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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解教摘帽，获得“自由”
书名：传奇作家的传奇婚恋 作者：吴越 更新时间：2015-11-20 16:27 字数：4660
我在劳改农场经过多年的劳动，其中经过饥饿的1960年，许多难友支撑不住，纷纷倒下了。我虽然全身浮肿，却用“静卧读书分散注意力”的方法，尽量减少活动，居然勉强挣扎了过来，没有死去。到了1962年10月，我从天津北面的清河农场“转场”(指劳改单位的劳改犯改变拘禁地，不能叫“调动”)到北京南郊大兴县的团河农场。
团河农场是北京市公安局五处(劳改工作处)在1958年办的，共有三个大队：一大队是劳改队，关的是犯人；二大队是“就业队”，是劳改释放后继续改造的“就业人员”；三大队是从少年犯管教所里放出来的未满十八岁的少年，称为“少年职工”；独独没有劳动教养队。为了安置我们这些劳教右派，在农场最最北边一个叫“三余庄”的地方，新设一个劳教中队，附属于二大队，排序为“七中队”。
这个右派教养中队，集中了北京市各劳改单位没有摘帽的各类右派分子四百多名。传说是“七千人大会”以后，中央有了新精神，要起用这些右派分子。因为团河农场的生活条件比较好，粮食定量比较高，每月能吃到四十斤上下“真正的”粮食，而不是“瓜菜代”。公安局分明是打算把这些已经消瘦得脱了人形、大多数人连路都走不动的一群骷髅们，通过休养调理，好把他们“像一个人”地送出公安局的大门。
“起用”的迹象，似乎也有一些，例如几次填表，登记所长，还登记有没有衣服被子之类。但是传说归传说，不久之后，就烟消云散了。又一个小道儿消息传来：“起用”的建议，据说是陈毅在广州的一次会议上提出来的，但是很快就被毛泽东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所否定。我们这些被党遗弃的右派分子们，“解放”的希望从此没有了。与此相应的政策是：永远留在劳改农场，终生继续改造，政府的号召是：“以场为家，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经过一年多的调养，我虽然没有脱胎换骨，身体却明显地强壮起来。到了1963年仲秋，我终于从“代表政府”的狱警手中得到了一纸“解除劳动教养通知书”，而且同时宣布摘掉了右派帽子。但是根据公安局的政策，摘了右派帽子的右派，叫做“摘帽右派”，依旧是右派的身份，接着就是“强制就业，继续改造”，只不过把铺盖卷儿从七中队搬到了二中队，也就是从教养队搬到了就业队，做一个有选举权但没有被选举权、有通信自由但是信件还要经过检查、连星期假日外出也要请假的“三等公民”(当时一般认为劳改犯的家属是“二等公民”)，除了一年有一次十四天的探亲假, 其余一切待遇，包括经济收入、居住条件、伙食标准、劳动强度等等，都和判刑劳改、劳动教养的人没有多少差别。从此开始那更加漫长、没有尽头的“继续改造”生活。
这时候，我已经妻离子散，孑然一身。早先的朋友嘛，也怕沾上我这个“摘帽右派”受到牵连，大都和我划清了政治界线，不敢来往了。
我在劳动教养期间，前几年不但一分钱收入也没有，连肚子都填不饱，后两年开始有了工资，还从每月27元涨到32元，除去伙食费，再买点儿日用品，也攒不下几个钱。解除教养的那一天，从中队统计员那里领回来的存折，居然还有86块钱的余额，简直是奇迹！
说起领这个存折，还有一个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故事。
我的工资每月32元，到月底并不是直接发给我，而是由中队统计员做账，存进银行里，存折则由中队统计员集中保管。每月吃多少伙食费、买多少日用品，都由统计员做账，从银行里取出。解除教养的那一天，我在“解除劳动教养通知书”上签字以后，就从统计员那里领回属于我的这个存折。这个存折的封面上虽然印的是“中国人民银行”，但是到任何一个银行去取，都取不出钱来，而只能到场部的管教股去取。——这是为了避免教养分子盗取存折逃跑而专门设计的对应办法。
我决定把这笔钱取出来。——我好几年没上街、没摸过人民币了，急于要取钱去买东西的心情，是可以想见的。
我急匆匆地到管教股去领钱。都下午三点了，管钱的干事还没来上班。又等了半个多小时，一个二十多岁、穿着时髦的年轻姑娘才扭搭扭搭地扭了进来。我递上存折去，声明全部取出——即便我要存钱，也要找个“真正的”银行，绝不存在劳改农场的管教股！——那姑娘拿起算盘来，劈哩啪啦地打了一通，然后绷着脸告诉我说：“本金八十六元，五分钱利息，一共是八十六元零五分。”
我大感惊讶：我一个月至少能存五块钱，即便按千分之一的月息计算，五块钱存一年也有五分钱利息，怎么我八十六块钱存了一年多，却只有五分钱利息？我不敢多说，只问了一句：“怎么这样少哇？”
那姑娘抬头瞪了我一眼：“就这么多。你想要多少？”
我嗫嚅地说：“我八十多块钱存了一年多……”
她又瞪了我一眼，轻蔑地说：“你存过钱吗？活期储蓄，每年一月一日和七月一日把利息都加到本金里去了，你懂吗？”
我还是不大相信：“那么，从七月一日到今天，八十多块钱，存了三个多月，总不会只有五分钱利息吧？请你再算算。”
她不耐烦地拿起算盘，又拨拉了一通，这才不好意思地说：“哦，我进错位了，不是五分，是五毛。这样，一共是八十六块零五毛。”
我对她的算法还是不大相信，不过也不想再跟她磨牙了，就不再说话。接过钱和利息清单来，看了一眼上面的一个小戳子，“王秀英”三个字就在我的脑子里生了根。事隔四五十年后的今天，依旧没有忘记。
解除教养后的第一个休息日，我向指导员请准了假，翻出一套好几年没穿的毛料子干部服，擦亮了皮鞋，揣上我的全部积蓄，大摇大摆地进城去了。
团河农场在大兴县境内，离北京市永定门还有四十多里。虽然有长途公共汽车可通，但是每逢星期天，那车上的人，装得比沙丁鱼罐头还挤，而我又有个晕车的老毛病，车越挤晕得越厉害。因此，我的第一个“自由日”，进的是“大兴县”这个城，而不是“北京市”那个城。
凡是经过几年劳改，一旦得到释放的人，只要兜儿里有几个钱，第一次进城，不把这些钱花完，总是不甘心的。我既然是个具有七情六欲的凡人，自然也摆脱不了这种心理状态的控制。只是我花钱的方法，和大多数人不一样罢了。
别人恢复自由后第一次上街，头一件事情就是上馆子。在劳改农场啃了几年玉米面的甚至麸子面的窝窝头，仅有的一点点儿肠油，早就被刮得干干净净了，何况刚刚经过的那三年“自然灾害”，吃的是“糠菜代”，人人肚子里都素得不行，看见什么都是美味佳肴，就连猪头肉，一口气也能吃它一两斤。进了馆子，只要口袋里有钱，还不是什么好吃的吃什么？所以，凡是刚从劳改队里放出来的人，就好像从饿鬼道里逃出来的饿鬼一样，这第一个“自由日”，喝醉了人事不醒地被抬回来者有之；带上一个旅行包装满了饼干、点心、罐头、鱼肉、烟酒之类扛了回来者也有之；甚至吃得过多送进医院去开刀者也有之；除了极爱面子者之外，独独没有人在衣着打扮上花钱：这是因为几年劳改，学得更加实际了，穿惯了褴褛的衣衫，爱美之心，早已经消失殆尽也矣。
我从小家里管教很严，一生无嗜好，烟酒不沾，也没有吃零食的习惯，即便进了劳改队，也只知道读书写作，被称为“苦行僧”，也被称为“三余庄精力最充沛的人”：因为我的衣袋里总揣着一摞旧书裁成的卡片，哪怕在工间休息的十五分钟，也要掏出来继续编我的《汉语世界语大词典》，或者继续构思我的长诗《望娘滩的故事》①，一有了佳句，立刻记在随身携带的“卡片”上。
这时候，我编的词典已经初步完成，正在进行学术著作《浙江缙云方言初探》的写作，很需要到北京图书馆去查看一些数据和参考书。既然我最怕挤公共汽车，于是我决定把我的全部存款用来买一辆自行车。
大兴县的县衙门，清代以前一直设在北京城里的“大兴县胡同”，县境内根本就没有县治。据说直到民国年间，还是如此。1948年北京解放以后，才把县治设在黄村镇。到了1963年，黄村镇虽然已经做了十几年县政府所在地，但依旧是小乡村的规模，只有一条狭窄的土石街道，两旁的房屋低矮破烂陈旧，只有县政府是一座四合院的平房，看样子还是当年地主或官商的大宅院。整条街上，没有一座三层以上的大楼，更没有几家店铺。我到理发店理了发，到照相馆照了一张“免冠”纪念照，最后到了卖自行车的县五金交电公司。这里虽然只有三间平房，却算是本县除百货公司之外“最大”的大商店了。
走进去一看，车子倒是不少，但是价格都在150元以上。区区八十多元，差着将近一半儿呢！我摸了摸口袋，无可奈何地正想走开，打算到就在旁边的信托公司去看看有没有旧车出售，忽然看见电器部有人在调试收音机，声音宏亮，居然还有点儿低音共鸣。我从小就是个课余无线电爱好者，曾经从矿石机装到超外差收音机，就不由自主地踅过去看热闹。
摆在柜台上的，是一架再生式四管半导体收音机，一级检波，一级中放，一级推挽功放，木制的外壳，面板比一本《红旗》杂志还要大一些，有一个拳头那么厚，安的是一个四英寸的扬声器，难怪声音宏亮而有共鸣。——这种收音机，现在是绝对不会有人欣赏了，但在那个时候，半导体在大陆还是时髦的新鲜玩意儿，特别是像我这样与世隔绝了好几年的老牌无线电爱好者，它那诱惑力，似乎又强烈了好几倍。
调试的顾客嫌它个儿太大，摇摇头，表示不满意。我这个怯老憨(gǎn敢)，却觉得这是一件难得的好宝贝。一问价格：七十元整。虽然相当于我两个多月的工资，却是我目前的经济力量所能够承受的。我捏了捏兜儿里的钱，决不定是买车子好呢，还是买半导体收音机好。
买车子，还要攒七八十块钱，这对我这个每月只能储蓄五六块钱的“一级农田工”来说，意味着还要勒紧一年半裤腰带；而“得到自由”以后，再要像教养时期那样清心寡欲，似乎也太难了点儿。如果买半导体收音机呢，现在就可以捧回劳改农场去，而且无疑能够引起轰动效应。
我犹豫再三，终于下定了决心，几乎掏干了我的全部积蓄，买下了这台颇为笨拙但却肯定能给我带来欢愉的半导体收音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