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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路路通”造反
书名：落进罗网的猎手 作者：吴越 更新时间：2015-11-28 16:39 字数：7169
B市公安局副局长夏诚，是个充满着传奇色彩的人物。
他是河北省交河县人，父亲是当地有名的大地主。他这个从小娇生惯养、锦衣玉食的大少爷，却在一九三八年当了八路军。那年他才十六岁，刚刚初中毕业。由于受进步教师的影响，他没有继续去升学，却跟随一批进步同学参加了八路军冀南军区的作战部队，在敌后根据地跟日寇打游击战。
他机智勇敢，不论是侦察还是作战，任务都完成得很出色。同年十二月，他刚参加中国共产党不久，就被调到冀南军区司令部当侦察参谋。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的时候，他是冀鲁豫军区司令部作战科副科长。
这个年方二十三岁的副团级干部，每次制订作战方案，总要亲自带领一批参谋到前沿去实地侦察，保证了作战的胜利，也表现出非凡的才智和勇敢。
一九四八年B市解放以后，他从兵团司令部侦察科科长的任上调到市军管会接管旧警察局，担任侦察处副处长、处长，不久又被提升为副局长，并兼任局党委副书记。他的得力助手、原侦察参谋关忠良，长期跟他合作，负责刑事案件的侦破。一九四八年解放军接管旧警察局的时候，确实是“土包子进城”，两眼一抹儿黑，什么情况也不清楚。当时社会上非常混乱，刑事案件，反革命案件，一宗接着一宗，真是千头万绪，不知从哪儿抓起是好。夏诚请示了上级，经过甄别，从旧刑警中留下一批比较老实、能干的人，再加上刚从军政大学新分配来的一批学员，很快地就把社会治安控制住了。
按照上级的物指示，对旧警察的去留标准，除了有血债、有严重罪行、民愤极大的一律逮捕法办之外，年老体弱的、巡长警长派出所所长以上的警官，一律资遣回籍或转业，留下任用的，只限于年轻有为、无重大罪行、思想倾向比较进步、表现比较积极、有造就前途的人。但是在应该转业的警官中，有一个“二道头巡长”，名叫刘建民，年纪只有三十多岁，并非警官学校毕业，而是从巡警一级级提升上来的。这个人精明强悍，对管片儿内的暗娼、赌窟、贼窝等黑社会情况非常熟悉，外号人称“路路通”。虽然当年也曾经接过他们的黑钱起过保护他们的作用，但是解放军一到，他一方面坦白了自己的受贿罪行，一方面积极带领关忠良等新上任的公安人员搜捕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渣滓，首先博得了关忠良这个东北大汉的喜欢和信任。遣转旧人员工作开始以后，刘建民琢磨着自己不是要被资造，就是要被转业，虽然照常积极工作，可是见到关忠良，总是心里酸酸的，甚至眼泪汪汪的。关东大汉一者缺不了这个得力的耳目助手，二者也觉得人家这样卖力工作，完了却把人家一脚踢开，于情于理似乎都有些讲不过去，没等刘建民开口，他倒主动去向夏诚求情了。理由似乎也是很充份的：第一，城市贫民出身，普通中学毕业。除了集体参加过国民党之外，并没有参加过特务组织；第二，解放前当巡警、巡长期间，除了对黑社会人物有些轻微的敲诈勒索行为之外，没有参加过搜捕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行动；第三，解放后工作积极，搜捕黑社会罪魁能够不顾情面，有立功表现；第四，由他带领逮捕的流氓、地痞、亡命之徒数量不少，这些人罪恶大的，判处死刑或无期了，罪行较轻的，判刑五至二十年不等，前一部分人如果越狱出来，后一部分人如果释放出来，都有可能会找他报复，他在公安局工作，危险性还小些，如果转业或资遣回籍，那危险性可就大了。有以上四条理由，再加上关忠良的再三劝说甚至愿以身家担保，夏诚终于被说服了。先对刘建民进行了多次表彰，然后以“成绩显著、工作需要”为理由，例外地把他留了下来，在二处当一名特别侦缉员，享受副科长级待遇。
一九五三年，党内揭出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不久，又揭出了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杨帆本是个剧作家，解放以后却当上了上海市公安局局长。为了掌握并肃清旧上海黑社会的残渣余孽，他留用了一批旧公安局的侦缉人员，其中有人出了一些问题，责任当然要由杨帆来负。传达的文件中，这也是杨帆的反革命罪行之一。文件到了B市，尽管B市公安局留用的旧人员中并没有出什么重大问题，但是上级指示：为防患于未然，对所有旧人员都进行了一次清理：凡犯有小过小错的，一律调出公安局外；凡是在二处做侦缉工作或已经提升到派出所副所长以上的干部，则不是调到五处去管劳改犯，就是调到六处去管行政事务。
刘建民那时候已经是刑警队的副队长了，在四名副队长中，尽管他的年龄最大，从事侦缉工作时间最长，经验最丰富，地面情况最熟悉，表现得相当积极，但因为他是旧人员，当然更不是党员，所以只能排在第四名，而且手中并无实权，大家只是把他看成一部活字典、一张会说话的“联络图”而已。好在队长关忠良一直很信任他、器重他，把他看作是得力的参谋和助手，重大决策和行动，也都让他参加，因此他在思想上倒没有什么负担，工作依旧很积极。
只是这一次清理旧人员，局里怎么也不同意把他留在刑警队了。尽管他工作积极，谁能保证他不是伪装的呢？尽管他历史清楚，谁能保证他不是伪造的呢？尽管他精明强悍，但是对于这一路不可靠的人，能力越强，不也就危险越大么？要是出了点儿问题，杨帆的覆辙，可就是前车之鉴：反革命集团的帽子，可是谁也不愿意戴的呀！
尽管大老关十分舍不得这个得力助手，也曾经再三到夏诚面前去为他求情，但是这一次比不得上一次，上一次是小事一桩，只要夏诚点了头就可以了；这一次却是唯恐大祸之将至也，人人自危，夏诚不但不敢点头，就是点了头，上面也通不过。不过总算看在他工作能力强，又没有出过纰漏的份儿上，再加上大老关老磨嘴皮子，夏诚又做了许多工作，才把刘建民调到十三处去管治安。夏诚的想法是：刑警队跟治安处关系密切，一方面可以继续发挥刘建民的才干，一方面也不辜负他五六年来的积极工作。
刘建民当然不知道夏诚的这些苦处和用心，总觉得这是念完了经打和尚，虽然到了十三处依旧积极工作，可心里却不怎么受用，开始结上了疙瘩。
一九五五年，由于揪出了“胡风反革命集团”，因此在全国范围内又先期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全部、干净、彻底地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运动”。刚调到十三处才一年的刘建民，尽管干得好好儿的，但由于遭到被捕人员的诬陷报复，几封来自不同地点出自不同人之手的检举信，众口一词地揭发他是国民党市党部书记长的亲信，是市党部安插在旧警察局内的特别党员，负有清共防共的特殊任务。这本是唐朝酷吏来俊臣《罗织经》中的故技：“欲诬陷一人，即数处别告，皆是事状不异，以惑上下。”但是一千四百多年前的老办法，依旧能够发挥其无比的威力：国民党市党部书记长解放前夕早就逃到台湾去了，无法对证；提审原市党部大小头目中未判死刑的囚犯，又都不知道刘建民的情况。一年多中，经过停职反省、隔离审查、大会斗争、小会帮助、四处对证、八方调查，写的材料足有三寸多厚了，可是还无法作出结论。
一九五六年底，肃反运动该结束了，他的案子做不了结论，只好照抄一千多年前的老谱儿：“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挂起来再说。
案子可似挂起来，人是不能挂起来的。十三处管治安，也是要害部门，怎么能使用这种“特嫌分子”？人家没有犯错误，怎么处理人家？正好那时候十三处组织一批没有正当职业又多少有点儿问题的市内居民到郊区去开辟一个半强制性的农场，就调他去当一个有职无权的副场长，明升暗降，控制使用。刘建民有苦说不出，又不能不去，心里的不满情绪又增加了几分。
一九五八年，全国都在大跃进，公安局也在大跃进：B市市长先生提出了一个掷地有声的口号：“要把B市治理得像水晶玻璃石一样透明。”在这个口号的指导下，公安局突击抓人，每个派出所都下达了指标，并且具体落实到每一个民警的头上。于是乎犯有微小过错只消拘留几天就可以释放的轻刑犯人甚或根本没有罪错的人被大批抓进了公安局，加上五七年韭出来的大批“右派分子”，劳动教养收容所有人满为患，原有的劳改农场不够用了。为适应“大跃进”的需要，公安局不能不新建许多劳改农场。本市没有空闲土地，就不怕路途遥远，相隔万水千山，到青海、新疆、内蒙古、黑龙江等地方去借地建场。
这种借用外省土地建立的劳改农场，有点儿像是“租界”，不但行政管辖归B市，建有政府办事处和公安分局，所有干部职工都由B市调来，副食百货都由B市供应，就连布票、粮票，都用B市的。
近郊区的劳改农场，干部职工只能每隔两周休息两天，一忙起来，就是几个月不能休息，过年过节根本不可能跟家人欢聚，选派干部就已经很困难了；如今农场办到几千里路之外的边远地区去，干部的难派也就可想而知。没办法，只能仍从有些问题但又不大的那些人中去挑选，提高他们一二级工资，动员他们把全家迁去，等于就在边疆安家落户。这一选，刘建民又被选中了。宣布他仍是副场长，不过下面有十二个分场，因此享受到副处级待遇，官儿升了不止一级。有的人因为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或者因为工作能力十分低下，在B市根本没有他们的出路，下到边远地区去当小首长，“独坐山岗，自立为王”，什么事儿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简直就跟金口玉言的皇上一样，尽管是执法机关，却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且比在大城市里当个小菜碟儿强多了，因此他们心里虽然也有一半儿不愿意去，还有一半儿却是愿意去的。刘建民则不然：他历史上确实没有重大问题，又身强力壮、精明强悍，仅仅因为他是个旧人员，口头上“革命不分先后”、“爱国就是一家”，实际上却是被打入了另册，别眼相看。尽管他表面上服从组织分配，带着妻子女儿上了火车，心里面的不满，却已经不是一分两分的了。
刘建民在黑龙江边疆当了四年副场长，转眼就到了饥饿的一九六○年。在那全国人民几乎全都填不饱肚子的年月。身在边疆农场且又是分管生产的总场副场长，尽管文化生活比不上城里，物质生活特别是米面大豆、鸡鸭鱼肉之类的“进口货”享受，比哪个大城市里的中上层干部都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一家四口儿，不但谁也没有消瘦浮肿，大人都身强力壮，孩子全活蹦乱跳，全国性的自然灾害，对他一家人来说，就好像毫无影响似的。
但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天灾固然没有害到他们一家，曾经顾虑过的人祸，却突然间降临了。
一九六二年，离一九四九年已经十三个春秋。当年由刘建民告密并亲自逮捕的黑社会大小头目及亡命之徒们，被判十年以内徒刑的，早已经刑满释放；被判十五年徒刑的，表现稍为好一点儿，减刑两年，这时候也从监狱里放出来了。
五八年以后，公安局里有一条规定：刑满人员，只释而不放。也就是说：不算犯人了，改一个名称，叫做“就业人员”，依旧住在劳改单位里，跟犯人干一样的活儿，拿一份儿三十元上下的工资，勉强只够穿衣吃饭，根本娶不起媳妇儿成不了家，除非去找同样身份的女就业人员。这种强制性就业是终身的，换句话说，等于刑满之后又加判了一次另一种性质的无期徒刑。从此只能变成一头会说话的牲口，除了干活儿还是干活儿，而且要一直到死为止，毫无家庭幸福与生活乐趣可言。逃跑么？茫茫荒原，一眼望不到边儿，走上百十里地根本不见人影儿，就是带足了干粮，冬天要被零下四十度的严寒冻死，夏天要被成群的像苍蝇那么大的蚊子叮死，春秋两季，不被骑马的巡逻队抓住，也有跌进没脖子酱缸型大草甸淹死的危险。严冬里黑龙江封冻，也有人向北逃入了苏联境界，结果是被装进麻袋，又送回农场来了。就业人员逃跑，名称上不叫越狱，因为已经是终身制，也无法再加就业期，却有一条：违犯场规纪律制度，可以送进严管队严管，排队出收工，排队打饭，排队上厕所，不许擅自离开宿舍一步，除了不用枪押着，别的比犯人都不如了。因此多少人想望着逃跑，一看前车覆辙，哪里还敢轻试？
古话说：不是冤家不聚头；山不转水转；两座山永远不会碰到一起，两个人难保还有相见的时候。当年刘建民抓的那些人，转来转去，居然有好几个转到这个农场来了。刘建民是总场部的副场长，不了解各分场中都有哪些人，而各分场中的犯人和就业人员们，却无不认识他这个总场副场长。他抓的那些坏蛋刑满就业以后，既找不到出路，又不能与家人团聚，恰恰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每天要干重活儿，却又连棒子面窝窝头都填不饱肚子，这些亡命徒们可就不那么老实听话了。他们首先想到结伴逃跑，凭能耐和命运，能逃出去算是白拣，逃不出去算是白饶，反正留在农场也跟死了差不多，不如铤而走险，舍命一试。其次他们想到自己的“不幸”都是刘建民造成的，自己就是死了，也要拉他去垫背，绝不能让他舒舒服服地过一辈子。于是，在一九六二年深秋的一个夜晚，一件意想不到的凶杀惨案发生了。
匪徒们经过策划预谋，趁黑夜溜进了刘建民的家，首先用刀捅死了他唯一的儿子，然后扑向了他。幸亏他们边远地区的劳改农场干部，都配备有防身手枪，经过一场激战，两名暴徒当场毕命，另两名暴徒负伤脱逃后也被闻声赶来的驻防武警先后抓住；但是刘建民脸上挨了很深的一刀，左胳膊也受了重伤，虽然并不致死，治好以后，左手已成残废，脸部也破相了。
经过这一次打击，刘建民的性格变得非常乖张暴戾，常常喝醉了酒寻衅打人，连他当心肝宝贝宠着的小女儿都不免挨他的拳打脚踢。酒醒以后，又后悔得嚎啕大哭，连连抽自己的嘴巴，甚至给老婆孩子跪下请求宽恕。可惜说是说，做是做，一喝醉了酒，他就不是他了。于是照方抓药，好戏重演，周而复始，没完没了。他老婆唯一的办法，就是尽一切可能不让他摸到酒喝。可是一个心中有积郁的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只有在酩酊大醉中才能得到慰藉、得到解脱。一个总场的副场长，哪儿弄不到两瓶二锅头？于是年复一年，越演越烈，人们除了同情他、可怜他之外，也没有办法可想。
一九六五年，他的女儿刘进已经七周岁，应该上小学了。一者农场里虽然有小学，但是师资、设备什么都不行，怕耽误了孩子的学业；二者父亲时不时发酒疯，孩子挨几下打倒是小事，怕的是因此影响到孩子的性格，害了孩子的一辈子；三者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闯进来几个亡命之徒再次行凶报复。他已经失去了一个儿子，如今只剩下这个宝贝女儿，可不能叫她再受到丝毫的伤害了。为此，趁刘建民没有喝酒脑子还清醒的时候，两口子商量好，决定把女儿送到B市去上学，由孩子她姥姥和舅父、舅妈去抚育。好在农场的干部职工都是B市户口，刘副场长也经常要出差到B市去，转一个“本市户口”，不用费什么力气，就办妥了。
一年之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全国上下到处都在荡涤污泥浊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揪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建民虽然大小也是个头儿，但是解放以后一直离不开那个“副”字，又不是党员，即便有几张大字报烧了他一下，也不是三昧真火，并不伤筋动骨。倒是许多与他一样因为多少有点儿问题而被“发配”到边疆来“教育别人、改造自己”的干部们，觉得这是翻身的时候到了，于是公推刘建民为首，组织了一个“受害干部造反队”，浩浩荡荡，杀进了B城公安局，要向当年决定调他们去边疆的局领导们大兴问罪之师。
刘建民一伙儿冲进B市公安局造反之日，正是江青、谢富治等人大唱“砸烂公检法”滥调之时，局内的革命造反派们，正在揪斗夏诚等局级领导人。为了壮胆，“受害干部造反队”的队员们大家都喝了许多酒，还特意把刘建民灌了个烂醉，好怂恿他去打头阵。
刘建民喝醉了酒六亲不认，在大革命造反派们的支持与协助之下，带头揪斗夏诚。当时夏诚已经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住进了牛棚，也不知经过多少次批斗，拳头、皮带、喷气式是什么滋味儿，早尝够了。他原本就有高血压病，被揪斗以后，备受折磨，身体已经被摧残得不成样子。被“造反派”揪斗，他安然坦然，淡然处之，因为那班人本来就是一堆蛆虫，蝇营狗苟，唁唁狂吠，任他们声嘶力竭，他这里有如老僧入定，充耳不闻。但是看到刘建民居然也来揪斗地，这个他曾经担着干系、破格留用、肃反中自己因此受到牵连、后来又费尽了心机多方照顾妥善安排过的人也来批斗他，而且声势汹汹，比“造反派”跳得更高骂得更难听，他可真感到心酸、感到生气了。
夏诚被迫戴着高帽子，脖子上挂着一块打着红叉叉的名牌，以喷气式的样子低头哈腰站在一张破旧的写字台上，耳听着刘建民恩当仇报昧着天良的声声控诉，越听越有气，越听越来火儿，实在忍无可忍了，突然抬起头来，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本想大喝一声，训斥他几句的，猛地想到自己今天的处境，涌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再想到如今人妖颠倒、善恶不分，多数人像着了魔、发了疯一样，也不是他一个人如此这般，就又原谅了他。可是夏诚原谅了这个发了疯的人，这个发了疯的人却不肯原谅他夏诚，见他不老老实实地接受批判揭发，竟敢抬起头来瞪自己一眼，这还了得！刘建民的火气也上来了，停止了揭发批判，转过险去，冲他大喝一声：“你老实点儿！”同时向他背上“击一猛掌”。这一猛掌，就是击在笔直站着的小伙子背上，也要摔一个大马趴，何况是身体十分虚弱的人又加低头哈腰地“蹶”在写字台上？只见夏诚一个立脚不稳，身子晃了几晃，往前一头栽倒，脑袋冲下重重地摔在水泥地上，当时就昏死过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