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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书名：中国民工潮 作者：王颖 更新时间：2015-11-05 11:00 字数：13087
从偷渡潮到民工潮
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
早飞的丑小鸭成天鹤
父母在,要远游
杭州市有一个企业家叫陈立钻，他对我这样说：“理论家有这个理论那个理论，经济学家有这个规律那个规律，要我说，只有一个，那就是‘肚皮规律’。肚皮饿了要吃饭，哪里能吃得饱就上哪里去；哪里能吃得好就上哪里去。为什么城里那些捧‘铁饭碗’的工人觉悟得晚，不主动‘下海’去经商？他们的肚皮没饿，他们的碗里有饭嘛！为什么没有正当工作的人倒先做起小买卖来，为什么最贫穷山区的农民急着外出打工，他们肚皮饿嘛！肚皮越是饿的人就越着急，肚皮半饥半饱的人慢着急，肚皮饱着的人还不着急。这同过去旧社会里沿海一带的人下南洋是一个道理，那些人都是在家乡混不下去的人。”
“这明明是常理，许多理论家却不知道，或者不敢讲，而广大的老百姓弄不灵清。要是你两天吃不饱穿不暖了怎么办？你还有心思埋头写作吗，你的心思都在一个吃字上，你会一门心思去找饭吃。这是人的本能，也是所有动物的本能。吃的第一个层次是吃饱；第二个层次就要吃好；再发展到吃出健康和文化来；然后就上升到精神层面上去。你管也没有用，卡也没有用，生产力不是管出来的，是放出来的。你管理者硬要把农民捆在一亩三分地上，就是再精耕细作，农民也富不了。如果你放呢，把农民放出去，让他们自己去找饭吃，那就用不着粮票和布票了，放得越快富得越快。所以，管理最好是宜粗不宜细。”
这是我听到的农民企业家最入木三分的一席话。
从偷渡潮到民工潮
在不少电影、电视剧中，对于从内陆到香港的偷渡客有着太多的描写：从丛林中、从划桨的小船上，或者是从剪开的铁丝网边，那些偷渡者杂乱的脚印、紧张的眼神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然后，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后面是内地公安人员打着手电的追击；前面是香港警员在海滩上的围捕。一场偷渡梦，最后在监狱中醒来。那些偶尔的成功者，或是蹲躅在灯光昏暗的街边，或是拥挤在郊区无人居住的破房里，在无望中决定着下一步路怎么走。那找不到工作的无奈与饥饿令人同情；那铤而走险的行径叫人生畏与厌恶；那流落风尘最终堕落的结果发人深省。当看到这样的电影镜头时，我们不禁会发问，既然偷渡的路是如此危险，结局是那样悲惨，偷渡者为什么还要像飞蛾扑火那样，以身试法呢？
这里，我们可以回答那些困惑者了。当一边的人有着８万港元的年收入，而另一边的人却只有500块人民币之时，这160倍的经济位差会给人们的行为带来什么样的趋向呢？
答案就在我们的嘴边：即使有上断头台的危险，也阻止不住人们铤而走险！
于是，一串串“人往高处走”的脚印便组成了一串串膨胀的数字：
1962年，深圳逃港人数为12144人；1978年，深圳逃港人数为17456人……
从1957年至1977年，宝安县参加外逃的人数是119274人次，平均每年5000人次。
由于人口长年流失，宝安县成为广东省劳动力流失的主要县份之一，也造成了其人口密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一直低于广东省的平均水平，它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只有280人。
然而，一旦这里建立了特区，情况便逐年得到了改观。原来离乡背井的穷乡镇、渔村变成了人们向往的地方。
从1980年至1982年，开始形成了移民流的初潮，在这三年中，深圳人口的增长每年超过10％。在这个初潮中，有这样四批人进入深圳：一是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家建筑公司的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二是２万名开赴深圳深圳横岗镇的公司、工厂星罗棋布并就地转业的工程兵；三是由内地调入的数百名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四是近１０万名各种新兴企业招聘的外来工。再接下来——
1983年，有15万人涌进深圳。以后每年都以超过前一年的速度递增。到了1987年，在册暂住人口达到59.84万，首次超过了户籍人口（55.6万人）。
1989年，深圳暂住人口突破100万；
1990年，深圳总人口超过200万；
1990年，深圳暂住人口超过200万；
1994年，深圳总人口突破300万；
1999年，深圳总人口突破400万，其中暂住人口接近300万人。
2001年４月１６日，全国公布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深圳的情况令人大吃一惊：总人口已达到700.84万人，其中户籍人口是121.48万，暂住人口达到579.36万人。
而今天，到了2003~2004年，深圳的户籍人口达到二百七八十万人，而暂住人口则超过700万。深圳已成为超千万人的大都市。在深圳行走的每４个人中，有３个是外来人。
这种情况，同样发生在与之相邻的东莞市。
东莞有一个小镇，叫“寮步”，顾名思义，是在一条河的边上搭起几座茅寮，铺上几块石阶，供卸货的人休息或转成陆运，最初这是一个不起眼的小码头。就是到了今天，这个镇的常住人口也不过6.3万。可是，外来人口的增长却令人吃惊：
1993年，外来人口为31749人；
1994年，外来人口为38180人；
1995年，外来人口为43560人；
1996年，外来人口为43600人；
1997年,外来人口为40520人；
1998年，外来人口为42012人；
1999年，外来人口为53467人；
2000年,外来人口为53950人；
2001年，外来人口为171289人；
2002年,外来人口为165732人。
与深圳的结论一样，在东莞这个小镇，每４个人中，也有３个是外来人。
只要有机会去一趟深圳，或是东莞，你不会看不到这样的现象，在火车站、汽车站，从一趟趟车里走下来的，有许多就是那些衣服穿得并不入时的农民工，他们的头发有些蓬乱，皮肤有些黝黑，眼睛里带着些许迷茫些许兴奋些许期待，肩扛手提着大型的编织袋、铺盖卷，随着其他的人群开始进入城市。他们像渠水、像雨，落到流到了哪个城市，便慢慢渗透了进去。然后，在建筑的工地，在大的工厂与小的作坊，在酒店和饭馆，在娱乐场所和小小的发廊，都可以随时看到他们。还有一些是没有融入的，三三两两还站在路旁、职业介绍所等待着他们的工作，也等待着他们的希望。每一座沿海城市稍微富裕的地方，都将成为他们的梦开始的地方。
这些外来工的流向开始是奔向珠江三角洲，继后又发展到长江三角洲，再扩大到整个沿海城市，于是，一股前所未有的民工潮在中国这块广阔的土地上涌动了起来，奔流了起来，形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建设力量。
我们十分吃惊于这种变化，它远比沧海桑田、斗转星移的变迁来得更叫人不可思议，也更加壮伟。
因为这种从偷渡外逃到大量涌入的变化，既有着具象性的意义，也有着现实意义。它的确说明，中国的某些地方富起来了，经济发展起来了，我们内地人不再需要通过外逃来寻找致富途径，国内自有他们挥斥方遒的空间。
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
2004年的春天随着民工潮的提前到来也过早来到了。虽然在全国各地，春节一般都是７天长假，有的地方还要到正月十五才上班。但据记者报道，从初四、初五起，外地返京的民工就开始升温。仅从年初四中午12时到初五中午12时，北京站和北京西站到站人数就超过了15万人次。据有关方面估计，2004年初次到北京来打工的人数至少有几十万。
在今天，打工的人数愈来愈多，而工作岗位却是有限的，因此他们都想抢占先机，提前几天来占一个位置。
记者汪震龙如此写道：“在北京做了4年家政服务员的何姐应客户的要求提前3天进京。她告诉记者，来北京打工的这几年受到了不少北京客户的照顾，他们既然有需求，自己二话没说就赶赴北京来了。
“与何姐这样在京长期打工者不同。昨天走出北京站的还有不少是第一次来京打工的打工仔、打工妹。几名从河南来京的女孩子对记者说，她们是在同乡那里听说北京特别缺小时工，就趁着返京高峰到来之前提前赶来了，比别人早到几天，找工作的机会也就大一些。
“北京巾帼家政服务公司的王女士告诉记者，随着北京人对家政服务需求越来越多，这几年许多家政服务员回家过年的时间也一年比一年缩短，从昨天（初五）开始，该公司就有一些家政服务员开始到客户家里上班去了。”
比别人早半拍、快半拍，无疑就有了更多的机会。
这使我们想起了“民工潮”始发时期外出打工的那一些人，他们是如何得风气之先想到要走出那块贫瘠土地的，他们的命运有了什么样的改变。
那应当是１９８０年到１９８２年，我们可以称作为移民浪潮的前奏期。
在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黄布镇，有一个名叫宦境村的地方。宦境的名字很怪，听老一辈的人说，这里原名叫“番径”，是少数土著人居住的偏远山区。抗日战争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黄布镇宦境村，新楼是外出打工者盖的房子期间，成为一块革命根据地，东江纵队经常出没于此。解放后还活着的老革命成了高级干部，于是才将这地方更名为“宦境”，表示这里是出官宦人才的风水宝地。
这个村子里原有5000多人，在民工潮到来的前奏期，一下子走出去3000多人，他们主要是到深圳去打工，还有的人跑向了广州和上海。
20年过去了，这些“先驱者”的现状到底怎么样了呢？
笔者随着朋友曾庆刚先生，乘着他的奔驰车，到那个山村里去深入了一回。
这是一个非常闭塞的村庄，四面都被小山围绕，土地既少且贫，每人只有三分地。山村里新楼与旧房间杂，据介绍，那些盖新楼的户主都是在外面挣了钱后盖的，而那些旧房的主人则一般是守家不出的农民。不过，这里守家不出的农民实在太少了，在整个村子里，几乎看不到年轻人，人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613899部队”，“61”是儿童；“38”是妇女；“99”是老人。这是外出打工农村的普遍现象。
黄姓村长告诉笔者，这个村主要有两姓，一姓曾，一姓黄，当初出去的3000人，现在成为千万富翁的有200余人，成为亿万富翁的也有十余近二十人。这个村里出去的人，一般都做家具买卖，广东人称之为家私。他还为我说出了几个名字，他说道：“有个曾升华，在深圳开出租汽车公司，公司有小车300多辆；还有一个曾其中，做家私生意，已拥有十几家商场，什么国泰商场、顺高商场等。黄文辉、黄廷阳、黄仕涛、曾海艺、曾建国等都是开家私商场的，什么光辉家私商场、松宝家私商场、先岭家私城，都是他们开的。可能还有不少人，我们不清楚了，有些人怕露富呀，就瞒着乡里不说。”
一个非常有趣的对照是，这个村子在改革开放前些年，陆续逃到香港去的有1500人，在香港形成了三个村落，村长就是曾姓和黄姓人，这些人也不同程度地富起来了。
我看不出村子有任何奇特之处，但相信迷信的黄村长说，这是因为他们村子的风水好，所以以前出官，现在出富商。黄村长说道：“围着我们这个村子的是两条龙，两龙对接的地方还有一只乌龟，现在我们在接口处又修了水库，挖了一个大塘。你想，龙与龟都需要水，有了水还能不飞腾吗？”
宦境村住的都是客家人，曾、黄两姓来到宦境已有５００多年的历史了，前４８０余年都没有“发”过，惟独这些年“发”了起来，这难道不是今天的政策今天的时代给了宦境村如此良好的机遇吗？不过，这些话我没有对黄村长说。
时代与政策对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样的，但是有些人却及时利用而走向成功，另一些人却还躺在国有企业捧着“铁饭碗”睡懒觉，因此坐失良机。现在，让我们分析一下那些“早行人”，他们得以成功的初始原因是什么？
在杭州，有一位天皇药业有限公司的老总，叫陈立钻。这样讲也许有很多人不知道他，但是要提起立钻牌“铁皮枫斗晶”，相信知道其名的就大有人在了。
陈立钻生于1955年阴历2月24日，是天台县城关镇一个农家的孩子。上过两年高中，１６岁他就当了“赤脚医生”，开始了他“江湖”的历练。先是跑到山上的水库工地打了两年的山洞，以后，又到小五金厂、工艺厂、橡胶厂里去打工。那时还不叫打工，他是当采购员和销售员，跑过上海，去过东北，推销他们天台县的产品。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当人们把“万元户”的称谓加到那些先富起来的人身上时，他的口袋里已经有了四五万元的积蓄了。
这时候，他有了一个违反常规的选择，他不是拿着这笔钱到大城市里去做生意，而是拿回家来种草药。
让别人看来是违反常规的做法，对陈立钻说来却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他是“赤脚医生”，对草药的性能熟悉，而且他深知天台山是块风水宝地：济公李修缘就出生于此，并且，东汉时刘晨、阮肇入山采药而遇仙的故事，也发生于此。
无疑地，先前的磨练给了他莫大的好处，他竟在山里种了８年草药，相当于中国打了一场抗日战争的持久战。
因为他种植的草药非同一般，是一种叫“铁皮石斛”的东西。据古籍《道藏》中记载，千年石斛精，千年山参精，千年首乌精，以及海底珍珠、茯苓、冬虫夏草等为道家的九大仙草。其中铁皮石斛排在首位。而在这九大仙草中，惟独这个铁皮石斛，是补阴的良药。民间传说，这千年的石斛精、千年的山参精都能够像白娘子那样变化成人形，谁遇到了谁就有福气。在旧社会里，能吃得起这种名贵药的，只有黄金荣、杜月笙和梅兰芳这样的有钱人。
也许自然界就存在着这样一个规律，愈是珍贵的草药愈难生长。铁皮石斛生长的条件极其苛刻，晒到太阳必死，种在土里必死，它一般生长在悬崖峭壁的背阴处，承雨露雾气而生，采月华精神而挺。如果有一个山里人能在峭壁上采到一棵这样的石斛，他一年的生计就不必犯愁了。
由于这种草药自然繁殖率极低，所以到解放后，就极少了，而到了２０世纪的８０年代，自然界再也看不到野生铁皮石斛了。
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农业专家们，早在1932年就开始试着人工栽培，至今未获成功；而在我国，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从最高研究机构到各省市农业院校，都曾投入过大量精力和财力，试图将它培植成功，而失败的比例是百分之百。
这个陈立钻，硬是将这种草药栽培成功了。他遇到的失败，他亏空的钱财，都难于一一算计，他告诉我最简单的情况是，由于太艰苦，跟随他在山里一齐劳动的十余个民工，没有一个坚持下来，而他那条忠诚的看家狗，也耐不了艰苦与寂寞，离他而去。
由于他种出了这样一种珍贵的草药，便趁机到杭州去发展，成立了天皇野生植物实业公司，成了一名小老板。
一种由铁皮石斛为主要原料的“铁皮枫斗晶”应运而生，而且很快打开了销路，成为浙江省最名贵的保健品，继后又被开发为正式药品。数学家陈景润、文学泰斗巴金，以及中科院百多名老院士，都吃过这个药。它还被邓楠介绍给了父亲邓小平，陈立钻曾经去过小平同志的家，指导过小平同志服用这种中药制剂——这，是陈立钻一生引以为傲的事情了。
现在，这家公司到底怎么样了呢？2004年的４月，我再次访问了更名为“浙江天皇药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陈先生。
陈立钻告诉我，他的企业共分两摊，一摊是天台山种植与研究基地，在那里他吸纳了农民工200多人，如果加上季节工，约有300多人；在杭州这一摊，是销售公司，也有上百人。他去年的销售额为２．７个亿，天台、杭州两地交税是4000万元，他现在种植的铁皮石斛，已经扩大到2000亩地了。
当我问到他给这些农民工多少工资的时候，他回答道，天台山那一边，能够达到年5000美元；杭州这里，能达到１万美元。这是因为杭州公司里招的大都是毕业于医科大学和财经学院的本科生、研究生。而天台那里则是从农村招来的普通工人。他说：“我发的工资在杭州市来说是上等的了，比起深圳那些效益好的企业，一点不差。”
令我惊奇的是不仅仅是他自己致富后带动了天台经济的发展，带起了一批农民共同致富，而是他正在从事的研究和开发工作。
在天台山，陈立钻已经投资了3000万元，和美国哈佛大学合作搞生物基因药物的开发，取名“浙江赛尔生物医药品研究有限公司”。这个公司成立有一年之久了，从事的是生物技术、生物基因药、干细胞工程等世界最前沿的生物技术研究。比如，如果癌细胞已转移到了骨头上，就可以用生物技术和药物将它阻断。这个研究进行得很快，他说下半年就可以进入临床研究。在杭州，他也悄悄搞了个实验室，是从事分子生物学研究的，在不久的将来（这个词是陈立钻说的，大约是时间保密的意思），有三个一类的国家新药能够生产出来。
陈立钻不属于纯粹的企业家或者商人，他是兼中草药种植家、中药研究家合一的人物，但是有一个特点是共同的，他开“钻”得很早，也很早找到了“金矿”。这不仅是指他发家之时的前期准备，还指他是开发生物学药品的先行者。
像陈立钻这样的企业，在浙江省只能算是中等。大的有“农夫山泉”、“娃哈哈”、“利群”、“雅戈尔”、“大红鹰”、“红蜻蜓”、“雕牌”、“正泰”、“奥康”等等，浙江产品的广告几乎包揽了电视台的一半，整日里在我们的耳际与眼光中“爆炸”。我认识的一位新朋友孙星炎先生，就是“农夫山泉”的大股东。这位５０多岁的中年人个子不高，却透出江浙、上海一带人的睿智与精明。在上山下乡那个年代，曾到黑龙江插队７年。在别人还浑浑噩噩混日子的时候，他早就在悄悄地学习英语和机电知识。于是他最早考进大学、较早赴日本留学。在他请我吃饭的时候，他告诉我，浦东开发区办公大楼里面的自动化控制设备，就是他公司安装、调试的。这时候，正巧有一个美国朋友给他来电话，对着手机，他纯正熟练的英语让我嫉妒了起来。从他的身上，我不仅领略到了浙江企业家的一流头脑和一流的做生意本领，而且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强者早半拍，强者快半拍。
早飞的丑小鸭成天鹅
一个农民工，他跑出来打工，就会一下子成为老板，一下子成为亿万富翁吗？对于这个问题，我相信许多人会抱着怀疑的态度。因此，在采访的时候，我特别注意那些已经成为企业家的人，在他们的身上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发财“基因”。
这一注意使我体会到，凡是这些发财致富的人，并不是地地道道的从山村出来的两眼一抹黑的“泥腿子”。而是早就混迹于经济市场上的弄潮儿，他们或是长年当过“盲流”，或是早年就当过工厂的采购员和销售员，抑或是在外面当过兵，见识了外面世界很精彩的军官、士兵。这种长期的“热身赛”既对他们的意志是一种极好的磨练，也使他们完成了如何走向市场的经验积累。所以，一旦国家的政策趋向于开放，一旦农村可以进行劳务转移的时候，他们就显得从容不迫，成竹在胸。
安徽巢湖市无为县，被人们习惯性地称为“安徽小保姆”县，那个表现安徽保姆在北京打工的电影《黄山来的姑娘》，就是以无为县的保姆为原型的。
无为保姆起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新四军七师的根据地在无为的红庙，解放后，这个师有一批老干部在北京安顿了下来。他们想起了当年闹革命时群众对他们的支援、掩护，这种鱼水之情使他们念念不忘要报答老区的乡亲们，起先他们是让自己熟识老乡家的孩子到北京来,既当保姆，又当“女儿”，既帮他们干家务活，又让她们上学读书。当一个老战友来看望另一个老战友的时候，发现这个家既干净又整洁，又看到那个“小保姆”烧水端茶十分利落，不禁称赞几句。老战友便热心地说：“我也替你找一个吧。”如此一来，无为县小保姆就开始“占领”北京市场了。虽然是那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还没有“市场”这一说。
县宣传部赛勤玲部长不无骄傲地告诉笔者：“那时候，中南海里，中央军委、国务院有许多保姆都是我们无为人。只要县里去一位副县长这样的七品八品官，就有高级小车来接，还住高档宾馆。我们无为人聪明、机灵，还讲诚信。说到诚信，这在旧社会也是如此，大约是遗传吧，要是家里来了一个陌生人，无为人也是倾其所有满招待。”她顿一顿又说道：“不过，现在无为县的保姆很少很少了——”
“为什么？”我问。
“我不是说到无为人很精明吗？她们起先当保姆，后来赚到了票子，闯出了路子，又换了脑子之后，就不甘心当保姆了。她们就在北京开起了店，做起了买卖，成了老板。在中国100强里，就有我们无为两个企业家。”
我想去采访一个较为典型的无为保姆，谁知宣传部的新闻干事张勇立即拿出他的两篇报道来，对我说：“你先看看吧，‘小保姆’邓立翠就是一个，她曾出席过全国第九次妇女代表大会。如今是安徽省最大的孵鹅企业的总经理。”
张勇是这样描写她的：
邓立翠是无为县仓头镇人，兄妹３人，她排行老二。她的父亲腿有残疾，家里所有农活全靠母亲一人支撑。可想而知，在那个只靠土中觅食的年代，生活是何等艰苦，一家人常常连饭都吃不饱。兄妹３人一年到头也难得做上一套新衣服。大多数时候都是花一两角钱从旧货市场买旧衣服穿。迫于生计，哥哥很小就开始帮妈妈干活了。由于家中仅有的几个钱都给邓立翠交了学费，妹妹就上不起学了。兄妹３人，邓立翠是惟一读过书的幸运儿。
勉强读完初中，家中再也无钱供她上学了，就在这时，她无意中得到一个消息，改变了她的命运。1980年冬天，邓立翠一位要好同学的妈妈到北京当保姆去了，一个月工钱20元。20元，对于当时的邓立翠来说无异于一个天文数字。全家人辛辛苦苦地干一年，到头来也挣不到这么多钱。邓立翠非常羡慕，觉得这钱来得真是太容易了。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人家能当保姆，为什么我就不能呢？正失学在家的邓立翠失眠了。她很清楚，能挣点钱回家，是她对全家人的最好报答，也是对哥哥、妹妹没有读书的最好补偿。于是，她决定和其他５个要好的同学一起，出门当保姆。
让一个才16岁的女孩子外出当保姆，父母当然不放心。但除此以外也没有更好的出路。加上她的软磨硬泡，最终父母还是同意她出去。家里四处借钱为她凑齐了盘缠，在亲人的千叮咛万嘱咐和依依不舍中，邓立翠来到了北京。
邓立翠干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石景山一个普通工人家里当保姆，月工资１２元。她不敢说出自己真实年龄。就说自己已经１９岁了。由于她有文化，悟性高，学什么都很快，所以主人非常满意。她先后在四五个家庭里当过保姆。但是她有块“心病”，很厌烦别人叫她“小保姆”。虽然她觉得当小保姆没有什么不光彩的，但是她从来没有把自己定位在一辈子当一个保姆的水准上。
她最终离开了北京。３年后，她最后做活的那家人家帮助了她，被招到上海崇明一家畜牧场当工人。她如饥似渴地学习技术，很快成了畜牧场的养殖能手。她曾创下一个人喂养370头牛的记录，还和她爱人李志春一起，用40天的时间完成了上海畜牧局交给的“胺草饲料试验”，获得了“稻胺化养牛”成功奖，他们的事迹上了《新民晚报》。
学会了技术，为什么不回家乡一显身手呢？1987年，邓立翠夫妻俩辞去了畜牧场的工作，回到了家乡。
现在，邓立翠的“三缘养殖实业有限公司”年产“无为大白鹅”苗鹅200万羽，销往全国十几个省市，产值1000多万元，社会效益6000多万元，带动了３万户农民从事白鹅的养殖，扶持贫困户和下岗职工近千人。并迅速成为巢湖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安徽省最大的孵鹅企业。
一只丑小鸭，一旦离开了那个贫穷的故乡之后，转眼间就变成了白天鹅，她飞回来不是寻找王子，而是为故乡产下金蛋，孵化富裕。邓立翠，向我们诉说的是一个现代的“童话”。
人类的行为学家告诉我们，当一个人形成了某种思维类型和文化类型之后，也便形成了一条固有的“行为轨道”，“赤脚医生”出身的陈立钻要图发展，首先想到的是中草药的种植和研制；邓立翠要创建自己的事业，也自然而然地会利用她学到的养殖技术。但是，一切的发展都不会是空中楼阁、水上浮萍，你的前期准备有多少，你成功的概率也便会有多少，你获得的回报也就会有多少。
父母在，要远游
我的故乡浙江省湖州市，下属三个县，分别为长兴、安吉、德清。这个德清县，就是当年的武康，也是唐朝中期诗人孟郊的家乡。
孟郊留传下来的诗有400多首，惟独那首《游子吟》，老少咸宜、人人会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读了真让人有些戚戚然。料想这位苦吟诗人当年也是个家境贫寒的饱学少年，要到长安那么远的地方去赶考，又见慈母在夜晚的灯下为他赶制新衣，才有感而发，写得如此真挚动人。今天，在德清县，就有一个“春晖广场”，让大家去回味母爱与家乡的爱。不过今人的观念早已改变，那种孔子的“父母在，不远游”的思想已经涤荡无存。湖州位于长江三角洲的富饶地区，他们一般不会到浙江的其他地方去打工，要去，就到能够挣到大钱的国外去。
长兴县民工输出的方向是日本，不过它不叫民工，而称为研修生，比一般的劳务输出要高一个层次。这是得到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的认可，由日方社团、企业组织，为中国培养技术人才，回国后可以学以致用的一种合作方式。长兴县1993年开始起步，至今已历11年的时间，全县输出约有800余人，形成了一个远去东瀛的小气候。
周健琴，是个腼腆、善良、勤奋而聪敏的长兴姑娘，在村里开一家服装店，生意清淡，过着清贫的生活。1998年，他的舅舅“先斩后奏”，替她在县外贸局报名赴日研修。她是被动地走上这一条道路的。
说实在的，这些农村姑娘出这样的远门，要不是政府性的行为，她们想都不敢想，怕受骗上当的戒备心理，是中国农民最传统的心理负担之一。
1998年，周健琴、李惠鹤、丁金妹等一行６人来到了日本的四国香川县Ｙ．Ｋ．Ｓ株式会社研修服装加工，由于周健琴以前就掌握了一定的服装加工技术，加上她的刻苦努力，很快得到了该会社社长的器重。
在与楠井芳社长的一次闲谈中，社长问周健琴：“你回家后打算干什么？是继续搞服装还是改行？”周健琴顺口说道：“还想做服装，但我本钱不够，如果楠社长到我们长兴去办厂，我就继续帮你干。”
赴日研修生报名站对周健琴而言，讲过了也就算了，要一个日本老板到她的家乡去办厂，哪能像她说话这般随意。岂知，这个楠井芳女士还真的听进去了。
2000年下半年，楠井芳趁着到苏州分公司出差的机会，走访了长兴６位研修生的家。集天目山余脉的雄峻和太湖碧波之柔和于一身的长兴，引起了日本客人极大的兴趣。楠井芳决定在长兴开办她的分厂，她看中的当然还不仅仅是这里的投资政策、投资环境和这里天生就是丝绸的产地，还有那６个她培养考察过的研修生，这些人不仅学习了日本的技术、日本的管理，还讲得一口流利的日语，是她信得过的。
于是，2002年６月，投资1000多万元人民币、占地16亩的日商独资企业长兴惠凯丝服装有限公司在长兴白岘乡动工了。2002年12月26日，该公司投入试生产。而周健琴，也实践诺言，成了该厂的生产课长，那个随同周健琴去日本的李惠鹤，成了该厂的总务课长。
现在，这家企业已经招收了100多个民工，还准备再上两条生产线，到时候还会增招80个工人，其时，年出口创汇就可达到200万美元。
负责这项工作的是外经贸科的科长刘桂英，由于她把这盘“蛋糕”做大，功不可没；也由于政府与企业脱离，她开始着手成立一家经贸公司。刘经理告诉笔者：“开始这项工作做得很艰难，人们不相信也不愿离开家，东动员西动员，好歹凑了10个人，临了有一个女孩子被她妈拉下了车，只去了９人。现在了不得了。除了周健琴，还有罗叶平，他已经成了湖州市政协委员。陶爱辉，1999年到日本研修服装，2001年回来后与姐妹们共同创业，在五山岗村塘互坪和邻近的长桥租用了270亩水面，投资近30万元，开发了优质珍珠养殖。目前第一批珍珠已出售，获净利12万元。富了生活也富了头脑的陶爱辉尝到了甜头，现在把她丈夫也闹出去了……”刘桂英愈说愈兴奋，她还告诉笔者：“他（她）们不仅带回了钱，有了创业的资本，主要是各个方面的修炼成熟了。那个叫张莉的小姑娘，出去前什么都不会干，从小娇生惯养。研修３年，回来后非常老练能干，在日本交了一个同是中国研修生的男朋友，两人一起创业，在宜兴搞了一个股份制公司，是一个高科技公司，她是研发部经理，这种产品能够出口日本。还有曾庆伟和王锦春在日本茨城县农协研修了１年，学习了日本的温室暖棚栽培技术和农业管理经验。回国后，两人都开始用温室技术搞日本美隆甜瓜、优质无籽西瓜及优质蔬菜的育苗种植和开发。现在，曾庆伟和新台农业公司生产的甜瓜、西瓜在江、浙、沪一带已经颇有名气，很多大超市都为其产品开设了专柜。不久前，他又与一位台商合作，租赁了650亩土地，由他提供技术培训和种子、肥料、农资器材，让当地农民负责种植，公司销售产品，带动大家一齐富起来。两个长兴县去日本的研修生现在，长兴在日本已经小有名气，当然他们不说长兴，只说在上海附近，有一个小镇，那里的中国人都会说日本话。就这一点，日本人非常感兴趣，常常到咱们这里来旅游、考察，还愿意到这里来投资办厂。”
我问道：“难道他们研修一两年就能学好日语？”“不错，他们知道机会难得，人人都很刻苦。３年回来，一般都能达到日语的三级水平，很多人都达到了二级（相当于英语６级），还有比较优秀的人能达到日语的一级（相当于英语８级），他们的日语就讲得非常溜了。你想，我们一个县，就有那么七八百人会讲日本话，日本客人无论走到哪里，那里就自然有人出来自动做翻译，他们看了会有什么感觉，这里简直成了他们第二故乡了。”
中国的农民工仿佛是一排浪潮，第二线省份的湖南、湖北、安徽、河南人走向了沿海的省份和城市，再内地的西部省份的民工们则进入中部地区或沿海区。而沿海省区的农民们，如福建、浙江、山东（青岛、烟台）、辽宁（大连）等地的人，则表现出空前的大胆，他们像是被后浪所推似地，渡过大海大洋，到世界各地去打工了。
不得不承认，由于许多中介公司其实是被我们称为“黑中介”的，大量的民工则完全缺乏政治、文化、地理等常识，受骗上当的悲剧连续不断。据英国《卫报》的报道，英国西部的莫克姆海湾刚刚出事，死了２０个中国的拾贝人。这个悲剧让那些痛失亲人的亲人们眼泪还未干，被英国老板招募的１８０名中国民工又在他们死去的同乡的脚印上走了过去。
而那个绑架、凶杀和汽车炸弹不断的伊拉克，也有那么7名中国人稀里糊涂地闯进火线，说是到那里去打工，结果也被绑架。幸好伊拉克人对中国还算友好，不久就将他们放了。询问那些惊魂未定的民工和家属，他们几乎一致地回答：“我们不知道那里还在打仗！”
人就是这样，当那些偏远山区的农民，决心要离开熟悉的小山村的时候，或者说当沿海地区的农民，乘上了海船驰向国外的时候，他今后的命运是一个极大的谜，谁知道他前头照耀着的是一颗灿烂的星辰还是一个巨大的“黑洞”呢？
我们能够给予的，只有一个“一路多保重”的真诚却很软弱的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