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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心栽花，红花不发
书名：传奇作家的传奇婚恋 作者：吴越 更新时间：2015-11-20 16:22 字数：8342
1949年5月，浙江解放。6月，二野军大三分校在金华招生，分政治、军事、新闻、文艺、卫生、后勤六个系，学制是预科半年，本科两年半。当时我十七岁，尽管只有高中一年级的学历，但已经在报刊上发表了一部长篇连载、几十个中短篇和一百多篇杂文，最向往的职业就是“无冕之王”，于是就去投考了新闻系，而且被录取了。
7 月7日，二野军大三分校从金华迁往芜湖赭山，在嘉兴下火车等船去苏州。我曾经在嘉兴住过两年，初中就是在嘉兴县中毕业的。在嘉兴县中读书的时候，有个比我低一班的同学叫李明的和我关系比较好。他跟我学习自装无线电收音机，叫了我一年多“师父”。如今我既然路过此地，时间也有，就顺便到他家里去看看他。但是他不在，却见到了他的姐姐李萍。李萍也是嘉兴县中的学生，姐弟俩相差一岁，读的却是同一个年级。姐弟二人，一个美丽，一个英俊。姐姐是蛋型脸，外号就叫“鸭蛋儿”；弟弟是滚圆的苹果脸，还白中透红，外号就叫“苹果”。那天，我和李萍不过是偶然相逢而已，但是却从此建立了通信关系，好几年来一直没有中断。
军大迁到芜湖以后，只学习了两个月的《社会发展史》，就开始往大西南进军，而且不再分系，只学习“走路”这一科。全校学员都被编入“接管部队”，归三兵团司令部统一指挥。因为重庆市的市长，已经内定是三兵团的司令陈锡联，我们则都是重庆军管会的成员。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必须用两条腿走到重庆。谁半路上生病了，不能走了，立刻就地安置，去当地方干部。
我总算学会并闯过了“走路”这一关，跟在作战部队后面，一天一百八十里急行军，练出了两条飞毛腿，终于在1949年12月3日、也就是重庆解放后的第三天，到达重庆，并跟随政委温恩生同志去接管国民党的空军部队。从此就留在西南空军司令部工作。
1952年7月，我从四川转业回上海我父母的身边，分配到上海市行政干部学校当教育干事。这是一所刚刚开办的干部学校，实际上就是半年左右的短期干训班，由上海市公安局、民政局、商业局、司法局四个单位合办，校长由上海市委分管政法的第二书记潘汉年兼任，常务副校长是小有名气的党内经济学家周元斌。地址在江湾体育场附近，校部是国民党时代吴铁城市长打算在江湾建设“新上海”而新造的“市政府大楼”，虽然只有三层，但是宽大明亮，相当体面。其余校舍都是新盖的，一个巨大的“口”字形校园，西面是一座食堂兼礼堂，南北两面各有五座两层的学员宿舍楼，每座楼的东西两端，都有两个阳台。每层楼除干部办公室和宿舍是单间之外，学员的宿舍是每个组一套，每套三间，中间一间是学习讨论室，两面两间每间各有五张双层床，每套房能住二十个人，一律是木地板，上下两层都有卫生间和热水淋浴设备。在当时来说，这样的校舍，也算是相当不错的了。东面大门两旁，是四个能容二百多人的大课堂，供全班学员“课堂讨论”用；此外还有医务室、图书馆、小卖部等附属设施。全校一共十个班，每个班二百人左右。学员的来源，大部分是从社会上的失业知识分子中新招的，小部分是从上述四个局中调来当组长的骨干。所以成员非常复杂，文化程度也参差不齐，年龄最大的已经五十多岁，小的才十七八岁，而且多数是女性，男女比例大约是男三女七。
每个班，都配备五名干部：一个班主任，一个组织干事，一个教育干事，两个生活干事，男女各一。我被分在六班当教育干事。六班班主任是个大老粗，是作战部队的退伍连长，苏北人；组织干事是商业局调来的女同志，上海人，她只管档案，别的什么都不管；两个生活干事，男的是民政局调来的基层干部，特别老实，连说话也脸红；女的是部队文工团转业的演员，浓眉大眼，风度翩翩，大胆泼辣，唱歌跳舞演戏样样都行。
在行政干校，我是个年龄最小的干事，却是个最最活跃的干事：由于班主任没多少文化，班主任见我是部队的文化干事转业的，又能说会道，就把组织讨论学习、去校部汇报这些工作全交给我，又因为组织干事是个女同志，不便于外出，就把调查了解学员的历史身份和社会关系这些工作也交给我，三天两头跑派出所和里弄居委会。此外，还由我负责组织全校的合唱团，亲自作词作曲、教唱并担任指挥，我自己就是男高音独唱演员，又是二胡独奏演员；我还组织了校剧团，排练话剧、歌剧，集编、导、演于一身，多次率团参加市里组织的比赛并捧回奖杯来。与校外联欢的活动，那就更多了。我虽然是六班的干事，由于我的活跃，却几乎全校的人都认识我。
干校的学员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女性，尽管绝大多数人的年龄都比我大，不过比我小的、长得挺漂亮的、主动向我表示好感的姑娘也不少。我的枕巾、床单之类，经常有女学员偷偷儿地或强制性地拿去帮我洗。
江湾离市内比较远。我反正回家也没什么事情，加上家里住房狭窄，白天没有我的活动空间，晚上还要睡折叠床，不如在学校住得舒服，所以我经常是两个星期才回一次家。
每逢我不回家的星期天，有一个姓邢的未婚年轻女学员，总是非常“巧合”地也是每两周回一次家。我不回家，是图学校里周日没人，清静，想安安心心地多读一些书；可是那个周末也不回家的女学员，家里却只有一个孤单的母亲，不但没有充足的理由不回家，而且还总是有事儿没事儿老往我的房间里跑。不是要帮我洗被子床单，就是催我去洗澡，把换下来的衣服交给她去洗；再不然，就是坐在我的房间里和我聊天儿，有意无意地问我家里的情况，又主动地向我介绍她家里的成员和情况。特别是到了晚上，她借口一个人在宿舍里“害怕”，总要在我的宿舍里坐到很晚很晚才走，有一次甚至说：“我胆子小，我一个人住一间房间，特害怕！你可别在半夜里跑到我的宿舍里来吓唬我!”言外之意，就是傻子也明白。
这个邢姑娘，浓眉大眼，皮肤白嫩，模样儿挺不错的，唱歌跳舞都很棒。她在上海上的学，当然会说上海话；可是她却总是说一口略带广东味儿的普通话，还故意装出一副轻声细语的神态，显得嗲声嗲气的。她的底细，我早就去调查过了，她不说我也很清楚。她家里，作为例行公事，我也去访问过。她只有一个母亲，广东人，早先是个舞女，后来嫁给一个军官当姨太太，生下了她。解放前夕，她父亲随军撤到台湾去，却把她们母女俩撇在了上海。她母亲还不到五十岁，长得细皮嫩肉，看上去顶多四十岁，风度翩翩，住的虽然是一间亭子间，却收拾得干净利索。待人接物，落落大方，言谈话语，也不是一般“亭子间嫂嫂”所能比拟的。她读到高中毕业，功课不太好，没考上大学。后来行政干校招生，于是区政府民政科就介绍她来考干校，打算让她当个公务员。那年月，当公务员不是什么好差事，工作挺忙的，工资也不高。据派出所和居委会介绍，她母亲虽然是旧军属兼台属，而且当过舞女，却没有什么政治背景，而且生活作风也很规矩，不过是个家庭妇女而已。五十年代初期，对基层干部的政治要求还不是很严格，所以派出所对她们母女的评价也还不错。
对于邢姑娘的暗示，我一个生理正常的男青年，当然不会不懂。但是我却不得不装糊涂，用上海话来说，就是“假痴假呆”。当时校内的情况，没有结婚的班主任、班干事，特别是从北方来的“年轻老干部”，和女学员搞对象的已经有了好几对儿，校方并不制止。既然是她主动进攻，我只要对她稍微表示好感，她肯定就是我的了。我倒不是嫌她不够漂亮，也不是嫌她的家庭出身不好，而是因为这时候我和萍的关系，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我的心中已经有了一个她，对这些姑娘们的暗送秋波甚至大胆挑逗，就不得不无动于衷了。
我在四川当兵，虽然一直和李萍保持通信联系，但也只是同学之间的平常通信，信件来往也不太多，不过是问问她和她弟弟的近况而已。因为我远在四川的部队里，和她的关系，不可能有所发展。何况按照当时的政策，一个排级干部，也不可能结婚。但是到了1952年7月，我转业回到上海，而且有了不错的工作，这种“不可能”，就有可能变成“可能”了。
1948年夏天，我初中毕业，到杭州上高中去了。李萍1949年毕业，接着上高中，1952年暑假毕业后，分配在嘉兴一所乡村中心小学当校长。我一回到上海，和她的关系立刻有了明显不同的发展，不但通信日见频繁起来，语言的亲密，就不再是“普通的同学关系”这样简单了。半年之后的1953年1月2日，她同时给我寄来两张照片，一张全身的，一张半身的。从照片上看，样子没多少变化，大概还是上高中时代的照片，脸上还不脱稚气。——需要说明的是：当年男女同学之间，特别是并非同班同学，又不是恋人关系，互相赠送照片的事情，是很少的。
我们的通信日渐频繁起来，基本上是一个星期一封，因为信只能寄到各自的学校里，从上海郊区寄到嘉兴郊区的信，比上海市区寄到北京市区的信还要慢些，大概是去三天，回三天，来回正好是一个星期。我们都是规定好了的：收到信，必须立刻回信，而且每封信都编了号码，以防万一有遗失。那一段时间，我正在上海音乐学院的院长贺绿汀和中央歌舞团的女作曲家瞿希贤的指点下自学作曲，在干校的合唱团中演出。每次我谱了一支歌曲，就把歌谱寄给她看，请她提意见。她也写过几首歌词，让我作曲，由她自己在小学生中教唱。尽管我们的信中谁也没有写过一句“我爱你”这样的话，但是信中的情绵绵、意切切，已经不是蕴藏在字里行间，而是赤裸裸、火辣辣地溢于言表了。记得在一封信中，她明确地说出了“只要你对我忠诚，我能保证你一辈子快乐幸福”这样的话。其中的涵义，不是很清楚了吗？
1953年夏天，天气炎热，我和萍之间的热度也直线上升，除了互相说些“非常想念”之类的话语，7月2日，她寄来了第三张照片。这张照片，脸蛋儿滚圆滚圆的，比以前的两张照片胖多了，应该是她最近的照片。照片的背面，写的是“给哥哥，妹妹赠”。这可又是一次突破。半年以前寄来的两张照片，背面的题词写的可是：“佩珏同学留念”。——“佩珏”是我当兵以前的名字。从称呼的改变，那就不是“暗示”而是实打实的关系改变了。她还似有意似无意地在来信中说：我和她的频繁通信，全校的老师几乎都知道了，一个劲儿地吵着要她买糖……。这不是暗示她和我的关系已经在她学校里公开了吗？我觉得和萍之间的热情已经有了80摄氏度，只要我赶紧加一把火，把温度上升到100度，应该就可以“功德完满”了。
我和萍已经有四年没见面，她在小学当校长，再过几天就要放暑假了，既然她说是“很想念”，我何不到嘉兴去潇洒走一回，当面烧把火？
正好1953年刚刚开始实行干部休假制，而且可以自己安排休假时间，于是我就想利用这个假期到嘉兴去和萍相会。我给萍回信的时候，说起了我的打算。她来信说，弟弟在北京钢铁学院读书，暑假去实习，不回来，家里就她一个人，热烈欢迎我去故地重游。——她没有推托，而且明确表示欢迎。
从上海到嘉兴，坐火车不过两个多小时，简直就像是上海郊区，而且车次很多，凡是往南去的车，都要在嘉兴车站停靠，说走就可以走。我安排好了休假的时间，立刻去买了送她的礼物和火车票，只是当年打电话很不方便，来不及通知她我到达嘉兴的时间了。
李萍的家，住在嘉兴环城东北路36号，离在中山路的嘉兴县中很近，离火车站也不远。下车以后，走十几分钟就到，不用叫车。她的父亲是开杂货铺的。我到了她家，她正光着脚丫儿穿着短裤、拖鞋坐在店堂内摇着蒲扇看书。没有想到的是：见了我，并不站起来招呼，只是侧着身子喊了我一声“吴佩珏”，让我在她前面的一张矮凳上坐下，又拿起桌上的一个香瓜来叫我吃，她自己竟又低头管自看书了。
这可大大地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她的家，以前我是常去的。当然那是到她弟弟的房间里。今天我是专程来看望她的，既然她弟弟不在家，她就应该把我让到她的房间里去坐着聊天儿。多年不见的老同学，就可以演出一场《楼台会》了。即便是觉得有所不便，只能在店堂里接待我，至少也应该给我沏一杯茶，然后问问我来到嘉兴以后的活动计划，哪有这样不理睬我管自看书的道理？
我干坐了一会儿，觉得很别扭，就提议一起去逛南湖。她摇摇头，说了声“不去”。我提议一起到塘汇镇去看一个叫潘霞云的女同学。她又摇摇头，吐出来的还是“不去”两个字。我以为她多年没跟我见面，不免有些腼腆，特别是在父母亲面前，也不能对我过于亲热，就耐着性子跟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儿，等待她“转变态度”。更没想到的是：她跟我几乎没什么话可聊，等于是我在“自说自话”。我又坐了一会儿，她就上楼进她自己的房间里去了，而且连个招呼都没打。
我被她干晾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幸亏她父亲还算外场，跟我随便聊了几句。到了吃晚饭时间，她换了一身漂亮的连衣裙下楼来了，但依然视我如陌生人，不近也不远，除了面带微笑之外，几乎没什么话可说。饭后她在楼上洗了澡，到运河边洗衣服去了。我见她不招呼我，只好自己拿了毛巾肥皂和换洗衣服到河边洗澡洗衣服。晚上她把我安排在店堂间的竹榻上睡觉，没有蚊帐，怕有蚊子，给我点上了一盘蚊香，就上楼去了，再也没有下楼来。
第二天早上起来，我百无聊赖地在店堂里坐着，百思而不得其解。这叫什么事儿？有这样“热烈欢迎”男朋友的么？到了吃早饭时间，她父亲在门口单给我买了一碗豆浆和一团糯米饭，让我一个人坐在店堂里吃，而她却迟迟不下楼来。我忍无可忍，给她爸爸说了声“我去找个朋友”，把送她的礼物拿出来，写张条子压在桌子上，把手提箱寄放在她父亲的店堂内，就离开了她家，到塘汇镇找潘霞云去了。潘霞云和我同班，是和我关系最好的女同学。她和我关系好的原因，并不是我们之间有什么感情的因素，而是因为我的大姐和大姐夫都是塘汇小学的老师，还是她妹妹的班主任。1948年我在嘉兴县中读书，我父亲已经调到金华高等法院工作，所以我是住校生，每个周日，都要到塘汇小学去，把我的脏衣服带去请大姐洗，把干净衣服取回来，有时候我不去塘汇，就托潘霞云帮我带。我每次去塘汇镇，总要到潘霞云的家里去坐坐。她父亲是个铁匠，开着一家铁匠铺子。因此，我和她的关系就越走越近了。她功课不怎么好，特别是英语，都上初三了，居然连26个英文字母还背不下来，但却能歌善舞会演戏，不但是校剧团的台柱子，还是县中的“功勋运动员”，曾经在浙江省运动会上得过四百米赛跑第二名，胳膊腿儿比男同学都粗。初中毕业后没考上高中，却凭她的“校功勋运动员”资格，没上高中就被保送到上海东亚体专去了，如今在一所中学里当体育教师。尽管她在班内功课比别人都差，却比全班同学“出山”得都早。她已经结婚，丈夫也是个中学的体育教师，我以前没见过。不过夫妻二人不在一个学校。
塘汇镇离嘉兴城区不到十里路，这条路当年我常走，很熟的。不到一小时，就到了。潘霞云两口子都在家，因我事先没通知他们要来嘉兴，见到了我，既高兴，也惊讶。我从四川转业回上海以后，也和潘霞云经常通信，我和李萍的关系，她都知道，连她丈夫也知道。他们心知我一定是来嘉兴看李萍的，就问我与萍的关系进展如何了。我摇摇头，把萍如何“热烈欢迎”我的情形大体上说了说。她们也觉得奇怪，当时就做出了决定，要和我一同进城，无论如何也要把李萍拉出来，一起到南湖去玩儿半天，躲开她的父母亲，多聊聊，以便有所转机。
我们三个人来到嘉兴城里，时间还不到上午十点。但是李萍的爸爸说，他女儿学校里有点儿急事儿，回校处理去了。我不相信事情会这样巧。她昨天既没提起，她家里也没电话，学校里有急事儿，怎么通知她的？何况她刚刚从学校放暑假回家来还没几天。再说，她连字条儿也没给我留一张，就好像家里没我这个“客人”似的。我认为她这是故意跟我闹别扭，没有多说话，拿起我的行囊就告辞。先到附近找了家旅馆住下，又叫了三碗鳝丝面来三个人都吃饱了，然后走到南湖边，雇了一条小船，让小船娘划着，三个人一起到南湖去玩儿了一个下午。小潘的丈夫虽然以前并不认识我，却因为对我很了解，所以显得亲近，也很健谈。他的年龄比小潘大，抗日战争期间他是“青年军”，曾经在缅甸和日本鬼子作战，不但见闻广，知识面也很宽。——可惜当时我还没有照相机，所有这些活动，都没有留下“可资纪念”的照片。
按照原来的计划，小潘两口子应该当天就回家去的，所以我没给他们另开一间房间。但是他们见我情绪不好，主动说要留下来陪陪我，而且坚持不用再开一间房间。我心里明白，她们一方面是怕我一个人在情绪不好的情况下住旅馆孤单寂寞，更主要的是怕我想不开，所以坚持要第二天送我上火车才放心。其实，我还不至于那样脆弱，也不至于那样“多情”。那一夜我们一聊聊到了深夜两点多，直到睏极了，都睁不开眼睛了，这才三个人挤在一张床上随便眯了一会儿，就天亮了。
七天假期，三天就回来了，连我自己都觉得无法在父母面前交代，更不想让他们知道我这一肚子委屈，所以下了火车，就直接到学校“接着休假”，连家都没回。
我回上海以后，赌气没给李萍写信。再说，这信也的确不好写。谴责她么？人家没有和我肯定“未婚夫妻”的关系，只是“老同学”，能接待我吃住，已经尽到同学之道了。感谢她么？我还真找不出恰当的词语来。没有想到的是，十几天之后，李萍居然来信了。不过信是从福建漳州寄出的，邮票上的邮戳，也的确是漳州，但是信封上没写寄信人地址，信里只是极简单的寥寥数语：说她已经调到漳州去了，依旧当小学校长，一切都很好。还特别提了一句：“他对我也很好。”
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暗示她已经结婚了？不然，无缘无故，一个浙江嘉兴的小学校长，除了“因婚”，怎么可能跨省调到福建漳州去呢？何况还有一个身份不明的“他”! 既然你通知我，我不能不回信，就写了一封祝贺信寄到嘉兴她家里，请她父亲转交。但是从此之后，再没有她的音信。
这件事情，直到今天，整整一个甲子了，为什么会那样结束，我都无法解释。只知道我受到了一场莫名其妙的耍弄和羞辱。李萍可以说是我的初恋女友，但只是“纸上谈兵”的恋爱，尽管信写得热火朝天，见了面却是冷冰冰的，实际上竟连握手的机会都没有过。
1954年我调到北京工作，特意去钢铁学院看望她的弟弟李明，直截了当地问他姐姐如今在哪里。他迟迟疑疑地说：只知道姐姐已经“调”到漳州去了，具体地址他也不知道。这当然是谎言。不是故意给姐姐打埋伏，就是有难言之隐。我对李明这种暧昧的态度很不满意，不像是我的“爱徒”。从此，我也没再去看望过他。
时间一晃过去三十年，到了1983年，我的长篇历史文化小说《括苍山恩仇记》出版以后，收到许多读者来信，其中一个是福建漳州教育局的干部，是个一直在漳州教书的本地人。我托她打听五十年代初期从嘉兴调过去的一个叫李萍的小学校长，她回信来说：五十年代初期她就在漳州教小学，后来也当了小学校长，当时的漳州就那么几座小学，不敢说个个小学教师她都认识，至少校长是全都认识的；特别是她调到教育局工作以后。但是在她的记忆中，居然就没有一个叫李萍的小学校长! 难道说：所谓的调到漳州，也是骗局？
这个难解的谜，终我一生，都没有、也无法解开。这，也可以算是一个传奇故事吧？
我之所以要在开篇就说这个“失败”的恋爱故事，是因为不说这个故事，就无法引出下面我和我第一任夫人“成功”的故事。所以不得不从李萍的故事开始。——这就叫“失败是成功之母”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