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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书名：吴越品水浒（品事篇） 作者：吴越 更新时间：2015-12-17 16:32 字数：6576
记得我第一次读《水浒》，还只有八岁，是小学四年级的时候。
我小时候是个“神童”。没上过幼儿园，只凭父亲手写的“字块儿”，哥哥、姐姐们课余教教我，到我六岁的时候，已经认识了一千多字。所以我没上过小学一年级：一进校门，上的就是二年级。小学毕业的时候，正好十周岁。从八九岁开始，三四年时间中，我把能够借到的章回小说，基本上看完了。——除了《红楼梦》。那个年龄段，看小说主要是看故事，越热闹的越爱看。在我那时候看来，《红楼梦》写的都是一些日常琐碎生活，根本就没“故事”，因此我不爱看。硬着头皮看了不到一半儿，就扔下了。——这是我的“文学启蒙”阶段。
一个八岁的孩子，啃这样的大部头书，当然只能是一知半解，生吞活剥。加上我当时看的小说大都是木刻版，有绣像、插图，却没有注解，还有许多字不认识。因此，这只能叫做“糊里糊涂读《水浒》”。
现当代的教育，强调的是一个“信”字。一件事情，只要是“老师说的”，“指导员说的”，“毛主席说的”，就深信不疑。我父亲是个“大律师”，出于职业习惯，看问题喜欢从正反两个方面着眼。他对我的教育，提倡一个“疑”字，强调什么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
在这种家庭教育影响下，我第一次读《水浒》，就不相信宋江、吴用、李逵这些人是好人。理由就是宋江为了逼降草包将军秦明，竟在青州城外烧毁民房数百间，死伤居民上千人，简直不拿人命当人命；吴用为了逼反朱仝，竟让李逵把一个天真活泼的四岁儿童的脑袋一劈两半儿；李逵在江州劫法场，不分军民，不问青红皂白，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特别是为了壮大声势，竟害得卢俊义家破人亡……
只有八岁的我，当时就认定《水浒传》中的“好汉们”绝不是英雄，而大都是绝灭人性的土匪强盗。
1956年，我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我的老师倪海曙先生，当时正在研究“汉字拼音化以后，如何继承古典文学”这一课题。他自己工作极忙，却尽量挤时间开始用“汉语拼音”翻译唐诗和《论语》。他和我商量，要求我用十年八年的时间，把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用“汉语拼音文字”“翻译”出来。——我斟酌再三，觉得《红楼梦》简直就是“无法翻译”的。尽管《红楼梦》的对话大都是京味儿十足的北京话口语，但是诗词太多了，《葬花词》怎么翻译？《芙蓉仙子诔》怎么翻译？用当代汉语翻译出来，要保持原来的味儿，太难了，至少是我做不到。《三国演义》呢，半文言的文风，如果改为拼音文字，通篇都是单调平板的“刘玄德说……关羽说……张翼德说……”，太没有文采了，必须经过彻底的改写，才有文学味儿。《西游记》中，神道鬼怪太多，又牵扯到佛教，当时的“拼音文字”还在实验阶段，定型化之前，也很难翻译。琢磨半天，我只答应先拿《水浒传》做试验。这部书，好歹讲的大都是“人间”的故事；特别是金圣叹的七十回版，所有赞语基本上都删除了，文言成份不多，翻译起来，应该比较容易。
于是我开始认真研读《水浒传》。当时的主要着眼点，还是语言文字的规范化和现代化，不考虑内容。经过一年的努力，我终于写出了《水浒难解词语例释》一稿，算是迈出了研究《水浒传》的第一步。
但是这件工作，还是没有如期完成。我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一个“疑”字，让我一辈子受用不尽。1957年，我不但质疑“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服务”，反对不让地富子女上中学；又质疑“法律要为无产阶级服务”，提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还反对搞政治运动，主张加强法制观念，却恰恰在“政治运动”的漩涡中溺水，被戴上了“桂冠”，送到劳改农场劳改去了。这一去，就是23年。
1975年8月，以文痞姚文元为首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们，借毛主席对《水浒传》的一篇即兴谈话大做文章，发起了一场“全民评水浒”运动。劳改队队长没有多少文化，就把上级发下来的一套《水浒全传》交给我，要我看了以后，帮他写发言稿。于是我在劳改农场这个与世隔绝的特殊环境中，居然又一次有机会认真地阅读《水浒传》。
那时候，宋江已经被认定是“投降派”了，而李逵因为喊过要“反上东京，夺了鸟位，让晁盖哥哥做大宋皇帝，让宋江哥哥做小宋皇帝”，被定性为“最坚定的革命派”。有些批宋江评水浒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们，甚至喊出了“只要能让朱仝走上革命的道路，劈死一百个小衙内也在所不惜”的豪言壮语！
我再一次“疑”起来了。“无产阶级革命派”，难道就知道杀人，连人性也不要了么？
那年月，谁提“人性”二字，谁就要挨批。因为“无产阶级革命派”认为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人性”，有的只是“阶级性”！
我再一次陷入沉思。经过反复思考，最后，我试图跳出“阶级性”这个框框，用“是非善恶”四个字，以及“对国家、民族、社会、大众是否有利”的观点来衡量梁山泊众好汉们的所作所为，终于豁然贯通了：对梁山好汉的定位，还是土匪强盗，绝不是什么英雄豪杰！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和农民起义不沾边儿！
当然，我必须汲取历史教训。我的这些观点，没有在“全民评水浒”的运动中发表，所以也没有“受到批判”。“文革”期间，我把我对“官逼民反”和“农民起义”的新认识，用来写一部长达200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这就是我的成名之作：1983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括苍山恩仇记》，当时畅销70万套, 说明我对农民起义的认识得到了多数人的承认。有人说：我写的是一部“当代《水浒传》”！
不久，我落实政策，回到北京，因为《括苍山恩仇记》的成名，我没有回到语文学界，改行从事文学编辑工作。
2002年，朝花少年儿童出版社委托我改写一部《水浒传(少年版)》。我利用每回书后面的空白地位，用“简评”的形式，把我对《水浒传》的新观点简单扼要地说了说。此外，又写了一篇比较系统全面的“导读”。可惜朝花少年儿童出版社的总编辑认为我的“导读”写得太深奥了，不适宜中小学生阅读(似乎有些过低估计今天的中小学生的接受能力了)，没有采用。不过每回书后面的“简评”却没有删去。这是我对《水浒》的观点第一次公诸于众。
2006年，我把我写的“导读”拆开，先后发表在我的博克上。正好这时候中央电视台10套的“百家讲坛”栏目要我去试讲《吴越聊水浒》，接着新浪网的“网上大讲堂”又约我去讲“话说武松”。我把部分讲稿也发表在我的博克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编辑王清同志看见了，主动和我联系，希望我运用这些新观点写成一部书，这就是2007年8月出版的《吴越评水浒》。
《吴越评水浒》的体例，近似于金圣叹评水浒。不但在正文中间夹“批”，还在每回书后面加“评”。此外，感受到自己小时候“一知半解读水浒”，“糊里糊涂读水浒”，我的书中，加了大量的注解，可以说是《水浒传》从明朝刊印出版以来，注解最多、最详细的一个版本。
此书8月份出版，当月北京发行所的仓库里就空了。报刊网络媒体反应热烈：赞许者有之，反对者有之，怀疑者也有之。反对得最激烈的，是山东人。有人甚至在网上留言：只要我到山东去，就要打我。武汉有两个特级中学语文老师质疑说：教科书上分明说武松、李逵是英雄，现在有的学者偏要说他们都是土匪强盗，让我们教书的无所适从了！有一些青年网友则抱无所谓态度，说什么：“小说嘛，只要热闹好看就行，你费那么大力气去考证这些问题干什么？那么大年纪了，在家里抱抱孙子好不好？真是吃饱了撑的！”听起来奶声奶气，天真烂漫，稚态可掬，一切都无所谓，其实这才是我们民族真正的悲哀！
为此，又引起了两个“连锁反应”：一是香港凤凰卫视看到了网上的争论，特地到山东梁山县梁山山寨上举办一次“梁山泊108将究竟是英雄豪杰还是土匪强盗”的大辩论，邀请我作为反方第一辩手(有趣的是：正方第一辩手崔茂新教授带了一百来个学生来站脚助威，结果竟有半数支持我的观点)；二是浙江大学的胡葛福老师特地邀请我到浙大去做专题报告，就谈青年人今天如何看待《水浒传》的问题，具体日程安排是：先到浙南我的母校丽水中学和他的母校盘溪中学去巡回演讲，意思是：“对《水浒传》的拨乱反正，也要从中学生做起”；最后才到杭州和大学生们讨论，进一步发挥我对《水浒传》的看法。
10月13日我在浙江的巡回演讲结束，来到杭州，浙大的报告会却因为赶上十七大召开而临时取消了。在和胡葛福老师等新老朋友们的座谈中，大家都说我的“《水浒》启蒙”工作做得很好很及时：这不仅仅是对《水浒传》一部书的看法问题，而是牵扯到对“英雄人物”和“农民起义”的定义和看法问题，鼓励我再接再厉，把我讲话的内容集中起来，比较系统全面地写一部更能表达自己一家之见的书，等2008年初再来浙大交流。——这，就是这部书的缘起。在“舆论一致”的五十年代，我的“另类”观点不可能发表，书更是绝对不可能出版的；今天国家政府能够允许我发表不同的看法，就是一大进步。
其实，说“《水浒传》是描写土匪强盗及其成因的书”这一观点，并不是我的首创，第一，早在三百多年前，就已经有这样的看法了；第二，近当代的报刊网络上面，也断断续续地发表了许多篇文章，说明关心、探讨这个问题的人是很多的。我只是“总其成者”，把大家的观点搜集在一起，使其更加系统化、条理化，如此而已。
不错，颠覆前人对《水浒传》的评价，意义确实不仅仅在《水浒传》一部书，很可能还牵涉到史学界对历代农民起义领袖的评价；例如对洪秀全的评价。在我的《括苍山恩仇记》中，对洪秀全个人的品质，就是彻底否定的。在八十年代“思想还不太解放”的那个历史背景中，居然没有被删除，应该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这一次，我对宋江等人的“革命性”也予以彻底否定了。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我只是带了一个头，希望后来者能够更深入地讨论、研究、阐发。
《水浒传》出版四五百年来，以《水浒传》为题材的“派生艺术”种类繁多，除了绘画、雕塑之外，人们最熟悉的，是评书、戏剧、电影、电视剧。《林冲发配》、《林冲夜奔》、《武松打虎》、《武松打店》、《真假李逵》、《李逵负荆》、《坐楼杀惜》等等，都是戏曲舞台上久演不衰的保留节目。这些零散的戏曲，至少还有是非善恶的标准，突出的是英雄气概和贪官害人等积极主题。但是自从八十年代山东电视台推出电视剧《武松》以后，直到央视版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播出，是非善恶的界线就逐渐模糊了。每逢演到张青和孙二娘这种铁秆儿歹徒残害旅客用人肉做馒头，怎么定位？每逢演到宋江为了逼降秦明在青州城外烧杀无辜百姓一千多人，怎么表达？称赞、歌颂这些杀人魔王，是什么意思？难怪《水浒传》播出以后，许多人都反对它得奖，原因就是指责它“是非不明”，歌颂了为非作歹的坏人，有负面作用。
最近在报纸上看见消息：导演吴子牛又要重拍《水浒传》了。他选演员的条件之一，是“热爱《水浒传》”。这个“热爱”，不知道是什么标准。是不是必须认为宋江等人都是“英雄”？看起来，新版电视剧《水浒传》的基调，依旧是歌颂。我怀疑、担心了好久。
2007年12月5日下午，投资承拍新版电视剧《水浒传》的第一视频集团，派华东大区分公司总经理张凤莲女士来我家访问。我首先问她新版电视剧《水浒传》的基调是什么，她说：只能是歌颂英雄气概。
于是我首先告诉她：1985年，我去长影访问，听厂长张笑天先生说：他正在编写一部电视剧《太平天国》。我问他此剧的基调是什么。他说是歌颂。因为他最最崇拜的人物之一，就是英王陈玉成。我说：太平天国的领导人天王洪秀全，是所有农民起义军中个人品质最最恶劣的一个；陈玉成虽然出身贫农，但曾混迹下层社会，属于流氓无产阶级，最好也不过是个韦小宝式的人物。如果你以暴露为基调，指出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根源，这部作品一定成功；如果是歌颂，肯定失败无疑。等到电视剧播出，剧中的陈玉成被无限拔高，写得比八路军还八路军。播后统计，收视率还不到一个百分点。中央台播出以后，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台接着播出。失败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我接着直言不讳地劝她：《水浒传》的电视剧，已经拍过两次了。普遍反映都说央视版的《水浒传》就不如山东台的《武松》拍得好，广大观众都反对它得奖。这第三次重拍《水浒传》，你们公司投资一亿，如果拍出来的结果，也像《无极》一样，招徕一片骂声，你们可就栽了。她也坦言这个题材的确很难处理。她个人也同意我说的“梁山好汉的基调都是土匪强盗”的论点，但是电视剧又不可能这样拍。考虑到目前贪官污吏横行，老百姓需要宣泄，观众还是会欢迎的。我的肺腑之言是：千万不要把新版电视剧《水浒传》拍成让青年人学习的“英雄”榜样，特别像张青、孙二娘这样的铁杆儿歹徒。现在还有贪官污吏，是不争的事实，但今天是和谐社会，绝不能用鼓励杀贪官来迎合老百姓的“宣泄”情绪。她也说：水浒人物，的确只能拍到“好汉”的档次为止，不能拔高到“英雄”的档次。但是作为投资方，她不可能左右编导的思路。我看，真要能做到她说的“拍到‘好汉’档次为止”，这第三次拍《水浒传》，倒是有可能成功的。但愿她的承诺能够兑现。——新版电视剧《水浒传》的编剧名叫“豪杰”，我想他总应该分得清什么叫“好汉”，什么叫“英雄”吧！
看起来，不知道《水浒传》究竟是一部什么书的人，还不是少数。甚至还包括一部分专家学者知识分子。向广大人民说明《水浒传》究竟是不是写农民起义、是不是写英雄豪杰，也就是胡葛福老师说的“《水浒传》启蒙”工作，还有待我们去继续努力。但愿我的这部书，对至今仍糊里糊涂或自以为是的读者，有一个参考佐证的作用。
吴 越 2007年12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