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餐由郎局长作答谢。地点仍在丁开书的餐馆,菜蔬略有变换,白酒只喝了四斤。
夜晚,郎局长召集筹建人员碰了个头,说地方上借机争一下自身利益很正常,只是不能狮子大张口,没有收敛。最后商定打蛇先打七寸,先把领导的工作做下来才行。
马兴家觉得司镇长比较随和,揣着三千元一个的红包先登门找他。
司镇长谦让了一番:“镇里的话好说,把村民的嘴堵住就行了。你给郎局长打个招呼,水泥厂一千多万元的土建业务要给镇建筑公司分一点。”
马兴家连连点头,晓得他同苟业富穿一条裤子,在帮他争业务。
然后,马兴家又去拜访党委书记石中良。石书记回答得很干脆:“水泥厂筹建工作镇里分工司镇长管,一切由他说了算。但是,矿山征收涉及到村民烧柴、石灰厂关门和闲置土地的使用。为了协调好村民关系,最好不征收,由村里组织采矿,你们买商品矿石。”
当马兴家掏出红包送给石书记时,他也很干脆:“我们都是吃国家的饭,替国家办事,这些拖泥带水的事就免了。”
马兴家还要跟他纠缠,他却把马兴家连人带包推出了门。
马兴家还从来没有碰到不收礼的领导,就连《西游记》里的灵山仙境,如来佛祖身边的阿南、迦叶,那该不食人间烟火了吧,也向唐僧索要人事贿赂呢。他回到招待所,单独向郎局长作了汇报。郎局长说:“算了,这事我们只认司镇长。他不收礼,账还得记在他名下。我们也辛苦了,帮他享受享受。”于是,他给马兴家分了一千元,将余下的两千元塞进了自己的腰包。
第二天,马兴家又把马支书、丁村长、苟组长请来吃午饭。饭后给他们每人派送了两条白沙牌香烟,作为上门跑腿的酬谢。村长、组长千恩万谢笑眯眯地去了。
司镇长指示苟业富去找郎局长、马兴家拉基建业务。苟业富没同郎局长接触过,虽然认识马兴家,却因苟、马两家的宿怨而很少往来。文化大革命中,苟业富虽然只是个小学生,对马兴家砍他祖母的那一扁担却刻骨铭心。尽管祖母不是马兴家直接害死的,但没有他那一扁担,祖母是不至于自绝于人民的。今天,为了争取业务赚到钱,他不得不捐弃前嫌、“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了。
他找到马兴家的住地,同他干裹绵缠地套近乎,要他帮忙引见郎局长。马兴家也深知上辈的恩怨,但他更看重利益,敌人和朋友可以转化,利益才是永恒的。有钱才是硬道理。他不会把好处轻易给苟业富,便摆足派头,拿腔拿调地说:“整个工程都要招标投标,恐怕郎局长一个人也不好做主。再说你们建筑公司的级别低了,资质恐怕也成问题。”
苟业富心里明白他是想掏一把,只是不知道他的胃口有多大,权且先做个许诺:“马指挥长,我们都是本乡本土的,肥水不落外人田。接上了工程我们不会忘记你的好处。至于资质问题,我们可以借用县建筑公司的证书,绝不把你为难。”
马兴家在肚子里嘀咕:谁同你是一家人,老子不在这里管基建,你认得个鬼。口里依然同他敷衍:“只要你们能中标,我求之不得呢。就是你们这么个小小的乡镇建筑队,搞这么大的工程,质量上确实有点不放心。”
苟业富又同他软磨硬缠了半天,磨到他答应做郎局长的工作后才告辞。
谁知回去等了三、四天,还是不见动静,他知道马兴家是不见鬼子不挂弦了。只好先给他送了两千元钱。马兴家毫不推辞的表示:“你们一家都发财了,又成了地主。也应该放点血,扶持一下我们贫下中农。其实,郎局长的主,我可以做一多半的。”
苟业富讪笑着打趣:“兴家哥,像你这样的贫下中农,我想都想不到哩。吃喝打闹全是公家的,东不耽、西不愁。我们不知道哪一辈子才有这福分呢。”
马兴家并没感到自己比苟业富这土财主差,就是用公家的钱多少有些限制,不如自己腰包里的实在,他叹了一口气:“公家的钱财毕竟是公家的,哪有花自己的大方、撇脱。”
“兴家哥,你这话又说差了。公家的钱财物掌握在自个儿手里用,不是一个故事吗?你只要用活了公家的权,还愁自己挣不到钱。”
马兴家心想这小子几年不见,还真成了人精了,就同他真真假假的讲起笑话来:“那我有权、你有钱,我们可以相互帮助、密切配合了。”
苟业富心领神会:“这你放心,我们乡镇企业机制灵活得很,大小事情都是厂长经理一句话,不担心职工监督,也不怕上级检查。”
马兴家也清楚乡镇企业的职工都是农村临时工,不管厂里的事,厂长可以一手遮天。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倒是越说越投机起来。
第二天中午,郎局长应邀同苟业富见了面。司镇长被请来陪客。吃饭前,苟业富瞅空给郎局长私下塞了五千元。郎局长很爽快:“你的事小马同我说了,司镇长也打了招呼,没问题。不过,你们一家要协助做好征地征山的工作。”
苟业富跑回家询问征地的反应,正好苟业权也在父亲家。
苟全福告诉他们:前几年种田是为了填饱肚子,现在肚子问题不愁了,人人脑壳里想的都是钱。可是,农药、化肥价格涨得快,种田根本不赚钱。政府要把土地收去,谁也不想抗。只要把公粮、水费、提留免了,大家巴就不得呢。就是要田为本一家搬迁,有点不情愿。
苟业富提醒父亲:“采矿的山最好别让他们征去了。只有我们一家住在这山边,占住了这个地势,到时候开矿山总还能得点好处。”
苟业权插话说:“征地征山我都不管。小哥现在当了个建筑公司经理也满意了。我还不到三十岁,老干个体当车夫不是一条路,水泥厂招工我想挤进去,争取吃上国家粮。”
“国家粮”就是脱离农村户口吃商品粮。在外面跑了好几年,苟业官发现当干部的非分之想并非遥不可及,转行的信念更坚定了:美国影片《车夫》拿到中国一放映,中国司机的地位越来越低,到处都是拦路设卡的,宰你没商量。还有那些乱七八糟的证件——司机要驾驶执照,车子要行车执照,工商管理局要营运证,运输管理所要运输许可证,纳了税的给你发个证,交了保险费也有证,另外还有每月的养路费交讫证明。最近,交通管理部门又开发出了一个司机上岗证,好像以往司机办了驾照买了车没准备开动它。
司机的钱包全都换成了层次繁复的皮夹子,一层又一层专门保管这些证件——它们比钱还贵重,随便一个都价值不菲,少则千儿八百,多者上万元。一次交齐费用还不算,每年都要年审,年年让你而今迈步从头越。司机们纵然“马达一响,黄金万两”,也要被盘剥得一文不名。苟业权觉得也不独司机如此,做其他事情的证件也少不了多少,挖空心思赚了一点钱,腰杆子还是不如那些国家干部硬扎。他们东游西荡,按月领饷,还颐指气使、吆五喝六,老了国家发退休费,而农村六、七十岁的老人反倒要给政府交人头提留费。他一心想跳出农门,改变命运,做个高等公民。
(苟业权能跳出农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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