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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说不明道不清的数字——1
书名：增1减1的行为艺术 作者：王颖 更新时间：2015-11-03 16:08 字数：10938
1加1等于几
这是一个幼儿园的孩子都会回答出来的问题。若是妈妈、教师问一个孩子:“1加1等于几?”，孩子就会回答：“等于 2 !”
一切的数学开端皆在于此，我们从1加1等于2开始了加法运算，继而是减法、乘法与除法，然后是乘方与开方、微分与积分……一直从小学上到了大学。
一开始，一切的孩子对这答案都没有怀疑,这是独一无二的答案。不过，要是问问题的大人“使坏”，再问道要是一根竹子与一棵树相加呢? ”或者什么:一堆黄豆与一堆大米相加；一把椅子与一张桌子相加；一条裤子与一件上衣相加等等。这孩子就答不出来了。他(她）只得再去请教老师,而后就知 道了，“不是同名数不能相加!”
当然，有些东西即使不是同类项，硬加在一起也行得通。例如，一匹马加一头骡,就可以说有两头牲口，但若是一件上衣加一条裤子,则又变成了一套衣服了。
的确，这里出现了岔子，不是同类项的不能相加。但事实上也告诉了人们，并不是任何的1与另外的一个1都可以胡乱相加的。1与1的加法在这里碰到了难点。
难点还不仅于此，若是一堆大米与一堆大米相加，那么倒在一起以后仍是一堆，不过这堆大米比原来的那两小堆大一些罢了。这便产生了与前面不一样的新难题:就是同名数(同类项)加到一起，也不一定是1加1等于2。
再把这个问题深人下去，“麻烦”也许更大。要是一个大 人问一个孩子你说，一个男人加一个女人等于几?”
“等于几? ”谁也不知道这个答案。
这个答案是不确定的。若是一家人，一个母亲加一个儿子(或一个祖父祖母加一个孙女或孙子），那就是两个人;一个年长的人加一个年轻的人(两个人不能给合成为夫妻的)也是两个人，如若这两个人能结成夫妻，问题就复杂化了。他们能够生儿育女，这时，1加1就大于2 了，他们可能发展成3个 人、4个人，甚至5个人、6个人，有谁能说得清楚呢？
聪明一些的孩子可能会说:“要是他们能够结婚,那就大于 2 !”
这个回答对不对呢？
很可能不对！
要是这个女人不能生育呢？要是这个男人的精子有问题，不能让这个女人怀孕呢？
要是这不是一对情人或夫妻,而是一对仇人,势不两立的仇敌,不是你消灭他,就是他消灭你，最后的结果或是一个被杀，或是两个都被消灭了呢？这样,1加1就等于0 !
然而,在许多的情况下说0也不见得正确，一个集团（军队）消灭了另一个集团（军队），或像两伙黑道火并，最后胜利的集团壮大了,它虽然也等于1,但比原来的1要大一些;要是一个国家吞并了另一个国家，两者合二为一，这就成了一个大国。这种种不同的情况，汇总起来说，那就是1加1既可以等于0，也可以等于从1到2、3、4等等的任何一个数。由此看来，1加1等于2的现象是少见的,而1加1不等于2的现象却是到处存在着。
数学用“数”为我们表示了“量”的区别，的确带来了把许多复杂事物简化理解的好处，同时也把复杂性的问题简单化了。这种简单化的结果就使数很难反映真正的客观现实。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简单化既为我们人类的认识带来了优越性，也带来了若干弊病。
1加1还会等于几
如果我们排除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会结合成为夫妻这种情况，就是一个男人加上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加上一个女人，是不是等于2呢？
孩子也许会回答是2。但是一个会动脑筋的大人，他知道肯定不等于2。
当然，两个人相加，就其数量可能等于2，但力量肯定不等于2。
这就是总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原理。
这边是100个人的普通老百姓,这些老百姓拖家带口，有老弱残疾，有幼儿孕妇。而另一边，是100个老百姓(青年人）组织成的一个拿着枪的连队，双方如果冲突起来，那么，这支连队要杀掉这100个没有组织的老百姓绰绰有余，而自己可能损失轻微。同样的道理，这一边的两个男人齐心合力，而那一边虽然也是两个男人，却是互相仇视、分崩离析。这个人巴不得让那个人当“炮灰”，那个人也巴不得叫这个人死于敌手之下。那么双方打将起来后，这不团结的一方的力量连1都算不上，而另外团结一致的一方则大于2，所以那不团结的一方很快就被消灭了。
这是中国一个古老的故事里早就说到了的。一个父亲有10个儿子，他临死前把10个儿子叫到床前,先拿出一根筷子，让一个儿子折,这个儿子一下了就折断了。然后,这位父亲将10根筷子绑在一起，叫一个儿子折,这儿子无论花多大的劲都无可奈何。于是父亲临终时说了这样一句话我要你们团结在一起，那么，任何坏人都不可能战胜你们了。”
这个父亲的形象，是普遍性的，他可以是一个大家庭的父亲，也可以是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于是，“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就成为我们人类共同的格言。
这说明，10个人加在一起在人数上等于10，但在力量上必定大于10。因为10个单个的人简单相加是一回事，10个人组织成一个集体(如一个班)就是另一回事了。组织让单个的10里再注人了结合的力量，这是不言而喻的。
瑞士的军事家若米尼在《兵法概论》中曾经这样说道:“一个俄国的将领，当他指挥着一支在欧洲算是最坚强组织的军队时，他能够在开阔地区轻而易举地战胜一支不论其人员如何勇敢，但却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军队。‘一致’可以产生力量，秩序可以保证一致,而纪律又是秩序的先导。如果没有纪律和秩序则决不能取胜的。
同样是俄国的将领，指挥着同样那支军队，但是当他所遇到的是一支在训练和纪律上大致与俄军相似的其他欧洲军队时,他的行动就要慎之又慎了。”
这段话的意思很明白，“一致可以产生力量”。同样的10 个人，一边没有一致性，另一边有了一致性，那么，另一边就加进去了纪律一秩序一一致的力量：它就不再是1 +1+1 + ……=10，而可能等于15，甚至100 了。
不过，当由一些人组织成一个团体后，内部可能由于组织得好，而产生了一致的力量，也同样会因为组织得不好，或内部意见纷纭、分崩离析而破坏了这种一致性。这种情况往往表现为:两个头头争权夺利；内部分成了意见截然相反的两个派别或若干个派别；内部出现了通敌的内奸;内部其他方面的争斗的破坏性具有比外部入侵还要大的破坏力。即使没有以上因素，也由于毫无凝聚力而像一盘散沙等等，这个时候，就不再是10个1相加等于10了，混乱的加与减的结果，变成了 8、6、5或者4……这时,我们可以称之为内部有了与“一致”的反向力——“离析”力。
于是，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公式来表达:相同人数+一致性的力 > 相同人数的力;相同人数+离析力 < 相同人数的力； 相同人数+ 一致的力+离析力则根本不知道等于几？
最能说明问题的大约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人屠杀中国人和德国人屠杀犹太人了。
1937年12月5日，侵占江阴的日军继续在江阴周围乡村进行烧杀。在卢家村的卢水生家，日军将躲在那里
避难的100多名村民全部赶出来。随后，4个日本兵把其中的102名男子用长麻绳绑成一串，一起押到村西的大塘河岸边。
屠杀开始了一个日本兵端起刺刀向排头的村民陆阿紫当心刺去，陆只叫了一声“娘啊”，就直挺挺地倒了下去。日军将他尸体踢进河中。紧挨着陆阿紫的两个村民，被吓得昏倒在地，日军用枪托把他们捅到河里，抬手就是两枪。只见河面上泛起两股殷红的血水，那两个村民无力地挣扎了几下，便慢慢地沉了下去。将近两个时辰，那4个日本兵就这样把102名中国男人逐个全部杀死在大塘河边。
1943年5月9日到11日，3000余名日军在湖南厂窖地区屠杀了 32000多名中国人，其中包括数千名第七十三军的溃兵。“在厂窖小集,敌人用9把刺刀杀74人，仅 1个人逃生。在汀浃洲用4把刺刀杀30余人，无一幸免”;“有一个敌兵，独手杀了我们50多名男女同胞。有 3个敌兵，共同杀了我们100多个男女同胞。他们的刺刀戮弯了，就用斧头劈”。10日那天，永固垸的两个农民被日军一个班掳去当挑夫，挑着两副大箩筐跟着日军到里中湖、汀浃洲一带抢掠。
这两个农民事后回忆，那一个班的十一二个日军，在不到9个小时的时间里，用刺刀刺死、开枪打死140多名中国人，强奸妇女20多名，烧毁民房5栋，杀死耕牛2 头、猪10多头，还抢劫了300多斤金银细软物品，烧毁了许多家具、农具、衣被和粮食。
在上述两个场景中，绐人印象深刻的，一方面是日本
人的残暴成性，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同胞的任人宰割。（注①金辉著《恸问苍冥》，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5年6月出版,第 230—236页。）
中国人为什么如此地软弱？如此地任人宰割？ 4个日本 兵对付102名男人，如果这些男人都生出反抗之心,敢于同日本兵一拼，说不定就能把那4个日本兵杀死而自己就可能保全，可是却没有一个人在这时振臂一呼,甚至单独抗拒，这大约是中国人的人性软弱使然。而中国人人性所以软弱,这又同数千年来的孔孟之学，近百年来的“东亚病夫”，以及中国人 始终是“一盘散沙”等有关。我们先不忙下结论，再听一听被屠杀者与屠杀者的心声。
杨占友是1932年抚顺平顶山大屠杀的幸存者，当时他受重伤，在死人堆里活了下来。20年后，他说：
现在回忆起这一段情景，真是不堪回首。万恶的旧社会把我们折磨得只知道当牛马，别的啥都不懂得。日本帝国主义就都看透了这一点，所以才敢于这样欺负我们。我记得当时机关枪只配一个剑子手，一共我只看到两挺,但是有的人说有五六挺。而日本兵，主要兵力不在屠场上，而在离屠场还相当远的两边东、西山头上，目的是看守大刀队，怕他们冲进来营救我们这些被害者。刽子手们怕的是救国军、大刀会，对于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则根本不放在眼里。他们完全知道,就是把刀架在我们脖子上，我们也不会反抗的。所以，他们才敢于那 样满不在乎，毫不顾虑我们会从他们手中抢走武器。要是在今天,别说是3000同胞,就是几十个人，像当时的情 况，什么机关枪抢不过来？还能那样老老实实，任凭刽子 手的屠刀像宰鸡宰羊一样宰割，一个个乖乖地躺在刽子 手的屠刀下等死？想起这些，真叫人心痛。
陈德贵是1937年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他们那一批3000 多人，只活了他一个人，其余全部被日本人所杀害。他是这样感慨地回忆当时的情况的：
哎，那时的人老实，都不敢动，叫跪就跪，叫坐就坐下。大货房里3000多人，只有3个日本人看管，大门开着,又都没有绑，一起哄，3000多人至多死几百个，2000多人都能逃出去,可就是没有人出头，都胆小，都怕死。
而屠杀者呢,他们怎样看待我们那个时候的中国人？
当年八国联军在中国屠杀中国人，曾留下了这样的记载。
一个意大利军的中尉说：
不知为什么，他们总是哑口无言。难道他们不懂得生命的可贵吗？不懂得西方人也是怕他们的吗？他们为什么永远逆来顺受，连个叹息也不曾有一个。
一个海军少校这样说：
有时候毙击他们，也无法使他们开口。他们仿怫一群没有声音的活物，他们的声音也许都留在了梦中。
在1937年12月17日的《朝日新闻》上，有这样一则关于日军大屠杀的报道：
【横田特派员南京16日电】
两角部队在乌龙山、幕府山炮台附近的山地俘虏了14777名南京溃败敌兵（实际人数为5.7万人，且并非都是散兵，这些人后来在草鞋峡全部被集体屠杀，只有极少几个人逃生——笔者注）……真是盛况空前。XX部队长发表了“皇军不杀害你们”这样慈祥仁爱的训话，俘虏们始而举手叩拜,终而鼓掌喝彩，欣喜若狂。彼支那之散漫国民性，诚令皇军为之羞耻。（注①金辉著《恸问苍冥》,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5年6月出版，第 230—236页。）
不论是屠杀者,还是被屠杀者，他们在某一点上说得是一样的。那时的中国人麻木、无知、散漫,不懂得反抗,只会逆来顺受,只会伸长了脖子等敌人来砍自己的脑袋。
而在欧洲的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共杀害了600万犹太人，占了全世界犹太人的1/3。在奥斯维辛等死亡集中营，千百万犹太人平静地走进了毒气室，相互搀扶着照应着，去接受死亡。
不过，犹太人不能和中国人比，他们是没有国家的民族，分散于世界各处，在每一个城市居住区，他们都是极少数,所以任人宰割在所难免。而中国是个完整的泱泱大国，竟然衰弱、麻木到如此,令我们后来者也只得扼腕叹息。
这里我们并不是为了评论中国人的国民性问题，主要是借此来说明人数的简单叠加是一回事，内中有了组织有了一致性又是另一回事。自然，这其中也不能排斥精神的力量与人的觉悟等因素的存在。
4个日本兵仅用了4把剌刀就可以杀害我们100多个中国的男子汉，最简单的数字比是1/25，即一个日本兵大于25 个中国人。在这个比例面前，1 + 1 = 2的概念早就不复存在了。
因此,当我们说完这些,再问1 + 1 = ?的时候,连我们自己也惶惑了。
1也不等于1
若是我们再深入钻研下去,发觉问题愈来愈大，惶惑感越来越强烈。
不是吗？对于我们有生活阅历的大人来说,同名数可以相加，1个人加1个人等于2的概念也是大可怀疑的。
1头(牛）+ 1头(牛）=2头(牛）的加法是如此地清晰，好像没有什么错。然而我们只要仔细地想一想:一头病牛加一头病牛在数字上等于两头，但这绝不等于两头壮牛相加。一个懂得种地、懂得牛的价值的农民，到集市上去买牛，他宁可买一头壮牛，也不会买两头病牛。这就是说，在他的眼中，一头病牛不等于一头壮牛。
同样的道理，一匹马也不等于一匹马，一匹伊犁马不等于一匹蒙古马，也不等于一匹川马;一匹壮马也不等于一匹老马，一匹上等马也不等于一匹下等马。当我们身临在香港或欧洲的赛马场，你的这种感受就更明显了。同样是两匹赛马,一匹跑了一个冠军，而另外一匹得了个最后一名;得冠军的马得了100万元的奖金,而那匹跑了最后一名的马则什么也没有得到。那么，在所有人的眼中,包括在骑手和教练员的眼中，前者成了宝中宝,后者成了草上草。这两个一又怎样相等呢？
而人的问题就更加复杂。
1 = 1，或1 + 1 = 2的算术在这里更加行不通。
如果在需要运用智慧的运筹场中，一个智者绝不等于一个蠢人；
如果在运用体能的决斗场上，一个训练有素的强者绝不能与一个体能衰弱者相比；
如果在一个比较技能的工场中，一个具有熟练技术的工人绝对不能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初学者相提并论。
这种不可相比性简直可以说到处存在。在一个城市里，有那么几个形象差不多的年轻的男人:一个是腰缠万贯的大企业老板，一个是科学技术专门家，一个是没有什么钱财家势的下等职员，第四个是从农村刚到城市来的打工仔，第五个是不务正业的街道上的“小混混”，而第六个呢！是有过前科，坐过牢刚出狱的小伙子，如今还在游手好闲，无所事事。这时候，我们假定有一位美丽年轻的姑娘要挑选夫婿，那么,无论是在这位姑娘的眼中，还是在这位姑娘父母的眼中,谁的分量 重，谁的分量轻，一下子就分野出来了，她们的爱好取舍也是容易而明确的。她们决不会“捡到篮里就当菜”,不管对方是什么身份地位’是穷还是富,只要是个男的，是个青年人,就可以当这位姑娘的丈夫。不,决不会这样，在她们的眼中，这六 个“1”都有着完完全全实实在在的不同。
人不光是一个动物性的“人”，也不光是穿上了衣服像模像样的“人”，每个人到达了社会上以后，就附加了许许多多的必要的“附件”。这些附件包括了这个人的家势、地位、财富、知识、技术、文化修养、个性与谈吐爱好等等。
地位之中,你是个科长、处长，或是个司局级干部是不一样的。若在旧社会中,你是一位皇爷，还是一位府官与县官，抑或是个听差、跑堂，身份地位就截然不同。在学术领域中，你是一个大学校长，科学院院士,还是一位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也各个不同。人都在有地位有等级有轨道的社会中生存着，每一点细微的差异都构成了人的差异,同时也在别的人的眼光中构成差异。从这一个意义上说，人的名片就像是那副扑克牌。当你甩出了你的身份名片张方块3，而对方甩出了自己的身份名片，一张方块8,他就压住了你。而若对方甩出来的是一张“王”，那么，所有的方块3或方块8, 都得对那个“王”肃然起敬了。
财富、知识都是如此。一个穷人，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一顿饭就是他最大的需要。他向某一家庭讨一顿饭吃，按理这是雪中送炭，救人一命,但这一家人可能将他赶走;但是一位亿万富翁到得这一家来，他并不缺饭(恐怕倒过来，由于脑满肠肥而怕吃饭），这家人却热情过火，非要请他吃一顿不可。而若是这位亿万富翁(包括其他有身份地位的人)真的稍稍动了一动筷子，这一家人都会感到荣幸，并且一辈子都会津津乐道他们家是何等地荣耀。在这一家人的眼中，一个乞丐与一 个亿万富翁有着天差地别的不同。同理，一位著名教授曾经给某人授过一课,抑或某人是某位大教授的亲授弟子，恐怕这位兄台逢人就会把自己是某某人的门生放在嘴边，以借这位名家使自己生辉。然一旦这位名家受到了批封，或像中国“文化大革命”中那样,他成了“资产阶级黑权威”，那么，这位弟子恐怕马上就同他划清了界线，不慎提起他也就讳莫如深了。总之,我们的世界上到处充满着这种种的“偏见”。
这个“偏见”我们打上了一个引号，就说明它并不是偏见,是人之常情。一个皇帝把普天之下的财产占为己有，可以找 100个漂亮的妻子，这100个妻子还都引以为荣。而一个穷小子身无分文，连一个老婆都找不到，他自己也引以为恨。虽然他也很努力，将来说不定有出息’但起码在他没有发达之时，有“势利眼”的人会骂他“没出息”。我们的世界就是在这样的“偏见”中构成的。
在这样的世界之中，我们怎么能够再说这个1等于那个 1呢？
人应当是最复杂的“动物”，不但一个人不等于一个人,就是把“同名数”再收缩得小一些，此个1也不等于彼个1。
一个国王不会等于另一个国王;一个统帅不会等于另一个统帅;一个士兵决不等于另一个士兵；
一个包公不能等于一个魏忠贤;一个岳飞不等于一个吴三桂;一个范蠡不等于一个文种;一个张良不等于一个韩信或萧何;……
赵王不任用那个老将廉颇,反而坚持起用了惯于纸上谈兵的赵括。赵括前往长平担任了赵军主将后，便将赵军的一系列制度、纪律做了更改,重新任命了一批新部将。抛弃了廉颇高筑营垒，坚守不出，疲惫秦军的作战方略，企图以进攻态势一举击败秦军。秦军主将白起知道赵括是个只会纸上谈兵的家伙。便用骄兵之计，在双方接战后就佯装败退。赵军初战获胜，遂乘胜追击，秦军依托壁垒扼守，赵军数攻不克。白起派一支秦军切断赵军后路，然后将其分割为二,绝其粮道， 一连围困赵军40余日，军心开始动摇。赵括无奈,亲率精兵进攻秦军，被秦兵射死。赵军大败，降秦40余万，皆被坑杀，这是历史上有名的长平之战。
就这个战例来看，廉颇、白起、赵括三人都是一国之统帅。白起既不能与廉颇划等号，廉颇也不能与赵括划等号,白起更不能与赵括划等号了。用廉颇而赵国可能胜秦国，用赵括而赵国亡。可见人与人是大不相同的，将帅与将帅也绝不一样。我们实在无法把这一个1与那一个1等同起来。而且，一个廉颇可能战胜白起，但如果赵军一方起用两个主帅，一个廉颇加一个赵括，以2对1，那么，反而可能要败给白起率领的秦军了。
这1不等于1的现象,是所有人都懂得的道理，只是人们过去没有说出来罢了。
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那个1，他们谁与谁也不能替代，谁也不等于谁。有些人活在世上，做出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另一些人制造了举世愤恨的祸害，再有另外一些人则什么都没有干成，来到这个世界上只是消耗其他人生产的食品。
美国有位物理学家叫费曼,人称科学顽童，也叫天才中的 小飞侠。他到老都像是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可就是他，被戴森(《全方位无限》及《宇宙波澜》的作者)评为本世纪最聪明的科学家。他以量子电动力学上的开拓性理论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奖。就这一点而言，恐怕就要耗费一个人一生的主要精力了,可是，他却像闹着玩儿似的。因为他爱坐在酒吧内做科学实验，在吵闹声中一边喝着酒一边就想问题;他的桑巴鼓打得非常好，可以成为专业乐队队员，更绝的是任何保险箱到他手里都无险可保,即使是政府严密的保安系统，他也很快可以破解安全锁，在取得机密资料以后，留下字条告诫政府小心安全。这个怪人甚至连续5年努力辞去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的荣誉位置，因为选举其他院士的责任会困扰他。到了晚年时,他还曾亮出了漂亮的一手——他受政府之邀，参与调查“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事件”，在全国的电视上，他当场做实验证明爆炸的起因出在橡皮环上。
另外的一位科学家曾这样评论他:“费曼先生有五个脑袋,每一个都比我们聪明。”
如果这句评论是中肯的话，那么一个费曼就能顶五个科学家，更不知顶多少个一般脑袋瓜子的人了。
人与人的确是不一样的，中国有句俗话，叫做“人比人,气死人”、“一山更比一山高”。就说明人是不能互相比较的，不能比较也等于说不能“相加”。
用了一个英明的统帅而使战争胜利，用了一个庸将而使全军覆没;用了一个人才而使企业振兴,用了一个蠢才而使企业毁于一旦，这种现象,贯穿于任何单位、企业、集团的识人与用人之中。面对着这样大量的现状，我们还能说这个1等于那个1,1个天才+ 1个蠢才=2个(？)吗？
这样，在真实的1面前，1的概念就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而无从捉摸了。
我们想说明一些什么
是的，当我们议论的人、马、牛是某一个具体的1,而不是泛指的1时，问题的确是无限复杂化的。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讲,全世界有50多亿的人，那就有50多亿个具体的1,就有 50多亿个不同的类型，把这些个人抽象成一个数字，加到一起，都是不合适不科学的。
假如在一个学校的某个班级里，老师说要组织一些互帮互学的学习小组。这个小组以3个人为宜，而每一个组的组织方法都可以不一样。现在我们假设第一个组是老师乱点“鸳鸯谱”，强行拉合的;第二个组是要好同学自行组合的;第三个组也可以自行组合，但老师加了一条规定——必须两个男同学里吸收一个女同学参加(或者倒过来，必须在两个女生 里夹一个男生）;第四个组第五个组呢，因为是前面组织剩下的没人要的人的组合,所以最差的同学或品行最坏的同学组合在一起了……如此等等,过了一段时日后,我们一定会看到，每一个小组发生的情况各个不同，结果也各具差别，几乎没有一个学习小组是一样的，而家长的反映也完全不同。这个家长反映学习小组好极了，他的孩子从此学习好了起来，而另一个家长则抱怨孩子在学习小组里变坏了，第三个家长则对此持反对态度,他可能说:“不行’我们不参加学习小组了。 咱家的孩子帮助了别人，自己的学习成绩反而下降了。”
这，也许就是我们所要讲的1是什么（1加1等于几）的本质:抽象的1全都一样，具体的1全都不同；任何这个1与那个1都难以加在一起而等于2。
不但如此，就是具体的那个1,假定我们就说是张三李四这个具体的人，也每每有所不同。他的少年时不等于壮年时，他的壮年时不等于他的老年时，他的健康时不等于他的生病时，他的结婚后不等于他的结婚前，他的有孩子后不等于他的没孩子前。甚至可以说，他的今年不等于他的明年，他的今天不等于他的明天，他的白天不等于他的晚上。他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体力与智力的变化，情绪与心理的变迁，疾病与健康的转换。今天他还勇气百倍,可是到了明天他成了一个什么斗志都没有的“窝囊废”。
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我们研究人的行为科学其实是研究那个具体的1，而并非是研究那个抽象的1。因此，我们只能把那个抽象的什么 1 + 1 = 2抛弃在一边(起码是别太看重这个加法），而应当注重具体的1的讨论，这才是正确的。
康有为先生和梁启超先生改革变法失败的原因很多，但这也可以算一条，那就是他们过于注重抽象而不注重实际。他们把光绪皇帝这个傀儡也当成了一个正经八摆的皇帝看待了;他们把全部的希望都押在了这个皇帝身上，岂不知他与其他有权力的皇帝不同，也无法与慈禧相匹敌。而在这方面，那个袁世凯则比他们现实得多，当他接到了光绪皇帝的密令,要他杀掉荣禄，带小站之兵杀入紫禁城,支持光绪皇帝的维新运动时，他估计了一下力量的对比，认为投靠光绪不如投靠慈 禧，于是袁世凯叛变了。
这里，我们不是研究谁是谁非，谁是大丈夫谁是小人,所以可以暂时把道德观念与人性好恶排除在外。在这一场帝党与后党的斗争中，无疑是后党成功了,帝党失败了。就康梁与袁世凯来比较，康梁失败了，袁世凯成功了。这其中一个原因 (也许是一个小小的原因），就是袁世凯并没有把光绪看做一个完整的皇帝的力量。换句话说，与握有实权的皇帝相比,光绪并不是一个完整的1,他连0.1都算不上。
因此，当我们要讨论增1与减1的行为艺术时,我们先必须讲清楚这一点。我们务必把本书研究的1,放在具体内容的位置上，即放在此时此地此人的定位上，那样的研究才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