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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无意插柳，绿柳成荫
书名：传奇作家的传奇婚恋 作者：吴越 更新时间：2015-11-20 16:22 字数：6159
行政干校第一期学员在1953年5月间毕业分配工作走了以后，干部们有一个比较长的休整时间，我被安排到图书馆去协助图书编目工作。和我同一个办公室的，是第一期毕业留校的学员，姓姚，比我大五岁。因为她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是怡，所以我叫她怡姐姐。
她的父亲，解放前是上海海关的帮办，是用中英文两种文字办公的高层白领职员，相当于“二把手”。她自己是大同大学商学院的学生，但是还没毕业上海就解放了。可能是因为大同大学停办的原因吧，她改读立信会计学校，但一直没有参加过工作。她有一个哥哥，比她大一岁，1947年考上了台湾某大学的土木工程系，如今在美国当道路建设工程师；还有一个妹妹，比她小一岁，正在唐山铁道学院哲学系马列主义研究班读书。母亲三年中生下他们兄妹三人以后，身体不好，不久就故去了，终年才三十多岁。父亲从此没有再娶，靠一个保姆照顾生活。
怡姐姐长得相当漂亮，风度更是非比一般，温文尔雅，见了谁都是笑眯眯的，简直是人见人爱；在第一期学员中，无疑属于“佼佼者”之一。第一期学员留校工作的人并不多，一般都是班主任或者班干事“特别推荐”的。她的留校，也是班主任的“特别推荐”。换句话说，是班主任看上她了。她那个班的主任是个山东来的老干部，年纪已经将近四十岁，在老家当然有媳妇儿。那时候，许多老干部进城以后，都把“糟糠之妻”抛弃了，惦着在大城市里另找一个年轻漂亮又有文化的老婆。怡姐姐留校以后，这个班主任除了经常光顾图书馆之外，还常常在星期天把头发理得光光的，穿上漂亮的料子干部服到她家里登门拜访，没话瞎搭拉话。但是上海姑娘有一个传统的偏见，对山东人和苏北人没有好感，不是叫他们“大葱”，就是叫他们“咸鸭蛋”。由于生活习惯相距太远，山东话和苏北腔又是上海人所不喜欢的语种之一，所以上海姑娘、特别是有文化的上海姑娘，肯嫁山东人和苏北人的，很少很少。
怡姐姐既然人长得漂亮，还有高学历，追她的人，当然不少。我调到图书馆以后，据我所知，除了那个班主任之外，还有四个班干事同时在追她。其中有上海人，也有外地人。她有男人追，我有女朋友，她又比我大那么多，因此我们之间似乎没有什么隔阂可言。在她面前，我就是一个“小弟弟”。她嘛，就是一个“知心大姐姐”。我什么话都敢跟她说，肯跟她说。
图书馆和小卖部紧挨着。这个小卖部虽然小，货物却不少：两千多人的生活用品，从脸盆茶杯、暖瓶肥皂、毛巾牙刷、内衣内裤，到信纸信封、钢笔邮票、点心水果，一应俱全，货架子上琳琅满目，其实就是一家小小的百货店。两个女售货员，一个山东姑娘，估计是哪位班主任带来的小妹妹，一个上海姑娘，是从商业系统调来的老售货员，小卖部就归她负责，官称“经理”。这个上海姑娘，脸型其实长得很不错，肤色很白，眼睛大大的，身材也很丰满，就是个子矮了些，大约只有一米五多点儿，所以她总是穿着两寸多的高跟鞋。这样的姑娘，当然也有人追。但是她也和大多数上海姑娘一样：不喜欢山东人和苏北人。每逢有山东或苏北来的“年轻老干部”向她献殷勤，她总是待搭不理的，却独独对我另眼相看，主动表示“友好”。
我当兵的时候，由于经常一天一百八十里的急行军，早晚两顿饭不见太阳，而每顿饭都要吃六大碗，还要带上一碗冷饭中午在半路上吃。这样饥一餐饱一餐、热一顿冷一顿的，加上天不亮睁开眼睛就吃，到宿营地吃饱了就睡，消化系统出了毛病，刚到重庆，就得了胃溃疡：肚子一饿就胃疼。虽然只是隐隐作痛，并不严重，却老治不好。唯一办法，就是少吃多餐，肚子一饿，赶紧吃东西。所以我每到上午10点，下午4点，都要到小卖部去花五分钱买一块桃酥“垫补垫补”。这种事情，一般人大概是一次买一斤放在手边，饿了随时可吃；我是因为没有饼干筒，特别是小卖部就在隔壁，买东西很方便，所以不怕麻烦，居然一天跑两次小卖部。这一来，那位经理姑娘可就误解了。我除了买桃酥之外，有时候也买一些香蕉、苹果之类。我分明感觉到，她给我的水果，比我要的要多，而且不是多一点点，而是多很多。例如我买一斤，她给我的，可能就有两斤，甚至更多。我这个人比较粗心，开始并没有发现，而是怡姐姐先发现。原因是：办公室内只有我和她两个人，我买回水果来，当然不可能我一个人“吃独食”，总是要和怡姐姐分享的。作为姐姐，她的工资虽然比我低，但也不可能老是吃我的，总也要去买几次来请我吃。这样，她终于发现：同样价格同样多的钱，我买回来的水果，竟比她买回来的要多得多。经她这样一点破，我趁小卖部只有经理一个人的时候去买水果，装作不经意间偶然发现的样子，问她给我的水果是不是多了。她笑笑，也不隐瞒，直言不讳地说：是多了，而且多不少。不过她特别声明：这可不是她请客，而是按规定销售水果有一定的“损耗率”：每进100斤水果，至少可以报5斤损耗，只要上交95斤的钱就可以。不过也有规定：售货员自己不能吃。
我回来把这事情的原委告诉了怡姐姐，她立刻意识到这是经理姑娘对我有了好感，对我“另眼相看”，有了“那个意思”了。
我还傻呵呵地对她说：这不可能。因为我有过邢姑娘的经验。我告诉她几个月以前邢姑娘对我如何表示好感，而经理姑娘除了笑脸相迎之外，从来没给我表示过什么。她笑了起来，说：姑娘嘛，各人性格不同，有火辣辣外露的，有温情脉脉内向的，不能一概而论。她认为：这个经理姑娘，分明是对我“有意思”，叫我不要辜负了姑娘的一片心，赶紧给人家“发回电”。
这可真叫我为难了。我不得不告诉她我和李萍的事情。她听了之后，说：“既然你和李萍正在进行着，那就不要‘脚踏两头船’，而应该一心一意和李萍继续下去。不过经理姑娘这边，你也要跟人家说清楚，不要耽误人家。”
话虽然这样说，可我无法“具体执行”。人家并没有“正式地”或“公开地”向我表示什么，万一要是我“自作多情”呢，岂不是自讨没趣？因此商量的结果，是周末回家立刻带回来一个饼干筒，以减少光顾小卖部的频度，让这件事情来一个“冷处理”。
通过这件事情以后，我和怡姐姐的关系更加亲密了。关于彼此的爱情生活，也不再保密了。萍的来信，她有时候也拿去看，并判断已经有了多少温度、前景如何。她的追求者给她写信，她也给我看，并征求我应该如何回信的意见，有时候干脆就由我替她起草回信的稿子，给她当“枪手”。
自从收到李萍寄来的第三张照片，看见她叫我“哥哥”以后，怡姐姐的判断，是温度已经到了80摄氏度。她也觉得应该“趁热打铁”，远征嘉兴，继续加温，不发展到100摄氏度不回来。
我就是在怡姐姐的鼓励和支持下，满怀信心地直奔嘉兴而去的。
没有想到，我的七天假期，三天就回来了。怡姐姐一眼就看出我的情绪不对劲儿，问我爱情之旅进展如何。听了我的叙述，她也觉得反常得无法解释，叫我赶紧写信去，也许当面无法说清的事情，信中反而可以说得明白。但是我负气坚决不写。我说，她不拿我当朋友，我又何苦自轻自贱呢？
怡姐姐分析说：从时间上推测，我到嘉兴的那一天，她调漳州的事情已经办成功了。除非所有这一切都是骗局。我问她：有这个必要么？我和她无冤无仇，她也不至于拿我耍着玩儿。何况这是“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地写着的，任何一个姑娘，绝不可能拿自己的名誉开玩笑。如今婚姻自主，也不存在“父母逼婚”之类的情事。因此，她分析后的结论，是李萍“脚踏两头船”，同时和两个或几个男性在玩儿“爱情的游戏”。最后选定了一个，其余的就“刷”了。至于李萍忽然在照片上叫我“哥哥”而自称“妹妹”，大概就是暗示“今后只能以兄妹相称”的意思。
这样的说法，虽然也还有不合理的地方，但是我实在无法解释，只能勉强表示同意了。
我经受了李萍给我的这一“闷棍儿”，虽然还不至于从此一蹶不振，但是好长一段时间情绪低落，却也是难免的。我并不是因为恋爱的失败而苦恼，而是感觉到受了欺骗，受到了愚弄。我在干校不是找不到比她更好的对象，就地取材，还有许多方便之处，至少不用通过组织办理调动手续。我是拒绝了许多人的示爱而舍近求远地选择了她的，没想到结果竟会是这样! 我觉得自己没有任何一处对不起她的地方，她不应该跟我开这样大的玩笑。
我们学校设在江湾体育场附近，离市区较远，所有干部、学员，都是每星期六下午回家，最迟周一上午9点以前必须赶回来，平时都住在学校里。我因为情绪不好，从嘉兴回来以后，已经有两个星期不回家了。第三个星期六，怡姐姐见我又不打算回家，就对我说：“振作起来，别那样蔫头耷拉脑的。大丈夫只怕事业不成，何患无妻？难道因为李萍不嫁你就这样闹情绪么？”我强辩说：“我不是闹情绪，第一大热天儿的懒得动换，反正家里也没什么事儿；第二我正在写一篇小说，趁星期天这里清静，写完它。”她笑了起来：“别蒙我了。你的事儿，别人不知道，难道我也不知道？这样吧，明天你到我家里来，我给你做点儿好吃的，改换一下食堂饭菜的口味，也让你散散心，怎么样？”我也大笑：“别凑热闹了！星期天你家里客人踏破门槛，难道你叫我去做你家的第六个客人不成？”她想了想，微笑着说：“这样吧，你明天一早就来我家，咱们早点儿出去，躲开那些人。上午咱们逛公园，中午我请你吃生煎馒头(上海的一种油煎肉包子)，下午我请你看电影，来他个尽一日之欢，行不行？”我见她是真心的，不是打哈哈，就点头答应了。那个周末，我和大家一起回到了市内。
第二天，我们按计划执行，上午在公园里果然聊得很开心，一天烦恼云雾散，中午胃口大开，一两三个的生煎包子，我一口气吃了十个，比她整整多一倍。
下午我们在大光明电影院看电影，看的是德国影片《冷酷的心》。当时居民的家里还没有空调机，只有电影院里才有冷气，而当时的电影票价又不太贵，一般都是几毛钱一张，因此就有人宁可花看电影的钱，目的却是为了到电影院里去凉快凉快。在我们座位的前后左右，居然有好几个人歪着脑袋昏昏入睡，有的还轻轻地打着呼噜。
反正上午在公园里已经聊了很多，在电影院里，我们遵守规矩，基本上没怎么说话，只是偶尔交换一下对影片中人物或情节的看法。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之后，她忽然凑近我的耳朵旁边，小声地说：“谁叫我比你大那么多呢？要是我比你小几岁，那该有多好！”
用不着再作任何解释，弦外之音，已经十分明白。既然她敢于这样说，可见这个问题她是经过反复考虑的，绝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我一把抓住了她的手，果断地说：“就是你了！年龄问题，我不考虑，你也别顾虑！”她也抓紧了我的手，低沉地说：“你不懂，这不单单是你我两个人的问题，家庭，亲友，压力都很大……”
进电影院的时候，她还是我的怡姐姐，出电影院的时候，她就不是我的姐姐了。——突变，这就是哲学家所说的突变，这是应该以渐变作基础、作前提的。我们的渐变，在哪里呢？
情况果然如她所说，连她的妹妹还比我大四岁呢，这事儿叫她怎么向父亲开口，向亲友们交代？
旧的烦恼刚下眉头，新的烦恼又上心头。在这以后的几天当中，关上了办公室的房门，我们讨论的，尽是这个问题了。商量来商量去，最后的结论是：除非我离开上海，不在她的亲友面前结婚，事情或许还有可能。但是这样做又未免过于残酷：她母亲早亡，哥哥在美国，妹妹在唐山铁道学院读书，家里只有一个老父亲。如果我们再离开上海，家里可就只剩下她父亲一个人了。不过自从她出来工作以后，也是一周只回家住一天，父亲实际上是和保姆一起过日子的。既然她父亲的生活问题不是无法解决，而她自己也愿意为此作出牺牲，我不能不努力一下。以后的路，只能走一步说一步了。
我的第一个计划是去考大学。我只有高中一年级的学历，所谓的“军大新闻系毕业”，虽然不是假的，手里还有陈锡联签发的“毕业证书”，但那是“唬人”的，教育部也不会承认这是“高等教育”学历。为了和她有“同等学历”，免得被她的同学笑话，我必须有一张大学毕业证书。我的目标，是北大语言专修班，学制两年。语言研究，这也是我的爱好之一。好在两年时间并不长，毕业出来另行分配工作，我不过二十三岁，她不过二十八岁，结婚也不算太晚。她也没有更好的主意，暂时先这样决定了。
当时，我除了干校的日常工作之外，还有三方面活动：第一是写小说、诗歌，第二是兼管全校的文娱活动，组织剧团和合唱团，担任编导、作曲兼指挥，第三是从事文字改革研究，推广拉丁化新文字。我1950年就参加了中国文字改革协会，1952年从部队回来，又参加了上海新文字工作者协会。上海新文字工作者协会的会长是陈望道，他是复旦大学校长，工作很忙，当然只是挂名的，日常工作由副会长倪海曙主持。他是陈望道的得意门生，当时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兼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教授。当时我家和倪海曙同志的家，都在四川北路横浜桥附近，相距不远，经常来往。倪海曙同志和我的关系也逐渐密切起来。
有一次我去倪海曙同志家里，说起我想考北大语言专修班的计划，不料他却告诉我说：他很快就要调到北京去，筹建一家通俗读物出版社。出版社开张伊始，人手极缺，问我是不是可以跟他到北京去给他当帮手。对我来说，这简直是求之不得的事情，我立刻就答应了。
怡姐姐也说：调北京比上大学以后另行分配工作更好。婚姻问题，到了北京以后，看情况再说。那年月，因照顾夫妻关系而调动工作，单位都很支持，进北京也没有什么指标，不是很困难的。
接下来，写自传，填表格，其余一切手续，都由倪海曙老师去办。说快不快，说慢也慢，到了1954年7月，我终于拿到了调令，奉调北京，但是没到通俗读物出版社，而是到了当时还是教育部下属的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具体工作是参加编辑《光明日报》的专刊《文字改革》双周刊，因为这个专刊，就是倪海曙主编的，这里更需要人。动身那天，怡姐姐和我父母亲一起送我上火车。在北站候车室，怡姐姐虽然还是第一次见我的父母亲，却很大方地叫我父母亲一声“爸爸”、“妈妈”，承认她是吴家的儿媳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