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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岁月易逝，情债难酬
书名：传奇作家的传奇婚恋 作者：吴越 更新时间：2015-11-20 16:26 字数：12050
时光进入了2014年，怡姐姐已经八十八岁高龄。她年轻的时候，有过肺结核和淋巴结核的底子，身体一直不是很好，加上生活上接连不断的磨难，工资低微，营养不良，身心俱惫，健康状况不佳，可想而知。特别是前年两次从四楼的楼梯上滚到三楼，两次住院，体力衰竭得更快。如今连一把暖瓶也拿不动了，走路虽然还没用拐杖，但是已经行动迟缓，出去买一次菜，来回要走两三个小时。想想她这一生，为了我所做出的牺牲实在太大。而在她两次住院期间，都故意不通知我，我没能去照顾她、陪陪她，心里感觉到非常不安。
在饭桌上，我对小女儿和现在的夫人说起了怡姐姐的近况，同时和她们说起了杜重石老先生的故事。
杜重石先生，1913年生人，属牛的，今年一百零一岁了，目前还健在。1933年，他在上海新华大学艺术系毕业，出任二十军军长杨森的秘书兼四川广安中学校长，当时才二十岁。这期间，他代表杨森，亲自秘密向驻在川北的徐向前部队输送过枪支弹药和医疗器材。不久又出任二十军驻上海办事处少将主任。上海抗战之后，二十军伤亡惨重，他接受杨森的委派，代表杨森去延安向朱德请教出路，受到延安新风貌的感染，就留在延安，进了抗大第四期学习，并秘密参加了共产党，当面接受毛泽东和陈云的秘密使命，仍回到二十军，出任二十军驻成都办事处少将主任。这期间，他以“袍哥大爷”和“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西南总代表”、“贺龙的政治代表”等身份在川军中做策反工作，促使刘文辉和二十军光荣起义，业绩卓著。建国以后，周总理决定任命他当四川省民政厅厅长，但是命令还没发布，就因为党内长期存在的“野战军和地下党”的矛盾，仅仅因为他偶然说起杨森曾经给徐向前输送过枪支弹药，当时的成都市市长就揞他一个“为阶级敌人涂脂抹粉”的罪名，组织了党内批判会，说他是“袍哥大爷”、“阶级异己分子”，把他排斥回北京。1957年，杜重石又因此被错划成右派，在苏北劳改十五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派勒令他的夫人和杜重石离婚，并强迫她嫁给一个看中她的工人，不同意就拉去游街，给她剃阴阳头，往她脖子上挂破鞋。他夫人无法抵抗，更无法忍受，只得含泪和他离婚，还不得不嫁给那个造反派工人。改革开放以后，杜重石先生得到平反，但是已经“看破红尘”，受洗参加了基督教，只保留民革中央“团结委员”的身份，拿一份上海市长宁区政协委员的补贴，在新夫人的照顾下，安度晚年。他的前夫人，也在改革开放之后和那个造反派工人离婚，到美国去和两个女儿共同生活。几年前，他的前夫人病重住院，他不顾自己已经九十多岁，毅然飞渡太平洋，到美国去陪伴重病中的前妻，直把她送上天堂，料理了后事之后，方才回来。他的感觉是：自己欠夫人的，太多太多，只有这样做，方才对得起自己的灵魂，才能让自己的灵魂得到安息。
关于杜重石先生的这一段惨痛的经历，我已经写成了一部30万字的传记《中共密使杜重石》，2011年由东方出版社(人民出版社的副牌)出版。
我给妻女说：我现在的心情，和杜重石先生当时的心情是一样的。怡姐姐为我付出的太多太多，我欠她的也太多太多。我也想像杜重石当年那样，在她再一次住院的时候，去上海陪陪她，给她一个最后的心灵慰藉。
我的所想，妻女都很理解。特别难得的是现在的太太胡老师也很同情怡姐姐。但是她们却都反对我要等到怡姐姐下次住院以后再去照顾她。虽然我现在身体健康，不需要别人照顾，还有力气照顾别人，但终究也是一个“八零后”的老人了。再过若干年，谁能保证我的身体还能像今天这样硬朗？她们的意见是：等天气不太冷也不太热的时候，提前到上海去，和晚年的怡姐姐再盘桓若干天，再听她倾诉一下心中的块垒，也算是我给她的最后安慰。
我女儿有这样的想法和建议，倒也平常；难得的是胡老师，这可是让自己的老公去和前妻“重叙旧情”啊！普天之下，开通的女人，贤惠的女人，很多很多，能够像胡老师这样豁达，能够“易位思考”，为别人考虑的人，能有多少？
很巧，2014年的9月27日，是我外孙女儿黄瑶滢举办婚宴的日子，而10月2日，则是怡姐姐八十八岁米寿的生日。尽管我们原计划国庆长假出去旅游，但是经过家庭会议商讨，还是决定放弃国庆节外出旅游，先去上海参加外孙女儿的婚宴，接着给怡姐姐举办一场不可能豪华但一定隆重的寿宴。我打电话问怡姐姐：此生，还有什么愿望？她说：1956年结婚的时候，既没钱，也没时间，更没条件，所以连蜜月旅游也没有过；现在经济条件算是没有问题了，可是已经老态龙钟，连路也走不动了。我说：如果上海有专门为老人服务的旅行团，可以不走路或少走路，我一定陪她出去走走，一路上有我伺候，家人也可以完全放心。她说：上海有一种“三峡旅游”，是从上海坐船出发，直接到三峡旅游景点观光，不用走多少路的。于是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寿宴以后，趁着秋天景色宜人，最后陪怡姐姐到三峡去旅游一次，就算是补办我们的“蜜月旅行”吧。
和怡姐姐去三峡的想法，是我2014年4月间和大小两个女儿谈起的。那时候，我和中国作协副主席张抗抗接受浙江省云和县县委宣传部的邀请去进行文化访问，小女儿陪同，而大女儿也正好回故乡去祭祖坟，于是我们父女三人就有了这样一个初步的意见。
时光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2014年的9月。我和怡姐姐的例行问安电话中，她说起她的心脏病时好时坏，虽然几次住院治疗，不但没有明显好转，而且有了每下愈况的趋势。现在的情况，是心脏跳动出现连续性间歇，根据检测统计，每24小时间歇的次数，已经达到2000-10000次！
我听到了这个消息，简直有如五雷轰顶！我不懂医学，根据自己的直感，如果某一次间歇之后心脏不再继续跳动，不是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走”了吗？
我特意去向我的保健医生打听：像姚曼怡这样的病情，是因为什么引起的，可有办法治疗，还能坚持多久？他的答复，既抽象也具体：心脏病的起因固然有多种，但是长期心情压抑，也确实是引发心脏病的导因之一。这种病，特效药是没有的。手术治疗虽然有康复的希望，但是没有一个医生敢给八十八高龄的病人进行手术。他听说我打算去上海“陪陪前妻”，笑着问我是不是有“临终关怀”的心思？我也笑着回答：“情况恐怕还没到这样严重的紧急关头吧？”他却严肃地微笑着向我解释说：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对心脏病人来说，最怕的是情绪的突然波动。因此，如果我去探望前妻，首先一定要做到控制自己，不要在言语上、行为上让对方激动，要尽量保持平静的“平常心态”。分明是去看望病人，但是必须做到像“下班回家”那样平常。所谓“心病还要心药医”。她因为心情不好而得心脏病，如果能够努力做到让她心情好起来，开朗起来，对恢复健康，也许会有好处的。他还说：在所有的疾病中，独有心脏病的医学控制最难最难。许多长期患心脏病的人，病病歪歪地一拖十几二十年，居然什么事儿也没有，最后是终老天年；而有许多自我感觉很良好的人，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心脏病，却会突然在某一天心脏病发作而死亡。这话，应该有些道理。我的好友、《缙云县县志》的主编金兆法先生，才六十岁多点儿，刚退休不久，头一天还和我通电话谈他明年的写作计划呢，不料第二天就传来了噩耗：死于心脏病突发。
不管怎么说，我应该趁怡姐姐还能活动的时候，去上海陪陪她。我的小女儿和新夫人胡老师也都支持。问题是什么时候走最合适。
9月28日，人民大会堂有一个“共和国建设者杰出功勋人物国庆座谈会”要我参加，而且我还是名誉副主席，不去不合适。可是我外孙女儿的结婚典礼，定的是9月27日。(现代青年选日子，和当年“钦天监”选的“黄道吉日”可不一样。他们不迷信“天象”，却相信“谐音”。据说927是“久爱妻”的谐音，是好日子。)两者相衡，我“别无选择”。于是就决定放弃人民大会堂的“荣誉性亮相”，买了一张9月24日的火车票，去参加对我来说颇有些“名不正则言不顺”的外孙女儿的婚礼。
我是“老出门”了。出门就和上班一样，拎起一个包包来，就可以上路。但是妻女们居然都不放心，一致表示要送我上火车。我想想，新夫人能够很大度地“放”我去和“原配夫人”见面，而且分明带有重叙旧情的性质，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再要她送我上火车，是不是太过份了点儿？所以我还是找了一个借口，只让小女儿送，没敢有劳新夫人。
古话说：“麦黄一夜，人老一秋”，这话还真不假。八年没见怡姐姐，她已经非常苍老：满头白发，面色憔悴，步履蹒跚，背也驼了——不是我的那种由于日日夜夜“趴桌子”而形成的“微驼”，而是驼得很厉害，简直有点儿接近“佝偻”了。生活和精神两方面的重担，压在一个弱女子的双肩上，而且还要硬挺着，不能哭也不能喊，世界上，有几个女人能够顶得住？她身体本来就不是很好，能够坚持到八十八岁，就已经是奇迹了。不过她精神倒还挺硬朗的，特别是“耳聪目明”：八十八岁的老太太，居然还能够自己穿针做针线，在老年人中，十分少见！
放下行李，怡姐姐微笑着迎了上来。我记住保健医生的叮嘱：尽量把情绪保持得非常平静，只喊了一句：“怡姐姐，我给你祝寿来了！”接着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北京的夫人打电话通知她：我已经由女婿接到家里，一路平安，而且立刻把话筒递到怡姐姐手上，要她和胡老师通话，表示感谢。
怡姐姐被我这突如其来的行动搞“懵”了，不知说什么是好。急切间，只说了一句“感谢你把吴越放出来……”
是啊！由“他”造成的历史悲剧，由我一人承担还不够，还要由两个毫不相干的女人同时来承担，她们又能说什么呢？能够宽宏大量，彼此都能够理解谅解，就已经非常非常不容易，可以说，是“天下的好女人，都让我遇到了”！多数家庭，很可能会为这种“合乎人情却不合乎感情”的事情闹一个天翻地覆的。
我的大女儿，在这条胡同里住了五十七年，谁不知道她是“没有爸爸”的孤女？如今突然出来一个“孩子的外公”，岂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怪事儿么？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必要再遮遮掩掩，躲着藏着，就理直气壮地对邻居们说：“我就是吴永的爸爸！”——让她们感到惊讶的是：吴永的妈妈是那样苍老的一个干瘦老太太，而她的爸爸，居然还身强力壮，精神焕发！
尴尬的事情，还不止乎此。到了婚庆的场面上，如何安排我这个“新娘子”的外公，还真费了女婿不少的脑子。从血统上说，我是新娘子的外公，这个无可厚非，不会有争执，但是却也有点儿“名不正言不顺”：因为从法律上说，我已经不是她外婆的老公。我来参加婚礼，大概只能算是“半个亲属，半个客人”了。
特别还有一条：姚曼怡的妹妹姚曼华，也从北京赶来参加婚礼。她们姐妹之间，手足情深，非比一般。而她和我，可是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互相不说话了。她们姐妹相聚，当然相亲相爱，在婚宴上，也要坐在一起的，那么我这个当年的姐夫，怎么安排座位呢？
也真亏我的女婿脑子灵，有办法。他的席位安排，是按照“姓氏”分类的。于是，曼怡姐姐和她的“姚家人”坐一起，我则和“吴家人”(我大哥大姐的子女)坐一起。一个难解的题目，就这样“化解”了。
其实，一百六十多位主客中，我所认识的，也只有吴家的这几个人。我除了和怡姐姐在礼堂一角照一张照片之外，也就很自觉地离开她，让她去和亲友们招呼交谈了。
不过，我还是不愿意在这样的场合当一个被人家猜疑的“神秘人物”。婚礼的最后一个节目，是我手捧一个红包和五本书上台，声称我是专程从北京赶来的贺客，除了奉上一个能够很快就用光的小小的红包之外，更要给新郎官献上一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能够一生受用不尽的特殊礼物，这就是“百折不挠、虽九死而无悔”的“吴越精神”。这种精神，就凝结在我写的这部200万字的长篇小说《括苍山恩仇记》中。因为这部小说，是1974年4月至1976年9月的文革期间，我在监狱里面写成的。古今中外，在监狱里写书的人很多很多，捷克作家尤里乌斯·伏契克在监狱里写了《绞刑架下的报告》，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在监狱里写了《唐·吉诃德》，这都是尽人皆知的世界文坛往事；但是很可能没有第二个作家，敢于在监狱里没有任何参考书、仅凭脑子记忆写历史小说。何况当时的监狱，是不会给犯人一点点空闲的时间，让我从从容容地写文章的。实际上，我是利用劳动之余的点滴时间，哪怕就是在工地紧张劳动工间休息的十五分钟，我也要掏出小本子，用大腿当桌子，用我那一笔谁也不认识的“狂草”奋笔疾书。这部200万字的长篇小说，就是这样一点儿一点儿积累起来的。我不但创造了一个文坛奇迹，而且我能够做到独立思考，不听从、不遵循四人帮的文艺理论，所以在文革期间创作的那么多小说中，这是唯一不带四人帮帮八股、到今天依然成活的一部。我的成功，所依靠的，就是不怕艰难险阻、敢于和命运拼搏的“不服输精神”。有了这种精神，传承下去，就能够发挥主动性，克服一切困难和不利因素。《今古传奇》杂志社的副社长冯知明先生，就把我的作品放在案头，遇到困难了，只要看一眼这套书，就会想到我在那样艰难困苦的逆境中如何“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就会产生动力。我和新郎第一次见面，彼此一无所知。我对他说：“但愿你在接过我的这套书的同时，也接过我的这种艰苦奋斗、百折不回的‘吴越精神’，并传承下去，用它来克服可能遇到的一切困难，并战而胜之，取得更大的成就！”(这张照片没拍好，先放着，打算换一张。)
10月1日，接到胡老师的手机短信，她说：她含着眼泪，上车出发了。
这个国庆七天长假，原来说定：女儿去甘肃、新疆考察西凉和楼兰古墓古迹，我和胡老师则去旅游。因为怡姐姐八八米寿，她“放我一马”，让我到上海来给姐姐做寿“解压”，这样一来，她自己却成了“孤家寡人”了。一个人在北京住着也没意思，她就参加了一个旅游团，单独一人到西安去看兵马俑，去爬“自古一条路”的华山。虽然她的心胸十分开阔大度，性格也十分坚强，通情达理，遇事先为别人考虑，但终究是女同胞，能够含着眼泪独自一人上车，还发短信祝贺我们玩儿得愉快，真的是非常另类，不是一般女同志所能做得到的了。
10月2日，也是九九重阳佳节，正是怡姐姐的八八米寿。我请女婿就近找了一家中档饭店，定了一个房间，给怡姐姐隆重祝寿。
上次她八十岁生日，我请了杜重石和白滨方雄作陪。这次，白滨不在上海，而杜重石先生，已经一百零一岁，虽然还健在，但因为年纪太大，怕他夫人照应不周到，所以一百岁之后，就一直住在医院里，也是政府对他这个有功之臣尽到最后关怀的意思。他不能单独行动，不便出来，所以也不好再请他。
我在上海，老朋友很多。其中我最想见到的，有两位。
一位是我的方言研究指导老师、上海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所长潘悟云教授。我研究浙江缙云方言五十多年，写了一部60万字的专著《缙云县方言志》。但是因为这种冷僻的学科读者很少，印数极低，四处询问，没有一家出版社肯出版，包括当年我一手创办、为它赚了很多钱、盖起了大楼的语文出版社。最后还是潘教授替我申请到了四万多元的补助，方才由上海中西书局出版了，并由潘教授写的序言。他和我非亲非故，从来没有见过面。我一个穷作家，除了送给他几本自己的著作之外，也没给他送过一分钱的礼品。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新社会”中，像他这样一心只想到事业的学者，不说是凤毛麟角，也实在太少太少了。后来他上北京开会，也只是抽空来我家和我匆匆一面，以后再没有当面聆教的机会。所以这次就借我来上海为前妻祝寿的机会，请他劳步过来一叙。我没给他准备任何礼物，他反倒给“老寿星”送来了顶级礼品红绿茶各一盒。我捧在手上，眼睛里不由得涌上了热泪。
还有一位，是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周瑞金先生，也就是尽人皆知的著名政论家皇甫平。说起我和他的交往，也极富有传奇性。
1980年，在温州出版的《浙南日报》举办四十周年社庆，除了浙江各地市级报社领导全部参加之外，上海市只请了一位周瑞金先生。一者当时他是《解放日报》的副总编辑，二者他是平阳县人，属于温州地区。北京市呢，只请了我一个。当时《括苍山恩仇记》虽然还没出版，却已经开始在《浙南日报》上连载。因此，我是作为“非报业人员”的“特邀代表”参加社庆盛典的。当时温州的经济虽然已经开始崛起，但是旅馆业并不发达，我和周瑞金先生被安排在一家今天看来不上档次的小旅馆里住，而且同住一间房间。
于是，我们就有了比别人更多的接触时间，于是，我们就越聊越合得来，于是，我们就成了好朋友。算起来，到今天已经三十多年过去了，期间我和他都有了许多重大的变化：他升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特别是以“皇甫平”的笔名发表了四篇支持改革开放的政论文章以后，名声大噪；我呢，1983年出版了《括苍山恩仇记》，在通俗小说领域有了一席之地，接着又出版了将近100本书，而且引领时代新潮流，率先使用电脑从事文学创作，还写了55本共一千万字的电脑教材，还亲自登门给作家们免费讲课教电脑，把张抗抗、从维熙、古鉴兹、张扬、刘恒、刘衡、姜戎等一批著名作家“纳入门下”，连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李志坚都主动点名要我去教他。中央电视台还为我做了《电脑大侠吴越》的专题片。周瑞金先生当时还不会使用电脑，也有“拜我为师”的意思。我们约好了时间，我骑着自行车到人民日报去“登门授课”，不料却被他的秘书以“周先生不在办公室”为由挡驾了。可惜当时彼此都没手机，不能直接联系。我怏怏不乐地蹬车返回家里，已经是中午12点。打电话到周先生家里去“责问”他失约，他却说：整个上午，他都在办公室。——也怪他事先没关照，他的秘书执行的是“秘书行当潜规则”，凡是他不认识的“陌生人”，一概挡驾！
于是，我也没那兴趣再去人民日报社了。以致周先生在北京这么多年，一直到他退休回上海定居，我们竟连一次面也没再见过。不过不论他在任还是离任，我们之间，依旧保持着密切联系。
我研究《水浒传》五十多年，颇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心得体会。2007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吴越评水浒》，100万字，上下两册，彻底否定了《水浒传》是写“农民起义”的错误论断，认为这是“描写土匪强盗及其成因”的一部小说。而且指出小说中有许多史地硬伤，诲淫诲盗，宣扬暴力，赞美盗贼，推崇“善杀人者即英雄”的论断，误导了读者。书出后，引起学界争论，于是香港凤凰卫视又约我上山东梁山做了一档《梁山108将是英雄好汉还是土匪强盗》的专题片，上下两集，每集一小时。专题片在全球播出以后，我突然间成了“《水浒》研究专家”，中央电视台10套“百家讲坛”请我去主讲《水浒传》。我认认真真地准备了一百篇讲稿，打算“大显身手”，把《水浒传》来一个彻底否定。可惜，也许我说话过于直白，不懂得“委婉怀柔”，录像以后，却被负责审查的官员给一句话否定了。据说是：“观点和毛主席不一致，不宜播放！”
我当然不服。但是人家绝不会“直白地”告诉我讲座被“枪毙”的原因。我有冤无处诉，就通过朋友把100篇讲稿送到人民出版社去。负责审稿的是副总编辑张小平先生。他只用了三天时间浏览，第四天通知我去签订出版合同，第二十六天，书就以副牌“东方出版社”的名义、以《吴越品水浒》(上下两册)的书名出版上市了。——这是我此生出版得最快的一部书。
我不厌其烦地啰嗦这一段陈芝麻烂谷子，是因为此事和周瑞金先生有关。倒不是他把稿子给我送到人民出版社去，而是此书决定由东方出版社出版以后，我写信向周瑞金先生说明此稿被“枪毙”的经过，同时附上电子稿，请他务必给我这部书稿写一篇序言。他连一句推辞的话也没有，立刻答应，而且很快就写出来。这就是印在书前的长篇序言《营造宽容宽厚宽松的文化环境》。
插话说到这里，本来应该告一段落，“书归正传”的，但是还有一句话，也不得不说一下：周先生的文章，不说是“一字千金”吧，至少不是用钱能够“买”到的。此书因为有了他的序言而畅销，那是必然的。那么，书出版以后，到底应该付给他多少钱，倒成了我无法解决的一个难题了。我和出版社商量，请他们“稿酬从优”，他们答复说：“一部书的序言，从来没有单独支付高稿酬的先例。”换句话说，是一分钱稿酬也不给。于是，这篇洋洋洒洒数千言的序言，最后就算为朋友“尽义务”了。
10月2日中午，潘教授和周先生如约而至。老友见面，真的有说不完的话。座上还有一个对我一无所知的新郎官傅赟明先生。所以我的话，既有怀旧，也有叙新，更有勉励。我的祝酒辞，第一向姚曼怡女士五十多年来独自一人承受政治和生活双方面的重压，不屈不挠，坚强地活了下来，含辛茹苦，抚育孤女，超负荷付出的实在太多，我欠她的也实在太多，只能以此一杯浊酒和深深一躬，向她致敬、致谢、致歉。第二杯酒，要向潘老师、周先生致敬。芸芸众生，知音难求。特别是我们现在这个被某些人搅浑了一池春水的污浊的“新社会”，多数人浅薄浮躁，为追求名利，可以不择手段，像周、潘二位，能够静下心来做学问，还能够提携后进，即便不是凤毛麟角，也是十分难能可贵的。第三杯酒，我特地要敬我的女儿和女儿的女儿、我的女婿和女婿的女婿：姚曼怡是一个十分优秀的教师，育人树人无数，为国家、民族做出了无私的奉献。如今年老，晚年的生活，要依靠他们帮助料理、孝敬侍奉了。老年人，难免会有一些和年轻人不合拍的生活习惯，需要他们能够体谅和包容，好让一个经受了无数苦难的老人安度晚年。
大家举杯，气氛和谐而融洽。我是个话篓子，在家人和老友的面前，经常会张狂失态，滔滔不绝。一顿饭，从十一点半吃到下午两点半，要不是女婿提醒我，真有接着再吃晚饭的那种兴致。
文章写到这里，要说的话还是没说完：10月2日，周先生来参加我前妻的寿宴，见面第一件事情，就是取出一个红包来，祝贺姚曼怡女士长命百岁。这可真是令人汗颜，真是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我事后写信向他表示感谢，他回信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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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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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很高兴参加姚大嫂的寿宴！我真的很想见见姚大嫂和你的第一个女儿吴永，也很想见见吴永的下一代。结果，我见到了你与姚大嫂依然情深意长、身心康健；见到了你女婿女儿家庭美满、孝顺老人；见到了吴永的女儿女婿才貌俱佳、人品清纯：我真的高兴极了！善有善报。你曲折人生成为积善人生，感动上苍，终得馀庆！我衷心祝福你全家健康长寿、幸福美满、子孙光耀、世代隆昌！我表示一点心意，不足挂齿。你今天兴奋畅谈，听得我津津有味，很过瘾！盼今后还有机会聆听你酣畅淋漓、波澜壮阔的人生追忆与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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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弟瑞金141002
按照我来沪前的计划，是打算带上姚曼怡登上长江游轮观光长江三峡，也算是圆她此生的一个小小愿望。可是事态的发展，竟连如此简单的心愿，也无法如愿了。她的健康，已经不可能随着旅游团步行，只能在家人的陪同下，到一个可以单独“自由行动”的地方去走走。当然只能是平地，不能是山区。有一个旅游项目，叫做“黄山脚下二日游”，是专门为不能爬山的老年人设计的，主要是看看安徽的民居和牌坊之类，价格很便宜，来回的车费和食宿，每人才200元。我对这样的活动，倒是很有兴趣。可惜她们都去过了。再走一趟，就是陪我了。因此，这个方案，最后被否决。
经过再三考虑，主要是从姚曼怡的方便着眼，最后决定选择自己坐长途客车去天目山。这样，一切活动，都可以“自作主张”，不受“旅游团”的控制。至于在天目山有什么好玩儿的，我是一无所知。好在大永她们去过，不妨一切听从她们的安排。对我来说，反正只要能够和怡姐姐一起出去走走，让她把积压在胸中的块垒释放出来，目的就达到了。
我们去的地方叫做“神龙川”，在杭州临安的“临目村”，每天有从上海直达景区门口的大巴班车，车程五个小时，还算方便。住在农家院，连吃带住，每人每天80元，也不算贵。贵的是景区门票，每人98元，老人、儿童半票。我的离休证，几乎走遍全国风景区都不用买票，到了这里，却被宣布“无效”。
所谓“川”，就是一条坡度不算太陡的峡谷，两山之间，一条小小的山涧，涓涓细流，除了水泥的小桥之外，没有任何天然的景致。只不过大城市的人在喧嚣的车水马龙中住腻了，到这个青山绿水的地方来清静清静，呼吸一点儿新鲜空气，如此而已。
从景点入口到山尖终点，大约有1000米左右。我担心怡姐姐走不动，建议尽量慢慢儿踱方步，走不动了就坐下来休息，能走到哪里算哪里。好在行程不长，坡度也不是太陡。她坠着女婿的胳膊，一步一步地往上爬，兴致还挺高。我借着拍照片的机会，尽量多让她坐下休息，这样走走停停，两个多小时，居然让她爬上了位置在800米处的一个卖茶的大凉亭内。我建议她不要再继续往上走了。我们沏了一壶茶，就在这里吃了中午饭，让女儿和女婿继续爬到山顶，我和她就在这里靠着栏杆“眯瞪”了一会儿。
下山终究比上山容易，不到一个小时，就出了景点大门了。
第二天上午，女儿和女婿要去一个在山顶上的小庙进香。我怕怡姐姐劳累，首先宣布我对参观寺院之类毫无兴致，目的是想留住怡姐姐不去继续爬山。没想到她昨天爬了半天山，不但没说腰酸腿疼劳累，居然兴致盎然，一定要随女儿、女婿一起朝山进香。我看她爬山之后，饮食起居一切照常，没有不适感，也就没有反对。好在这座小山并不很高，一去一回，也不过两个小时。吃过中午饭，就上了班车，回到了上海。
从9月25日到达上海，到10月8日我离沪返回北京，其中怡姐姐除了有三个晚上去陪她的妹妹之外，我们在一起生活了整整十天。我遵守保健医生的叮嘱，尽力把这次相聚平淡化，不让她有一点点激动。头一天进门，见到了怡姐姐，我只说了一声：“曼怡姐姐，我给你祝寿来了！”就好像平时下班回家一样，连手也没握一下。这十天中，也不让她因为我来了而改变生活习惯。她习惯于早上10点左右起床，夜里12点过后睡觉。不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宾馆，我们相处一室，各睡各的。我习惯于一早五点起床，然后上网写信发博文，到上海后一切照旧。晚上十点我准时上床，她依旧按照老习惯在厨房里擦擦这个，洗洗那个，连她几点钟上床我都不知道。
十个日日夜夜的相聚，我冷眼观察，她除了体力衰弱，行动迟缓之外，思维正常。大女儿也说，如果心脏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再活个十年八年，应该没有问题。我的大女儿干了几十年心电图技士，对心脏病应该比较了解。我相信她的话。
到了我该出门的时候了，我走到怡姐姐面前，说了声：“怡姐姐，我该走了。你自己好好儿保养身体。”怡姐姐却再也忍耐不住，扑进我的怀里来，没有说任何话，只有吞声饮泣。
啊，五十多年了，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她流泪痛哭！这个看起来娇柔纤小懦弱的女子，具有难以想象的忍耐力和承受力；她那柔弱的双肩，曾经挑起过那么重的担子，走过了那么坎坷而遥远的路，这一挑就是五十多年，一走就是半个世纪！她没有叫过喊过哭过嚎过，就是今天，千万种苦涩艰难忧伤绝望堵塞在心头之后迸发出来的，也只是低声饮泣，默默无言！
我怕她因激动而发病，轻轻地拍着她的后背，在她耳边轻轻地说：“不要难过，不要激动！再过两年，等你九十岁生日的时候，我还会来给你祝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