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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 抓一把泥土都是金
书名：中国民工潮 作者：王颖 更新时间：2015-11-05 10:58 字数：3517
土，还是一样的黄土，不过比黄土高原的略呈褐红；山，和许多平原地带的山丘没有两样，只有长不大的难以成材的树丛。像这样的地方能有“芝麻开门”的宝藏吗？看到它的人相信都会摇头。
不知在何时，也许在此时，这个地方出现了神奇。有许许多多中国的年轻人奔向这里，也有许许多多的台湾、香港、日本和欧洲商人奔向这里，他们都是来“淘金”的。这股潮流，比起当年美国人、英国人涌向美国西部去淘金更加踊跃。
这里没有金子，也可能连一座金矿都难找到，但这里的确有无穷无尽的“金矿”，很可能花中国人几辈子的努力也淘掘不完。反而会越淘越多。
是什么造就了中国的“芝麻开门”奇迹呢？造就了连四十大盗和阿里巴巴都垂涎欲滴的人工宝藏呢？当地有人为我们算了这样一笔账。这笔账可以概括为两个10:1和一个100:1。
从那些穷困山区奔来的农民工在这里得到了他们所想要的“东西”。当他们在家乡贫瘠的土地上辛勤耕耘的时候，一年到头除了温饱,能节省下四五百块钱已经是谢天谢地了。试想,许多农村人均只有几分地,全家也只有两三亩，一亩地即便能打十担谷子,一担谷子能卖50元钱(据农业部信息中心2003年2月在湖南省双峰县进行的一次抽样调查:早稻价格为45元/百斤；晚稻价格为48元/百斤,花生由1998年的2元/斤下降到1.3元/斤，大豆则由2.5元/斤下降到2.1元/斤），全部土地产出还到不了2000元，除了全家人所吃，所剩无几。我们鼓起勇气假设有些农民到了年关还能积累400-600元钱,就算是农村中名副其实的富裕家庭了。但是如果这家中有一个年轻人到了这里来打工，每个月就可挣得600?800元的工资，除去他的吃喝,他每年可以积攒4000~6000元寄回家中。这就是说,这个年轻人要是外出打工，比全家人的劳动积累要高出10倍的效益。
而那些港台的、外国的商人们是更会算计这笔账的：他们在东南西亚其他国家和中国的香港、台湾及韩国雇请一名工人，起码每月需付800~1000美元的工资；而在中国内地，这份必付的工资至少可以减少到800元甚至600元人民币。换句话说,他们在一个工人身上能够“挤”出700美元的效益。现在，在那里，一个有着两千人的工厂不算大厂，这样工厂的老板在其他因素（原料成本、销售价格）都不变的情况下，一年可以从工人身上获得1500万美元的利润。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数字呢——中国工人的低工资就能在一年中造就他们成为亿万富翁！
这是第二个10:1。
当地老百姓与乡镇干部呢？
他们在若干年前也是与那些打工仔无异，靠着“锄未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辛苦去填饱肚皮。而今天，他们让出大片的土地，出租给本国的商人或外商办工厂、建起简朴的楼舍出租给打工仔居住。他们竟能获得每月数千元的红利，而比老百姓更高一层的村干部和镇的领导，每月的工资可达到1.2万元，甚至2至3万元。他们获得的收益能够猛增到原来的100倍。
老板、民工、坐地户农民，竟共同获得了“三赢”的结果，这是始料不及的皆大欢喜。而这一切的关键，是因为中国有了无穷无尽的廉价劳动力——那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农民工。
这是什么地方？是以深圳为代表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继后是以上海、苏州、温州为代表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它已成为说声“芝麻开门’’就能看到亮闪闪宝藏的神奇洞库，而这些“黄金”、“珠宝”，以前还不过是几垅黄土。
这就是“深圳奇迹”！
深圳，这个在20多年前还名不见经传的边陲小镇，在这个奇迹之下一举成名，变成了世界知名的大都市。到1999年特区成立20周年时，它的经济实力，已经成为中国大都市的老四，除了上海、北京和广州，就轮到它了。根据2002年的统计数字，上海（国内生产总值）为5408.76亿元;北京为3212.70亿元;广州为3001.69亿元。排名第四的深圳则是2256.82亿元,苏州排在第五位，是2080.37亿元。
只要我们分析一下排在前五名的城市，就能够明白，除了北京之外，广州和深圳代表了珠三角洲的开放地区；而上海和苏州代表了长江三角洲的开放地区。在以上数据中，我们还漏数了珠三角的珠海和东莞、中山；长三角的南京、无锡、常州、杭州、宁波、绍兴和温州等城市，如果要把这些全算上，这两个三角洲地区具有的经济实力超过了半个中国。
在深圳特区成立的前一年，也就是1978年，深圳的前身宝安县的工农业总产值还不到1.8亿元，每人平均只有537元，比同期全国人均收入的585元低48元，财政收入1741万元，人均52.1元，比同期全国人均59.4元低7.3元。其时，深圳河北岸的罗芳村，人均只有513元。这在宝安县算得上是一个富裕的村落，但相比于几百米外的香港较寮村，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因为那里的人均收入早已高达7.8万港元。
科学家告诉我们，就是细菌、病毒这样的微生物，也存在着预期与预测能力，我们可以称之为“微意识”。当研究人员在一杯溶液中加入一滴营养液或者不利于细菌的刺激源之后，细菌便对刺激作出了反应——视情况而定，向剌激源游过去或者迪开——这被叫作微生物的“趋向性”。
香港与深圳这百倍的位差会引发什么样的现象呢？这个问题不言而喻,因为人比微生物肯定更精明一些。因此故，便有了深圳A向香港迁流的“偷渡潮”。在那个时候，爷管视偷渡为非法，尽管在边界建立了铁丝网和驻扎着边防部队，想要阻止这种偷渡，却无济于事。从1957年到1977年，宝安县参加外逃的总计有119ZM人次，其中成功地到香港的有60157人;另据1989年的统计，旅居港、台和海外的深圳人，多达55.18万人，人数接近当时深圳本地人口的一倍。
过去只有500元年收入的深圳人，到了2000年，人均收入已达到GDP23761元（合美金2873元），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21626元。二十年河东，二十年河西，今天，香港人反而想要返回深圳创业了，据报道，截止到2004年初，由香港返回深圳的各类人员有20余万。
深圳和珠三角地区的人民，一提起邓小平同志来便深怀感激，坐在出租车上,碰到的那个司机便说：这真得感谢邓小平，他一句话，20年后，深圳人就不再羡慕香港人了。因此，一首《春天的故事》，在深圳人听起来就特别有味道。是小平同志的果敢决策，让这一带人民改革开放富起来。旅游者如果登上莲花山，这种感激就看得更加明显。山顶上有一座邓小平的塑像，是用深圳人的方式雕塑的，那不是一个立像，而是一个竞走者的形象。年轻人在像前合影留念,有些老年人却双手合十,把雕塑当成神像来膜拜。
然而，邓小平并没有给深圳金钱上的支持，他给的只有一个政策，或者说只有一句话：“还是办特区好，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这句话抖落掉了绑在深圳人思想上的束缚，也解开了农民世世代代被捆縛在土地上的铁链，不过，真正深圳奇迹的创造者却是那些尘垢满面的“泥腿子”。
研究深圳问题的专家刘开明博士认为，让深圳发生巨变有三种力量一是政策因素，二是外来投资，三是外来劳动力。”他还指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外来工极高的劳动生产率与极低的劳动所得为这个城市创造了大量的‘剩余价值’”。“外来工是创造深圳奇迹的主力军。”
2000年8月26曰，是深圳特区成立20周年纪念日。从这一天到11月14曰，在深圳隆重举行庆祝经济特区成立如周年大会期间，来了许许多多的政府官员、学术界名流、传媒的记者、外地外省的祝贺人士,他们对这座迅猛屹立起来的现代化城市和深圳的发展速度赞不绝口，却不经意地忽略了创建这个速度与这座城市的劳动者，即那些为这个城市做出了最大贡献和牺牲的千百万民工。
不仅仅是深圳，在全中国，开始几乎都是忽略的，只是到了电视台和报纸上不断出现报料，人们看到了拥挤于火车站急于想回家过节的人流，看到他们爬上高塔，为讨不到工钱而急得跳楼的时候，我们才蓦然发现：原来还有那么多的农民工或者叫外来工，在我们身边为我们服务着、劳瘁着，默默无闻地献出他们的青春，甚至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