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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农民致富的三次浪潮
书名：中国民工潮 作者：王颖 更新时间：2015-11-05 11:02 字数：12841
想起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小岗村拉开的大序幕
乡镇企业给农民带来过希望
捆了又解开的“绳索”
我妻子家住在烟台市牟平区宁海镇，现在来看那也是块风水宝地,可是在那个困难的年代里,她家曾饿死两个最小的弟弟，据她说，那两个弟弟坐在炕上,开始是饿得直哭,到后来连哭都没有劲了，只翻白眼。再后来，就一头栽倒在炕上,断了气。
她那时大约9岁，就担起了整个家庭的家务，烧水做饭，还掌管家中的钱粮。一次，她仅剩下的一个弟弟李七修跑进家来，向她要5分钱，那是因为小学里老师要他们去海边玩,他要钱买几斤西红柿带去吃，既解渴又填饥（那时的5分钱可以买两三斤西红柿）。“5分钱,没有!”她断然拒绝。她把家里的钱把得特别紧，那是“鸡屁股银行”里存的钱呀，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自家舍不得吃的鸡蛋拿到集市上去卖，一个才5分钱。而这5分钱,可以买两根针、一绞线，外加一两酱油或二两盐。弟弟再三讨要，使得在锅台前忙碌的她显得很不耐烦，于是,她一手刷锅,腾出另一只手将小弟一推，弟弟便摔倒在鸡窝里，弄了一身鸡屎,呜呜地哭了起来。
那大约是中国的I960年！
想起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当我采访的行程从广东走到湖南，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毛泽东他老人家写的那份《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那是在1926年到1927年，中国正处于反军阀、反列强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湖南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革命运动。毛泽东用他那饱满的激情、酣畅淋漓的笔触对这次农民运动作了歌颂。“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击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人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选择罢了。”
四分之三个世纪过去了。
漫长的时日里中国农民经历了太多的兴奋与失望、太多的升腾与些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当时间进入20世纪的80年代后，一场新的农民运动悄悄地兴起来了。这场农民运动与毛泽东所说热遵动截然不同，它不再是追求政治上的翻身解放,而是想要从经济上彻底摆脱自己的贫穷。同时,它又是和平的、静悄悄的，没有了那些腥风血雨、刀光剑影。
据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的统计，到2003年底止，全省农村流动就业人员已达到736万人。
安徽和河南是两个农民工外出打工的大省,安徽的民工已达1120万人，河南更多，为1300万。
四川也是一个民工输出的大省,早在1999年，转移民工就超过1000万人，其中输出到外省的劳动力为430万人,跨国输出的有11070人。到2000年，农村劳动力转移已达到1134.2万人，收入368亿元,出川民工人数达460万人,从外省邮局和银行汇到四川的劳务收人达到了210亿元。
起步最晚、人数最少的当数东北三省，因为那里的人口较稀少，有着开垦不完的黑黝黝的土地，就是再懒惰的农民，要想混个温饱不会有多大的困难。但据黑龙江省劳动厅的介绍，该省2002年流动民10万人，到了2003年就猛增到108万。而2004年呢？他们的经是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张左己，他是最懂得“农民打工经济”作用的，所以省府提出的指标是450万。
就是细微到每一个家庭，都无不与农民工发生着千丝万缕的系。在南京，我的一位老同学陆佩媛的女儿张静说，她的父亲张国择在孟加拉国打工，他的丈夫刘和来在嘉兴打工，刘和来的妹妹与妹夫王方杰在北京打工，还有一个四妹在云南打工，有一位亲戚胡月在东莞打工,全家都被打工族“包围”了，整个家族也成了打工家族。
这已经不限于中国的中部、南部和北部了，中国的西部也已经“运动”起来,陕西、甘肃、青海到东南沿海和北京来打工的人比比皆是，就是最边远的新疆,截止到2003年底，向外转移劳动力也达到了35.7万人，外省到新疆来打工的人数是49.36万人。农民增收中非农收入的比重由过去的13%提升到目前的25%。
这是有着1.2亿农民参加的新的“农民运动”，其人数已经相当于日本的总人口，其后,还有剩余劳动力1.5亿人可以从农村转移出来，因此我们可以说，这将是有着3亿农民参与的宏大运动，它能够顶得上世界上6个中等国家的人口。
这众多的流迁农民外出打工，所做出的成绩是显而易见的。就拿安徽省言之。1999年，安徽农民工打工收人为217亿元，该年全省地方财政收入则为174.3亿元;2001年，外出务工农民的收人为260多亿元，而全省全年财政收人为309.5亿元。以每一个农民工全年净收人4500元计算,安徽省2004年的民工收人将达到500亿元。这个数字早就超出了全省地方财政的收入。因此,这些民工大省的“民工经济”等于再造了一个安徽,再造了一个河南。
这不仅仅是民工输出省在叫好,民工输人省也真心实意地体会到使用农民工的优越性。上海警备区宣传处的方干事用一句话说透了这种好处：“让我告诉你吧，上海新起了3000多幢摩天大楼，没有一幢不是农民工盖的。”
差然在劳动力转移问题上，还会有小小的看法不同，但绝没有“好得很”与“糟得很”的论争，从中央到地方,都加人了“好得很”的“派别”。
让我们还是从毛泽东的家乡说开去吧。
湖南的平江县，是彭老总举行平江起义的老革命根据地，当年闹革命时这里是风起云涌。自平江起义到全中国解放，在这块土地上共牺牲了20余万人，进入湖南省革命烈士名录的有2.1万人。而从那血与火中滚出来的共和国将军则有59名，上将有苏振华、张震、傅秋涛、钟期光，中将有方强、方正平、甘渭汉、刘志坚、邱创成、吴信录、钟赤兵、张令彬、欧阳文、赖毅等，全都是鼎鼎有名的人物。
平江起义的这段历史,我是再熟悉不过了，因为纪念彭老总一百周年的电视专题片《彭德怀》,我就是撰稿人。但是当我去参观这个纪念馆时，那个看门人不认得我了（他当然不会认得我），于是我掏了12块钱买门票。而可以自我炫耀的是,那一天下着雨，整个纪念馆就我们两个参观者——这当然是饭后笑谈。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这里的农民外出打工，努力摆脱贫困的“斗争”也同样风起云涌。这个县外出打工的人数有17万，他们不仅包揽了上海港务局的搬运工，占据了沪东造船厂钳、焊、铣工，还外派了海员120多人。这部分外派海员，都是在外国公司的巨轮上服务，其中有10余人成了三副、二副，还有两个人竟成了大副。他们每年带回来的劳务收入就有800余万元。尤其是那些“副”字头的平江农民们,士别三日早当刮目相看:西装革履、一口流利的西文，你真会误认为他们是长年留学的洋博士。
最有特点的是这个县的三市镇，它紧靠湘、鄂、赣三省的边界，是个有名的贫困镇。这个小镇仅有5.1万人、4.7万亩土地，却走出去1.1万个打工仔,就2002年统计，他们的劳务收入过亿元，其中银行汇回6500万元，随身带回的钱有4000多万。
说那1.1万人是打工仔，这个称呼早就过时了。因为在这些人中,有许多已经成了经济界的“将官”。当“将官”的标志，是那些富起来的人都骑了“马”——轿车。他们一共买了102辆轿车，其中最多的是“宝马”和“奔驰”。
2003年的春节期间,具体的日子是2月17日，平江县委、平江县政府召开全县民营企业主代表新年茶话会，给全县的老板拜年鼓劲。会议的主持人看了看表，刚想要宣布大会开始时,忽然外面响起了锣鼓声和口号声，还有汽车的喇叭声。原来是三市镇的代表用小车排着队来了，30多辆小车上都挂着大红花，一律的宝马和奔驰,那阵势，那威风，令路边的市民们都拥来观看。只见领头车上挂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三市镇民营企业家代表团向全县人民拜年”。
这也许不单是一种对自己成功的夸耀，而是一种有形的广告:想要外出打工致富吗？我们就是见证！这个镜头被湖南卫视台“曝光”在电视上,很快成为全省民众乃至邻省民众茶余饭后的话题。三市镇老板们的宣传效应达到了——三市镇不再叫三市镇，现在叫“老板镇”或者是“轿车镇”。这的确不假，当我们来到平江县的时候，县劳动局的翁应生向我们介绍情况时就说道：“我们平江有一个老板镇,输出一万人，赚回一个亿。”只有当我问“这个镇在哪里，叫什么名字”时,他的第二句话才说出了“三市镇”。
我们应当体谅农民的这种自豪与满足感。那个黄梅戏中的《女驸马》,不也是喜滋滋地唱着：“我也曾赴过琼林宴,我也曾夸马御街前”吗？其实在那个社会里，“一女婵娟”对于当官只不过是镜花水月而巳！
小岗村拉开的大序幕
农民致富的第一个浪潮,掀起于安徽省凤阳县的小岗村。
年岁大一些的人，都听过凤阳的花鼓调。“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那九年荒。大户人家卖骡马，小户人家卖儿郎，我家没有儿郎卖，身背那花鼓走四方。”由此可见,这凤阳县是灾荒不断的穷地方。
哼这几句歌时,我总以为是自己唱错了词。凤阳是明太祖朱元璋的故乡，他因贫穷而揭竿造反，登上皇帝宝座后应当对家乡人民好一些才是，怎么反使那儿的老百姓生活更加艰难了呢？
说穷，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对于食物、衣料太过丰富的今天的年轻人而言，即使相信,也不会留下深刻的印象。而我，却是结结实实地亲眼目睹过。那还是1962年，济南军区的一支部队为了减轻民众的负担，想生产出一些粮食来，于是我们开赴安徽的霍丘县去种水稻。那已经是三年自然灾害的后期，照样看到农村中啼饥号寒、饿死人而无力收尸的场面;照样看到十几岁的男孩没有裤子穿，大姑娘不得不套着她母亲破衣烂衫的景象。据说，在最困难的那些日子里，安徽与河南两省饿死的人不下百万。
在“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里,公共食堂再也办不下去了，每天敲钟上工，敲钟下工的农民一天下来只挣到七八角钱，到了年底#不到钱，还得亏欠生产队里的。农民们在田头地边那懒洋洋地抽着單?烟的样子和地里荒芜的杂草总比庄稼高的“特写镜头”，给我留下挥之不去的印象。
那时，城市里出现了许多“盲流”，那是逃荒要饭的人流，他们身上没有背着花鼓，口里也没有唱词，因为生活的艰辛和重负令他们连凤阳花鼓的悲调都唱不出来了。
逃荒的人流,一般都是扒车、徒步进城的，他们饥肠辘辘，满脸菜色,或者是全身浮肿。在城区里要饭,得随时躲避公安人员，一旦被抓到,就又被当作犯人一样押送回乡。对于他们而言,离开那一片土地就是“犯罪”，尽管那一片土地已经生产不出粮食来了。
或许，正是这种无奈又无望的积累，令凤阳县小岗村的农民们完成了那样一次壮举,他们宁可冒着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危险，也要在大包干的责任书上留下他们的手印。
这是一个极为普通的小村庄，和全国农村数百万村庄一样，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土地改革和互助合作，它曾经有过“送公粮一路唱，卖余粮排着队”的美好岁月。可惜这令人留恋的甜蜜时光是太短太短了；而接踵而至的穷过渡岁月，又是太长太长了。经过“共产风”的折腾，到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期间，小岗村生产队的人均产量由1955年的1000斤以上，下降到200斤左右，人均年收入只有20元左右，每年吃半年以上的国家供应粮。原来全队34户175人，最少时只剩下10户39人。1100亩地荒了1000亩。从1960年以后直到推行大包干前的每个冬春，全队不论大户、小户，家都曾携儿带女流落他乡，乞讨度曰。
1979年初春，穷够了穷急了的小岗队秘密召开会议，决定将土地分开，实行包干到户。他们都明白，这可是犯法的，队长可能由此坐牢。会议从傍晚开到黎明。最后决定：联名签订合同，队长如蹲“班房”，其余17户共同养活其家小。全队耕地平分到户，耕牛和大型农具作价到户；国家农副产品交售任务、还贷任务、公共积累和各类人员的补助款等，合理分摊包干到户。18户户主在作出这一庄严决定后,含着激动的泪花在一张旧纸头拟订的“合同”上，一一按上手印。（见《凤阳古今》第214~215页）
采访陆子修,他说他看到的景象比我说的更加严重。他亲眼看到人吃人的现象,那是饥民们把死去的人放到坛子里腌了吃。他说道：“我自己家里就饿死了五口人，父亲、母亲、弟弟、姐姐、姐夫,我那时大小还是一个县里的科级干部。我们那村子里许多家门前都长着蒿草，庄子里人死了一半。”
陆子修，在农村包产到户期间，他先是在滌县地委当政策研究室主任，后任地委秘书长，再当书记,凤阳县就属于滁县管辖，所以他亲自见证了小岗村那一幕活剧。
这位已经早就退了休的省人大副主任与我特别投缘，因此谈风甚健，他说道:“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安徽省军区政委宋佩章当书记。全国都在揭批‘四人帮’，惟独安徽没有动。
“农业学大寨,学了许多年,为什么农民还没有饭吃。‘四人帮’倒台后,农村工作抓什么？地委让我牵头,组织了600多名干部，进行了为时三个月的调査研究。调查后我们写了一份报告。
“当时我记得这个报告讲到的核心问题是:农村经济政策不落实；调整利益关系的政策不落实。我们提出了抓农村经济政策落实的问题。这主要有:农村要以农业生产为中心，不能天天搞批判、搞学习；要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要分组作业，认真记工分，不搞大呼隆，政策要兑现，分配要兑现;鼓励家庭搞副业等。另外还包括民主作风与民主理财等问题。
“这个报告送上去后，遭到了当时省委的批评，说我们是以落实经济政策为名，抵制大批判，抵制农业学大寨运动。幸好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中央改组了安徽省委，把万里同志派来当了省委第一书记，顾卓新和赵守一同志为书记。这份报告被万里看到了。那是1977年8月1日，他在报告上批示道:这是一个良好开端，滁县地委所提的政策建议很好，可以再组织力量深一步调査,写出报告。在省委支持下，我们写了几百篇调查报告，选原汁原味的29篇编成一个小册子，送给省委。省委又在这个基础上派人到农村搞了调査，这才搞出来《关于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规定》，俗称‘省委六条’。”
《省委六条》的核心是土地问题，是土地的负责制在哪一级手里的问题。“六条”想通过土地问题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从而度过灾荒、摆脱贫穷。省委的文件还是把生产队作为责任制的主要掌管者，但小农民却走得更远，他们干脆要求农田包产到户、包产到人。后从实际出发的省委和万里支持了农民意愿。
从新中国的诞生到民工潮兴起这30余年间,我们可以做一篇“农民和土地”的大文章。先是经过斗倒地主，土地归农民的“土地改革”,贫苦的农民分到了胜利果实。他们一旦拥有了土地所有权之后，也便产生了新型的生产关系,获得了劳动积极性。但是好景不长，随着合作化的进程，成立了人民公社,在“一大二公”的口号下，靠大呼隆生产、靠拿工分吃饭的农民们又觉得土地不属于自己的了，起码是被集体拿走了一半。土地上产量是高还是低，仿佛与他们无关。惟独到了小岗村农民签字画押、要求联产承包，并被省委和中央肯定之后，那土地才像是又回到了他们的手上。农民说:“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联产承包制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农村经济得到了大跨度的发展，就以这个小岗村所属的滁县地区为例，1988年全区粮食总产29.89亿公斤，比1978年增长1.6倍，比1949年增长6.2倍;平均亩产614公斤，分别比1978年和1949年增加384公斤、480公斤。
从此，小岗村作为先导与榜样,它的做法在全国不推自广了，中国农民,重新拿回了自己对土地的拥有权。
然而,仔细想一想,这不过才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要想让中国的农民都走向小康,把农民永远拴在那块土地上不是一条出路。
乡镇企业给农民带来过希望
农民致富的第二个浪潮，是兴办乡镇企业。
中国现在有人口13亿，而人均的耕地面积约只有1.2亩，据2003年末统计，约有18.51亿亩。由于人口分布的不均衡，有1/3的省市人均耕地不足1亩，有666个县低于联合国确定的0.8亩的警戒线，有463个县低于人均0.5亩的危险线，即使这些农民再有种粮的积极性,也没有更多的土地给他们施展抱负。这就是说，如果中国的农民或者全中国人,要过一个自给自足的生活，也许还不是一个大的问题，但是要发展中国的经济，要赶上世界先进国家的经济水平，用9亿(恐怕是10亿）劳动力来经营这点土地，那是绝对不可能富裕起来的。
而这仅仅是眼前的现实，据预测，到2030年，中国的人口达到了高峰期，全国总人口将达到16亿,而耕地的面积却每年减少几千万亩，这是指人为的因素，再加上土地的沙漠化、盐碱化,耕地的减少会更加严重，到了那时，全国人均土地不到1亩。如此下去，中国人的贫困“帽子”将会永远摘不下来。
农村与农民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小岗村为中国农民获得了种粮的积极性,这种积极性的高涨，明显带了一个结果——地不够种了,剩余的劳动力出路在何方？
就近办乡镇企业,让劳动力转移到乡镇兴办起来的企业中去,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农民半离开土地，又没有全离开土地，农忙时还可以回去种田，农闲时就搞各种企业，亦工亦农、互补互利，岂不是一条非常好的出路。
那大约是1984年左右，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了。山东烟台，这块盛产烟台苹果、莱阳梨，以及渤海湾大对虾的地方，几乎是村村有工厂企业，人人是工人农民,每一个村支书、村长，几乎都摇身一变成了企业家。牟平县的宁海镇,那时被称为全国第一大镇,1990年的总产值已突破10亿元大关。65个村庄，像65个诸侯国，相互都在为争霸经济“大国”而各呈风姿。领头的，自然是新牟里和西关村。常宗琳和李德海，开始成了全国的知名人士，成了那一片地头上的领头人。
我曾热情讴歌这个镇上的明星与明星企业，其中排在第三位的是文化里的祝伟思与排在中上游的杨洪娥,他们都曾做了我笔下的主人公。
真实而全面反映胶东企业家风貌的是我的战友李延国，他如今在深圳三九集团任总裁助理，与我夫人是同乡。他的《中国农民大趋势》长篇报告文学,用他自己凄苦的童年与当时美好的现实对比，激情地为那些冲破贫困之网的农民兄弟唱出了一支赞歌。
我住在这个招待所的一间斗室里，正没完没了地修改一个电影文学剧本。一天，值班室的服务员用扩音器通知我：有客人来找。
我走下楼去，几个身穿呢料制服的男子汉正等候在那里。
“弟弟！”我一下子把他从人群中辨认出来，他那黝黑的、已经被岁月的犁铧犁出了沟痕的面孔，刚经修饰，显得容光焕发。他彬彬有礼地上前来同我握手，向我介绍同来的们。他们的神采和装束使我大为惊讶，要知道，他们是文概念中的“庄稼汉”呀！
“你们怎么来的？”
“自己带的车！”他指指外面的“吉普”。
两千多里路,他们竟然坐上了“专车”。
“你们要去哪里？”
“深圳”
“到深圳做什么？”
“考察!”
故乡，在我的情思里，那是黄昏的茅屋上一缕淡淡的炊烟；那是黎明的原野上一声悠长的牛叫；那是父亲头上一顶破了边的草帽;那是母亲褪色的衣襟上一块杂色的补丁；那是弟弟一双饥饿的眼睛；那是妹妹辫子上一根粗糙的头绳……眼前的景象，无法使我和过去联系起来。
“你们办好了去边境的手续了吗？”
“办好了广！“
“坐火车去吗？”
“不，坐飞机去！”
!!!
“你们怎么买到飞机票的？”
“作家协会的一位同志帮忙买的。”
!!!!
我从一个农民走上文坛,足足用了20多年的工夫，那是条漫长的路，我仿佛觉得，这条路已经离开家乡很远很远，不料想，兄弟们斜刺里从青纱帐杀出来，竟一下子冲进了这|个世界的核心部位。 .
他们这一行,是由年轻的镇委书记谢玉堂带领的，其中包括已经名声大震的农民企业家李德海等。他们去深圳不仅是为了开开眼界，原来家乡在那里是投了资的，一甩手拿出几十万，上百万元，现在他们将以“股东”身份走在深圳繁华的街市上，从那个窗口去瞭望世界。
我不知道怎样招待他们这些“天外来客”。
我忽然又想起了另一个优势：“去看看‘北影一条街’吧！”
“北影一条街”是一个半永久性的露天布景，坐落在厂院后区，巧夺天工的美工师在这里搭起了具有古典风格的店铺、楼阁、墙垒。走在这里，像走进了陈旧的岁月之中。《垂帘听政》、《海囚》、《双雄会》、《骆驼祥子》等等许多撼动人心的场面都是这里拍摄出来的，中国农民在这里扮演了屈辱和失败的角色！
农民兄弟巨大的步幅，很快把这一条小小的街道丈量完了，他们好奇地转到布景的后面，一个个不禁哑然失笑：“都是假的呀！”
没有什么事情能唤起他们的兴趣。我决意尽主人之道，把他们领到北影小食堂狠狠来上一顿，花个三十二十的！
“不，跟我们去吧！”他们反客为主。
“去哪里？”
“小洞天，西餐！”
这一段描写,把乍富起来了的农民兄弟的气象与做派刻画得淋漓尽致。20年的时间，他们开始摆脱黄土地的束缚,摆脱贫穷的束缚，开始走向城市，走遍中国,准备意气昂扬地过比城里人还要富裕的生活了。
可惜的是好景不长，由于他们对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准备未又欠缺管理的经验，那第一批乡镇企业家风石一现后大部分坠落了去，给人们留下了太多的深思和遗憾。当然，也还有--小部分人苦苦支撑了下来,还建立起以后上规模的像样的企业。
但是，无论如何，这次乡镇企业的运动，让我们看到了农民要求过富裕生活的迫切意愿，盼求走出黄土地,告别辘辘、井和篱笆墙的渴望，以及他们在筹办乡镇企业时的显现的热情与力量。
可以这样说，这次规模巨大的乡镇企业的实践,是今天农民们奔向城市汇成“民工潮”的一次“热身赛”。怀着永不甘心于贫困落后现状的农民，怀着永远躁动于心的致富渴望的农民，他们必然还会做出惊人之举,去改变“山还是那座山,河还是那条河”的老辈人的宿命。
捆了又解开的“绳索”
到《深圳特区报》采访时,碰到了一位老新闻工作者，他叫赵连勤，过去曾是部队颇有名气的摄影家。他见到我以后,像见了一个久违的朋友，站在楼门口不停地诉说起来。他不是诉说自己的经历，而是代农民诉苦。不过，由于两人都站着，他的讲话好像连珠炮似的没有逗号、句号，所以我只能记忆一半。
老赵说：“中国农民太苦了，我们是欠了农民债的。你想,城市里修路，任何人都能走，用不着再交钱吧？农村不行，农民修路还得自己集资,这家出100，那家出300。城市里是免费教育,农村呢,建个小学还得自个儿掏钱。这些还不算，你工人阶级是为国家作贡献，农民不是？他们永远没有下岗补贴，没有劳保，没有养老费。他们想到城市里来打工吧，你公安局派出所的人就硬是把他们抓起来，说是盲流,押送回原籍。要想办一个城市户口，当个城里人，谈何容易,只能靠当兵提干、上大学分配等有限的门路。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你农村人就永远只能是农村人，城里人天生就是城里人，这公平吗？……”
他说的无疑是对的。在那种“二元体制”下，即城市与农村个不能够互换的集群的体制之下，作为一个农民生来就会觉得低城里人一等。
中国的二元体制，是从解放之后的几十年里逐步形成并被固定来的。1951年，公安部颁布了《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实行了城市户口的登记和管束。但在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城市的工业得到了发展，这种发展呼唤着劳动力，因此农民进城市做工，最后变成城市户口的情况并不罕见。1952年，全国城市人口仅为7000万，到了1957年增至9949万,而到了1960年，更是达到了1.3亿人。
第一个五年计划过后，生产和生活资料的匮乏显现出来了。于是,到1958年，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对户口的申报与注销、户口的迁移及手续都作了明确而严格的规定。在1958年的大跃进之后，就到了三年自然灾害年份，城市再也承担不了那么多吃商品摄的民众，便开始动员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的家属下乡务农，而那时要想进城,便难上又难了。城市的封闭,造成了城乡间的通路的阻隔。反映这样一种情况的文件是发表于1962年12月的《关于加强户口管理工作的意见》,这个文件的精神就是严格限制农村人口迁往城市。
1964年8月，颁布《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的规定（草案）》，这个文件的主题词就是两个“限制”：对从农村迁往城市的要严加限制;对从集镇迁往城市的也要严加限制。从此,从农村跨进城市的道路上实行了全程“戒严”。
1977年，国务院批转的《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颁布。这个条文提出，“严格控制市、镇人口，是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一项重要政策”。并且作出了由“农（民）转非（农民）”的内部控制指标。这个是每千个人中只能有1.5个人可以转为非农业户口。这个文给本来就不通行的道路上再增设了一段路障。中国的城市与乡底划分成了两个封闭区。
也许，今天的年轻人体会不到这种控制的的厉害，因为他们天经地义地觉得，身上只要有钱，便可旅行天下，他们不会理解他们的父辈（例如那些到农村去插队的知识青年），为了等到一个进城的指标，甚至等白了头发，甚至不惜与他的农村妻子长期分居或者离婚。
这样的政策，对农民兄弟公平吗？现在看来是绝对的不公平，因为他们实际上永远被固定在那一小块土地上,永远成了比城市居民低一个头的二等公民。
农民进城打工的自发要求，其实就是想要求与城市人平起平坐的权利。但是,如果中共中央国务院不能拆除城市与农村之间的藩篱，农民进城的运动就会被阻挡住。虽然我们知道,阻挡得愈久愈会造成对抗，引发激剧的矛盾，增加社会的不稳定性。不过，在农民工进城之初，能看到这一点的人还是太少太少。
中央的政策,在这些年大约可以区划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严禁”——严禁农民工进城;第二个阶段是从“松动”到“放开”，其间又略有限制，呈现一个小小的回潮;第三个阶段是“鼓励”与“引导”。
第一个阶段大致在1980年到1983年之间。中共中央发于进一步做好城镇劳动就业工作的意见》和《关于广开门路，搞活动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十决定》。这些决定的精神是加强户口和油粮的管理，严格控制农民进城打工。
第二个阶段大约在1984年至1989年间。这期间前期发布的通知有《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关于农民进人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这些通知的精神已允许农民工在自筹资金、自带口粮的情况下进城打丁，长达30年二元结构的限制出现了松动。中期的通知有《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关于国营企业招用工人的暂行决定》和《加强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的通知》。在这中期政策的鼓励下，农民进城打工的高潮到来了。
但是，好景不长,由于我们国家铁路运输的落后、城市治安力量的薄弱，民工返乡受阻，城市治安恶化的现象成为一时的严重问题。政策出现了回收的迹象。其证明就是1989年4月10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关于严格控制民工外出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地政府采取措施，从严或暂停办理民工外出务工的手续，同时要及时劝阻、防止民工盲目南下。不过，由于这只是一份紧急通知，其他大部分流动的政策还是被保留了下来。
第三个阶段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发表至今。
199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鼓励和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向非农产业转移,进行地区间有序流动。
2001年3月，全国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明确地提出要打破城乡分割体制，改革城镇户籍制度,引导农村富余人口在城乡、地区间有序流动——中央的政策彻底放开了。
广大民众,尤其是广大民工是不会如数家珍地讲述这样一段历史的，也不会罗列这样一些中央、国务院的文件。但他们会把这样一个化到一个关键人物的身上，那就是在控制时期,在广州市，被抓所打死的研究生孙志刚。我到珠江三角洲采访期间，曾听到不少民工尤其是有着大专以上学历的打工仔说:“我们应该感谢孙志刚，IE是他的死，为我们换来了公道,把收容所改成了救助所，我们也开始被当作人看待了。”不错，孙志刚是不幸的，但也是幸运的，因为他的名字被我们所记忆，而在他之前’还有不少个李志刚、张志刚被屈打致死、冤沉大海。
在东莞，我曾问过老打工仔，问他们有没有被抓、被打、被关押的经历，结果，问到的人几乎都有过不堪回忆的往事。东莞有位作家叫方舟,他告诉我:那时台湾一些商人猖狂得很，他们常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哼,两条腿的狗没有,两条腿的人有的是，你们要是不老实，我叫人抓你们到樟木头去。”这“樟木头”，就是东莞市的一个收容所。他凭着在东莞的小小名气，就曾经到那里去营救过不少到东莞打工的同乡，当然，有时不靠关系也能放人，但你得交够400块钱。
方舟告诉我,他在樟木头拍下了几张实况照片，那种撕心裂肺、哭爹叫娘的分别景象让他至今难忘。不过，他不想拿出来让我发表。
不发表也好，但愿这一切不要惊扰我们下一代人美好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