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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章 东方雷动横陈云

书名:千古名将英雄梦之天下强汉 作者:乐生 更新时间:2019-07-24 09:30 字数:3347

    公元前一五八年的冬天实在很冷,寒风呼呼地刮,吹得殿上汉瓦沙沙作响,刘恒从回忆之中醒来。

    说实话,刘恒对周家是有愧疚的,当年他那么做,也是有不得已的政治苦衷。一切都是为了杀鸡儆猴,而周勃倒霉就倒霉在他是鸡猴们的领袖。如今,刘恒身边已聚集了一个颇具规模的政治生力军,他可以放胆地任用年轻人了,而周亚夫就是他要着重培养的军事人才。不仅为了补偿当年那份歉疚,同时也是为了政治需要。

    汉兴以后,武帝之前,高吕文景四代,都擅长黄老之术。而所谓黄老之术,主要就是研究黄帝与老子的学问,尤其是老子的思想。而所谓老子思想正是道家与法家的发源,其中道家的精髓就是无为,法家的精髓就是权术以及刑狱。而所谓权术之精髓,就是制衡各派势力,保证皇权独大。简单来讲就是拉一帮人,打另一帮人,哪边对皇权威胁大就打哪一边,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一切只有利用二字。

    所以,在刘恒执政期间,功臣集团的势力日渐下降,文法吏阶层日渐兴起,他们当上三公九卿的比例从以前的零上升到百分之三十三,这就极大地加强了专制皇权。

    分析到这里,刘恒重用周亚夫的背后原因,已经呼之欲出。

    归根结底,经过文帝十几年的打击削弱,汉初功臣集团在朝廷的影响力已大大降低,基本不复从前擅权废立之威势,刘恒完全可以再次拉拢他们,比如提拔几个功臣子弟,以争取他们的支持,联合他们的力量,去对付一帮更加令人头疼的家伙。

    这帮家伙就是一直困扰着汉朝发展的两大毒瘤:匈奴人的外患和诸侯王的内忧。

    外患已经够让人头疼了,但诸侯王的内忧更加令人头疼,关键是这些诸侯王要么是功勋卓著拥兵自重的地方军事大鳄,要么是野心勃勃不甘寂寞的皇帝嫡系血亲。一个个都是火药桶子,稍稍处理不好,就得把大汉帝国炸上天去。

    刘邦在位期间的主要成绩之一,就是在吕后的帮助下除去了尾大不掉的异姓诸侯王,既没养虎遗患,又没为虎所伤,虽然不可避免地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些恶名,但总算为后世刘氏子孙拔去了一根大刺。

    然而异姓王没了,还有同姓王。本来同姓王是汉室江山的一大屏藩,如果没有他们,诸吕之乱也不会那么容易被平定。且汉文帝乃以外藩继位,原在朝廷无甚基础,所以他登基后只能大封有功宗室以示酬答,先后竟封了十七个之多,几乎是高祖所封同姓王的一倍!可惜有句话叫作“过犹不及”,同姓王势力的膨胀,对帝国与皇权同样是种威胁,而且威胁还不小,随着其不断升级以至渐次爆发,刘恒在晚年开始痛苦了。

    最先拉开同姓诸侯王叛乱序幕的,是文帝所封济北王刘兴居。刘兴居是齐王刘襄的弟弟。在平定诸吕之乱中,他曾以宫廷宿卫的身份提供不少情报。之后又同诸大臣共同拥立刘恒为文帝,并亲自率兵将小孩刘弘逐出未央宫杀死,迎刘恒入宫就位,功劳不小。文帝本来打算将梁地尽数封给刘兴居做梁王,但后来又听说他当初曾打算拥齐王刘襄为帝,所以只割了区区齐地之济北郡封给他做济北王。刘兴居因此而极为不满,渐起不臣之心。汉文帝前元三年(公元前一七七年)五月,也就是周勃被免相后不久,匈奴大举南侵,刘恒因国无良将,不得已御驾亲征至太原督战。刘兴居遂趁机起兵西向,欲拥其兄齐王刘襄为帝。文帝闻讯,立刻罢兵南救,将刘兴居的反叛扼杀于摇篮之中,刘兴居兵败被俘,自杀,国除。

    但济北王刘兴居的叛乱刚刚平息三年,淮南王刘长又出来捣乱了。刘长是汉高祖刘邦最小的儿子,于高祖十一年(公元前一九六年)即已受封。汉文帝即位后,刘长凭着自己跟大哥刘恒关系最好,而骄横跋扈,目无法纪。不仅公然擅杀辟阳侯审食其,而且赶走朝廷为淮南国所置官员,自己重新任命,并擅自封爵关内侯(地位低于列侯,有封号而无封国)以下九四人,简直是没有王法了!之前,刘恒念及兄弟情分,一直对他百般宽纵,但事竟至此,刘恒忍无可忍,就派人骂了刘长几句。刘长怀恨在心,竟遣使者勾结匈奴与百越,欲里应外合,图谋造反。可惜未及行动,事情败露,刘恒遂派人逮捕刘长至长安,但仍不忍兄弟相残,遂只革除了他的王爵,发配蛮荒蜀地。“草莓族”刘长受不了这个极大的打击,行至半途,竟绝食而死。(天高路远,谁知是绝食死的还是被故意饿死的)

    刘长是刘恒的亲弟弟,都经不住权力的诱惑要造反,其他与刘恒关系疏远的诸侯王就更加令人担忧了。且不说他们有没有这个反心,只就目前的局势看,他们完全具有这个造反的实力。

    首先,依汉初的政治体系,地方上郡县制与诸侯国并行,其地方军制也是并行的。郡县之地方军由郡尉统领,并直接受中央最高军事长官太尉节制;但诸侯国却能自行组建“郡国兵”,其军事指挥官“中尉”一般也由王国自置。汉初全国共有五十四郡,其中三十九郡都属于诸侯王的封地,而皇帝直辖不过十五郡而已。故诸侯王的军力完全可与帝国正规军分庭抗礼。

    其次,汉初诸侯国内自有小朝廷,除丞相和太傅由中央任免外,其下官吏,诸侯王尽可自行设置,这客观上形成了诸侯国内独立的政治集团。其中便不免有些颇具才智的政治投机者心怀不轨,煽风点火,替主子出谋划策争权夺利,唯恐天下不乱,朝廷对他们鞭长莫及。

    最后,我们知道,诸侯王在自己的封国内,是可以征收赋税的,但这还不打紧,关键是汉文帝刘恒在前元五年颁布的“除盗铸钱令”,一下子把诸侯王们全养肥了,肥得流油冒泡,非常之可怕。

    我们前面提过,汉初的时候国家通货膨胀极其严重。现代社会市场成熟,经济思想完善,我们有很多行之有效的办法来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如调节货币总量,限制物价,减税或者增大市场),但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人们对经济与货币的认识还处在“摸着石头过河”阶段,文帝一看市场上钱少物贵,竟有个拍脑袋的馊主意,下诏废除禁止私人铸钱的禁令,允许民间自行铸钱。

    货币发行是国家的生命线,但文帝却拱手把它让给了私人,这在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思议。但事实上,它真的发生了。其恶果自然地球人都知道,能采铜铸钱的人肯定不会是穷苦老百姓,多半是被达官显贵富商巨贾给独占了,不但独占,而且还偷工减料(在铜中掺铅)牟取暴利。于是有权势的人就有钱,有钱有势的人则更加有钱,市场物资正常增加,但货币却越来越多,且其总量与流通的监管又不可控,结果肥的是少数人,吃亏的还是朝廷和广大不明真相的群众。

    而作为掌握大片土地与矿产资源的诸侯王,他们自然发大了。尤其是受封于江东的宗室元老吴王刘濞(刘邦兄刘仲之子),其封地内的豫章(今江西南昌)恰好是大铜矿所在地,刘濞乃采其铜而铸钱,又煮东海以为盐,得致富甲天下,而渐有东帝之志。

    综上所述,诸侯王们有兵有粮有钱有人才,已成尾大不掉之势,只要给他们一个理由,他们就能翻天覆地,翻云覆雨,搞得天下乱七八糟。

    因此,不仅文帝为诸侯王们殚精竭虑吃不香睡不好,他所提拔的几个年轻大臣,也着急得上蹿下跳,就差掀房子拆瓦了。

    汉文帝前元六年(公元前一七四年),贾谊向文帝上了一篇洋洋洒洒数千字的雄文《治安策》,其中对当前的政治形势极为忧心,竟言要为之痛哭,为之流涕,为之大声叹息,并提议将几个比较大的诸侯国由其诸侯王子分而治之,是为“剖分王国策”。

    贾谊此议,众建诸侯而少其力,诚不失为安汉甚佳之策,俨然汉武时大获成效之“推恩令”前身。往往盛世,才真正需要这样振聋发聩的危言,这种“杞人忧天”的忧患意识才是真正的强国之瑰宝。只可惜天下大势已成,文帝虽深纳其策,亦难骤付实施。所以直到此后十年,即公元前一六四年,刘恒准备齐全之后,这才分代为两国,分齐为六国,分淮南为三国,还把自己的儿子刘武封为梁王,并广梁国之地,以控制中原,震撼诸侯,屏障中央。

    然而,刘恒最终还是放过了最危险的人物吴王刘濞,这不仅因为刘濞实力雄厚难以制伏,而且还因为刘恒欠刘濞家一条命,心中愧疚,不忍做得太绝。这件公案,我们容后再续,这里先卖个关子,不提。

    汉文行事,从来谨小慎微,汉武暴风骤雨式的施政方式不是他的风格,所以他明知诸侯王乃汉之心腹大患,但也只是从容布置以慢打快,以免处理不慎而致祸生肘腋。

    举凡成大事者,一要魄力,二还要谨慎,刘恒谨慎有余而魄力稍显不足,这注定他成不了什么大事也出不了什么大乱,这对当时急需休养生息的大汉来说,却不失为一个恰适的帝王。

    然而,谁能保证下一任皇帝还能头脑这么清楚?到时万一天下大乱烽烟四起怎么办?

    所以,他必须为他的继任者留一个平常时候能镇得住,关键时刻能顶得上的超级救火队员。

    此人,当然就是军令如山安天下的细柳名将周亚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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