜重石知道他性格诙谐，就逗趣地说：“多蒙您给我们二十军扬名，十分感谢。可惜那时候我在上海，不然一定要沾老乡的光，请您把我也拍进镜头。”
袁丛美也凑趣地说：“那时候您要是在汉口，我一定把镜头推得近近的，给您拍一个大大的特写，让全中国的人都知道二十军有一个少年英俊又博学多才的杜大秘书！”
他的幽默，逗得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杜重石因为明天就要动身，还有许多事情要办，时间很紧，又见他们好像有事情要谈，不便久坐，略谈几句，就告辞了。
从第三厅出来，去拜访王昆仑，不巧他正好外出，只得留下狄超白的介绍信和自己的名片，写上“专访未晤”及寓所的地址。想到狄超白说的延安人生活简朴、人人布衣，又顺便到市场去买了两套灰布中山装。回到寓所，却见到王昆仑留下的名片，上面写着“特访未晤”字样，懊丧不迭。但是天色已晚，还要在明晨出发之前抓紧时间写好几封信，再去拜访已经来不及，这一次，只得失之交臂了。
第二天一大清早，杜重石就和李克农同车去延安。车上除司机之外，还有一个男青年和两个女青年。男青年四川口音，衣着十分朴素；两个女青年则打扮入时，一个脖子上挂着金项链，一个手上戴着钻石戒指，她们互相讲的是福建话，估计是华侨。动问之下，才知道她们俩都来自印尼，而且都是投奔延安参加抗日军政大学的。
李克农，又名漫梓，化名极多，1899出生在安徽巢县一个小康家庭，少年时代在芜湖长大，上安徽公学的时候参加五四运动而成为学生领袖，北伐战争中参加中国共产党。1927年国民党发动“四·一二”事变反共以后，受中央指示，打入敌人特务机关，被委任为上海方面的情报负责人。特别是1931年4月中央上海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以后，他协助中央机关转移，成绩卓著。事后他本人也去江西中央苏区出任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长征中出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新中国建立后，他出任军委情报部部长兼外交部副部长。
李克农当时刚四十岁，职务是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抗战开始后历任八路军新四军驻上海、南京、桂林等地办事处处长。1951年朝鲜停战谈判中，他是参与幕后指挥的实际负责人。1955年，这个被毛泽东称为“共产党最大的特务”、从来没有在火线上与敌人正面交锋的情报工作者，被授予了上将军衔。
在车上，李克农也和所有党的保卫干部一样，说话不多。杜重石主动和他搭讪，找些话题来说，他也只是听着，有时候点点头，有时候连头也不点。杜重石谈起当时社会上的热门新闻──刘湘客死汉口之谜，有两种传闻：一种说法，是刘湘曾经和韩复榘同谋反蒋，韩复榘当了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未与日军交战，居然就放弃了山东，被蒋介石在1938年1月枪毙了；刘湘是吓死的。另一种说法，刘湘虽然勉强出川抗战，但是蒋介石把刘湘的师长唐式遵升为军长，不久又提升为军团长，用分化刘湘部队的手法来削弱他的军权；刘湘是气死的。李克农听了，反问说：“刘湘死了，空出来的四川省主席，你看会由谁来继任？”杜重石答：“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之前，蒋委员长答应过‘川人治川’的。不管怎么说，总得找个川人来装装样子吧？”李克农说：“不这样做，川康地方和中央的矛盾就要加深了。不过中央政府大概也不会放心‘川人治川’的。”──后来四川省主席一职并没有给四川人，而是由蒋介石自己兼任，说明李克农的分析和判断都是正确的。
后来杜重石又谈起当时的另一个传说：国民党为了表示对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诚意，打算恢复北伐时期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的党籍。李克农听了，却严肃地说：“如果这一传说确是事实，恐怕不能看成是国民党对国共合作的诚意。很可能这是玩弄容共反共的另一种手法。不看事物变化的实质，好心人是很容易被表面现象迷惑的。”──后来蒋介石在1941年1月发动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证明李克农的这一分析和判断也是正确的。
二、耳目一新的感受
车到延安，李克农把杜重石安置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所，由边区政府交际科科长金城①负责接待。金城安排他住下，又给了他一摞餐券，分早中晚三种颜色，并交待说：以后每星期到他那里领一次；每张餐券可以到招待所大门外右侧那家小饭馆儿里吃一餐“份儿饭”。
杜重石归置好行李，觉得肚子饿了，就拿上一张餐券，按指点到大门口右边找到了那家小饭馆儿。这家小饭馆确实不大，迎面就是炉灶，店堂内一共只有四五张方桌。他找了张桌子坐下，用餐券换来了主食和副食，一个人坐着慢慢儿吃。主食是四个小馒头，或者是一大碗米饭，可以任择；也可以要两个小馒头、半碗米饭；副食是一菜一汤，菜是榨菜炒肉丝儿，汤是榨菜肉丝儿汤，够得上“原汁儿原味儿”四个字。用这样简陋的饭菜来招待客人，而且是到延安后的第一顿饭，杜重石总觉得共产党也过于小气了些、寒酸了些。后来才知道，就是这样的饭菜，也已经比当地的军民生活高得多了。——如果共产党一直保持这样的作风，用公款大吃大喝的风气，就不会形成。
杜重石一边吃饭，一边随意地看着街上。这时候有两个穿着日军军装的人，挑着满满的两桶水，神态自若地用日本话聊着天儿，从小饭馆儿门前走了过去，前后走了两三个来回。看样子，一定是日本战俘无疑。八路军优待俘虏，不打不骂，这他是听说过的，但是不加拘束地满街上走，还让他们挑水，却就感到有些奇怪了。
在灶上掌勺的厨师见杜重石满脸惊讶的神色，就用四川话搭讪：“老乡，你从‘白区’来，看到东洋兵帮老百姓挑水，看得稀奇，是不是？”
杜重石觉得自己穿一身灰布中山装，说话也十分平易近人，已经很像“苏区”的干部了，就否认说：“老乡，这一回你老哥看走眼了：我不是从白区来的；我是老解放区来延安办公事的干部。”
不料那厨师却连连摇头说：“不像，不像。我这双眼睛，看的人多了，是老区来的还是白区来的，我一眼就能认得出，你骗不倒我。我们苏区的干部，没得你这样整齐的衣服鞋袜，更没得你哥子这样说话的派头；看见东洋兵帮老百姓挑水，也不会臌起眼睛看稀奇的嘛。”
杜重石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老乡，你的眼睛真像是孙悟空的火眼金睛，好厉害唷！实话告诉你说，我是今天刚刚从汉口来的。你倒是跟我说说，这两个日本战俘，怎么会帮老百姓挑水呢？”
那个厨师也哈哈大笑起来：“怎么样，我说我的眼睛看人不会走眼嘛！你连日本战俘在延安的生活都不晓得，还充啥子老区干部唷！告诉你，我们这里有一个日本共产党办的‘日本反战同盟’，专门帮我们教育、训练日本战俘。经过学习的日本战俘，有的到前线去喊话，做反战宣传，有的在延安参加为人民服务的劳动。刚才你看见的那两个战俘，是在帮助年老体弱没得劳动力的老百姓挑水，也就是学习为人民服务嘛！……”
这是杜重石到达延安以后初次接触老百姓所上的第一课，感触颇深。──如果今天还有人穿着灰布中山装到延安小饭馆儿去吃一菜一汤又自称是政府干部，恐怕人家也不会相信的。因为今天的“政府干部”一出来，都是前呼后拥、坐着小车、鸣笛开道、“官派”十足的，既不会穿这样的服装，也不会吃这样的饭菜，更不会“出无车、食无鱼”的了。
吃过饭回到招待所，在大门口意外地碰见朝鲜族青年音乐家郑律成。他是在上海的时候由罗青介绍认识的。今天邂逅相遇，倍感亲切。问他到招待所干什么，他说找冼星海研究谱曲的事儿。走进招待所，才知道原来冼星海就住在杜重石隔壁的房间里。
郑律成介绍杜重石跟冼星海认识。他拿来找冼星海研究的歌曲，就是后来十分出名的《延安颂》。郑律成顾不得和冼星海研究曲谱的事儿，急不可待地谈他自己的近况、问杜重石的近况，又说了许多朝鲜、越南、日本的人民和共产党支持中国抗战的消息。说到越南的时候，他说：“胡志明现在就在延安。听说他还是杨森掩护到中国的，可真有这事儿？”
杜重石把杨森如何掩护胡志明到昆明的经过详细说了一遍，冼星海说：“从前四川内战，常常听见杨森的名字，只知道他是个四川军阀，今天听你这么一说，他对越南人民的反帝斗争还是满支持的嘛！”
三个人聊了一会儿天，杜重石怕影响他们研究曲谱的事儿，就告辞回自己房间休息。
第二天，陈昌浩到招待所看望杜重石来了。他穿一套肩头和膝头都已经磨白了的灰布人民装，赤脚，穿草鞋，打着裹腿, 比起几年前那一身商人打扮来，显得寒酸多了。人也还是那样清瘦，不过精神却很好。一见面，陈昌浩先感谢当年二十军赠送给红四方面军的许多物资，然后又检讨违背互不侵犯密约突然进攻二十军防地的错误，并再三说明那是张国焘的错误决策，当时他也曾经表示过异议，可是作为一个党员，又不得不坚决执行的苦衷。还说：“张国焘受到党内批判以后，仍拒不承认错误，已经逃离延安，投靠了国民党特务机关，为此党中央已经在最近、也就是上个月的16日作出处理决定：开除了张国焘的党籍。”
杜重石笑着说：“张国焘的那一手，不但坑害了二十军，也损害了红军的威信和共产党的信用，实际上是得不偿失的。像这种言而无信的人，终究成不了大气候。开除他出党是完全应当、绝对正确的。不过我们听说他投靠了国民党以后，颇有点儿提心吊胆：他要是把当年跟二十军秘密谈判的事情当资本向蒋介石告密，我们可就要人头落地啦。”
陈昌浩也笑着说：“你我今天不是又见面了吗？可见张国焘还没有向蒋介石告密。他不是不想出卖这一情报，可惜的是当时咱们的谈判并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资料，即便有的话，也不在他手上，他是人证、物证一样也拿不出来。这种事情，关系重大，凭他空口说白话，蒋介石也不会相信的。何况他自己后来又进攻过二十军的防地，这个谎怎么也扯不圆。再说，他虽然投靠了蒋介石，蒋介石可不保他的身家性命。他从自身安全出发，也还不敢像疯狗似的到处咬人的。要是你们的‘杨老令公’人头落地了,‘杨家将’的弟兄们，还不找他算账啊？”
一番话，说得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第三天，金城陪杜重石去参观陕甘宁边区信用合作社。这是陕甘宁边区银行的前身，也是发行“边币”的“真正”单位，负责人是专门筹划边区政府经济建设的杨献珍同志。
杨献珍，1896年7月生，湖北郧县人，原名杨奎廷，曾用名杨仲仁。1916年考入国立武昌商业专门学校学习，1920年毕业。1926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武汉第三区区委委员，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大革命失败后被捕，经社会各界人士营救，于1929年7月被无罪释放。1929年9月起，在中共中央文委领导下的上海沪滨书店任编辑。1930年9月赴河南开封从事党的地下活动。1931年春，到华北开展政治情报工作和营救被捕的顺直省委负责同志。1931年7月在北平被捕。经党组织营救于1936年9月出狱。
为什么要说这里是发行边币的“真正”单位呢？因为陕甘宁边区银行正式发行十元以上的边币，是1941年的事情，在此以前，也就是1938年3月,开始以“延安光华商店”的名义发行只限于边区流通的“辅币券”。这种辅币券，当时也叫“边币”，而“延安光华商店”，实际上就是边区信用合作社的另一块牌子。
关于为什么要发行这种边币，杨献珍对杜重石这样解释说：“国民党不但严禁人民日常生活必需品流入解放区，还想尽一切办法限制法币落到我们手里。我们没有法币，就不能在白区买东西。所以我们必须把中央银行发行的法币积攒起来，拿到白区去买医药用品和我们边区目前还不能生产而又为人民生活所必需的物资。解放区的农村经济，有些可以以物易物，比如拿一个鸡蛋到信用社换几张纸；可是还有许多东西、许多场合不能以物易物。边区政府为了老百姓买卖方便，只好由信用合作社以延安光华商店的名义发行少量的辅币券，只限于在边区流通。这是我们被国民党逼出来的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可是国民党却指责边区政府私发货币，扰乱金融，破坏政令统一。”
杨献珍一面说一面从抽屉里取出几张辅币券来递给杜重石看：“请你看看，这样粗糙的辅币券，还不如国民党统治区烧给死人用的‘冥钞’质量好呢。这能说是我们私发货币、扰乱金融、破坏政令的统一吗？我们在物质条件这样差的地区艰苦奋斗，还要应付国民党对我们的物资封锁，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还不是服从一个大局：抗日救国！”
辅币券的纸张质量相当次，图案和印刷也很糙，面值最大的是一元，最小的是五分，中间还有五角、两角和一角的。杨献珍接着说：“边区政府除了用积攒法币的办法到国统区购买必需的物资之外，还发动军民到南泥湾开垦荒地，发展生产，自力更生，逐步解决边区军民的吃穿用问题，少受国民党的窝囊气。在大生产运动中，我们共产党员处处带头，连朱总司令也参加开荒，周副主席都学会了用纺车纺线呢！”
杜重石插话说：“我到延安来才两天，根据我的观察，边区军民的生活水平，实在是低得不能再低了。在国统区，政府官吏大都是靠裙带关系钻头觅缝爬上宝座的，不但不学无术，而且贪污腐败，就连一个小小的乡保长，也要借抽壮丁、派捐款敲竹杠，中饱私囊。当官的和老百姓生活悬殊，长此以往，不但要失去民心，对抗战也是不利的。”
金城接着说：“我们解放区，根本就没有贪污腐败的事情。解放区各革命根据地政府都有规定：凡贪污公款在五百元以上的，处以死刑；挪用公款为私人谋利的，以贪污定罪；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浪费公共财产，使公家受损失的，根据其浪费程度惩处，或撤职，或监禁。再说，解放区的干部不论大小，生活水平相差得并不多，如果有人贪污，搞特殊享受，也很容易被发现的。”
杨献珍又补充说：“1932年的时候，湘鄂赣临时省委对贪污惩治得最坚决：凡是侵吞公款的，一律交群众大会议处，严重的当时就枪毙。”
杜重石到延安才三天，但是所见所闻，给他的感觉是耳目一新，到处体现出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气象。这里的生活虽然艰苦，可是社会秩序有条不紊，各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积极劳动，支援抗战。共产党员更是以身作则，处处带头，吃苦在前，与人民血肉相连。他们这种不辞劳苦，一心为中华民族求解放的无私奉献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跟国民党统治区的结党营私、贪污腐败、破坏国共团结、妨碍全民抗战比较起来，真有天壤之别。这一边是一切服从抗日救亡大局而艰苦奋斗，那一边却寻找种种借口，破坏团结合作和共同抗日。两相对比，尽管杜重石是来自地方杂牌军的参观客人，不是蒋介石嫡系部队的什么官员，但总是“那一边”的人，不免也感到羞愧。
当时杜重石只有二十五岁，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极强，加上性格爽直，习惯于肝胆相照，因此参观结束以后，很激动地对金城倒出了肺腑之言：“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我到延安才三天时间，但是所到之处，都是一片欣欣向荣的团结抗日景象。尽管国民党顽固派动用了一切手段来剥夺解放区军民的最低生存条件，但是延安军民发扬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给我的感觉是面貌焕然一新，跟国统区简直是两个世界。三天来的感受，使我坚定了一个信念：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救星，共产主义必将在黑暗的中国冲出迷雾，显出万丈光芒，普照到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文化上受桎梏、生活上受困苦而渴望民主自由的人民身上。我已经下定决心，要抗日救国，就必须长期深入群众，学习群众，溶入群众，投身到延安军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如火如荼的斗争生活中去，为抗日斗争作出无私无畏的奉献。像我这样出身的人，到了延安，好比如丹在炉，如铁在冶，我这颗爱国之心一定会狂跳，我这腔救亡的血一定会沸腾。为了开我茅塞，广我眼界，我要求谒见掌管延安这座革命大洪炉的高人毛泽东，向他请教，接受他的鞭击和棒喝。”
金城见这个好激动的年轻小伙子慷慨激昂地说出这一番掷地有声的言辞来，莞尔一笑。也许他当交际科长以来，像这样迫不及待要求留下来学习的人见得太多了，所以倒有些见怪不怪，只是淡淡地说：“杜先生能够放弃比较优裕的生活条件，到我们延安来吃小米，这行动本身就是一大进步嘛！……”
杜重石急忙把话头抢了过来：“对比国共两区人民的生活和奋斗目标，我只有这点儿‘大进步’，是远远不够的。我还需要更加深入地锻炼，改造世界观，与旧社会的旧习性彻底决裂……”
在杜重石的诚恳要求下，终于感动了上帝，金城笑嘻嘻地答应请示一下上级，能够安排的话，尽量安排他会见毛主席。
三、首次谒见毛主席
自从杜重石向金城提出想谒见毛主席的要求以后，虽然天天盼望得到允许，但也并不完全寄予希望。因为在六安的时候，罗青、狄超白和张劲夫都说过：毛主席为党为国日夜操劳，经常工作到深夜，是个大忙人，不是特别重要的事情，一般人都不去打搅他。杜重石虽然代表二十军和杨森到延安来参观，到底是个不足道的小人物，又没有什么特别重大的“军国大事”要向他汇报，只要他的秘书说一声“免”，就可以把这件不急之务给否定了。
这期间，杜重石在金城的安排或陪同之下，参观了延安的许多地方，一晃就过去了两个星期。正在杜重石以为“希望落空了”的时候，忽然金城来通知，说是经过安排，毛主席答应见他，而且立刻接见。
这可真是意外。在此之前，金城居然连一点儿消息也不透露，以致连见到毛主席到底问些什么问题、跟他说些什么话，都没有好好儿考虑过。现在是说走就得走，只好边走便想，见了毛主席，再随机应变了。
金城引着杜重石，走到一个小山坡前面，指着三十米开外的一个小院子说：“那就是毛主席住的地方。你自己去好了。我还有别的事情，不陪你了。”说完，就转身往回走。
杜重石一面往前走，一面低头沉思：“早就听说，毛泽东和边区的老百姓一样，也住在窑洞里，怎么忽然又变成一座小院子了？再说，金城再怎么忙，总也得把我带进院子里面介绍给主席或者他的秘书再走哇，我这样贸然闯去，警卫人员要是不让我进去，该怎么办呢？”
正想着，忽然看见一个背着盒子枪的警卫员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转了出来，挡住了去路，挺有礼貌地问：“同志，你找谁？”
杜重石急忙回答：“我要见毛主席。我叫杜重石，是二十军军长杨森派来的。”
那警卫员先从上衣兜儿里取出一张字条来看了一下，大概是核对姓名。这说明毛主席的接见，秘书们事先倒是都安排好了的。没有想到的是：那警卫员把字条收了起来，接着突然伸出双手，在杜重石的全身上下左右环摸了一周。──这当然是检查一下来客是否带有武器。杜重石不由得立刻想起“番帮来使不得带刀见驾”的故事来，同时恍然大悟金城为什么不带他进门的真正原因了。他本是个容易冲动的人，遇见这种不应该有的“待客之礼”，心中很不高兴，立刻形之于外，一边把上衣的扣子解开，一边干巴巴地说：“我把衣扣解开，好让你检查得更仔细些。”
那警卫员急忙摇手：“不用了，不用了。”接着又解释说：“对不起，这是我的任务。是警卫人员制度规定的。”然后指指十米开外的院子大门：“那就是毛主席住的地方。”
意外的人身检查，使杜重石对毛泽东的看法立刻有了变化，景仰的心情也减低了许多。为了使自己安定一下情绪，也为了重新考虑一下见到了毛主席怎样说话，用什么身份向他说话，都说一些什么话，他需要短短的一段时间。可是已经到了门口，站着不走，总不像话。灵机一动，就问那警卫员：“这里有小便的地方吗？”
警卫员略一迟疑，指指身后的乱树丛说：“你随便找个僻静地方就行。”
杜重石朝他指的方向倒转身走了二十几步，一面小便一面想：“我是代表二十军来向共产党的主席请教政事的客人，可是主人在见客之前先要对客人进行人身检查，分明是把我当成敌对阵营来的信不过的使者看待。本来我是想以普通群众的身份向共产党的主席请教如何团结各阶层人民抗战救亡、如何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争取最后胜利的，现在既然他对我不放心，拿我当敌人看待，我干脆把自己放在国民党的地位跟他说话，强调一下国共合作，必须以共产党向国民党提出的四点保证为前提。”
考虑成熟，杜重石回过身来，一级一级地踏上了院门前面的十几级台阶，迈进了院门。院门里面也站着一个人，身上却没背着枪，估计不是内侍就是秘书。他再次报了自己的姓名，那人指着右侧的一间房间说：“主席在里面。”
这是一座不大的一明两暗三开间房屋，房前有个小院儿，打扫得挺干净的。杜重石根据指点走进右面的东屋，见一位留着长头发、面容清癯但很有精神、身材魁伟的中年人，坐在藤圈椅上伏案看文件。房内没有别的人，当然就是毛主席了。杜重石走近前去，恭敬而轻声地说：“毛先生，感谢您在百忙中接见我。杨森、夏炯两位将军嘱我代他们向阁下致敬问好，并敬聆阁下对国共合作、抗日救亡的意见。”
毛主席放下文件，抬头打量了一下来人，微笑着说：“你就是杜先生，欢迎，欢迎。请坐。我们欢迎国民党人到延安来参观访问，从各方面了解解放区人民的生活和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真实情况。你不要客气，在延安看到有什么问题，只管提出来。抗战救国是全国人民的事，只要大家开诚布公，和衷共济，就能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嘛。”
杜重石在办公桌对面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不慌不忙地说：“阁下所说的‘大家’，按我的理解，如果指的是‘国共两党’的话，那么‘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基础，就应该是贵党对国民党的四项保证了。”
毛主席摇摇头说：“国共合作的基本纲领是个整体，不能片面地只谈我们的保证，而不谈共产党向国民党提出的三项要求。只有把纸上的东西全部付诸行动，变成事实，才能抗战必胜，建国必成。”
杜重石试探地说：“这是全国人民的心愿。我听说，国民党为了表示对国共合作的诚意，正打算恢复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的国民党党籍呢。”
毛主席瞥了他一眼，似乎在揣测他说这句话的意图，但并没有作正面的答复，而是说：“这个传说如果是真的话，我们会作声明的。”
关于这个问题，杜重石在来延安的途中已经跟李克农提起过了。这时候再次提起，是想探测一下李克农的意见是否与中共最高领导人一致。但是毛泽东所说的“要作声明”，既没有说向谁声明，也没有说声明什么。他本打算再进一步问问清楚的，转念一想，觉得不太合适。这时候忽然想起安徽省教育厅厅长杨廉、省警察局局长柳维垣对杨森说的“共产党取消没收地主土地是政治宣传，实际上只是变了个花招，把地主当汉奸整”来，就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从阶级斗争的观点看，地主总是工农的敌对阶级。沦陷区的地主，大都和日寇有勾搭，有的还做了维持会会长，他们欢迎日本人、甘愿当汉奸，也都是事实。未雨绸缪，免得将来搞阶级斗争多麻烦，不如现在就把地主当汉奸看待，从理论到实际，好像也都说得通。”
毛主席听了，笑了起来说：“不能这样。把不是汉奸的地主当汉奸看待，这不是统一战线的政策。言行不一，是对人民的欺骗。”
杜重石当时之所以提出这些问题来“请教”毛主席，一方面固然是出于政治上的幼稚，对共产党的不了解，而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进门之前遭到了搜身，思想上有抵触情绪。这时候被毛主席一句话噎住了，窘态毕露，再也对答不上来。毛主席似乎也意识到了他的尴尬，就用别的话岔开去说：“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中国社会，决定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必须分为两个阶段。从鸦片战争、辛亥革命、北伐战争，一直到今天的抗日战争，都是中国人民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上进行第一阶段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辛亥革命是旗帜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孙先生说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革命’，指的就是这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但是在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这种革命已经不属于资产阶级革命范畴，而是为社会主义革命扫清道路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了。”
这些革命理论，是杜重石从来没有听见过的，不由得又一次产生了耳目一新的感觉，不但特别注意听，还把刚才因为搜身所引起的不愉快也冲淡了，渐渐地忘却了。听到这里，似有所悟地插话问：“既然孙中山先生说的‘革命尚未成功’的‘革命’完成以后，是为社会主义革命扫清道路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那么是否可以说：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不是革命的终结，而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呢？”
毛主席点点头说：“是这样。这是只有在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由无产阶级来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才能出现的新情况、新前景。在这样的国家里，阶级地位发生了变化，在政治方向上，无产阶级已经处于领导地位。”接着他娴熟地、背诵一样地说：“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曾经庄严地声明:‘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可惜国民党自己违背了这个声明。我们希望国民党在第二次合作共赴国难中改正它。”
杜重石听到这里，已经完全为毛主席的革命理论所折服，对于刚才的搜身，不但已经完全不再介意，而且认为也许那是负责保卫的同志所出的并不高明的招数，很可能毛主席根本就不知道客人进门还有这样的“礼节”。这时候，他的革命热情和积极性又一次迸发出来，又一次像对金城说过的那样，向毛主席表述了他到延安以后所见所闻的感受，以及得出并坚定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信念。所不同的是：这一回他不以能在延安多住几天为满足了。他直接向毛主席提出来：要求进入抗大，作为一个正式学员，认真地从头学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