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不停地从这个会议奔到那个会议,向听众们讲到我们的这个印度、印度斯坦、婆罗多——这是由神话中的印度种族的创造者派生出来的旧的梵文名字。我在城市里很少这样讲,因为在那里的听众们更老于世故,而他们是需要更强有力的精神食粮。但对眼光有限的农民,我谈论到我们正为它的自由而斗争中的这个伟大的国家,谈到这国中的各部分彼此之间尽管如何不同,然而全是印度,谈到东西南北各处农民的共同问题,并且谈到自主l只能为圣印度去争取而不能专为某一部分。我告诉他们我的旅行从远在西北的开伯尔隘口,到远在南方的康尼耶·库马里亦即是科摩林角,在这些地方的农民都问过我同样的问题,因为他们的痛苦都是一样的,贫穷、债务、特权阶级的既得权利、地主、高利贷者、沉重的地租和赋税,警察的骚扰,所有这些都是强加于我们身上的外国政府的机构所制造出来的结果。所有这些也是必须加以救济的。我曾努力要使他们把印度看作一个整体,甚而或多或少地把我们看作是这广大世界的一部分。我提到在中国、在西班牙、在阿比西尼亚、在中欧、在埃及和在亚洲西部几个国家的斗争。我告诉他们苏联的惊人的变化和美国巨大的进步。这个工作是不容易做的,但也不如我所想象的那样困难。因为他们对于我们的古代史诗、神话和稗史都知道得这样熟悉,这样就使他们有了亲切的祖国观念,而也因为总有些人曾经广泛旅行到过印度四方进香的圣地,或者因为有老军人,他们曾经在外国地方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或其他战争。甚至由于三十年代大不景气的结果,使他们深刻地体会到我所提的外国的事情。
有时候我到了一个集会上,他们大声欢呼来迎接我:“Bharat Mata ki Jai——胜利属于印度母亲!”我出其不意地问他们,他们这样的高呼是什么意思呢?谁是这个Bharat Mata,即印度母亲,他们要求所希望胜利的又是谁?我的问话使他们觉得好笑而感到惊奇,那时候不知道怎样回答才恰当,他们就面面相觑并瞧着我。我坚持地问他们。到后来有一个强壮的查特人(他们是从记不清的年代起就未离开过本土的),可能回答我道,它的意思就是讲:dharti,即印度“大地”。什么“大地”呢?是他们乡村特别的一块呢?还是一区一省内的所有各块呢?或是在全印度之内呢?这样的问答继续不已,到末了,他们就会急躁地要我详细告诉他们。我就尽量地告诉他们并且向他们解释,印度就是他们所想到的这一切,但还远不止此。那印度的山岳和河流、森林及供给粮食的广阔的农田,对我们都是宝贵的,但归根到底最宝贵的还算是故居于广大土地上的印度人民,就像他们和我一样。“‘Bharat Mata’,即印度母亲”,主要的就是这千百万人民,它的胜利就意味着人民的胜利。我告诉他们,你们就是“印度母亲”的一分子,在某种意义上你们本身就是“印度母亲”,这个意识逐渐地渗入他们的脑海,他们的眼睛都发亮起来了,好像他们有了一个伟大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