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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最不稳处在险峰
书名：增1减1的行为艺术 作者：王颖 更新时间：2015-11-03 16:52 字数：13948
<h1>
<span style=\"font-size: 12px\">若是到达一天进账1000万的时候</span></h1>
新阳走过了与老阴势均力敌的平衡阶段，开始超过老阴继续向前发展,它终究会走上胜利的最高峰。除非像李自成那样，已经摘到了胜利的硕果又不慎丢掉了的，这不过是少数。
我们仍遵从前面的设定，最高位的数量计算是5。那么，新阳与老阴的平衡阶段在2.5到3，超过3以后，继续向前发展，就到了 4与5，一旦到5，就是这个事物的鼎盛阶段。
这个5,包括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随年龄增大引起的生理变化，那是不努力也会达到5的;另一方面是势的增长 (包括名誉、地位、权势）。我们这里是指后一方面。
不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集团，一个党派，它们的目标都是5，而不是4。有些人并没有什么野心，欲望也不多，你可以说他们只要熬到4就满足了，但是若他真的到了 4，一看那个5已经可望也可及了，他必然会千方百计去争取那个5，除非他达不到4，始终停留在1 一3的阶段上。
林彪就是个典型的例证。要是他还是一个军长,或是一个大军区司令员，那么他顶多是想奔上军委副主席、国家副主席那样的位置。若是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以后，那就要想到抢班夺权了。这说明人的欲望具有明显的阶梯性,当他在1的位置上时，他盼望2,—旦到达了 2,他就盼望3,而真的到了 3，那么他就想着4 了。处于1位置上的人，他不可能一下子就想达到5。即使有一个普通的平民百姓,他做梦都想当皇帝，那也只是一种白日梦而已，和那个当上了宰相，阴谋夺皇帝位的人绝不是一个概念。
这种欲望的阶梯性十分明显也十分普遍。那个在1位置上的人有牢骚，埋怨自己的境遇不好,埋怨自己的贡献与获得不符，他声称自己是早应该到达2的。按理如果真让他到了2的位置上就满意了吧？不，那些个到了 2或3的位置上的人也同样不满意，有牢骚，认为按照他们的水平是肯定能够到达3或4的。而一旦达到了 4,他就又有牢骚与不满足了，他的目标已经紧盯着了 5。人性中的这种永不餍足现象,既是丑陋的，也是竞争与上进的动力。
从超越旧势力,进而达到新阳自己的辉煌阶段，按说是比新阳势力只有1、2、3时的奋斗阶段要好得多了。这个阶段也可能循序渐进，但也可能很快就会来临。这就像李自成前面一个阶段苦苦挣扎,几次要自杀,到了进人山西打到北京一段时间里,胜利来得极其容易。这种情况也符合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史，原来估计要5年的解放战争，结果3年就完成了，这个原由，就是我们前面提到了旧势力的非线性坍塌。
然而，仿佛这世界本身就是那样安排着的，愈容易办到的事情中间,愈隐伏着更大的危险。
那个我们在前面所讲的什么第一天挣一分钱，第二天挣两分钱的故事又奔来脑际了。
一个月的第一天只挣到一分钱，第二天挣到两分钱，这就是说，当某个人第一天挣了一分钱，他拿这一分钱去投资，到了第二天就只回报了两分钱；
而到了这个月的月底呢？
第28天某个人挣到130万元，他拿着130万元去投资，到第29天回报是260万元,第30天则是520万元，在有31天的大月份里，到得第31天时，这一天此人就能得1040万元了。
这真像我们老百姓所说的，“把一分钱变成两分钱难，把1000万变成2000万就容易得多。”
我们宁可把这个故事看成有象征性的寓言。这31天的过程，就好比我们的一个人生的全过程:在你穷困潦倒的时候，要挣两分钱的工资得花一天的劳动;到你暴富的时候，进账1000万元也只需要花一天的时间。
试想,无论是国民党的开初草创时期，还是共产党的开始草创时期，只有那么几个人，要争取多一个人加入阵营，也得磨破嘴皮。那个有点想加入革命阵营的人怕被捕杀头而犹犹豫豫、畏畏缩缩。但一旦到达了革命行将胜利之时，则会有一个军两个军几万十几万人一下子投人到革命的阵营中来。
再试想，连一分钱都没有的穷小子，初来乍到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滩，开始时当个码头搬运工人，或者是拉脚的黄包车夫，一天就挣那么几个可怜的工资，连糊口都困难，。后来他有幸成了流氓大亨，到一躲脚上海滩的地皮都动弹的时候，他每天进账1000万就不是一件难事了。我们在前面曾经介绍过的杜月玺先生,就是这样一种人。
而扩大开来看，社会与每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都是一个累积的过程,3岁的你什么都不懂，16岁的你已经是一个高中生,到了 36岁时就成了一位副教授并且可以发表很有质量的论文。这些论文就是积累之后你的才能的综合表现,并非是36岁那一年中才学得的。
人类就是这样，好的与坏的都是这样积累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今天天气冷，水面上的冰又增厚了二寸，明天温度超过了零度，冰又融化了三寸，而后天呢，天气更冷，冰又增厚了四寸，……那些篇论文和那块三尺之冰,就是某个人、某个天气月份的加加减减的综合。
也许有人会问，我们希望的正是后面的这个结果。到达了杜月笙先生的那个黄金时期，手下有3万余弟子，上海滩有许多有形与无形的产业，那时权力大、势力大,谁见了都点头哈腰、敬礼有加,只有人家怕你,你怎么还会有危险呢？
我们说，危险不但存在，而且随着势的提高，这个人的危险也愈来愈大。
先来审视一下化学界
第一个例子：
最近，英国《泰晤士报》(1999年2月10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下一次“大爆炸”:小如盐粒的炸弹。这篇文章讲的是科学家已经成功地制取了氮5(N5)分子。
氮，通常被认为是一种较稳定和沉闷的元素，不可见的氮气构成了地球空气的4/5，我们呼吸的空气，就是少量的氧和大量的氮组合而成的。气态的氮由两个结合在一起的氮原子组成，分子式为N2。氮气化学性质稳定，极少与其他物质发生反应。
氮气最早是1772年被分离出来的，成功分离出氮气的人当中包括了英国科学家亨利•卡文迪什。不过，氮气的稳定性使它能够被利用来制造炸药:当氮原子的一些电子被剥离时，剩下的带正电的氮原子碎块（即离子)便会使出“浑身解数”，甚至不惜采取激烈的方式，来恢复其稳定状态。氮的第二种形式是叠氮化物(N3)，是于19世纪90年代发现的。叠氮化物能在短时间内把三个氮原子结合在一起。
叠氮化物十分不稳定,它们通常必须以晶体状体形式进行保存。晶格结构可束缚住每一个叠氮化物分子，从而使它们无法与相邻的分子接触旦发生接触，便会引起爆炸。
小汽车气囊中所使用的叠氮化钠是一种常见的叠氮化物形式。它被利用来迅速生成氮气。当汽车发生严重的碰撞事故时，这些氮离子便会相互接触，以极快的速度释放出氮气。
克里斯特所领导的研究小组由15名化学家组成，他们以人工合成的方式制取了“氮5”（N5)，即让5个氮原子挤进了一个结构里。过去，许多科学家对于氮能否以这种形式存在表示相当的怀疑，更不用说在实验室制取了。克里斯特所制取的氮5是氮的第三种存在形式，其化学性质更不稳定。氮5由排列成V形的5个氮原子结合而成。当克里斯特在上个月宣布他们的研究结果时，听众们都感到十分震惊。
研究人员花了 4个多月时间合成了稳定状态的分子碎片，采用的方法是把气态的氮与带负电的砷与氮的混合物结合起来。克里斯特博士说，其结果是形成了几粒像佐餐盐似的固体化合物。
这种物质的爆炸性来自带正电的分子碎片抓住附近同伴的方式。天然状态的氮所处的境界相当于化学中的“禅定”，即最低的能量状态。氮在这种状态下保持稳定的性质，不易起反应。克里斯特所做的工作就是要从能量角度突破一个障碍，他用河流打了一个比喻。他说水不会上坡。你可以让 它向山上流，但必须注人能量。从化学的角度上说,我们把这种形态的氮‘踢’上了山坡。”
这种氮5现在还处于实验室的提取阶段，还必须保存在零下80度的干冰之中。如果真的能够走出实验室，那么，人类不但获得了火箭和导弹后一级的理想燃料，还获得了一种威力非常大的炸药。
第二个例子：
这个例子是我们大家今天都已经很熟悉的了，氢原子是由一个质子与一个电子构成的，它处于相当的稳定状态。但氢现在有了两个兄弟,一个是它的同位素氘，原子核中多了一个中子,另一个是氚，它的原子核中有着一个质子外加两个中子。氘我们可以称为重氢，而氖则可叫做超重氢。由于它们在原子核中都多了一个至两个中子，就变得十分的不稳定了。我们知道今天最厉害的氢弹，就是用氘和氚为原料制作而成的，当原子弹爆炸时，巨大的高温使氘和氚发生聚合反应形成氦核子而产生大量的能并引起猛烈的爆炸。氢弹比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施放的原子弹威力要大得多,人们称之为热核武器。
以上两则科技上的事实都明确地告诉了我们，氢是以一个质子与一个电子构成了稳定的状态，这种状态可以称之为“禅定”。当原子核中再加进一个中子而变成氚时，就具有了相当的不稳定性,要是再加上一个中子，即两个中子而成为时，这种不稳定性就更加严重。这种严重性就带来了分裂或爆炸。
同样的道理，氮是以两个原子结合而成的，当人为地出现三个原子相结合时,就不稳定了，现在制造出来的五个原子挤压在一起，这种不稳定性就更加强烈，而化合物都有着这样一种习性，它强烈地要求还原到它本来安稳的状态中去，在还原过程中,就会产生强烈的释放形式，也就是大爆炸。
这种现象不是个别的，学过化学的人都知道，元素周期表后面的“重量级”的元素就愈不稳定，你在一个原子核里塞进数量愈多的质子与中子,这种太大的“家族”就愈具有分裂性，因此就容易变异，产生出放射性来。这个道理,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我们这里不是谈化学与化合物，而是一种借用:一个人势能太高，或者正如克里斯特所言的，本来能量不高，但硬要注人高能量，让他走向高位上去，那么，这个走向高位的人就愈难具有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很可能在某种场合下产生“大爆炸”。通过“大爆炸”，他就会一下子被摔下高能量的轨道，跌落到低谷中去。用一句大实话，就是“爬得越高，跌得越重”。
于是，我们就用得着那几句使用过千百遍的告诫人们的话了伴君如伴虎”、“高处不胜寒”、“愈走向高处，愈要居安思危”。
居安思危的理由
从简单的道理上说，一个沙堆，愈往上垒愈不稳定，到达了临界点时,你若是再添上一把沙，整个沙堆就“哗啦”一下子倒塌下来。
这个道理同前面的氢与氮原子一样。每增加一个1，状态的不稳定性就可能增加一倍至两倍,你试图再往上增加1, 那么不稳定性则会以几何级数(成倍数)地增长。这就是说，当势能以1 + 1 + 1地增加时，稳定性则是以（-2) × ( - 2) × (-2)地减弱。这对于我们人类而言，恐怕是个骇人听闻的道理，但无情的事实正是如此。
以上所述的，无论是化学意义上的原子、分子，或者自然意义中沙子和石砾，都属于是无意识的粒子，而在人际等级社会之中，支撑着社会构架的“基本粒子”是每一个人——活活泼泼、蹦蹦跳跳的人。若是我们不把人想象得那样高尚，那么每个人的思考都是以自己个人的功利为转移的。于是，人就会比原子分子、沙粒石砾多出一层问题来。那就是人的思想是随时活跃着、变化着所带来的问题。
一个社会构架总是一个正三角形，在最底层的人最多，他们的地位也最低,利益也最少,我们可以把最底层的民众称之为处于第一级的轨道上。这些第一级轨道上的民众，都有一个愿望，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与实力攀向第二级的轨道上去。这第二级轨道肯定比第一级轨道能够容纳的人少。例如我们可以把这二级轨道叫做科级轨道,那么第三级则可以叫处级轨道，第四级可以叫司局级轨道，如此等等，愈向上去的人愈少，可以说是成等比级数减少，但愈向上去，所能获得的利益和利益的笼罩面也就愈大。我们所说的利益笼罩面，是指到了那一层地位上后，对自己部下的提携，对自己亲友的照拂也可能愈多。旧社会里有这样一句话，叫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愈在高地位上,能提携“鸡犬”的数量也就愈多。而到了最高层轨道上,就是我们所说的总统、皇帝的轨道上，就只有一二人可居了。
如果不是指行政职位，换成技术职位、学术职位，也同样是一个正三角形结构，到达顶端上也只有少数的专家教授、名人权威。
这种结构产生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愈到高处，竞争愈激烈、残酷。因为利益值愈大，人数愈少(跌落的人愈多），因此风险也愈大。
2.由于上去的人是人中的“精英”。这个“精英”不仅包括着他们的政治、学术、业务上的水平是人中之英，也包括他们在人与人之间相互斗争中的经验也愈多愈丰富。于是,愈向上走，斗争的花样、形式、技巧也愈数不胜数，防不胜防。
3.从理论言之,从4个科长中选择(竞争)出1个处长，这 4个人就天然地变成了对手，正常的方式是相互公开的友谊式的竞争，非正常的方式是相互诋毁算计对方，把对方视为仇敌，这是一种横向的挤压。而另外，要想从第三级轨道攀向第四级轨道，那么第三级处级人物对于上一级司局级的领导表面上虽然恭维服从，而内心上是盼望他下台的。反之,第四级轨道上“恋栈”的人总是防备着下一级轨道上的人来争抢他的权力与地位,对于下一级轨道上能力最强者是加以排斥的。这是纵向上的权力挤压。这两者的挤压都告诉我们，其实每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值和能够向能量高处攀升，都有着相互不容的一面。
4.这种相互的不容性,在平时,在我们称之为有秩序的阶段。和平共处的可能性会大一些,当系统一旦处于复杂阶段，斗争性随之加强了。而一旦系统走向了混沌，那么这种斗争性也放大了许多倍。这就是说，在平时,大臣们可能惟皇帝之命是从，干部们惟党魁之命是从。而到了混沌状态,天狗吠日的现象产生了,一个政变就可以把平日里“誓死效忠”的首脑拉下马来，加以处死而在所不惜。
5.沙堆的非线性坍塌，每一粒沙子都呈现无意识状态，不管是哪里的一粒沙，只要它滚到了自己稳得住的状态,它就可以反过来支持它头顶上的沙粒，但有着自私心理的人则不一样，他无时无刻不在自忖着，衡量着自己行为对自己的有利性和有害性。例如像吴三桂,他若是一粒明朝政权里的沙子，他就会始终支撑明朝的江山,他若是汉族中的沙子，他就会全心支持汉族的统治，可惜的是他不是沙，而是一个会思想的人，他在权衡利益之后，立即投向了清朝。这种看似无序的(其实是衡量利益之后所为)乱动在混沌状态下具有更大的波动性，也会增加系统的新的无序。
6.每个处在人际关系中的人，都在注意他的竞争对手的“软腹部”，或者“敏感点”，一旦对手的这方面弱点被他发现以后，他是绝不会放过而会善加利用的，于是系统内的细微的局部的攻击时有发生。这也不像沙粒，你把它放在一定的位置它就规规矩矩。这种局部的攻击性行动如若在有序状态时，它也没有什么，但一旦在混沌状态，就可能产生蝴蝶效应，会产生无限性放大，引起小、中、大系统的连续毁坏，最后便整个系统倒塌。
以上等等的叙述都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如果无意识的沙堆也会有非线性的坍塌的话，那么在有意识的人群之中，更会增加每个人为自己的利益而出现的“盲动”，我们之所以说这是盲动，就是因为每一个人都向着他自认为利益的最佳 处奔去，由于各人的利益取向不一样，于是很可能出现甲走向东，乙走向南，丙走向西，丁走向北。因此，“人堆”比沙堆更容易产生非线性的坍塌，这是我们在这里说出来的一句十分要害的话。
还有一点也必须在这里指出来，人不但有趋利避害的行动，这种行动我们是可以估计出来的，例如明朝崇祯皇帝应该懂得，当明朝失势之时，叛变而投清朝投李自成的人就多起来了,这是明智的君主在自己失势时应该可以虑及的。但他还有一点不可能虑及，即人是有其伪装性’那些你亲信的人不见得是好人，那些反对你的人不见得是坏人;那些在你得势时帮着你吹喇叭、抬轿子的人，可能就是见势不好最先逃跑或叛变的人。
这种识人之难，也给领导者的用才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我们仍可以拿一个沙堆或一幢房屋来比喻,你选了一颗极硬的沙石来支撑沙堆，与一块风蚀了的沙砾不一样,用一根硬木做栋梁，和用一根朽木做栋梁又不一样。选错了材料，那么坐在最顶处的你，其安全程度就大不相同了。
所以，处于最高位的人,他的本身的危险程度就很大，而他若又是一个昏君，既不会识人又不会用人，身边围上了一帮吹牛拍马、偷生怕死的小人，那么他的危险程度就更大更大。
要始终保持高势位上的警惕性
处于最高点的人的危险性最大，这是错不了的。但人们就像愈是风险大的买卖愈想投资一样，饶幸心理仍然会使许多角逐者想往那高窄处挤去。虽然要冒着家破人亡和掉脑袋的危险，也在所不惜。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另外一些地方讲述人类的这种“天性”。我们把这种“天性”叫做“欲望力”,这种理论也因此称之为“欲望力理论”。
如果你是没有吃过饭的饿汉子，已经饿了好几天。那么，碰到了一个饭店里刚出笼一锅热气腾腾的馒头，你就会迈不动腿。而另一个吃饱了肚子的人就不会如此。这就是说,那一锅馒头对一个饥饿的人而言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这种力是看不见的,但我们得承认它的存在，我们把这个力称为“欲望力”。
正是由于存在着这种欲望力,人们才情不自禁地要向着最高处“爬”去,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而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最危险的地方总是在最高处，而在最高处又长着最有诱惑力的“奇珍佳果”。
我们无法阻止那些人向着最高处攀登，这虽然也是一个可怕的现象，但也说不定是一个可爱的现象，正是有了这样一种力，人类才进步到了今天。
可怕的是那些攀登到了最髙点或次髙点的人,处于获得胜利的兴奋状态，这种兴奋就像醉酒一样，令他们丧失了警惕。
我们再三再四举到的李自成、牛金星、刘宗敏都属于这样一类人。而整个李自成集团里,惟有一个李岩是清醒的。要是不把李自成手下的普通士兵计算在内，李自成集团里起码有数千名将校和文职官员，那么，也只有数千分之一的人是清醒的，由此可见，处于高位上的清醒者是何等地少。
不过,最高领导者处于高位时是否能保持头脑清醒，也要因人因情况而定。但是总的说起来，似乎也有规律可循。
一、凡是经过1 +1 +1 +……的，那种积势积得十分扎实的领导者，比胜利局势来得太容易的领导者,容易保持清醒的头脑。
这一点我们很容易看到，凡是一个朝代的开国之主，在马上打下的江山，经历过七灾八难，知道得来江山不易，那么这种人就容易有警惕性。而后来的皇帝,靠着继承父业当上皇帝，只知道自己是皇族出身，身份尊贵,又在宫廷里养尊处优的，就不容易保持清醒头脑。这就叫做江山得来容易，失去也容易。因为“崽卖爷田心不痛”。
而就客观环境言之，同样是开国之君,客观阻力愈小，胜利来得太容易的,也不易认识到处在高位的危险性。
这个例子，我们就又讲到了李自成，他开始的斗争,无疑是1 +1 +1，然而，最后从山西到北京，几乎是奇迹般地跳跃了，好像一下子从3跳到了 5。这种胜利来得愈快，胜利果实摘取得越容易,那么这些领导人保持警觉也就越发不容易。
这正像我们国家突然宣布改革开放之时,一切都还未形成规矩和章程，那些“乱世英雄”们凭着一股贼大胆，一下子闯出了一番局面，成了大款。他们的钱来得容易,也就不知道珍惜，因此也去得容易。快起快落，没有几个先起者在后来的严峻形势下不落下马来的。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在有一段时间里提倡加快选拔年轻干部，并让这些年轻干部可以“乘火箭”,越过台阶“小跳”。即一个科级、营级干部,一下子竟连提了 3级到4级,一步跨到了司局级(在军队里就是师级）的岗位上。这种做法不是爱护干部，而是坑害了干部。这些人多数以为自己既然可以这样被提起来，也必是一个天才,于是处处自以为是，以比别人高一等而自居，结果许多人继后就犯了错误，又掉落到了原地。
凡此种种，都说明了人的积势必须积得扎实，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凡是中间有了空当的，有“乘火箭飞上去”的人物，最后也会在他“执政”时出现破绽,不是依然要补课,就是很快跌落。
这也许是一个大自然的规律,我们无法跳过春天或秋天，一下子从冬天走向夏天，或由夏天直接到达冬天。我们必须经受春夏秋冬的全部历程。如果没有春天和秋天这两个过渡，地球只有冬天和夏天,那么由骤热变成骤冷，再由骤冷变成骤热，就非常容易生病，并且不会活到正常的自然年纪。于是,我们可以做这样简捷的表达：
走1 + 1 + 1 = 3台阶的统治者会懂得保持警惕性；
走1 + 0 + 1 二 3台阶的统治者不大会保持警惕性(0表示他跳过了这一台阶)。
保持对于最高地位上的畏惧，不但是作为国家第一人，总统和皇帝的课题,也是总经理、董事长、总裁的课题,并且还是位居于皇帝总统以下，总经理、董事长、总裁以下的次一级轨道上的大臣、干部的课题。
那么，那些大学问家、大指挥家、大导演和大作家艺术家呢？同样也应当保持警惕，当然,他们各有各的不同的警惕指向。
几乎可以说，没有一个人到达权威一级水平以后就可以稳坐“钓鱼台”而不受到年轻人的挑战的，江山代有人才出，长江后浪推前浪，这就是事物的运行规律。最明显最典型的恐怕是那些挑战拳王和护卫拳王之战了。这种挑战与卫战的形式其实来源于人类最原始最基本的生活模式。当某个人当上了拳王以后，他既会受到别人的尊重，同时也将受到别人的觊觎。后来的想当拳王者的目标就是打败旧拳王，获得新拳王的美誉。而对于那些失败者，想当新拳王的年轻人是不屑一顾的。这在原始部落里就是这样,要想找酋长女儿或部落里最美的美人结婚者，必须是这个部落里的勇士，抑或是最强者。而一旦这人成了最强者，他也便成了众矢之的，连一个孩子都想着有朝一日能够打败这个最强者，自己取而代之。
一个最简单的比喻，可以供我们设想它隽永的含义。如果有两个穷人，一个依然处于贫穷的地位上，而另一个不知是什么原因一下子暴富了。他可能是捡到一笔巨款，也可能是继承了一笔巨款,这些我们且不管他。但这时情况就变化了，那个一文不名的穷人可以依然裹着破毯子躺在街边睡得很香,他用不着畏惧什么。而那个暴富者则生出了害怕之心，生 怕别人来抢夺他的财产。他于是要雇请保镖来保护他的财产和生命。他即使把门修得异常结实，门外还有保镖和狗，心里的害怕成分也会比那个仍然贫穷的穷人还多。的确，暴富、钱财，给予这个穷人带来的不完全是好事，很可能是坏事。他可能因钱而自己被杀，或者因钱而子女被绑架。钱，在这里我们可以比喻成这个人的能量，他在积累能量的过程中也是在积累着危险。
而作为那些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臣们，他们既会受到下面的人对于他们所占位置的觊觎,也会受到上面最高当权者的猜忌和怀疑。人们总是在这种挑战和接受挑战中生活着，幸免者会有，不过太少太少。
能够想到愈处于高位就愈有危险性，这是聪明者所为;而一旦跃上了高位就盲目乐观麻木，以为可以松一口气了、可以享受一下那些权力带来的风光了，那一定是一个蠢笨者。因为这一疏忽，就是他最快失败的原因。
对于处于高位的领导人物具有很大危险性这一点，我们随处可以举出许许多多的例子来，让我们在这里举上一二，以飨读者：
尼日尔总统遇刺身亡
【路透社尼亚美4月9日电（1999年）】
持不同政见的士兵今天在尼亚美机场朝尼日尔总统易卜拉欣•巴雷•迈纳萨拉开枪。据政府方面说他已经身亡。
华盛顿方面说，迈纳萨拉是被总统卫队成员刺杀的，但它没有透露消息来源。
尼日尔总理易卜拉欣•阿萨内•马亚基在国家电台广播中公布了总统的死讯，但只说他是在一场“不幸事件”中被杀的。
市民说首都气氛平静，驾着坦克的军队守卫在总统府邸、机场和要害部门周围。
机场的目击者和警方称，枪击事件是在总统准备登机到内陆旅行时发生的。
49岁的迈纳萨拉是前军方首脑，他于1996年1月发动了一场政变，推翻了民选政府。
逮捕别列佐夫斯基背后的含义
【法新社莫斯科4月7日电（1999年）】
是克里姆林宫的祭品？是对腐败的真正打击？或是对俄罗斯商界大亨的全面战争？
莫斯科今天试图对别列佐夫斯基及其同伙、寡头政治家亚历山大•斯摩棱斯基发出逮捕令，这一举动具有一定的意义。别列佐夫斯基一度是克里姆林宫的主要人物。
今天初步的反应是，也许俄罗斯当局最终决定要限制一下那为数不多的几个大亨的权力了。这些人在有争议的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期迅速富了起来。
《今日报》说：“在俄罗斯，一场阶级斗争已经开始。 这是一场由左派领导，以名人和富人为对象的斗争，而总检察长则自愿或不自愿地成为它的工具。”
但隐藏在深处的是一场阴谋，它涉及构成俄罗斯悲喜剧的所有因素：共产党人与克里姆林宫斗，政治寡头与政府斗，偶尔相互斗。总检察长陷入一场性丑闻，他可能是个坏蛋，也可能是受害者。
在一个角落里，多病的叶利钦与实际上给了他第二次总统任期的那些大亨们蜷缩在一起。在另一个角落，歇斯底里的'共产党反对派与总检察长尤里•斯库拉托结为盟友。
分析家们说，面临下周议会弹劾表决的叶利钦的地位已经变得如此脆弱，以至他不得不把他的长期盟友别列佐夫斯基牺牲掉。别列佐夫斯基是普里马科夫和俄罗斯共产党的不共戴天的敌人。
政治分析家安德烈•皮翁特科夫斯基说：“现在对他们（别列佐夫斯基及其同伙）的保护已经取消，对他们进行调查就有可能了。这对叶利钦是个打击。”
另一个分析家认为，向别列佐夫斯基发出逮捕令大大削弱了总统权力。他说，他不排除叶利钦在4月15日之前解散杜马的可能性。
至于别列佐夫斯基，他发誓要从法国返回俄罗斯，尽管巳向他发出了逮捕令。如被起诉并被定罪，他可能面临资产被没收和长达10年的刑期。
我们无意评论别国的政治，也不去论证这些消息背后“含义”的正确与否，但是从刺杀尼日尔总统、逮捕别列佐夫斯基，都是说明了上层的斗争在加剧。左派与右派斗，总统与总理斗，议会中的党派与党派斗，……拉着财团以扩张自己的势力，到了危急之时又抛出“替罪羊”为自己救驾。这种消息，每天都可以看到好几条。同时,也说明在着这一派与那一派的联盟，这个人与那个人的结合。从肉体上消灭一个人的做法，杀鸡给猴看的做法，揭其隐私将他赶下台去的做法,声东击西、敲山震虎的做法，统统地都用上了。处于权力枢纽部位的要人们，没有一天是完全放心得下的，也没有一刻是彻底安全的，他们随时随地在警惕中生活，在提防着某些人与某些势力来抢夺他们的权益。这种高度紧张的生活，我们相信生活在最底层的平民百姓是难以体会的。他们当然也有七灾八难，不过是另一个层次上的，也不会如此地频繁、激烈、严峻。任何一方的势力略微削弱了一些，另一方就马上进攻了过来，令这一方不防也得防，不守也得守。这都是不争的事实。
我们说，当新生力量超过了老旧势力后，老旧势力一面可能会产生非线性的坍塌,他们本来联合着抱成团的集群势力一下子成了分化瓦解之势。这种趋势比原来的线性速度快了许多，所以称之为非线性坍塌。
那么，新生力量一边呢？它就可能是“非线性增殖”了。
老旧一边讲塌下来的势力，有一部分会哪一边也不靠，成了散落的势力，更多的是投向了新生力量一边。而广大民间的聪明才智之人，各个阶层的自由势力，见到新生势力有了灿烂的前途,也竞相依归。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在一日之间就增添了几万人，本来计算一年两载可以打败旧势力的，这时候也许会在一个月两个月内大功告成。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非线性增殖”。
这应当是一个好现象，一个对于新生力量而言是大好的现象。
然而，我们不得不指出这中间也有很大的负面效应。
愈来得容易的胜利愈危险！
一方面，新来投效的力量就不如那些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力量来得纯粹单纯。这时鱼龙混杂，各个阶层各类思潮各种利益指向的人都会聚集拢来,将新生力量一边的联盟撑大了好几倍。它于是变得松散而不坚固了，一旦风吹草动，一旦有权威的领导人下台或去世之后，这个膨胀化了的集群就会发生演变。各种利益指向的人都会表现出他们的意愿、要求来，这种意愿表达的结果，不是使这个集团改变了走向，就是发生了异化。而原来起家闹“革命”时的目标很可能到此荡然
无存。
另一方面，这个集团的领导者’由于胜利来得太快，也极为容易滋长他们的骄傲情况，不仅真的开始相信这是“天助我也! ”,也相信自己本来就是“天之骄子” 了。
领导者这种过于良好的感觉一旦产生，那么随之而来的会派生出各种各样的弊病。诸如听不得不同意见，惟我独尊、惟我说了算的情绪产生了;想一下子改变某种难以改变局面的急躁情绪也产生了;对原来功臣强将的信赖也消失了，认为原来跟随着他打天下的精英们只能一起打天下，不能一起坐天下。现在天下太平,这些人也就没有什么作用了，还是快些让他们退出历史舞台吧！
以上的这些现象，发生在中国历代开国皇帝的身上，除了刘秀、李世民和赵匡胤这几位皇帝对开国功臣的处理略微宽容一些之外，其他的开国皇帝如秦始皇、刘邦、朱元璋等都是用非常严厉的办法将功臣们消灭的。因此，中国历史上的臣僚们就有了这样一句话，与皇上“只能共患难，不可共荣华”。
新中国的领袖毛泽东，也没有逃脱这种规律。
本来预计打五年的解放战争，只打了 3年,就“消灭了八百万”国民党的军队,这段时间里非线性增殖”十分明显。紧接着，3年打赢了抗美援朝战争，“美帝国主义”也不过如 此;3年经济恢复又3年完成了三大改造，经济建设也有了长足的进步。于是，“什么也难不倒我们共产党人”的情况开始滋长了，而实际上说，就是什么也难不倒我毛泽东——
新中国成立前的28年，在中国这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东方农民大国，毛泽东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确实难而又难，尤其要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领导做斗争，最为不易；其实践和理论的正确，举世公认。在漫长的28年中，历经无数艰难曲折，可以说，毛泽东从不轻敌，始终是兢兢业业，谦虚谨慎的。如在军事上，从不言决战，直到辽沈战役之后，才准备与敌人决战。当然,这也同头顶三座大山，内外敌人强大，还有共产国际与斯大林的干预这些巨大的客观因素制约有关。这 28年,毛泽东确实成为全党的表率，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精神。开国之后，内外情况起了根本的变化。抗美援朝胜利，证明美帝也不过如此；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斯大林盖子被揭开；三年经济好转，建设顺利进行; 一连串的胜利，尤其三大改造3年完成，似乎客观上失去了任何制约。于是，一切困难逐渐不在话下。加之，党与个人的威信空前提高，人人由衷地高唱《东方红》。这种主客观形势的变化，使得毛泽东开始不谦虚谨慎了，个人独断专行日渐发展起来。一穷二白不认为是困难，反而认为“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革命中经历过的“一天等于20年”，现在建设时期可以重现了；搞经济应当“势如破竹高屋建瓴”，“一气呵成为好”。这样，片面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以为只要“政治挂帅”，就可以无视经济工作本身内在的规律。于是，随意搬用革命战争时期的各种经验，乃至将阶级斗争的方法，如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也应用于经济建设。“六亿神州尽舜尧”，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凡是人类能够做到的事，我们都能做，或者很快就能做到，没有什么事我们不能做到。（①李锐文集《庐山会议真面目》,南方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一版,引论第6—7页。）
前28年的小心谨慎来源于道路的艰难和胜利的来之不易;后面的骄傲情绪的滋长来源于“非线性增殖”的太快太大。由此而引发的“大跃进”、“批彭德怀反党集团”、“文化大革命”等等的错误，都与这种非线性增殖不无关连。这给中国的思想领域和中国的经济建设带来了极大的损害，以至要复原过来需要极长的时日。因此，我们说非线性的增殖从某一方面 看是坏事而不是好事。
这样，我们又一条规律便得出来了 ：
凡是1 + 1 + 1 = 3积势的统治者，不容易产生骄傲自满情绪。
凡是1 + 3 + 2 = 6积势的统治者，容易产生骄傲情绪，听不得不同意见(表示三个台阶中积聚了6分)。
而可怕的问题正是在这里，非线性增殖的速度愈大(愈不正常），那么，由此而派生出来的问题也就愈多，由此而在后半期中产生的负效应也就愈大，给我们今后带来的难以收拾的局面也就愈加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