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尼治时间2296年7月10日上午10:00,UNASA
乔治正在会议大厅演讲。台下坐着一百多名各国科学家和学者,甚至还有些政府级机要人物(至少乔治注意到几个穿着黑色西服,头发花白,有若干保镖陪同的人物出现)。在会议厅门外,还有几百名记者紧张等待,都想获得关于会议的第一手新闻。
这是由官方特意安排的记者招待会,因为五天后,“潮汐”就将正式发动。按照乔治的话说,这种会议就是从一个正儿八经的主题出发开始闲扯。这里没有科学理论(如果有,大可用无须负责任的笑话带过),连专业名词都很少提到。它的意义在于给当事人一个放松的空隙。这样说来,记者会该更轻松一点,实际却最令乔治头疼。一个奇怪的现象是有专家在场时——比如一场正规的学术讨论会议——往往碰不到真正意义上的学术问题,因为会议的本质在于交流和权衡,而不是解释和说明。至于决定性的结论则经常是由少数人的天才闪光决定的,绝非公开讨论。偏偏门外汉对那些或冗长或晦涩的名词感兴趣,就像对待某个漂亮姑娘的电话号码。自从“超级鼠”,乔治每年都要回答上百次类似于“请简单介绍一下‘超级鼠’”的问题。乔治有时拒绝,有时接受。既然这一切毫无责任和价值可言,那么他完全可以由着自己的心情办事。还有一点你能想象得到,记者们各有所长,有的愚蠢,有的罗嗦,有的两者兼顾,这也是造成乔治对这种差事没有好感的原因。
一个中国记者问乔治,“请问,陈教授,您有中国人的血统是么?”
民族自豪感是每个人都拥有的情感,但情感只有自然流露才能打动人。这种问题只能令人厌倦。“是的,”乔治回答,随即指了指自己的眼睛,这至少证明他对问题的实质(而并非本身)仍然带着热情,“我的母亲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父亲是华裔美国人。我有一大半中国血统。”
又一个声音问,“请问您对第三次世界大战有什么看法?”
乔治轻微摇头,似乎对一上来就碰到这种令人不舒服的问题感到烦躁,不过他却有很多话要说,“当今动荡的国际局势令很多人不安。像我,每天下班时,我都不舍得离开。我怕明天那里已经关门,更怕政府拿着应属于我的研究经费去打仗。事实上,他们已经那么做了。我不比任何人更乐观,我和所有人一样希望它没有发生过。我的父母都是国际义务援助组织成员,却都死于战争……你们看,有的人无偿地伸出双手,而有些人却不分理由地夺去他人生命。对一个科学学者提出战争的问题,这很有必要。如果一个科学家若只凭着自己的兴趣做事,那么他肯定一事无成,在每个领域里——无论是他的工作还是生活——都将稀里糊涂地过一辈子。事实上,任何人,无论从事什么行业都是如此。科学是把双面刃,战争时它是刽子手手中的屠刀,和平时又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动力源泉。一个合格的科学工作者要清楚自己时刻肩负着某种责任才至少不会把事情越搞越糟,首先就是承诺不为战争做垫脚石。因为自己的新发明被直接应用于战争,有些人还曾恬不知耻地炫耀,口口声声说自己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我们应该善用自己的欲望,我们既然明白了是求知和不畏艰难的欲望令我们达到今天的成就,是倡导正义与对和平的憧憬给了我们平静的生活,那为什么不让这一切一直持续下去呢?战争与历史以及命运之间的微妙联系总使我困惑——是世界的发展导致堕落欲望的膨胀进而引发战争,又是战争加速了智慧的凝聚并完成了历史的演变,最后是神来选择由哪个阶级甚至哪个种族来接管战后的废墟【注1】。你们希望以哪种方式被历史记住?至少有一点很清楚——如果没有登上颠峰,你就很难做到这些——好在这一次,我们终于决定不再用战争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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