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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比别人多一点点知识
书名：中国民工潮 作者：王颖 更新时间：2015-11-05 11:06 字数：9847
——成功者雕塑之一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学习,学习,你还需要学习
——成功者雕塑之—
谈到人的一生是有序还是无序，是有常还是无常的时候，有一位社会科学家给我打了这样一个比喻：
有一立方公升蒸汽分子，你说它有一亿个也好，有十亿个也好，它代表了一个社会个大的集群,每一个分子就代表一个人。我们再把这个密闭的容器从上方挖一个孔。
这是一个实验，假如说，能够从孔中逸出这个容器的分子就是“最成功的分子”,跑不出来的分子也可以分成三六九等。那么,我可以告诉你：能够跑出容器的分子虽然是最成功的分子,但不见得是能量最大的分子。因为亿万个飞行的分子都有这个欲望,想要飞出这个容器，但它们在飞动过程中必然会发生许多磨擦、撞击,即相互排斥，每一次的排斥都会使两个分子改变行进的方向。这种改变不是一次、两次,而是许多次、无数次。因此,极有可能，能量很大的分子被排斥、挤压到底层,能量小的分子反而被撞向高层，而逸出容器的分子不过是具有第二流、第三流能量的分子(这里面充满着烧幸)。这就是社会生活和人世间的第一种混沌。
能够预先计算、描绘社会中每个分子（每个人）的运动轨迹吗？不能,亿万、十亿个分子可以编写出亿万个变置（X）极多的方程式——也可能写不出来，因为变量太多了。要解开这些方程式需要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年的时间，一个能活几十年的数学家绝不可能完成这一工作，加上他儿子和孙子都不可能。更何况,等我们把这项工作做完，那容器、那些分子,早就不存在了，这是我们解读分子轨迹的混沌，第二种混沌。
虽然每个分子飞行的轨迹是无序的,但从统计学的观点讲则又是有规律可循的，总体言之，能量高的分子比能量低的分子占据的层次会较高。这就像列宁这位伟人曾经说过的，鹰有时飞得比鸡还低,但鸡永远也飞不了鹰那么高。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他的名字叫彭湃,和那位中国早期革命运动时海陆丰的农民领袖重名。尽管他从没有见过大海，他的心依然“澎湃”。
他生长在贵州的黔东南的天柱县，那里真正是“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人无三分银”。这是个汉族、苗族和侗族杂居之地。彭湃毕业于天柱师范学院,毕业后出来教小学。工作是每天两节课，很轻松,很自在，但是生活却轻松不起来。因为他的工资只有104元，拿到手里的还只有八折。这80块钱工资连他过单身汉生活都困难，又怎么能娶老婆生儿育女呢？四年老师当下来，反而欠了同事800元钱。
再也不能这么过,再也不能这么活了，他觉得如此耗下去是浪费青春，他要走出大山，去见见外面的世界。他属猴,这年是1993年,25岁。
怎么给老爸说呢,会同意他外出吗？估计同样当小学老师的父亲不会阻止他，还有一个问题是得向老爸借钱。四年了，他没有给父母分文，反而要向他们借钱，他，能说得出口吗？
那个晚上好难挨！他在自家的房前像推磨似的来回走动，想象着措辞。一直走到11点多。终于,他咬咬牙，站到父亲的面前：“爸，我想出去闯一闯。”“好嘛，你想上哪里?”“到广东，东莞或是深圳。”“行，在山里憋着也不是办法。”“就是、就是，现在我一个子儿都没有——”这句话说完，他的脸一下子红了起来，直红到脖根，他心想，好在是晚上，老爸看不出来。
他爸从口袋里掏出了300元钱，这是一个老
父亲的所有，他想给爸留一点，他爸全部退给了他。
母亲听到了，颠颠地从房里走出来，“儿呀，妈这里还有钱，给你带上吧！”他永远忘不了那一幕，母亲把她的手绢打开了,最大的票子是10元的,还有5元的，1元的，甚至有不少的钢镚儿，总共凑起来大约有100元钱。”妈，我把钱都拿走了，你们怎么办?”“拿着，拿着，儿呀,穷家富路嘛。”
他的眼泪已经在眼眶里打转转了，硬是控制着,努力控制着不让它流下来。
第二天天麻麻亮，父子两人就早早起来了,他要到湖南去乘车，山村到公共汽车站还有十多公里的山路。
父亲推着一辆自行车,将他的行囊放在车后面，他也跟在他的后面。父亲一边走，一边唠叨。
要在平时，这样的车轱辘话他早就不耐烦了，这时候他却有些听不够。“你啊,性子耿,容易得罪人，在家不算事，在外就不得了，尤其是对老板——心眼活是好的，海阔天空想,有灵感，但是到要你下功夫钻一项技术的时候，就得像钻头那样钻进去。不要这山望了那山髙。他不敢回话,只是“嗯，嗯”地应声,他怕说起话来嗓子哽咽，说不定还会哭泣出声来。虽然,他年纪不小,还已为人师,毕竟从小都没有离开过家乡，离开过父亲母亲呀，这一走——
父亲最后再三关照说:“你妈让我告诉你，混不出人模狗样来没关系，就再回来，只要健健康康的，人平安，不要顾着面子，不愿回家。孩子，这里永远是你的家，爸妈永远欢迎你回来。“
彭湃来到了东莞市，他找到的第一家公司是帝豪公司，是搞娱乐歌舞的。填了一次表，等了半个月没有消息，就打电话去问。对方说叫他去一趟。那其实就是面试，可是他一问三不知，很是叫人家失望。是呀，要是问小学课本上的知识，他可以滔滔不绝地回答，要问到酒店里的服务常识，他可就是一张白纸了。何况，他貌不惊人，个头也矮，八成是没戏了。
在他的要求下,对方还是让他再填了一次表，这主要是看他的学历还比较高。填罢表出来,他有了些经验,在公司外面晃荡了三个小时，见到一个“当官”的出来，就迎上去毛遂自荐（后来他才知道是一位副总），那人说:“现在该招的都招满了，后勤你干不干?”他也不知道后勤是什么，就一连串地点头:‘'干，干。”这时他口袋里的钱所剩无几，只要有碗饭吃就行了。
原来副总所说的“后勤”就是勤杂工,打扫卫生的，而且工资只有280元钱。
毕竟彭湃的文化程度摆在那里，脑瓜子也够聪明，扫了半个月地，弄懂了酒店管理是怎么一回事，而且将他看到的酒店管理中的问题和应对办法写了9页纸,上书董事长，这很有点像一份彭德怀的“万言书”起了董事长的重视,董事长决定把他调到集团公司:“不,我不去,我还想了解一下基层。”
1995年，彭湃做了总公司下属的金塘宫文化公司行政经理、康乐公司的经理，走上了管理层。
1996年,他到了长安海悦公司任经理。
1997年，他加入山东黄海集团和黄海大酒店，他兼任市场发展部总监。
2000年，他又回到广东，回到帝豪，当上了一家五星级酒店的常务副总经理。
现在，他任职于西湖大酒店，也就是西湖俱乐部的总经理。
彭湃说，他给自己定了三个“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是解决个人温饱的问题，这个目标他两年就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是积累知识、经验和财富;第三个五年计划则是寻求发展。他认为,他用10年的时间,完成了三个五年计划。
当我问他现在他的工薪是多少，他说这是公司的机密，因此没有给我回答。但据知情人士说，像他这样的职务，在东莞，每年三四十万的收人是有的。
他十分感慨地作了一个对比我家八口人，父亲是小学老师，为了养活家人，父亲又教书又种田，辛苦得很，1978年前，我家生产的粮食不足10袋，到了1978那年，粮食大丰收。足足打了8000斤名袋哪，全家人高兴得像什么似的。现在想来，一百斤谷子卖不钱，全家一年的收成才4000元，高兴个啥?”
我当然知道他说这个例子的含义，如果按他现在的年薪作一个人的劳动所得相当于他们全家生产值的100倍。
看来，他这一步是走对了。
彭湃今年才36岁，按照年纪而论不过是一个青年人，却已经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这不能不让我们作出这样一个结论:这是一个英雄莫问出身低的时代，它给了当今的年轻人可以天空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用武之地,只要你有足够的知识，足够的能力,你就有可能崭露头角，成为一时的豪杰。
在浙江永嘉县的楠溪江畔,有一个很有名气的企业，它就是奥康集团，这个生产皮鞋的集团共有七个分厂,生产“奧康”、“康龙”和“美丽佳人”三种品牌的鞋。
它的董事长叫王振滔，现年不过38岁，却是个有着大抱负的“大手笔”。
2003年9月，他的“西部鞋都”开始破土动工。这座位于重庆璧山的鞋城，占地2600亩，总投资约10亿元。
王振滔起先也不过是温州地方土生土长的打工仔，他知耻而后勇，被人称为“两把火烧出来的鞋王”。
1987年8月8日，杭州武林门广场，5000多双劣质皮鞋被付之一炬。一时间，温州成了假冒伪劣产品的代名词。
在那次围剿中，一个年轻人因推销的皮鞋产自温州而未能幸免，丢了饭碗。
1999年12月19日，同样是在杭州武林门广场。这个年轻人举起火把，点燃收缴来的2000多双假冒的奥康皮鞋，烧了一把雪耻大火。2001年，北京人民大会堂，这个年轻人在奖台上接过“中国名牌”奖牌。
2003年6月10日，“首届中国民营企业行业领袖”评选‘活动正式公布，这个年轻人又成为制鞋业的惟一当选者。他就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奥康集团总裁王振滔，人称两把火烧出来的中国鞋王。
当年火烧温州鞋的风暴，使温州许多皮鞋厂纷纷易帜，王振滔却以东拼西凑的3万元起家，顶风办起鞋厂。
为此，一开始他便把质量放在首位。员工上班前，都整队集合，举行集体质量宣誓仪式；下班后进行质量总结，发现不足，立即改进。
一次，因包装人员疏忽，误将一双鞋跟松动的鞋发往外地，王总闻讯，指示立即发电报给全国各办事处,责令将货全部退回总部拆箱检验。这一下损失惨重，很多人表示不解。王振滔说：“难道我们的牌子和信誉只值这点钱吗?”
现在,这双鞋还放在奥康形象展示中心，成为员工的活教材。
没有质量永远没有市场。奥康有一整套严把质量关的制度，对于违反质量规定的，无论职务高低，一律从严处理，奥康曾一举解聘了8名高层管理人员。原因是他们所负责生产的皮鞋质量不合格，而他们却认为：“这批产品要是在其他鞋厂完全合格。”王振滔为此痛心疾首。
事后,奥康投资100多万元,从台湾引进全套皮鞋检测设备。改变了传统检测方式，由目测到机测，从经验型到科技型，并建立了严密的质量管理网络。
1998年，奥康皮鞋被中国皮革工业协会评为“中国真皮鞋王”，销量以几何级数成倍增长。市面顿时涌现出许多冒牌奥康产品。这让王振滔想起12年前的那把耻辱之火。他决定再点一把火，为奥康正名。还是那个地点，昨天是别人烧温州鞋，今天是温州人烧别人的鞋。
2001年2月18日，王振滔应邀到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栏目。节目主持人崔永元问他：“温州人为何不敢打温州牌?”王振滔想不到，十几年前欠债今天还没有还清。
是年3月15日，王振滔做出了一个令同行震惊的举措：奥康毅然高举起“温州制造”的大旗。把专卖店直接开到上海南京路上。而10年前也就是这条街上，许多商家竞相打出这样的牌子:此店无温州货。奥康就是要通过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窗口，向世人证明，温州鞋已经“昂首站起来了”。(《党建》王洪/文）
温州人爱造假，我不是从穿在脚上的皮鞋得知的。差不多是武林门烧假鞋的前两年,我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担任编辑部主任。社里让我到吉林造纸厂去写一篇报告文学。我去后，厂里正笼罩在一片惨云愁雾中。那是因为该厂有一个高压阀门熔化冒气了，炽热的蒸汽喷吐出来，把上夜班的7名工人全部烫死。据收尸人员说:有好几个人身被烫掉，肉已烫熟，那景象好瘆人。
这个阀门,是供销人员从市场上买来的,是温州产品，产品说明书上说它是高压阀门，其实连一般的气压都承受不住。
其后,吉林造纸厂曾数次到温州，要找那个厂家，并告上了法院。奈何这是一家手工作坊、夫妻店,店主人早就逃之夭夭。
假货害人,那是给我最深刻的一次印象。
王振滔的所作所为，无疑是用自己的诚信为温州人也为“温州制造”正了一次名。
不过，这次我到温州采访，并没有见到王振滔，他人在外地。与我接头并介绍情况的是行政事务部的经理周威。
见到周威，让人有“啊，真年轻真精神”的感觉，一问他的年纪,才知道他真的是小字辈，1978年出生，今年才26岁。是奥康集团中最年轻的中层干部。这使我产生了了解周威经历的兴趣。
周威告诉我，他的老家是湖北黄冈的浠水,那是闻一多的故乡。他浠水师专毕业,属大专文化程度。
一个农村出身的孩子，从小就知道吃苦,更知道刻苦读书。他在学校就练成一技之长，那就是写作。同时他担任过学生会主席，具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到毕业时,他就发表过100多篇文章和报道，是当地市委宣传部的优秀通讯员。
6年前走出湖北,他只有18岁，身上带了300元钱。没有熟人，没有关系,一路莽莽撞撞闯到温州。先找到丽水的一家人才交流中心,这是个几近骗子的单位，花了钱还没有介绍成功，与他同来的人都回去了，惟独他咬牙挺住，想再试试运气。
仗着他有较好的写作才能，他到浙江省作家协会在温州举办的写作学习班里，帮那些学生批改作文，一个月800元钱，还管吃住，他得以落脚。但这是一个暑假学习班,没干到一个月就结束了。
后来,得知南存辉正泰集团里的《正泰报》要招编辑，但必续是大学本科新闻系毕业生，而他只有大专。但还是抱着一丝侥幸看。电话打到廖毅那里。廖毅是正泰集团的新闻发言人，也是《走进南存辉》一书的作者。廖毅看了周威的材料，听了他的自荐，说道：“我这里人已满了，推荐你到天正集团去吧!”周威在天正集团干了一年多。
天正集团给他的薪水是800元,那时他每月还要往家里寄1500元，这可能吗？他告诉我：“我还做了两份家教，同时又写稿。两份家教每份500元,写稿每个月有200~300元，所以给家里寄得多。父母亲还以为我在外面发了财了，其实哪知道我当时多辛苦呀。”
又有朋友推荐，他到奥康来了。在奥康,他发展得很快，从报社编辑，到《奥康营销》的主编，后合并宣传处,担任处长，去年6月，提拔成行政事务部副经理,现在是正经理，分管七个处室。
周威说道不错，我后一阶段特别顺，这和奥康集团识人与用人有关。但你不知道我闯温州的那一段多么苦呀，我还在月清虹桥当过临时工，那个老板对我很不好,我身上已经没有钱了，只能到小面馆去吃碗面。”接着（他因为知道我是位作家，而他又是文学爱好者，不到一个小时的谈话已变成了知心朋友），他悄悄告诉我：“我从出湖北时就开始写日记，每天不辍，1998年的4月30日到丽水市，一直写到10月30日。这本日记我是要永远保存的，它不但记录了我工作的变化,思想、情绪、哀乐情仇，都有详细的反映。现在一到工作困难或者心情不好时，就拿出来翻—翻它。”
无论是彭湃，还是周威，都是这个时代的幸运儿。但是我想,他们的出息，正是他们有着较良好的教育有关，也就是他们那大专文化程度，和他们早就自学在手的一技之长。在我调查了大量民工后得出的感性领悟,那就是初中生的工资比高中生低，而高中生的工资又比大专生的工资低。文化、知识、经验,人的每一点所长与每一点所短，都会被社会用人的单位放到天平上仔细地称量。这真像大卖的水果，差一丁点成色就差了不少的价钱。因此，掌握足够的知识与技能，在今天人才市场上永远是最本质的投资。
在河南南阳的邓州市，我听到宣传部门给我讲了这样一件小事。他们那里有不少的民工，打工打到新疆的乌鲁木齐去了。这些民工发现，干普工的工资十分低，而只要掌握了电脑,工资便能增加一倍。于是他们专程返回家乡，学了二三个月的电脑，第二次闯新疆,工资果然比以前高出一倍。
从这方面来看，市场还是给了今天的年轻人公正的待遇——只要你能多给自己的那颗“砝码”加一些分量。
学习，学习，你还需要学习
一个分子，能否飞到容器的上层，靠的就是它自身的能量。就人而言，这种能量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知识能,一个是意志能，我们统一叫它为综合能量好了。如果你在学校里学到了知识，你比别人文化高出一筹，那么你的工资、待遇也可能比别人高一筹;如果没有这种文化的准备，你只能在实践中努力补充了，只要有这个机会，一定不要放弃！
这里讲的是一个在珠海的打工者的故事。
他叫刘昶，由于他在打工过程中已经成长为一个散文家、诗人，还曾当过报纸的编辑，行文十分优美，我就让他自己来叙述关于“他”的故事好了。
我是赣南老区一个土生土长的山里伢仔，一个人多而贫穷的家，给我的只是传统的观念和凄苦，让我只能接过父亲手中的锄头脸朝黄土背朝天
然而，我始料不及的是，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给我的命运带来一丝生机。那是1991年初，在珠海打工的一次向守候在家的我极力呼唤，“来吧，珠海是个萌生梦的地方。在这里我们可以大显身手！”
,就这样，我不顾亲人朋友的挽留，带着他们的祝福，在春节前三天，在万家团聚的时候，在渐响渐浓的喜庆爆竹声中，踏上了南下珠海的长途汽车，开始了人生的漂泊和寻梦。
同许多经历坎坷的打工仔相比，我是幸运儿。我一到珠海，堂弟就把我的吃住问题安排得妥妥当当，并且在一家毛衫厂找了一份工作——搬运工。
毛衫厂的搬运工作是非常繁重的。这家香港老板在珠海办的厂，简直是个货流量庞大的“中转站”，每天都有三四卡车毛线及其它原料运来,再发往中山、肇庆、番禺、东莞、汕头等几十家工厂加工。因此，我们几个搬运工，每天要搬运五六车到十几车货，收进发出忙个不停。那种劳动量不知比家里的农活繁重多少倍。
为了积攒些钱回家孝敬母亲、资助兄弟，我每天早晨只吃一袋5角钱的炒粉或一块干干的烤面包，中饭和晚餐在食堂吃一份一块钱的便饭,从不舍得添置衣服。为了每月省下二十块钱住宿费，我和堂弟在一张单人床上睡了两年。
或许我的勤劳和诚恳感动了老板，只一个半月后，老板便提升我为仓库主管。到现在为止，我也不知道这次“荣升”对我是幸运还是不幸，我只知道我的身体在那两年多仓库工作中垮了下来，体重下降十几斤。
在那些日子里，没有天没有地，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每天从早晨八点忙到晚上十点，甚至凌晨一点。我除了安排货物外，大的进出数目和票据全部由我一人掌握，每天做好出货清单，库存清单，各部门生产进度清单交给老板，还要做好总账，随时准备老板的査询和盘问，根本没有喘息机会。但是，为了那每月五六百块钱和自己生来好强的性格，还是暗暗地咬牙挺了下来。每天下班后，用自来水冲个凉,把衣服随便搓一搓,水淋淋挂在床头，便在又潮湿又阴冷的房子里，找到自己的窝躺下，呼噜呼噜睡到天亮，又红着眼开始新一天的工作。
一个偶然机会,我在报上知道了深圳打工妹安子的消息，又看到了她的作品《青春驿站》。从此，安子这个名字就像一面铜钟，时时在我脑海里敲响。我想，安子是个女孩，是个初中生，而我呢，大小是个高中毕业的男子汉呀。
从此以后，书店就是我的倶乐部，我的床头摆满了古今中外的书籍，不管多累，都要一页一页地“啃”下去。从此我便常常失眠，为书籍而失眠。
我的第一首诗寄给《珠海邮电》报，不想没多久，那首题为《你的身影》的诗就发表了。之后，又有十几篇诗文发表在《珠海邮电》报上，虽然都很不成熟，抒发的都是低沉、消极的情绪，但是编辑老师还是给了我这样的评价你的诗有一种情致含在里面。”
我开始如饥似渴地浏览报纸、杂志，每天利用吃饭休息的半个小时时间，跑去报刊零售点买报，碰上不加班或厂里停电，我就搭上2路公共汽车往图书馆跑，并且毫不放松地写作、写作……
然而，厂里无止境地加班，无情地占据我八小时之外的时间，我只有在加班后，挤占睡觉时间，拖着疲惫的身体提笔写作。脚下点一盘蚊香，抵御蚊子的攻击，而对暑热我却无能为力，厂里为了省电，不许只好任汗水往下流，实在难受就用毛中抹一把。
1991年，《珠海劳动报》创刊，我预感到和她有不解之缘。但是，着到报上一篇篇文章时，又自卑了，我的文笔相差太远了。直到年春，我才忍不住给编辑部写了一封信，竟很快在报纸上看到了编辑部给我的公开答复，鼓励我和所有打工仔拿起笔来写自己。《珠海劳动报》的编辑们好像对我特别关心，将我的稿件一篇篇地精心修润后编排上报，这就有了我的《打工闲话》、《阿贵没有故事》、《诗迷阿山》等。
打工的生活可以说是“咸、甜、苦、辣、涩”味味俱全,惟一能感到安慰的是来自工友中善意的鼓励。每当我有作品发表，他们都竞相传阅，连没有进过学校门连家信也不会写的工友也要捧在手上揣摩半天。每次看到这种情景，我就暗下决心，要好好地写他们。当我看到因病而被老板辞退的工友离去时，当我看见一个个活泼可爱的男女，被没完没了的加班加点折磨得面黄饥瘦时，我便愤慨了，我便要拿起笔来为他们呐喊。
也许地面上的路会越走越平坦，生活的路会越走越宽广，但是追求事业成功的路却似乎越走越艰难。每跨出一步,都有一个新的高度等待我们去跨越,如果败下阵来就会前功尽弃。……
这是1994年发表在《珠海劳动报》上的一篇自传体散文，所以加以全文引录，是因为文中真实地反映了他的才气，他的打工经历与感受，以及他如何走上文学道路的艰难历程。可以这样说,他凭的不是聪明，不是饶幸，而是刻苦的努力。正是他那不断为自己“进补”的文化素养，让他成了一名小有成就的作家。
刘昶最后被珠海市劳动局看中,将他调到劳动局成为正式的工作人员，他的户口也进了珠海。我就是在劳动局采访时见到他的。他十分老实，不善言词,也许他把所有的诉说都付诸笔端了，才那样才没有余的话说。
记得“文化大革命”时代，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种艰难的验了一代人，也成就了不少人，在老三届中出现了一大批的作家、诗跃在艺术战线上的名人们。同样,打工的艰苦生活，也会造就像安子、刘昶这样的有为青年。
在黑龙江的哈尔滨，也有一位类似的人物,她叫纳兰海贝。
纳兰海贝，已经30岁了，来自于内蒙古自治区的鄂伦春旗。在12年前，她来到了哈尔滨，成为那里的“打工妹”。
她的名字是外婆给她取的，意思是具有灵性的海豚。1992年，她考上了齐齐哈尔医学院。然而，她从内蒙古出来之后，并没有去上大学，她说，她不想当医生，那不是她的理想。于是她留在了哈尔滨，其时，只有18岁。
在哈尔滨，她与3个女孩子合租一间房子，开始了自己的打工生涯。她先后在4家广告公司里做过文案,利用每周休息时间，给六七个学生做家教。有了一点积累之后，她报考了黑龙江大学的法律专业，经过几年刻苦学习，她拿到了大学本科文凭。文凭刚到手，她又报考了上海复旦大学传播学研究生。她不断地充实自己，用一句俗话说是不断地“折腾自己”，永远没有安生的时候。
2003年，她经过努力，成了一名《西部时报》的记者。由于她工作的出色表现，她又被升任为《西部时报》驻黑龙江站站长，还光荣地当选为黑龙江省人大代表。
纳兰海贝的这种特质，或许是出自外婆和母亲的遗传。她母亲就常常这样教育她:“无论到什么时候，都要努力学习呀！这样就有了谋生的本领。”是的,所有的打工仔到外面去捞世界，就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因此谋生的本领,就是这个打工仔最基本的本钱。
外婆的名字取得真好，她的确是一只“灵性的海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