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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走下坡底层挣扎
书名：中共密使杜重石特殊将军的读白 作者：吴越 更新时间：2015-11-02 16:11 字数：1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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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重石从成都回到北京，才知道自己在民革二次全会上的提案，遭到了攻击，几乎被开除出民革；而最近召开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因李宗林的恶人先告状，也使他受到了点名批评。为此，朋友们避他如瘟疫，而组织上竟不分配他工作。他一气之下，挂冠而去，回到上海，与人合伙开一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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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接着而来的是三反五反，木行亏空，负债累累，公私合营后，当一个行政二十五级的办事员。通过沈志远的帮助，才调到了商业系统的业余学校当语文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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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他被人诬陷，错划为右派。
一、激 流 勇 退
1950年夏，杜重石回到了北京。
前面提过一笔：1949年10月杜重石奉周总理之命去四川，恰值民革中央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因来不及赶回来，曾写了一个以《把革命进行到底的》的提案，自费印刷后交大会秘书处分发给各地代表。
他为什么要写这样一份提案呢？当然不是心血来潮，也不是凭空杜撰，为写文章而无病呻吟。而是实有所指，有感而发的。
民革中央成员，来自国民党中的高级军政人员，当时大家在“反蒋”的前提下团结起来，只求目标一致，没有也不可能做到要求各人在政治上、素质上达到某一个标准，因此成员中不免鱼龙混杂，什么样的人都有。其中有被冯玉祥讥为“外红内白”的“红萝卜”的；也有未脱旧官僚习气，凭裙带关系，拉帮结派搞小圈子的人。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就对这些人很看不惯，曾经写过一首很感慨的诗，其中有“争名争利争意气，官僚旧样翻新尔”之句。对于民革中央的这些人，可以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存在，也是尽人皆知的公开秘密，连李济深这样身在主席高位的人尚且无可奈何，也只能借诗抒怀，发几句牢骚而已。
偏偏杜重石自以为“有胆有识”，要来当一回“杨修”，想以提案的形式在全国大会上来一个“震聋发聩”。当时杜重石已经三十六七岁，说他“少年气盛”，似乎不太妥当；论经历，也经过风雨见过世面，在政治上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人了。但是在民革组织中，他却只能说是“少壮派”。何况他这个民革成员是共产党员“兼”的，很可能多少还有一些“共产党人要解放全人类”的责任感在驱使他。于是，一个本来不应该由他扮演的角色，却由他来粉墨登场了。
提案初稿写出，经邓初民删改，印发各代表后，引起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反映：一类人同意杜重石的观点，认为他在二全大会上扔了一颗炸弹；一类人则自动对号入座，大发雷霆。首先对号入座的是当时出任礼宾司司长的“红萝卜”，在会上大喊：“杜重石年纪轻轻的竟敢随意骂人，应该给他点儿教训！”第二个对号入座的人承认：“杜重石说有人搞小圈子，说的就是我！”可惜的是他们有胆量联系自己，却没那胆识批评自己。他们以“长者”的姿态向大会提出：开除杜重石民革党籍！进行缺席批判！
民革既然是一个进步的革命组织，当然不可能让这些“旧样翻新”者所左右。特别是高层次的领导人如李济深、朱蕴山、朱学范、梅龚彬、邓初民、许宝驹、陈汝棠等人纷纷反对，认为在全国代表大会上提意见，是每个成员的权利，正体现出民主党派的民主主义精神；如果提提意见就要开除党籍，还谈什么民主党派？浙江代表黄云山说得更尖锐：“在党内向个别同志的作风问题提点儿意见，就要开除党籍，在蒋介石专政的国民党内，也没有这样的先例。”
开除党籍的提议没有通过，他们又建议成立专案小组，审查杜重石的提案有无政治问题。专案组由梅龚彬、朱学范、邓初民、余心清、吴茂荪五人组成。审查的结果，当然没有政治问题。但是“礼宾司司长”凭着他的威风，左右了会场，居然把杜重石的“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免去，改为“中央委员会团结委员”了。
当时杜重石在四川，后来虽然回过一趟北京，但随即又去西安转成都，这些情况还来不及不知道。这次回来，方才知道了详细情形。但除了扼腕叹息之外，一切都晚了。
事情还不止此：不久中央召开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李宗林虽然没有来参加，但是他把杜重石在成都的“表现”写成材料，交四川代表熊物带交中央统战部。
前面说过：在中央各部中，统战部的工作是最最难做的。别的部，如工、农、商、教、文化、国防这些部，工作具体，任务单一，政策基本固定；统战部的工作对象复杂，更主要的是政策老在变，忽左忽右，管统战工作的人动辄得咎，历任部长，几乎很少有不“犯错误”的。而犯错误的性质，往往都是立场问题，也就是“统过去还是统过来”的问题。建国初期的中央统战部，基本上属于“左”的范畴。何况打小报告的人不是别个，而是堂堂成都市市长。因此部里既没有调查，也没有研究，甚至连找杜重石谈一次话的机会都不给，就在大会上对杜重石点名批评了。
于是，随之而来的，是杜重石的工作问题被挂了起来。按照周总理的批示，他应该担任川西行署民政厅厅长，但是遭到李宗林的反对，被“轰”回北京来了。
他曾经两次去政务院找过周总理，但是都被“门官”挡在大门外面，连面也见不着。他也曾想过暂时做个软体无脊椎动物，把自尊自爱之心抹去，厚着脸皮守候在政务院门口，等周总理出来，像封建时代的“拦轿喊冤”一般，陈情于周总理，也许能够实事求是地得到解决。可是他又没有这样的勇气。他自尊自爱得过了头，变成了软弱。又怕别人指他的脊梁，骂他是《水浒》中牛二一样的泼皮，厚颜无耻耍无赖，给李宗林及其同伙以口实：杜重石耍无赖，正是成份不纯、出身剥削阶级的必然反映。他也曾经想过去找李克农，估计请他安排一个工作是不会成问题的。但是他不想这样做。他不认为自己“犯了错误”，不愿以“待罪之身”去乞求一份儿工作。特别是1938年在延安认识的一些老朋友，1949年见面的时候，还是那样热情，那样亲切，到了1950年，也就是杜重石被点名批评以后，许多人，包括金城在内，都认为他是一个典型的“立场”有问题的人，因此见了面大都十分冷漠。就是杜重石主动跟他们谈话，他们也尽量不搭话，避之如瘟疫，唯恐传染到他们身上。在这样的环境下，即便能“讨”到一份儿工作，又如何进行工作？
想当年，正因为他社会关系多，有利于在白区开展工作，如今时过景迁，社会关系“多”变成了社会关系“复杂”，不利于在红区开展工作了。
清夜扪心，反躬自问：自从1938年去延安，到1949年奉周总理之命随贺龙进成都，十年之中，中共中央所交给自己的任务，都在与敌人斗争中完成了。这就无负于党，无愧于己，可以心安理得。再往前推：到了延安，在“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指引下，我是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自觉自愿地跟共产党走的。我不是被“逼上梁山”，而是甘愿放弃比较优厚的生活条件，甘心到延安吃小米，甘心冒着杀头的危险到白区去做地下工作的。仅仅十年时间，究竟是自己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呢，还是被跟不上形势发展的当权者所阻挡，不许再发展呢？甚至是自己在前进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了，被落伍但却有权者所妒忌、所不容呢？
联系到“一只屁股坐在两条板凳上”，“要纯洁布尔什维克内部的成份”，说穿了，不过因为我是地主阶级出身，属于“阶级异己分子”。我所能够起的作用，已经起过了。如果还认为自己是“特别党员”，存有非非之想，将来的各种政治运动，像我这样“成份不纯”、“社会关系复杂”的人，早晚是要被清洗出党的。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他觉得与其他日让人家抓住小辫子被开除出党，不如学刘伯温的有自知之明，自动摘去乌纱帽，脱却蟒龙袍，来一个“功成引退”，从此跳出“政治圈”，不争功名与利禄，不求闻达于诸侯，当一个自食其力、与世无争、但求温饱的小小老百姓，倒还光彩得多。
正好这时候他夫人行将分娩，来电报促他速回上海。于是他既不向任何人辞行，也不向组织报告，就一个人悄悄儿离开北京，“挂冠而去”，回到上海家中。
杜重石这一激流勇退的“壮举”，其结果是他的“特别党员”身份就这样“自动”消失了。
二、谋 生 之 路
1950年7月，杜重石夫人生下一女，乳名“咪咪”。
当时杜重石与他岳母、妻、女四口之家住在上海，没有收入，难免坐吃山空。就是要当一个小小老百姓，“衣食住行”四个字也还是要讲的。不然，缺少柴米油盐，生活就会成问题。上海不是山村，不能学一个自耕自织，只得在求职上动动脑筋。
一天，民革浙江分会成员徐天任登门拜访。解放前他是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副主任委员，浙江人。闲谈中，说起他有个同乡潘纯志在浙江义乌、缙云一带经营纱管木坯，生意做得还不错，与上海的几个纱管厂都有业务联系。如果杜重石愿意，不妨联合几个人办一个木行，与他们合作。
木纱管就是纱厂纺纱用的线轴。上海共有十几家纱管厂，所需坯木，都由木材加工厂在浙江、福建、江西一带的山区采伐以后加工成坯木，再运到上海来细加工。当时华东纺管局所属各厂急需坯木，鼓励私营小厂经营，因此申报手续简便，而投资又不用太多。杜重石觉得这倒是一条“谋生之道”，就决定与徐天任合作。
两人一共集资两千万元(当时还用旧币，相当于新币两千元,但币值比现在大得多，相当于今天的两万元以上)，办了一个群力木行，专门经营纱管木坯。杜、徐二人分任正副经理，常驻上海，各领月薪一百万元；另几个合伙人潘纯志、马鸿达……，则以“劳力投资”，常驻浙江工地。
为了表示“从此与政治绝缘”，在工商业登记的时候，他不再用在军政两界用过的名字杜重石，而用了族谱上的名字杜先器。
从1950年夏季到1952年夏季的两年中，杜重石并没有达到他预计的“自谋生路”的目的。“群力木行”开张不久，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三五反运动。先在党内及机关团体内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接着扩大到工商界的反行贿受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运动中，业务基本上停顿，但是所有人员的工资必须照发，房租、水电费必须照付。群力木行资金本来就很少，全靠坯木生产供货周转。生产一停顿，资金坐吃山空。作为资方的经理，只得寻亲觅友，四处借贷。那年月，上海各私营工商业的资方日子都很不好过。到了1952年初，群力的亏空已经达到四亿元，相当于注册资金的二十倍。按照规定，亏损如此巨大的工商户，是可以申请歇业的；但是政府还有另一条规定：三五反运动期间，所有工商业一律不得歇业。杜重石也无可奈何，只得继续东拉西借，把木行维持下来。
杜重石在上海的日子不好过，李宗林这个大官僚主义分子在四川却成了反官僚主义的英雄。尽管这时候杜重石已经不在成都，但却还不肯轻易放过他。1951年底，杜桴生在成都成了三反运动中的“大老虎”，连连批斗之后，又受到了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1952年1月28日，《川西日报》上发表了中共川西区委的通知，其中前三段主要是对杜桴生的，摘录如下：
中国共产党川西区委员会关于在党内
展开对杜桴生、葛向民案件的讨论的通知
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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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日的《川西日报》上，连续发表了关于杜桴生假借支前委员会名义营私舞弊严重损害国家利益、葛向民违犯国家法纪严重蜕化堕落的两个案件的消息。我们号召各级党的组织及所有党员、干部，立刻展开对杜、葛案件的广泛讨论，使全体干部、党员、工作人员藉此获得深刻的教育，并以此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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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葛二人均系相当负责的干部，过去在党的培养教育下，确曾为党为人民做了一些工作。但因他们在革命取得基本胜利，由农村环境转入城市生活的情况下，经不起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诱惑，发展了严重的、同共产党人品德完全不能相容的鄙劣可耻的思想和行为，使党和人民遭受到严重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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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桴生在行署任职秘书长期间，一向不分是非，不分敌我。对敌人则失去警惕，对党则离心离德。对党所给予的批评教育，采取了抱怨对抗的态度。从进入成都以来，开始曾无原则地与投机分子杜某相处；继则又给反革命分子刘逐明说情；并先后吸收七个有特务问题的分子到行署办公厅工作。对党外某些投机取巧、别有野心、政客市侩习气十足的所谓“私人朋友”，拉拉扯扯，互为吹拍。出入饭店戏院,“交友”请客,滥行开支，以表示“大方”、“慷慨”、“排场”，以至发展到假借名义营私舞弊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丧失了共产党员应有的立场，倒在资产阶级的怀抱里，反感到“温暖”、“舒服”，不以为耻。……
在这里，李宗林用西川区委的名义给杜重石定的调子是“投机分子”，罪名倒还不是太大。因为除了他是“地主分子投革命之机”以外，也说不出什么太难听的话来。不然是不会这样客气的。
等到杜重石收到朋友寄来的《川西日报》，得知这一消息，杜桴生已经含冤去世了。对于这件发生在遥远的川西的案件，杜重石既无办法干预，也不可能干预。那时候，他正忙于为全行职工及其家属的温饱四处借贷，没有工夫顾及那些是是非非了。
这件案子的根源，说穿了，还是“进城党员”和“地下党员”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本来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在“目标一致”的大前提下，双方各退让一步，多作自我批评，矛盾是可以逐渐消融并最后消除的。但是就有那么一种人，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干的却是极右的勾当。他们只标榜自己真刀真枪上战场是革命的，不知道敌后斗争的艰难困苦，也不理解、容忍敌对阵营中的人走向进步和革命，总想把人家一棍子打死，才算“彻底革命”。
当时的情况，并不是只有川西成都的市长大人是如此，几乎全国范围都是如此。大家在影视舞台上都熟悉的双枪老太婆，1950年进了重庆，仅仅不过组织了一个缝纫社，安排几个从前曾经掩护帮助她的国民党军官太太自食其力，就被“进城党员”批为“温情主义”、“和旧社会脱不清关系”，几乎被开除党籍，最后还是把她“下放”到改造妓女、暗娼的妇女教养院当“院长”了事！
当然，事物无不具有两面性。打游击出身的干部，政策理论水平比较低，也是事实。特别是在打游击期间，为了搞到枪支、粮食，无所不用其极，“绑票”、“请财神”，是他们壮大自己的拿手好戏，更是家常便饭。就拿我的家乡来说，解放后的县政府，基本上都是“山上下来”的人。小小一个“大队长”，就敢于不经请示，仅凭自己的喜恶就随便抓人、打人，除了不敢杀人，老虎凳、辣椒水这些酷刑都敢用，以势力诱奸、强奸妇女的，也不乏其人。完全是历史上“农民起义军”的那种做派。难怪仅仅过了一年半载，这些人基本上都被“清”了出去，换成“进城干部”了。
不过，历史尽管是一个十分听话的小姑娘，任凭人们如何打扮，但只能打扮得一时一刻，时间一长，终究要还她一个本来面貌的。杜桴生逝世三十年后，到了1981年11月4日，中共四川省人民政府党委终于按照事实撤销了1952年李宗林等人强加给他的错误决定，恢复他的政治名誉，按照他当时在川西行署的任职给以地师级待遇，并于1981年12月25日在成都举行隆重的追悼仪式。至于李宗林其人，则在历史的长河中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充分暴露了他们的本来面目：此人头脑中的宗派主义根深蒂固，“文革”期间，两派武斗，他作为一派的头头，在武斗中因伤重致死。──真可谓“善骑者死于马，善射者死于箭”，而“善于搞派性者，最终死于派性”也！
1952年，杜重石又有了第二个女儿茜茜。在这样的日子里添人进口，是喜事更是烦事。幸亏这一年三五反运动基本上结束，已经奄奄一息的群力，被评为“基本守法户”──五反之后，评为“守法户”的工商业基本上就没有，所以“基本守法户”实际上就是“最高级奖赏”了──大家继续群策群力，为清偿这四亿元债务而奔忙。一直拖到1956年，上海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群力全体职工包括杜重石在内，统统合并到日晖港木材公司去。杜重石的工资评定为行政最低级，二十五级办事员，月薪四十三元。
经过这五六年的风风雨雨，杜重石的家庭经济状况已经彻底崩溃，早就寅吃卯粮了。他家中上有母亲、岳母，下有两个女儿，正上小学和幼儿园，六口之家，靠这四十三元，怎样养家糊口？
一向以清高自命、不愿斤斤计较块儿八毛的杜重石，也不得不在经济上打打算盘了。他必须另找工作。但是找工作就得去求人，而且必须去求那些掌握大权却面目可憎的人。这是杜重石宁可饿死也决计不肯迁就的。他还是民革中央委员会的团结委员，按说他可以找民革中央去“团结”一下。但是一想到1949年10月民革二次全会上那些“官僚旧样翻新”者们的嘴脸，他又一点儿胃口也没有了。忽然想起当年创办《大义周刊》时的老友、经济学家沈志远，尽管他现任民盟上海市委主委，但也不妨以《大义周刊》同人的身份去见见他吧？
沈志远到底是个学者，见了面，依旧那样热情亲切，说话间极富于人情味儿。听说杜重石近年来处境不佳，如今连生活都成了问题，满口答应一定尽力帮忙解决。临别又嘱咐杜重石在会客室再等一会儿，他匆匆到办公室取来一个信封，递给杜重石说：“这里面是一百万元(注：旧币，相当于新币的一百元，使用价值则相当于今天的一千元)钱。重石兄，我知道你的脾气，你不要为这一百万元钱说话。我现在的情况比你好。”
杜重石还能说什么？钱，他确实很需要。但是在这风雨岁月中，他更需要的是情。而这两者，沈志远都奉献出来了。
沈志远,1957年1月起任上海经济学会理事会主席；再过几个月，他也在那一场“阳谋”中中箭落马。
大概是沈志远在某一级干部面前说了话，总之是在公私合营以后的三个多月，杜重石就由日晖港木材公司调到了上海市商业一局职工干部业余学校当语文教师，月薪104元。去职校报到以后，日晖港木材公司又按照每月104-43=61的工资差额补发了三个月工资共183元。这期间，杜夫人也在立信会计学校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推荐到华贸毛纺公司当会计。
真是时来运转，生活立刻又“宽裕”起来。夫人和岳母特地烧了几个拿手好菜，阖家欢乐一下。咪咪和茜茜同时举起装着汽水的小玻璃杯：“妈妈，我们祝爸爸健康快乐！爸爸，干杯！”
阖家欢笑，其乐也融融。杜重石不由得自己也觉得好笑：一个人的欲望，原来是这样容易得到满足的。而一个人的理想，却又是如此容易发生变化的。想当年，为了抗日救国，也曾经想过要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为了追求崇高理想，也曾经自动放弃比较优裕的生活，甘愿跑到延安去吃小米；为了统一战线，更曾经冒着生命危险在刀尖枪丛中开辟道路。才几年工夫，如今只要一家人能够吃饱穿暖，就万事足矣，别无他图。
“这就是我挂冠归隐的‘骨气’么？”他苦笑了。
三、北 京 之 旅
杜重石在上海市商业一局职工干部业余学校教了一年书，和语文教研组组长黄昌汉的关系搞得不错。他是南京国民政府社会部次长黄伯度的儿子，当时黄伯度已经去了台湾。而杜重石解放前与社会部常务次长洪兰友有些交情。根据这种“枇杷叶”关系，两人在讨论教案之余，也常常聊些闲天，黄昌汉有时候还到杜家来走走。
黄昌汉很善于修边幅：虽然不穿西装了，但是什么时候都是裤线笔挺，皮鞋雪亮，头发镜光，胡子刮得干干净净，戴一副金丝边眼镜，文质彬彬又风度翩翩。但却长一个鹰钩鼻子、一双三角眼。他第一次到杜家来，杜重石的岳母就对他那个鹰钩鼻子有看法，等他走了，善意地对杜重石说；“小牛哇，黄老师的鼻子像老鹰一样，这样的人是很难缠的呀，还是少跟他来往的好。”
──杜重石属牛，家里妻子、岳母都叫他小牛。
杜重石却认为岳母受《麻衣神相》的影响太深，而相信“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没把岳母的话放在心里。
1957年春夏之交，中央机关首先开始整风，报纸上发表了许多民主党派人士对党政部门改进工作的意见。新中国经过八年的恢复建设，工农业生产蒸蒸日上，人民生活欣欣向荣，如今又广开言路，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更显得到处是一片兴旺发达的景象。杜重石想想自己1950年在北京与朋友们不辞而别，太过于任性了一些，至少罗青、李克农、徐淡庐这些老朋友，都不是不讲情义的人，这几年来，尽管没有见面，书信还是经常往还的。如今自己安定下来了，也应该到北京去看看他们。如果有机会，趁目前政治气候宽松，让他们帮个忙，也许还能调回北京去工作。再说，他母亲为了减轻他一家的负担，已经到沈阳苏家屯他妹妹先清家去了。他妹夫孙仕浚是沈阳有色金属加工厂的工程师，他妹妹在同厂当会计。如果去北京，也可以顺便去看望一下母亲，至少比直接从上海去可以省一半儿车费。
此念一起，就给罗青等人写信。得到欢迎的表示以后，五七年夏天学校一放暑假，就首途北上，住在罗青家里。
这时候李克农已经调任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因为身体不好，到北戴河疗养去了。他得知杜重石要来北京，临走之前托罗青转达他多年不见的想念之情以及这次失之交臂的歉意，有什么事情，一切由他的办公室主任徐淡庐代为办理。
到京的第二天，杜重石就给黄绍竑(hónɡ红)打电话：“我到北京了，咱们约个时间见面细谈吧。”
罗青在一旁听见了，劝他说：“老弟，你刚到北京，不知道这里的政治气候。还是先不要跟‘黄青天’来往的好，免得惹麻烦。”
杜重石不解地问：“什么‘黄青天’？”
罗青说：“黄绍竑在全国人大对党政部门提了不少意见和建议，见报以后，社会反响强烈。特别是他到上海视察监狱，有许多犯人向他递申诉状，喊他‘黄青天’。怎么，你在上海，连报纸都不看么？”
杜重石笑笑说：“报纸当然看的，他的发言我也看了，不过没注意到什么‘黄青天’的故事。我就是因为看见他的言论，才想找他聊聊的。历史上老百姓管包公叫‘包青天’，如今也有人管他叫‘黄青天’，可见他在人大还能代表一些民意。”
罗青说：“你在外地，又不在党政部门工作，有些事情你是不知道的。你看过《人民日报》6月7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没有？听说这是毛主席亲自写的。你仔细看看，就能够领会到中央认为大鸣大放出了格了。毛主席在党内几次讲话，都提到：既不能出格，以免在中国发生匈牙利事件那样的乱子，又要让人继续鸣放下去，以便察看出左、中、右人物的面貌；还让党报暂时不要刊登正面的文章，以便引蛇出洞，让反动教授、知识分子们把毒素都吐出来。看形势，恐怕又要酝酿什么运动了。”
杜重石听从罗青的劝告，果然没有跟黄绍竑见面。他去找了一趟李济深，李济深写了一封信给周总理，推荐他去国务院参事室任参事。信由罗青代交国务院。他在罗青家住了一个星期，就到沈阳看望母亲去了。
行前徐淡庐到罗青家来，给杜重石送来二百元(这时候已经实行币制改革，这里指的是新币)“路费”。他说：“李副总长去北戴河之前，对我说过：‘听罗青说老杜经济情况不好，他是个不愿在别人面前诉苦的硬汉子，临走送他一点儿路费吧。’我是奉命给你送‘程仪’来的。半个月以后，中央有重要会议，李副总长要回北京来开会。你去国务院工作的事，他会向总理进言的。你回上海以后，等接到国务院通知，就可以来北京。以后咱们见面的机会就多了。”
听他说得这样肯定，杜重石也以为事情十拿九稳。他当时囊中羞涩，有这二百元钱，沈阳之旅，可以大壮行色，就也老实不客气，照单全收。一算时间，到沈阳探母以后再回上海，学校已经开课了。就写了封信给教研组组长黄昌汉，第一是请假一周，第二是请他帮忙代课。为表示自己对形势大好的欢欣之情，信内附了当年春季所写的律诗一首：
江山喜霁漫天雪，梅柳捎回大地春；
便觉韶光无限好，王朝沉沙乾坤新。
四、陷 落 阳 谋
杜重石从沈阳回到上海，一晃又近半年，关于调职国务院的消息，却一直没有。按照他的估计，大概要等到整风运动结束，把各人的政治面貌搞清楚以后再说了。他自我解嘲地对妻子说：“我即便不是左派，至少也是个中间派吧？”
没有想到的是：他对自己的估计过高了，太高了。
1957年冬季，上海市教育系统才开始整风反右学习。杜重石的工作地点在黄浦区，所以参加的是黄浦区统战部和民革黄浦区委联合主持的整风学习会，地点在福州路的一幢大楼内。主持会议的是两个青年，一个是黄浦区统战部派来的干部，但他不大出头露面，只在幕后指挥，一切前台表演，都由民革黄浦区委主任委员程伊衡①出面。
既然是“整风”，当然要从动员大家对党提意见开始。尽管会议主持者再三反复地说：“帮助党整风，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和风细雨地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从而达到再团结的目的；更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即便有说错了的，也不要紧。”等等。但是这时候全国第一个反右高潮已经过去，中央机关、各大专学校的右派分子基本上都已经按六个档次处理完毕：最重的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最轻的免予行政处分，降级留用。人们对“提意见”三字已经心有余悸，谁也不敢出这个风头了。因此整风座谈会上，与会者除了说几句“很好很好都很好，没有什么意见”之外，一个个噤若寒蝉，基本上没人给党组织提什么意见。
但是反右派斗争是从中央布置下来的，各单位都有“大约百分之五”的具体数字。哪个单位抓不出这么多右派来，完不成任务，就说明这个单位的党组织保守、右倾，弄得不好，这个单位的头头儿就是右派了。因此，为了避免自己当右派，各单位的负责人千方百计挖空心思也要抓出几个右派来，凑够了上级所要的数字，才算完成任务。
像这样的工作方法，在今天的人们看来，简直是笑话，可在那个形而上学统治的年代，却的的确确就是这样干而且必须这样干的！
当时划右派，主要的根据就是在整风座谈会上的言论。现在人人都已经知道“整风座谈会”是请君入瓮的“阳谋”，还有谁会这样傻，愣充好汉来自愿当右派呢？
办法还是有的。一个人长了嘴巴，当然要说话。既然你在座谈会上不说话，那么就查你平常时候都有什么言论。当然也不能挨着个儿人人查，而是有重点地查，由组织按比例“内定”若干人为重点审查对象，然后发动群众对这几个人提意见，贴大字报。有道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何况群众中间，还有许多善于分析批判的“理论家”呢。
于是，历史上有问题的，平时好提意见的，与领导干部闹过别扭的，特别是个性耿直、相信事实、喜欢抬杠的人，这一次大大的倒楣了。
杜重石就是个天生的“杠头”。他与李宗林之间的矛盾，既不是杀父之仇，也不是夺妻之恨，更不是阶级斗争、民族矛盾，说穿了，无非因为杜重石尊重事实，不肯顺着他的意思当应声虫，人云亦云。更没有想到的是：李宗林的“原则性”有如此之强：1950年赶跑了杜重石、1952年整死了杜桴生，居然还不甘心，到了1957年，还把杜重石当年在成都跟他的磨擦当作“右派言论”给转到上海来了。
于是，向党提意见的整风学习会一变而为向群众进攻的反右批判会。首当其冲的，就是杜重石。
古话说：“泄底怕老乡。”反右领导人也懂得“知情者揭露最彻底”的道理。在职工干部业余学校，杜重石与黄昌汉过从最密切，因此黄昌汉被选中为攻击杜重石的炮弹，而黄昌汉本人也特别喜欢当这样的积极分子。于是黄昌汉杀上阵来，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
凡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洗礼的人，对于什么叫做“大字报”，当然是最清楚不过的；但是“反右”时代的大字报是什么样子，恐怕就有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不知道了。许多人都以为“反右”时代的大字报一定是和风细雨的，与人为善的；因为党中央就是这样提出来的嘛。其实不然。简单地说，“文革”期间的大字报，和“反右”时代的大字报是一脉相承的；也可以说，“文革”的大字报是“反右”大字报的派生和发展，其特点，第一是火力猛、语言凶，经常出现“批臭”、“打倒”甚至“油炸”、“砸烂狗头之类的字眼儿”；第二是断章取义，无中生有；第三是无限上纲，不把对手置之死地，决不罢休。“反右”大字报虽然没有第一条，第二、三两条，本质上是一样的。下面不妨来看看黄昌汉的大字报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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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重石同志：你说新民主主义社会至少要过十五年、二十年，怎么才六七年时间就进入社会主义了？这是你诋毁共产党、反对政府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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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重石同志：你说新民主主义社会不是嫌资本家太多，而是嫌资本家太少，还说什么剥削合法，剥削有功。请问合哪家的法？对谁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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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重石同志：你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你这是不要党的领导。请问，你要谁来领导？
他的第一张大字报，当然很得反右领导办公室的赏识，受到了表扬。于是第二张大字报接踵而来，火力更猛，口气也更强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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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重石：你从沈阳回上海，对我说：东北的民主空气很浓。你这话的意思，是说上海的民主空气不浓，是独裁了？上海的独裁者是谁？答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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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重石：你在成都办的《大义周刊》是黄色刊物。你都宣扬了哪些淫秽、色情的东西？要交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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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重石：你在成都是帮会头子，又是广厦饭店的老板。你都做了哪些欺负劳动人民的坏事？要交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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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重石：你在成都是袍哥大爷，是包庇烟赌的罪犯。你罪恶累累，要老实交待，决不让你蒙混过关！
大字报上所提到的问题，有一些是杜重石跟他聊天的时候谈起过的，黄昌汉作为一个中学语文老师，当然也懂得其中的涵义。如今他却故意断章取义地摘录片言只语，用作歪曲、攻击的资本，只能说明此人是“人头太次郎”，确实如他岳母所说的“难缠得很”，是个见利忘义的无耻小人。至于在成都的那些事情，是杜重石从来也没有跟他说起过的，如今也出现在大字报上，可见问题的根子不在上海，而在成都。反右领导人不过把成都转过来的材料授意他照抄罢了。──难怪别人写大字报，都只能在大楼的大礼堂内铺放好的桌子上写，独有黄昌汉一个人可以到桌上放满材料只有反右领导小组才有资格进入的“反右领导办公室”里去写！
杜重石的杠头性格，当然不可能你说什么我就承认什么。好在其他人写的大字报不过是从黄昌汉那里趸来的“转手货”，只要把黄昌汉的大字报驳倒，所有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于是他把反右大会当作辩论会会场，振振有词地为自己声辩起来：
“新民主主义社会至少要过十五年到二十年；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容许剥削、剥削有功，这话是1949年刘少奇、薄一波在天津工商界说的，当时我跟黄昌汉说得很清楚，他为什么要揞在我的头上说是我说的？……我的历史，1938年以前的，中共中央完全了解，不然就不可能吸收我为特别党员；1938年到1949年，我在党的领导下从事统战工作，从党中央周副主席、吴玉老、李克农到成都地方党委杜桴生全都了解。黄昌汉大字报中所写，全是别人对我无中生有的陷害……”
他这里话还没有说完，会场上按照“导演”安排的积极分子们立刻站起来高声制止：
“杜重石，你玩儿什么花招！我们不要你来做大报告，我们要你坦白交待你的罪行！”
“我们不要听你丑表功，不许你用丑表功来掩饰你的罪恶！”
“政府早就掌握你在成都所作所为的大量材料了。你不彻底交待，决不让你蒙混过关！”
“杜重石，你的反党反人民不但是一贯的，而且还是有组织有系统的，你勾结党内外的大右派向党猖狂进攻，不要以为政府不知道！”
“杜重石，言者无罪无罪对你来说是不适用的，你上窜下跳，扇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这就是行动！”
……
一时间会场上显得十分热闹。在这样的场面下，杜重石只能做到一条，那就是充耳不闻，只当自己什么也没听见。在杂乱的吼叫声中，他倒冷静下来了。他在想：任何一个民主的国家，都有让被告辩护的权利。现在我成了被告，却不许我申辩。这种事情，只在封建主义统治的国家中才有。现在已经是新中国了，为什么还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呢？归根结底，是中国的封建主义统治时间太长了。不论是中央领导还是蚩蚩群氓，习惯于用封建主义的形式、方法办事而不自觉，还以为自己忠于人民忠于党。可悲之处也正在这里。他们利用人民对党的忠诚与信任，蒙蔽群众，然后利用群众来做他们达到某种目的的工具。在这样的前提下，群众是无知的，也是可怜的。但是蒙蔽只能一时，无知也不会永远，人民终究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人民一旦觉醒了，发现自己上当受骗，轻则对某一个人失去信仰，重则对党对政府失去信任。事情如果发展到那个地步，国家可就要混乱了呵！
当然，他的这些想法，也只能在头脑中如此想想而已，对谁也不能说出来，不然，就不是右派分子的问题，而是可诛可杀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了。
为了证明自己历史清白无罪，杜重石向周恩来、吴玉章、李克农、罗青都发出求援信，希望他们在关键时刻站出来作证。但是只有吴玉老一人有信回来。而这封信，也是劝他不要背思想包袱，要相信人民相信党，只要自己确实没有问题，党和政府绝不会冤枉好人，地方上一定会实事求是地做结论的。等等。
周总理不回信，李克农不回信，都不奇怪。反右运动中，这样的信，能不能送到他们手上都不一定。但是想想罗青与自己不论是公是私关系一向很密切，而他又是个胸怀坦荡、实事求是论是非曲直的人，总不应该连信也不回一封吧？
没有想到的是：1957年12月，《人民日报》上突然登出一则消息：“罗青趁党整风之际擅自召集所谓民主教授钱端升等人开座谈会，大发右派言论，被划为右派，开除党籍。”这一来，反右领导人可有了根据了，他向群众说：“杜重石说他过去为党做了许多工作，完全是吹牛。他说的那个罗青，也是个右派，已经被开除党籍了。他们两人是一丘之貉。这也是杜重石勾结党内外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证明。”
杜重石也确实有好长一段时间想不通：暑假我到北京的时候，你罗青说我不知道北京的政治气候，不还再三嘱咐我要小心谨慎吗？你身在北京，而且在党内担任要职，能听到毛主席的讲话，知道政治动向的，你怎么也会那么不小心，被人家抓住了口实呢？
接下来的批判，温度升高了。人人可以喊着“杜重石”三个字并指着他的鼻子随意谩骂，把一切凡能上纲上线的反动帽子都给他扣上。统战部和民革的两个领导人找他谈话，要他当众检讨自己的错误。杜重石气愤之极，拍着自己的脑袋说：“过去国民党的特务分子说我思想反动，把我投入监狱；现在共产党干部也说我思想一贯反动，要我检讨。我的思想越弄越糊涂，弄不清我到底对谁反动了。”
这两个领导人到底年轻，肚子里面除了有几句教条之外，也没什么政治理论基础，所以听了杜重石这样的感叹之后，一时间也说不出什么话来。第二天开大会的时候，在会上一提杜重石的话，国民党社会部次长的儿子究竟见多识广，立刻联系历史，上纲上线地批判起来：“杜重石说，国民党、共产党都说他反动，他思想上越来越糊涂，不知道自己究竟对谁是反动。其实杜重石一点儿也不糊涂。这是国民党极右派戴季陶说过的‘用右手打共产党，用左手打国民党’的翻版。他有意把共产党和国民党牵在一起，放在一处，目的就是污蔑共产党和国民党一样。大家说，杜重石反动不反动？”
会场上一片口号声。等待口号声平息下去了，黄昌汉接着说：“杜重石反动不反动，我们不能听他现在是怎样说的，而要听他过去是怎样说的。过去他说过的话，没有录音，他会不承认。但是他亲笔写的反动诗词，他想赖也赖不掉的。同志们，大家擦亮眼睛，请看杜重石的反动诗！”
说完这些话，他从整风办公室内推出一辆早就准备好的双轮车来。车上用木条搭了一个架子，上面横幅大字写的是“请看杜重石的反动诗”九个碗口大的字，“杜重石”三字是用黑笔写的，其余的字都是红笔写的。下面分四行用拳头大的字照录今年暑假杜重石从北京寄给他的那首诗：
江山喜霁漫天雪，梅柳捎回大地春；
便觉韶光无限好，王朝沉沙乾坤新。
这诗，是今年春天初雪放晴后杜重石有感于怀写的歌颂祖国春回大地的颂诗，怎么又变成“反动诗”了？学问就在于如何解释上。黄才子昌汉凭着他的法眼慧心或曰特殊的嗅觉，发现这是一首诅咒社会主义的反动诗：“漫天雪”暗示“白色恐怖”；诗的作者喜欢新中国出现这种白色恐怖，然后蒋介石才能回来，也就是“春回大地”；“韶光无限好”当然指的是复辟以后的资本主义社会无限好；“王朝”指的是新中国，“沉沙”指的是灭亡，这里的“乾坤新”，指的就是变天，恢复旧社会。──多么精辟而又令人信服的分析！
这样的分析，这样的上纲上线，其实不是他黄昌汉发明的。往近里说，全国的报刊杂志、广播电视所有的宣传口都是一个调调儿，往远里说，当年御史台那些乌鸦们，不也正是如此这般地污蔑苏东坡，从他的诗里愣“分析”出对皇上大不敬么？怎么事隔一千年，年当封建社会的乌鸦们，又在社会主义社会复活了？
杜重石当然绝不承认。于是在“态度恶劣，死不认罪”的结论下，给他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不许再吃粉笔灰，被罚到行政科当工友，负责扫马路和厕所。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厚颜无耻的人，竟也有“天良”发现的时候。有一次，黄昌汉上厕所，正好碰见杜重石。他见左右没人，悄悄儿地对杜重石说：“老杜，识时务者为俊杰，好汉不吃眼前亏，你别太死心眼子了，先检讨一下，过了这一关再说嘛！我是没有办法，人家都给我准备好了材料，我不得不写呀！”
对于他的这种两面派表演，杜重石感到恶心死了，没好气地反将他一句说：“我的‘反动诗’，也是他们给你提供的吗？我不是俊杰，所以也不识时务，更学不会你的那套本领。”
他一声不响，哭丧着脸说了一句；“老杜哇，你太冤枉好人了。我这都是为了你好哇！我可真是好心无好报。吃力不讨好！”说着，灰溜溜地走了。也不知道他说的“好人”、“好心”，都是什么品牌、什么标准的。
一天，杜重石下班回家，见八岁的大女儿咪咪在客厅里哭得很伤心，好像受了什么大委屈，六岁的小女儿茜茜在旁边劝姐姐不要哭。这可是很少有的事。杜重石最爱的就是这两个女儿，哪怕自己吃天大的苦，也不愿女儿受一分委屈。见女儿哭得这样伤心，暂时收起自己满肚子的官司，好言好语地把她劝得不哭了，这才问她，究竟为了什么哭。不料咪咪抽抽咽咽地说：“妈妈打我。”
孩子的答复使他大吃一惊。这可更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在家里，不论是爸爸、妈妈、奶奶、姥姥，谁也没有打过她们。孩子们做错了什么事情，大人总是跟她们讲清道理。今天咪咪犯了什么大错，竟使夫人破天荒地第一次打起孩子来了？
做爸爸的一把抱起已经老大了的咪咪，逗她说：“好孩子是不哭的。走，咱们上楼跟妈妈说理去，问问她为什么要打挂红领巾的好孩子！”
三人上了楼，只见夫人一个人仰靠在沙发上，眼角也挂着泪水。这更使杜重石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了。急忙放下孩子，轻声地问妻子：“蓉，你今天怎么打了孩子，自己也在哭？”
杜夫人名“素蓉”，夫妻之间，习惯于以“蓉”相称。但是妻子依旧低头不语。杜重石继续问：“蓉，我知道你是从来不打孩子的。是不是咪咪这一次过份淘气了？”
这一问，妻子还没回答，咪咪可不答应了。本来已经停止了哭泣，这时候又委屈地瘪上了小嘴：“爸爸，我……我没淘气。我放学回来，在家里唱歌，妈妈不许我唱。歌是老师教的，我唱不好，就不能得五分……”
一听是这么一件小事儿，杜重石倒乐了：“就为这个呀！什么歌，爸爸教你唱，保险你得五分。”
咪咪得到爸爸的支持，刚刚露出一丝儿笑意，妻子却用很不高兴的口气说：“我就是不让她唱这支歌！”
“什么歌呀？”
“《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好》为什么不让唱？现在不是大人都在唱么？”
“唉，小牛哇，你这个人怎么这样不开窍！”妻子用埋怨的眼光白了丈夫一眼。“要是原来的《社会主义好》，我怎么会不让孩子唱？你难道真的不知道吗？歌词中原来‘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这一句，现在改成‘右派分子想翻也翻不了’。我叫小东西不要唱，爸爸听见会难过的。她偏不听，还要唱……”说到这里，她自己也忍不住委屈，那泪珠儿就像断线的珍珠，刷刷刷地往下滚。
听到妻子为了这件事情打了孩子，首先体会到的，是妻子往后做人的困难，继而体会到的，是妻子对自己刻骨铭心的爱。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缘未到伤心处”。今天，他的确伤了心了，所以也情不自禁地搂着妻子大滴大滴地掉眼泪。
两个孩子张大了小眼睛看着爸爸妈妈互相搂着掉眼泪，又互相用手绢儿擦眼泪，咪咪反而停止了哭泣，和妹妹俩一起拉住了爸爸妈妈的衣角，很真诚地说：“爸爸，妈妈，不要哭了，我和妹妹都不哭了。我一定听妈妈的话，不唱那支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