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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自觉认识盛极而衰的规律
书名：增1减1的行为艺术 作者：王颖 更新时间：2015-11-03 16:54 字数：15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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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n style=\"font-size: 12px\">鼎盛是衰落的起点</span></h1>
一个事物到达鼎盛阶段后，很可能在鼎盛期维持一段时日，接着就开始走向衰退了。我们假设新阳从1而始，经过2.5的与老阴的平衡阶段，跃上了 5的鼎盛点。这时,老阴退减为0,而新阳内部的新阴势力开始出现，并想占领“政治舞台”，由1而2而3地生长。原来的新阳（这时候可以称为老阳了)则从5的地位开始下降，由5到4,由4到3，最后缩退成1至0。这个时候，是阳的下半个周期的开始、衰退周期的开始。要是我们假设明政权为老阴，李自成势力为新阳，而李自成政权占领北京，开始了大顺王朝的统治，那么，这时不会是明政权来与他争天下,而是他内部的牛金星、刘宗敏等势力成了新阴，开始从内部产生出反对派,来与内部的清醒力量较一高下。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作为李自成集团,他即使是一个微系统,其内部的两派力量的对立统一就早已存在了的，只是到了他们掌权之时，各派才能成其气候。并且，李内部的势力，也有互相长消的过程,即阴阳互变的过程。
无论是一个人，一个党派，还是一个集团，一个政权，都具有这种共同的规律性，达到了它们的鼎盛期后，就是下半个周期的开始。至于它们在鼎盛期中能够停留多久，这要看具体情况而定。但总的说，鼎盛期既可能是一个阶段，也说不定是一个点(指忽然产生了非线性坍塌现象)。
依旧拿天气时序来打比方,夏至这一天,是阳气的鼎盛点，冬至这一天，是阴气的鼎盛点。从夏至开始再向秋天发展，阳气盛极而衰;从冬至这一天向春天发展，阴气盛极而衰。在大千世界里,到今天为止,我们还不曾见过永远不衰败的事物，包括那个年龄很大很大、空间很大很大的宇宙在内。它总有一个从开始生长到达极盛，再从极盛转化至灭亡的过程，任何的人与事物都逃脱不了这一规律。
在这鼎盛时期，是一个党派、一个集团，直至一个人最好的时期。例如，它已经取得了执政党的地位，取得了政权，或者它已经跃上了荣誉与成就的峰颠。这种状态，给这个党的首领与功臣们，给每一个具体的人，都带来了一种极大的满足感。这种满足感,容易给这个党派、团体、个人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我们已经在前一章中阐述过了，那就是容易陶醉在自己的成绩中,失去警惕性，在高位上被别的人、或别的势力掀下台来。
而在这里，我们要讲的是另一个性质的问题、另一个性质的危险性。
就从一个人的具体情况出发，当他的身体状况发育到鼎盛期后,身体的各部分器官和骨骼、肌肉,不再继续生长，而开始退化，这表现为体力不如从前，智能开始衰退，疾病开始滋生(年轻时也会生病,但那时光凭身体的健康就抵御住了疾病,而这个时候，由于体质的削弱，原来的人欺病就转化成病欺人了，即医界所谓的退行性。）。
一个丑角演员，本来在舞台上能够连翻30多个空心跟斗。这时力不从心了，翻上20多个就气喘吁吁，如果他硬要继续翻下去，就可能出现像桑兰那样的情况，一头栽在舞台上,造成自伤事故。
最明显的当然是体育竞技，这是那些年轻人的事业。田径、体操、球类、拳击等等运动，25岁时是一种感觉，到了超过30岁，便是另一种感觉了。
不过,这种明显的体育竞技正因为具有透明度而使自己与别人一目了然，所以会避免或减少许多的事故和不幸。因为即使这个运动员自己虽然感觉良好,还想硬要上阵去一拼高低，他所属这个代表团的团长、他的教练就可以制止他上场，就是他再有意见也不行。他可以去当教练，可以去当行政官员,也可以改行,就是不能再当运动员、挑这个为国争光的大梁了。
我们再后退一步说’就是教练让他上场去，但是本来这位老兄能够击败某个对手，成为拳王，现在则屡战屡败;本来能够举起238公斤重量，现在少举了 3公斤，不但破不了自己原有纪录，更不用说打破亚洲和世界纪录。在这种情况下，他不想退出体坛也不行了。
从这一点看，体育是最明朗最具有透明度最公正的事业。你跑慢了 0.01秒，少跳了 0.1米，都用最直白的“语言”告诉你,你已经不能再吃赛场这碗饭了。
然而，许许多多的其他的事业，许许多多的其他岗位则完全不一样。
一个化学家、物理学家(一切的科学家），或者是一个诗人 (一切的文学家、艺术家），都是在年轻时容易做出成绩，到了老年时，体力不行了，脑筋不灵了，思想顽固了,那么，他实际上开始走向退步，不再具有创新能力。然而,他这时获得的光环——荣誉、职称、地位、赞誉还正美美地围绕着他，使他陶醉在“自我感觉”的无限良好境界之中。他感觉不到自己的衰退,即使感觉到了,也不愿承认自己在衰退，主动把那些桂冠让给别人。再说,他这时就是大专家、权威，就是什么“评审委员会主席”、“学部委员”，只有他评判别人行与不行,别人是说不得他的不行的。
同样的道理,一个集团的总裁，一个党派的首领,一位执政党的总统(皇帝），到了年岁大时，疾病缠身，腿脚不灵，思维迟顿，他实际上早已不如当年,应当在这个岗位上退下来了。但是他自我感觉太良好了，认为还可以再干几年、十几年，当一个终身总统或皇帝，众部下又都是捧场老手，谁也不敢、不愿说他不行。就如我们在电影上看到的,一位老得不能再老 的皇帝娶了一个美貌少女，这时色欲本是杀害这位老皇帝的一把“利刃”，那些吹捧的大臣还在高声颂扬皇上的“龙马精神”，这位老皇帝就真的要“做鬼也风流”了。
这就是说’我们人类在许许多多的方面，没有“裁判”，没 有“医生”，无法像体育竞技那样明确无误地告诉这个人。“喂，先生，你的身体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老兄，你该退休了，把那个学术委员会主席的位置让给年轻人来干吧! ”“皇上，你已经当了八年皇帝了，微臣认为可以把帝位传给您的儿 子了！”
没有。不是别人没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想到了也不敢说。就是说了也没有用,那个当事人是听不进去的，甚至还可能得到掉脑袋的“殊荣”。
于是，我们所说的问题产生了:这个人的自我感觉与实际能力产生了位差。
这就是说,这个人身处于最高能量轨道5的位置，但他已经起不到5的作用了。他的体质、智能和其他方面已经退化为4或3,但他的自我感觉还在5的位置上，认为自己还能干 5的工作，得5的荣誉，保持5的享受。这样,危机就来临了。
这种危机是极容易说明白的,本来这位领袖年轻力壮，能到处视察情况，听取意见。现在老眼昏花，走不了路，看不到情况，听不了汇报，只凭身边几个亲信说什么就信什么。那些在下一级的官员们见他势能减弱，就开始搞阴谋、篡权力,或者不满意他的裁决，群起而反对。那么，不但这个年老的领袖自己的生命岌岌可危，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也很快会断送在他的手里。
这种危险,要比一个运动员年岁大了不能参加比赛严重得多。
当然，说这位首领人物不知自己年老体衰也不见得对，他是知道的，但是他的这个领袖地位太有诱惑力了，他舍不得放弃,总认为他还可以领导，凭他以前的威信还“罩得住”正是这种错误的估计带给了一个集团一个政党一个国家许多的损失,也给他带来了悲剧性的命运。
不仅仅是领袖性人物，我们的话是对每一个普通的人物来说的。这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注意到自己的衰势，都应当考虑到一旦你走入到了周期的下半周,你就要主动认识这种势能的变化，做一些相应的思想准备和其他方面的调整,不要再冲动地做那些力不能及的事，避免发生可以避免的悲剧。
是的，当你有能力处于能量高的轨道上时，那个能量5的位置对你是合适的,一旦你的能量衰退，那么没有这个本事而占据这个位置，这个能量轨道对你这个人来说就危险了。做个最恰当的比喻是犹如骑士与马——能量轨道如马,你是最好的骑士,那么骑上一匹烈马会增添你的风姿,你要是制服不了烈马，那么你座下的烈马就会将你摔下马来。
因此，一旦人感觉到下半个周期到来后，就要首先从思想 上进行调整，认识自己的衰势，把对自己的估量做一点减法，别太“自我感觉良好”了。继而还得做其他方面的“技术上”的调整，“借坡下骡”,把自己调整到适合自己能量轨道的位置上去,这是必要的，也是应该的。
而说实在的，今天人类中出现的许许多多悲剧，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个“剪刀差”而来的。
总结以上所述,有这样几点是需要我们注意：
由于我们对自己的身体，对时局形势的认识不一，而这些又往往是“黑箱”，所以认识不到自己已处于衰退期，没有及时调整自己。
已经有所认识，但由于被过去的光环所笼罩，觉得还可以撑一段时日，不愿做即时的调整。
贪恋权势与地位、荣誉，明知自己不行了，硬是不肯做调整。对于无论是好心劝说还是恶意要他下台的人都给予打击报复，甚至施以极刑。誓死与权力地位共存亡。
这三种情况，代表着三种人，我们可以说是左、中、右三种情况，而这三种情况里的任一种，都不能说是明智的，通达的。
人体的生理规律是怎样的
人的势能,除了拉帮结派借助外势之外，就自己个人而言,主要依靠两个方面。一是体质水平(体能），二是工作与创造能力。
说某个人走向了颓势，实际上是指身体开始老化(或病化），代表智力与记忆力的脑袋瓜子不灵了这两个方面。
体力的退化比智力的退化来得要早，我们说如果一个人能活到70岁，那么，用70 x 0.618得出的数据为第一个黄金点，这个黄金点大约在43岁的位置，这是智力的黄金点。我们再用43之数乘以0.618，得出26岁，这是第二个黄金点，这是体力的黄金点。这就是说,人在22—28岁这一段时间里，是体力的高峰期，到了 30岁以后，体力就呈下降的趋势了。因此,运动员创造成绩一般都是在这一阶段。同样道理，在智力的黄金点的阶段，一般是创新发明的高峰期，那些得诺贝尔奖者，一般都在这个年龄的区段中。当然，我们这里是指一 般,而不是绝对。不但每一个人所活的岁数有差异,每个人的体力与智力的高峰期也有差别。
例如，我们十分叹息的,年仅38岁就早逝的世界“女飞人”乔伊纳，她生于1959年12月21日，她在28岁时就刷新 所有的短跑纪录。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她荣获了女子100米、女子200米和女子4 x 100米接力赛的三枚金牌。乔伊纳创造10秒49的百米世界纪录是1988年7月16日在印第安纳波利斯选拔参加汉城奥运会美国代表团的比赛上，年龄是29岁。
她的成绩的获得，主要是靠她的年龄优势(她死时体育界专家先说她是因为服用兴奋剂，后来又说没有，这些我们不去管它)。
而于1998年在法国南部举行的第十六届世界杯足球赛，法国队以3:0击败了卫冕冠军巴西队。这支球队的平均年龄是26.9岁，虽然世界所有的足球队的球员年龄都不可能太高，但法国队却处于所有参赛队中偏低的位置上，而上场队员的年龄还要小一些。前锋亨利才21岁,另一位核心后卫维埃拉，同样也只有21岁。
这都是说明，在体能竞技中，年轻者得优势。一旦到了30岁以上，每增加1岁，体能就下降1分，这是没有疑义的。我们如果不承认这种事实，就要吃大亏。
而智力呢，又包括理解发挥能力与记忆力两部分。它同样在周期的后半期会有明显的倒退。台湾的《中国时报》有一篇报道这样说——
三十来岁:记忆力衰退的分水岭
几乎每一个人，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都不免感受到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很多的人、事、时、地、物之记忆，常不如年轻之时;对常需将某些相关记忆派上用场的日常生活，颇感力不从心，难免为记忆力衰退所感到困扰与不便。
每一个人不管是年轻人或是老年人，在从小而大的生活经验中，或求学或任事的系列过程中，均可能深受记忆力随年龄缓慢衰退之苦。尤其是对某些阅读过之文字、事项、数目字等，不一定能随心所欲地记忆起来，或回忆出来。记忆力的衰退感受，令人印象深刻，常不免有“我是否已经老了？”的感慨。
脑组织开始老化的起点甚早，其老化速度甚快，然而在事实之生活经验中，实际感受到脑功能衰退的起点与速度又稍有不同，即脑功能老化的起点与速度，往往比预期的缓和得多。
事实上，在常态、健康的环境下，70岁之前的“脑”功能衰退程度相当少，但70岁之后的“脑”功能衰退程度则比较明显。只是常态、健康的情境，并不常见，所以现实生活经验中，非健康常态的因素所在都有，所感受的记忆力衰退，当然不会晚到70岁才感受到。即使有之，也仅少数人能有如此乐观之表现，70岁之后则看个人先天后天之健康环境状况，来决定个人老化的命运。
每一个人老化的起点与过程，容有相当程度的出入; 每一个人开始感受记忆力衰退老化的地点与过程，当然也不能例外。
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可以将“大致为30来岁”当分水岭，在此之前，不致明显感到记忆力的衰退,在此之后，则可能逐渐感受到有记忆力衰退的问题。虽然勉强将“30来岁”当分水岭，但也不能严格限制为记忆力衰退的绝对年龄。大部分人身处不一定完全理想的先天后天健康环境状况，在30多岁之后，记忆力日渐衰退,人与人之间差异甚巨。上焉者可以缓缓衰退，其记忆力稍逊于年轻人；下焉者则明显迅速衰退,至70岁时其记忆力不及年轻人甚多。当上了年纪之后，其脑功能的衰退,严重到对日常生活也造成障碍或困扰者,最好当成病态视之。
这篇文章说人的年龄到了 30多岁以后，记忆力就开始衰退了，这其实就是记忆力开始走到了下半个周期。不过，这篇文章只是泛泛言之，没有什么科学数据做基石,所以，还做不得准。现在我们再引一篇有更扎实数据与分析的新理论，来进一步地说明这个问题。
【美国《纽约时报》4月28日（1996年）文章】
题:关于记忆力丧失的新理论
她年近古稀了，却依然是哈佛大学的一位教授。但是她告诉哈佛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说，她发现自己老是记不住新同事的名字，而且就在不久前她请人安置幻灯机时，竟忘了教室门牌号码。
通过志愿者接受试验表明，在80多岁的人中，只有 20%至30%的人记忆力像30或40岁左右的人一样好。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心理学家沃纳•沙伊在领导一项正常智力随年龄增长而下降的研究。35年来，其研究中定期接受测试的男女巳超过5000人。
沙伊的研究着重于智力的三个关键领域：空间技巧，如根据说明书来组装家具;用归纳推理方法来读客车时刻表；根据语言流利程度来判断词汇使用熟练程度。
研究结果表明，一般说来，在65至70岁时逐渐出现智力衰退，并在80岁时速度加快。但是，智力因人而异，而且也存在着男女差别。
衰退最明显的是从事基础数学研究的。接近90岁时，无论是男还是女对数学的熟练程度只相当于他们50岁时的一半。晚年时，男子的空间技巧和女子的归纳推理衰退程度最小。80岁左右时，女子语言理解能力可衰退四分之一，而男子则几乎没有变化。
沙伊在研究中还发现，阅读水平高、语言理解能力强、事业成功或一生积极从事于某项工作，并且在退休后仍保持好奇心的人，能减慢高龄时的智力衰退。中年时灵活的生活态度也很重要。该研究还发现，与有以上这些特点的人生活在一起也是有益的。
这一篇文章则是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具有扎实的科学根据,所以可信程度较强。根据这篇文章的结论，人到60多岁时才逐渐出现智力的衰退。
似乎，这两篇的观点存在着矛盾与差距。
但是，细心的读者一定会看出，第一篇讲的是记忆力,第二篇讲的是智力，这两个概念并不甚相同。
记忆力只是脑袋瓜的杰出功能之一，还不是它的全部。人的智力(智能)是个综合概念，它包括人的记忆力、理解力、想象力和经验的积累等因素。所以,我们说某个人30多岁时记忆力开始衰退了，还不等于全部的智力因素都在走下坡路。随着这个人人际交往的增加，他的见识的丰富，经验的累积,联想力的增添,创造能力到了 30岁以后，60岁以前这时还处于上升期，所以才有“人到中年，是创造发明的好时候”的说法。
不过，到了 40多岁以后，虽然智能中的有些因素下降，有些因素上升，有些因素保持不变，但整体上开始呈下降的趋势，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察觉得到的。
话又得再回归到上一节去，因为每个人是不太知道自己的生理周期，也不清楚自己的智能与体能的下降时间的，就像我们不知道何时会得病,何时会得这种病而不得那种病一样。因为不但科学家对人体的认识不甚了 了，我们对自己的身体的认识也处于“黑箱”阶段。因此，当自己的身体不知不觉中走向了衰退期时,你还以为正处于高峰期,这种错觉是经常存在的。
人不但不知道自己身体有“几斤几两”，也不知道自己的能力有“几斤几两”，而往往是我们都高估了自己，对自己的“感觉太良好”。明明是自己不行，自己因不行而做错了事,使某项任务失败了，却常常把责任推卸到别人身上,或归结于客观原因，而自己是一贯正确的。这种思想认识上的高估自己一头，与自己的实际能力形成另一个“剪刀差”，也是人类自找悲剧的原因之一。
现在，我们似乎得出了两个结论:一是30岁以后,是体力与记忆力的衰退期开始;二是65—70岁开始了智力的衰退期。
还有一个结论，那就是人到了 50~59岁，出现了生理的急剧衰退期。这个结论是中国科学家得出的。
中国抗衰老研究中心主任于夫在一项研究中表明，50岁至59岁是人体急剧衰老的十年。他是在观察700例不同年龄组健康病人的微循环功能，进而探索该功能对人体衰老演变进程的关系时得出上述结论的。这一研究显示:长寿诸因素中，良好的微循环功能是基本生理条件。微循环功能随年龄增长而呈下降趋势，其中尤以50—59岁年龄组最为突出，其降低速率大约为30~39岁、40—49岁两个年龄组的一倍。
人体血管包括毛细血管是血液分布的通道，其中直径仅为头发丝的1/20的毛细血管更是血液和组织液进行物质交换的场所。这些交换提供细胞代谢所需要的营养,消除细胞代谢所产生的废物,这就是微循环的灌流功能。50~59岁的人群正处于明显的生理上的退行时期’同时，长期参与社会活动的消耗和各种不利于健康的刺激量的积蓄，使他们成为社会上的重负荷人群，这种重负荷状态，极易引起人体代谢的不平衡，从而影响微血管的灌流，加速退行性生理改变期,导致衰老的急剧演变。于夫说，人跨人50岁以后，一定要随时注意检查自己的微循环功能，一旦发现发生障碍，应及时纠正。
以上的种种研究结论合起来可以这样认为，人到了 30岁以后，激烈的竞技性的体育比赛运动就不宜参加了，即使参加,主要目的也只是锻练身体，而不是去抢夺金牌;到了 60岁以后，繁重的工作负担就该解除了，起码是换一种轻松一些的工作。这也就是说，在身体状态走向下坡时,精神负担(心理负担)和工作的劳累紧张程度也应适当做些减法。
有99%的人不会做减法
如果我们承认以上这些规律性的东西是对的，抑或是大体上对的，那么，我们就应当遵从这些规律，适时调整自己。就像到了 30来岁以后，作为一个运动员就得考虑自己的下半生该干什么了，而不是一味地坚持吃体育“这碗饭”。
由于每个人的情况不同,每个人随年龄增长而发生的变化又不同，所以这种调整是应当随时随地进行的。当初你能挑千斤担，现在只能担800斤，那么，就不但要在思想上承认自己的不行,还得在行动上把肩上担子的重量递减下来,将千斤换成800斤。而到了八百斤的担子也嫌重的时候，那么随着体力与重量的变化，换成700斤、600斤甚至500斤。
这就是说，随着人生走人下半周，随着自己的体力与生理从5减到4再减到3，心理与身体所承受的重负也应当相应递减，构成实际能力与实际承受重量之间的平衡。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有不少人的心理重负与生活重负(包括经济重负)是减不下来的。正如于夫主任所言，人到了50多岁这个时候,一般是工作压力与矛盾增加，孩子的培养与教育担子加重，是属于上要顾老，下要顾小的阶段。而自己还处于关键的调职调级区段。所以，此时除非工作单位宣布要你下岗和退休,不然是没有人能够自己减缓“步伐”的。这是中国今天大多数人的生活现状，也是中国人觉得生活得很 累的原因。
不过，如果你懂得这个道理之后，开始主动释放心理压力，尤其是个人争名争地位的矛盾冲突，能稍微避开一些，也算是不错的了。起码，我们的心理准备上应当有这样一个明确的观念:在这个时候，工作的节奏应当放慢,劳累的程度应当减轻。
我们必须指出的是，大约有99%的人不会在这个时候做减法，而继续做加法。他们给自己“上弦”,或者加剧争名夺利的“斗争”，尤其是那些走上高位的人物，每上一个台阶觉得都对自己无比重要，不肯放弃任何一次的竞争机遇。够得着的，他跳一下要争取;够不着的，他也要使出吃奶的劲跳几下，然后是长期的心理不平衡，觉得领导处事不公，没有把他这匹 “千里马”放到更高的位置上去。
我们这里是指一般的人，而那些掌管国家权力的重要人物，则认为这个时候还是盛年，更是紧紧抓住权力不放，摆出与权力共存亡的决心，迎接甚至自己组织着一次次的挑战与应战，这是那99%的人的共同特征。
法国的皮埃尔•阿考斯与瑞士的皮埃尔•朗契尼克写了两本书，一本叫做《病夫治国》，另一本是《病夫治国续集》，就十分真实地表现了那些居于高位，到死也不肯把权力交出来的领袖们的共性行为和共性悲剧。
说起来有些耸人听闻：二战后绵延了 40多年，至今仍余音不绝的雅尔塔体制，从某种程度上说，竟是罗斯福总统得了阿尔瓦莱兹病的产物。这位美国任期最长的总统，在神志模糊、充满幻觉的情况下，将整个东欧送给了斯大林。“为这种幻觉所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然而，如果真是这样，谁来为这样的巨大代价负责？
是罗斯福本人吗？这种对当权者直接的指责相当痛快，却可能有失公允。作者满怀同情地写道有谁能怪他的盲目呢？病人很少能估计自己的状况，要由他的医生做出估计。”
那么，怪医生吧。这是一只上好的替罪羊。事实上，不少的人就是这么做的。可是请体会一下医生的处境，
他们被以“国家利益”的名义要求着，不得向任何人透露领袖的真实身体状况。我注意到书中提到的罗斯福的主治医生麦金太尔时，从未将他称为“麦金太尔医生”，而是“麦金太尔少将”。想想看，一名海军少将，在战争尚未完全停息时，他有什么权力敢于违背“国家利益”？何况这位少将在为总统治病时还充满了“爱国热情”。
罗斯福身边的人,如夫人、女儿，以及那些参谋，是否应负这个责任？夫人和女儿“感情蒙蔽了理智”姑且不论，幕僚们怎么敢将总统的病情公诸于众呢？他是他们的主心骨，是他们眼中美国的希望，只要总统自己不表示放弃,谁敢提出总统的身体巳不适合担任现职，从而将辛辛苦苦赢得的连任拱手让人？他们都是吃政治饭的，懂得什么时候要“顾全大局”。
公众更是无辜的。他们看到的都是经过包装的事实。有谁知道肯尼迪、美国最年轻的总统，在慷慨激昂地说着“问你们为你们的国家做了什么”时，他的金属背心正支撑着他已经直不起来的脊椎。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选择了一位病人，应该受谴责吗？更不用说那些毫无 决定权的专制国家的民众了。
有谁能走出这样一个怪圈？让我们来看一看艾森豪威尔，这位不乏睿智的总统批准了一项宪法修正案，规定任何人担任美国总统不得超过两届。他还要求他的医生就他的健康向全国告知“全部的真实情况”。在他因病出现语言障碍时，他甚至考虑过辞职，我们似乎可以期待他 比他的前任们做得好些了，可是——“权力的魔鬼是清醒的，遮住了艾森豪威尔可能的明智。……他又一次长时间地自言自语着他与国家签订的合同：责任是他的动力，如同和平是罗斯福和他之前的威尔逊的动力一样。历史的盲人总是给自己找出视而不见的理由。”
我们似乎是在过多地谈论美国。这里的用意是明显的。如果在美国这样一个在制度设计时就千方百计限制个人权力，强调“轮流做庄”的国度，权势的诱惑仍然让人甘冒对国家、民众和历史犯罪的危险去顽固地掩饰和欺骗的话，其他的权力拥有者又将如何呢？ “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丘吉尔噙着雪茄说。但民主并没能阻止他在辨别力失调、语无伦次的状态下开始了他的最后一任任期。
用《纽约时报》的话说，“仅仅是1940年那个伟大形象的影子罢了。”（①摘自1999年3月《中国图书商报》，《是谁让病夫治国?》，陈言 撰文。）
这两本书列举了 40位本世纪大政治家的情况，并且指出，正是这些“病夫”们在主宰着这个世界，决定着人类的命运。他们中有的是一开始就是病夫，有的是后来得了病，却占据着高位直到死去。我们试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那些各国的巨头们，罗斯福是个病夫，希特勒是个病夫，丘吉尔与斯大林虽然不是病夫，但继后他们在连任中，或者说在他们执政的晚期也是一个病夫。这还不算那些封建专制国家的总统和皇帝们。如若这个总统或皇帝是终身制的,那么到了他的晚 年时期，他多半也成了一个病夫了。
这样想来，那些个决定世界命运的大人物们，没有一个是明智的,明智到当自己有病或者脑袋糊涂前主动下台，把权力交给年轻的接班人的。而在他们糊涂之时，如果围在身边的人是好人还好说，若是坏人就麻烦大了。他们在糊涂决策,坏人们则在想方设法搞阴谋诡计,这样势必会把国家搞乱不可。
我们没有统计，但是否可以说，世界大事、国家大事,起码是有半数或者至少有30% — 40%是在领袖们糊涂状态中做出决定来的。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混沌啊！
危机集中于周期的晚年
一个人年轻时，由于身体强壮，有了些许病就能克服，就是硬顶也能顶过去，老百姓俗话说:愣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
一个集团、一党派、一个国家均是如此。在年轻有为时期，集团、党派与国家充满着生气蓬勃的气势,民众满怀希望, 领袖英明果断，一切都是在蒸蒸日上。这时虽然有着矛盾和危机，也是能“顶过去”的。
到了一个集团、一个党派、一个国家政权的晚年，问题就越来越大了。一是这个政权内部的反对势力（阴势力)开始成为足以显示其对抗的强大力量;二是过去顶住了的坏东西，即像身体中的隐形疾病类似的东西，这时由于“国家体质”的衰弱而冒将出来;三是由于领袖的年老、得病与日渐昏聩，屡屡做出令人不可思议的决策。这种种情况的产生，使这个集团、这个国家的“病症”更严重了。
集团、党派、国家按理与个人不同，一个人如果年老了，得病了，他是不可逆转的，我们无法让这个人年轻起来，至少今天的科学技术无法使人返老还童。当前虽然说可以换心换肾，但仍具有相当的危险性。但一个集团、一个党派、一个国家，如果能够及时进行新陈代谢，清除体内的反对势力，到领袖还没有糊涂时及时更换新的接班人，那么，这个集团与国家就能够延续。
然而，这只是理论上的想法，实际上并不是如此。
这个集团或国家继后出现的问题是这一届领导班子做出的，他们自然而然有护短的毛病，即不肯承认自己是做错了事而仍然要坚持错误;一位领袖到了年老之时，他是不肯轻易放弃权力的,哪怕得病了,在病中他也要死死抓住权力的印把子不放。我们看到，在许多的国家里，领袖得病了，也要严密封锁消息，不许向老百姓透露实情,把这当成国家的最高机密对待。这样下去的结果，就等于一个人讳疾忌医,任集团与国家的毛病继续严重下去。于是，反对势力得以取而代之,这个集团与国家就产生了一次非线性将塌。
这也是说，即使这个党派、集团、国家本身可以做新陈代谢式的调整，这种更新机体的想法在理论上行得通，在实践中却仍是行不通。最后的结果也同人体一样,从某部分机体的病变与坏死开始，直到整个机体的死亡为止。当然，我们所说的调整不单是更换一个领导的问题，是指从政治到经济、文化，到人事上的全面调整。这是因为这个系统老化发生于多个方面,单做一项或两项调整是解决不了整体问题的。
以上所述,用不着煞费心思地去找什么典型的例子,凡是这个国家的领导人是保持着自己的地位到老死的,就必然会发生一场混乱，发生一场权力之争，这是绝没有问题的。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苏联斯大林的逝世前的情况。
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做了详细的描述,我们跳跃式地选择几段：
“在斯大林的晚年,贝利亚常常表现出对斯大林不尊敬,而且越来越露骨。他同马林科夫谈起来往往比同我谈的时候还要坦率,但是他也常常在我面前无礼地甚至侮辱地谈论斯大林。这总是使我不快，并使我提高警惕。它特别地使我感到必须保持警惕。我考虑的是，贝利亚对斯大林的明显的不尊敬或许是一种挑逗，企图拉我发表同样意见,甚或只要附和他,他就可以跑到斯大林那里去,抨击我是一个反斯大林分子和一个人民的敌人。”
“斯大林一发病，贝利亚就在旁边兜来兜去，对斯大林口吐怨言,还嘲弄他。听之简直不堪人耳。可是，也很有趣，一等斯大林脸上显出一些恢复知觉的迹象并使我们认为他能够清醒时，贝利亚就跪下来，抓住斯大林的手吻起来。当斯大林又失去知觉闭上眼睛时，贝利亚就站起来吐唾沫。这就是贝利亚的真面目——甚至对斯大林也在耍两面派。斯大林总该是他颂扬甚至是崇拜的人了，而现在他却在向他吐唾沫
“一天傍晚，布尔加宁和我来值夜。大部分白天的时间，我们也在那里。我们要在医生们在的时候注意他们，又要晚上值班。我对布尔加宁要比对其他人谈得更为坦率,甚至内心深处的想法也不对他隐瞒。我对他说：‘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斯大林的病是治不好了。医生们已经讲过斯大林活不成了。你可知道，斯大林死时，我们将处于什么地位？你可知道贝利亚将为自己攫取什么职位？’
‘哪一个职位？’
‘他自己想当国家安全部长。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让他当这个。如果他当了国家安全部长，那就是我们的末日的开始。他是为了要毁灭我们才谋取这个职位的，而且,如果我们让他当，他肯定要这样干的。因此，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让他当，无论如何绝对不能让他当！’
布尔加宁说他同意我的想法，于是我们就开始商量怎么个做法。我说，‘我愿意去同马林科夫谈。我想他会和我们一样看的。他也一定明白必须有所行动。假如我们不采取一些行动而且不马上采取的话,这将意味着党的一场灾难。这远不止只是涉及我们个人的问题，虽然我们也是不愿意让贝利亚在我们背上戳上一刀的。如果贝利亚放手干了，他可以把时钟拨回到1937年到1938年——他还可以干出更坏的事
来。’”
“斯大林一去世,贝利亚就显得容光焕发。他是脱胎换骨返老还童了。说得露骨点，贝利亚确实认为他等待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现在地球上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制住他。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挡住他的去路。现在他可以为所欲为了。当贝利亚叫来自己的汽车，登车开往城里，而把我们撂在‘近郊别墅’时，你可以看出他脸上流露出的内心得意。”
“贝利亚走后，我们留下来的一些人决定召集常务委员会和主席团全体成员。在等待他们到来时，马林科夫神经质地踱来踱去。我决定当场跟他谈一次话。就跑过去说:‘叶戈尔 (格奥尔基)，我要跟你谈谈。’
‘谈什么？’他冷冷地问道。
‘现在斯大林去世了，我们得商量一下。目前我们该怎么办呢？’
‘现在谈什么？等大家一起来了，咱们再谈吧。所以我们要开个会。’就这个回答看起来好像很民主，可是我的看法却不一样。在我看来，这个回答意味着马林科夫已经和贝利亚商量过,而且对每件事早已决定在先了。
‘好吧，’我说，‘那咱们以后再谈吧。’ ”
“贝利亚立即提议马林科夫当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接着就提议贝利亚当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马林科夫还提议把国家安全部和内务部合并为一个部,由贝利亚任部长。”赫鲁晓夫是策划整垮贝利亚的核心人物,他组织起了一个反对贝利亚的大联盟——
除了伏罗希洛夫和米高扬之外我们就这样同所有主席团的委员都谈过了。我们决定由我来找米高扬谈，马林科夫找伏罗希洛夫谈。稍后，我去找马林科夫，问了他和伏罗希洛夫的交谈情况。“哎，怎么样?”我问道,“他还在唱贝利亚的赞歌吗？”
“我向他谈了我们的计划”，马林科夫说道，“伏罗希洛夫马上就拥抱着我笑起来了。”我不知道是否真有其事，但马林科夫同志不需要对我撒谎。
可是又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当我们正式决议剥夺贝利亚职位时，由谁来动手拘留他呢？主席团的警卫人员是听贝利亚的指挥的。贝利亚手下的契卡人员在开会期间一向坐在隔壁一间房里，他们能够毫不费力地命令契卡逮捕我们全体成员，把我们隔离看管起来。我们将 一筹莫展，因为驻在克里姆林宫的是一支人数相当多的武装卫队。因此我们决定取得军队的帮助。我们把拘留贝利亚的任务交托给空防司令莫斯卡连科同志和五位将军。这是我出的主意。到了会议前夕，马林科夫又扩大了我们的圈子，把朱可夫元帅和其他一些人也包括了进 来。这意味着总共有十一位元帅和将军参与其事了。由于那时规定不准军人携带武器进入克里姆林宫，所以关照布尔加宁同志事先做好安排，允许元帅和将军随身携带枪支进入克里姆林宫。我们还做了布置，让莫斯卡连科等一些人在会议举行时等在隔壁房间里待命。一俟马林科夫发出信号，他们就马上进入会议室，把贝利亚看管起来。
贝利亚终于被抓了起来,并且处死了。赫鲁晓夫这边的反贝大联盟取得了胜利。从斯大林得病、去世到贝利亚被捕、被杀这一个全过程来看。我们会获得许许多多的经验与教训,也给我们这本书所要讲述的主题添了许许多多的实际内容。
第一个问题可以说说斯大林本人,他如果提前在身体好的时候把交班工作做完，自己在晚年身体衰弱前就从最高位置上退下来,那么，后来的混沌和苏联的继后解体的悲剧也许就可以避免。
第二个问题说到贝利亚本人，他这个人可能不是好人，如若他掌权，苏联很难说会被他带向何方。但就其个人行为而言，他太张扬，不善于掩盖自己，也许他本来是能够很好掩盖自己的，到了斯大林逝世前,他的本性暴露无疑。而正是他的这种飞扬跋扈，让赫鲁晓夫们感到害怕与警惕，提前动了手。因此我们说隐蔽自己的能量与意图是重要的。
第三个问题可以讲到赫鲁晓夫，他是善于隐藏自己的，当贝利亚向他讲斯大林的坏话时，他就是不表态，不让对方有把柄可抓。一旦看到了危险性,就立即找布尔加宁谈,找马林科夫谈，找其他人谈,他的行动就是一种结盟的行动，组织一个反贝利亚的大联盟，先发制人地把贝利亚置于死地，没有这种联盟的力量，光靠他个人的努力，是决计达不到目的的。他在苏联主席团内不断增势，从1而2而3的过程，正是符合了某种力量在一个体系内不断生长、崛起的规律。
而在赫鲁晓夫的一切努力之中，把马林科夫拉过来，是最重要的一步棋。因为这时的马林科夫是部长会议主席，纵然他的权威比斯大林差得太远，但他这个1不同于其他委员的1，他是主事者。开初，他实际上已经和贝利亚结成了联盟，对赫鲁晓夫比较冷淡,后来他转到了赫鲁晓夫一边，于是整个局势便起了变化。贝利亚就显得孤立了。
第四点问题是说苏联铁幕社会与资本主义民主议会制的比较的。从一般情况来说由于民主制度实行议会制,4年一届更换领导人，最多不超过两届8年，所以，让一个领导人干到疾病缠身，干到老死的情况较少，最高领导人一般保持在体质与头脑情况较好的状态。而像苏联那样在斯大林体制(终身制)时代，则一个领导人是可以老死不下台的，到了最后他的头脑糊涂时，底下人的争斗就自然而然地加剧了。这样对国家社会的破坏就十分严重,损失也大得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到了 1989年时突然解体，产生非线性坍塌，和斯大林晚年时的政权危机不无关系。
我们再三声明,这里不是赞扬资本主义的那种议会制和轮班坐庄制，而只是说，当一个领导人到了他年龄不断衰老，体力、记忆力、智力和领导水平不断衰退之时,不仅他自己应当自觉自愿地做一些减法,认识他自己势能的减弱,从而自觉退居相应位置，整个国家也应当建立起这种体制，把该做减法的人从重要位置上减下来，把该做加法的人提升到适应性的岗位上去。这种调整和对国民经济的调整是一样的，生产过热了要降温,生产上不去要加火，产品运不出去要调节铁路与港口。只有保持微调的随时进行,大调的数年一次从不间断 (包括经济、政治、军事和其中的人物），这才能永葆一个国家的生存活力，不至于把问题积攒到一起，来个总爆发，造成一次破坏力极大的塌方,以致新的领导人上台后，即使是个英明无比之人，也要到很久很久才能使一个党派一个集团一个国家恢复元气。
要是我们在这一章的结尾时再能强调地说一句话,这句话就是:在下半个衰退周期中，正是一个事物退缩的危机集中的时刻,因此为了延续这个事物的生命，及时进行新陈代谢式的调整尤显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