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滋滋地捧着这台罄我所有方才买下的“爱巴物儿”,高兴得像是叫花子拣到了宝贝,边走边听。偏偏这时候老天爷瞧着我有气,挺好的天儿,转眼之间堆上了乌云,竟像夏季似的,不大不小的雨点儿就砸了下来。从县城回到我的住地,足有七八里路,小跑也得半个小时,那时候我32岁,经过劳动改造,思想改得怎么样了谁也不知道,身体倒是明显地强壮了不少。1949年10月,我在湖北雨中行军,膝盖以下的裤子从来就没有干过,加上饥一顿饱一顿,早上天不亮吃六大碗米饭,要到天黑了才能吃到下一顿六大碗,吃完了倒头就睡,也顾不得烧热水烫脚,12月3日到了重庆,就患上了严重的胃病和关节炎,肚子一饿就疼,两膝酸痛得迈不开步子,严重的时候,上食堂买饭都要扶着墙走;1956年又发现肺里有一个乒乓球大小的瘤子,加上神经衰弱夜里睡不着觉,一个才二十多岁的小青年,身体衰弱得像老头子似的。劳改了几年,根本没吃药,什么病都没有了,连肺瘤都奇迹般地自行消失了;扛着二百斤的米袋能上跳板,抬着四百多斤的抬儿能上坡,淋着雨插秧割麦子更是常事儿,这点儿雨,还不至于把我给淋化了。但是我心疼这架罄我所有买下来的半导体收音机,是一种典型的“舍命不舍财”的心理。四面一看,前面不远处就是长途汽车站。我紧跑了几步,钻进了候车室。
候车室里人特别多,其中至少有一小半儿是跟我一样暂借这个屋檐下聊避风雨的。大厅里仅有的几排靠背椅子,早就挤满了人。我反正闲着没事儿,就把半导体打开,找个窗台放下,入神地听电台播送的音乐。
我眼睛看着窗外天空,并不注意周围人对我有什么反映。那年月,不但见过半导体收音机的人少,许多人更连听也没有听说过。所以不多一会儿,在我的周围,就围上了好几个人,睁大了惊讶的眼睛,瞪视着这台没有电线连着的“话匣子”,窃窃私议。
“瞧,这台收音机不用电!”
“不是不用电,是用的干电池。”
“我家街坊有个耳机子,根本就不用电。”
“不用电的是矿石机,只能用耳机子听,有这么大声音么?”
“对了,这机子不但声儿大,杂音还特别小,不像我家那台电匣子,嗡嗡嗡的比唱戏说话的声儿都大。”
“这音乐可真好听,好像千军万马。”
“好听什么呀,乱糟糟的,我就爱听评剧。”
……
我无意间转过头来,发现注视着收音机大发议论的,是两个姑娘。一个大约二十二三岁,白衬衣外面,套一件大红色开襟毛线衣,梳两把小刷子,无非是尽量把自己往小里打扮;一张倒长着的瓜子脸,倒还白净,但是缺少红晕,是那种属于缺少美感的苍白,一米六五左右的个子,不胖也不瘦,尽管不是婀娜多姿,也还胸脯丰满,腰身苗条,虽然不是美女,至少还看得过去,不算丑姑娘。另一个大约十五六岁,身高绝不会超过一米五,圆圆的脸蛋儿白中透红,两只挺大的眼睛滴溜乱转,还是双眼皮儿,最显眼的,是两只特别高大的乳房,把米黄色夹克衫的前胸部位顶起老高,和她的年龄与身高很不协调。看她们的模样,不论个子高矮,都已经是成熟的少女,但看她们的言语神态,却又天真烂漫,稚态可掬。最为突出的是:两个人的双手,手背部分都比一般人要黑得多,而手腕以上,却又都是白白的了。也就是说,黑白之间,在袖口部位有一条颇为清晰的分界线,一望而知她们都是穿着长袖子衣服经常在野外劳作的人。
多年的监禁,跟女性特别是年轻的姑娘基本上没有任何接触,一旦接近了,不免有一种天然的异性相吸的感觉。见她们盯着我的爱巴物儿议论起来喋喋不休,久久不肯离去,不由得引起了我与她们交谈的兴趣,就把收音机的后盖板打开,指着底板和电池对她们说:“这叫半导体收音机,用的是四节一号电池。如果加一个电源变压器和整流器,也可以用交流电。正在播放的音乐,叫做《威廉·退尔序曲》,是一首世界名曲。你说的不错,乐曲描写的,正是起义的老百姓骑在马上杀向战场的场面。”
年长的一个听见我肯定了她的说法,来了兴趣,不无自负地说:“怎么样?我说好听吧?原来是世界名曲呢!”
年幼的一个不服气,噘了噘小嘴儿说:“世界名曲又怎么样?我看就不如新凤霞唱的好听!嗨,能换个台,来段儿评剧吗?”
年长的一个却不同意地说:“评剧太贫,翻来复去老是那一个调调儿,能不能放一支舞曲?我就爱听舞曲。”
我笑着摇了摇头:“这不是录音机,想听什么就来什么。放什么,可得听人家电台的。”
我见那小姑娘显出一脸失望的样子,尽管许久没听的名曲还没有放完,也还是违心地转动了旋钮,把整个频道上的电台都选择了一遍,最后停留在一个播放京剧的电台上。唱的似乎是《赤桑镇》,那嘶哑的黑头唱腔,分明是包文拯。
年长的那个立刻叫了起来:“难听死了,哇啦哇啦的,吵得人脑浆子疼,还不如刚才那个好听呢!快换回来吧!”
年轻的一个马上表示异议:“就是京戏,也比那个好听,甭换,甭换!”
我不禁又一次笑了起来:“你们这一争,我可就无所适从了。干脆让它歇一会儿吧!”说着,“啪”地一声就把收音机关上,又随口不经意地问:“你们两个,是同学还是姐妹?”
年长的一个白了我一眼,以一种轻蔑的口吻对我说:“你这个人好没眼力!如果是同学,我比她大五六岁呢,我该是个大学生了,她还是个初中生,怎么能是同学?如果是姐妹,你看我是长乎脸儿,她是圆乎脸儿,再说,你看她那个儿……”
这句话没说完,年幼的那个不乐意了,嚷着说:“你老说我个子矮,就不说我才十五岁,人家还长个儿呢!”
年长的半真半假地损她:“你尽长心眼儿了,还长个儿哪?长抬头纹去吧!我十五岁那会儿,就有现在这么高!”
年幼的无法辩驳,有点儿强词夺理了:“你们家吃什么?我们家吃什么?我要是从小就喝牛奶,能不长个儿么?”
年长的仍不饶她:“说那个干什么呀?人家喝棒子面糊糊的,也长一米八的个儿,你怎么不说你十三岁就……”
这句话没说完,年幼的急了,扑过去就要撕她的嘴,年长的并不跟她玩儿真的,只是嘻嘻地笑着往后躲。在这样的场合,我这个“外人”,只好临时充当一下“和事佬”,用打圆场抹稀泥的口吻说:“个儿高的,亭亭玉立;个儿矮的,娇小玲珑,各有各的好处,有什么好争的?女大十八变,十八岁以前,总还要长点儿个儿的,何况女人生一次孩子,骨节松一松,还有可能窜起一寸两寸来的呢!”
年长的瞟了我一眼:“你是卖膏药的,还是说相声的?一张嘴,倒是真能白胡的呀!”
我笑笑:“我既不是卖膏药的,也不是说相声的,我是个写小说的。我来猜一猜,你们两个,都是农场的工人,对不对?”
年长的正要支吾,年幼的究竟好哄,已经承认了:“你怎么知道的?”
我笑笑:“这不是明摆着吗?你们两个,脸蛋儿长得又白又嫩,两只手却特别黑,可见你们是戴着草帽、捂着口罩在野外工作的。我猜得对不对?”
年幼的听我说得风趣,立刻忘了刚才的争执,拍着巴掌大笑起来:“你是个侦探吧?”
我幽默地点点头:“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说是,因为我写过侦探小说,多少也懂点儿侦破学、推理学;说不是,是我从来没有接受过客户的委托。现在我再来猜一猜:你们两个,是不是都是天堂河二分场的职工?”
这一回是年长的表示惊讶了:“大兴县有那么多农场,你怎么就判定我们是天堂河农场的?”
我一本正经地娓娓道来:“大兴县尽管有好几个农场,可是劳改农场不许犯人随便外出,国营农场没有女队,除了公安局办的农场,谁也不敢招收未满十八岁的‘童工’。只有天堂河……”
“看起来,你对这里的农场还一清二楚的呢!你究竟是干什么的呀?”
“你知道这里附近有一个国务院农场么?实话告诉你们,我的单位直属国务院,我常常到国务院农场来参加劳动,别的情况不大清楚,附近有几个农场,倒是听说过的。”
我说的话半真半假:说真,那是一九五七年以前的事情;说假,因为现在国务院农场根本就不存在了,早已经交给团河农场,成为二大队的二中队,也就是我现在所在的中队。可是附近的居民叫习惯了,依旧把二大队二中队叫做“国务院农场”。我说我是“国务院农场”的,也不算全是瞎话。
她们两个互相望望,分明是不知道大兴县有一个“国务院农场”。看看我的仪表,一身笔挺的料子干部服,戴着眼镜儿,头发镜光,皮鞋锃亮,文质彬彬,相貌堂堂,不由得不相信。
我心里暗笑:看起来,当一个骗子并不难,至少骗骗这样的黄毛丫头,凭我这样并不高明的骗术,就能一骗一个准儿。
年长的听说我是国务院的干部,立刻对我尊敬起来,也亲近起来,自负地说:“我父亲也是个干部,他是宣武区区政府的。”
“还是个科长级干部呢!”年幼的帮她做了注解,也为她刚才说的“你家吃什么”做了注解。
年长的叹了一口气:“科长级干部,管个什么用?要是再大点儿,我就不至于……”
据我所知,天堂河农场,是北京市公安局十三处——治安处办的。这里既不是劳改农场,也不是劳教农场,而是另有一个名称,叫做“组织劳动农场”。这是新中国特有的一种农场,别的国家,估计不会有。凡是到这里来劳动的人,都犯有某种小过失,例如打架斗殴、小偷小摸、乱搞男女关系或搞同性恋、卖淫次数不多的暗娼等等,虽然不够判刑和劳动教养的条件,可是已经被机关、学校、工厂开除,变成了“无业游民”,或者不服从组织分配,逃回北京来,变成了没有户口的黑人,于是就用“组织劳动”的名义,把这些“社会闲散劳动力”组织起来,进行劳动生产,由公安局治安处管理,名义上不算处分,实际上带有半强制性质,不是“自觉自愿的自动组织”,而是“强迫性的被组织”,你不愿意来,根本不行;来了,如果表现不好,还要“升级”为劳动教养或者判处徒刑呢。
这种不属于劳改处管而属于治安处管的“准劳改单位”,北京市公安局系统中也有好几个,例如琉璃河沙石厂、东北旺苗圃等等,都属于“组织劳动”范畴。其特征,第一是带有强制性质,第二是员工中没有工会的组织。后来在“文革”期间出现的“强制劳动”(简称“强劳”,着重于劳动,属于劳动改造范畴)和“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着重于交代问题,属于拘留审讯范畴),都是公安局办的类似组织,也可以说是“组织劳动”或“劳动教养”的“学前班”或“预科”。
整个天堂河农场一共有十个分场,其中二分场全是女性,共有五百多人。这些“叛逆的女性”,在公安局办的强制性农场里,不敢不老实,但是每逢休息日,简直是放虎下山,折腾起来,依然相当厉害。每逢天堂河农场放假,北京市的治安警察和“小脚侦缉队”就要比平时忙碌得多。
团河农场三大队的“少年职工”,都是少年犯管教所期满释放出来的未满十八周岁的“小闯将”。这些人年龄虽小,却大都是性早熟者。团河三大队和天堂河二分场相距不到十里路,这些少年职工夜间偷偷儿跑到二分场去“偷香窃玉”,把女流氓勾引出来钻玉米地,或者因为争风吃醋而大打出手的故事,就像我这样的被监禁分子,也是时有所闻的。特别是我解除教养到了“国务院农场”这个就业中队以后,队里就有好几个“二劳改”或娶了天堂河农场的女职工做老婆,或者和那里的女流氓勾勾搭搭地做“露水夫妻”。尽管我到二中队还没有几天,但是听说过的这种“风流轶事”,为数还真不少。对于这个人间“天堂”里的秘密,我早就产生兴趣了。今天是我的第一个“自由日”,鬼使神差,无意中让我碰上了这两个“天堂神女”,我怎么可以失之交臂,当面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呢?既然人家并不知道我的真正身份,我何不将错就错,或曰冒一次险,去一探这就在北京郊区但却鲜为人知的神秘世界呢?
我灵机一动,就说我是个作家,很想去闯一闯这个禁区,体验一下生活,请她们俩一定帮忙。
年长的犹豫半天,为难地说:“我们那里,是女人的世界,在宿舍里,穿得很随便,绝对禁止男人进去的,我怎么好带你去呢?再说,我也不认识你呀?”
我笑笑:“女人的世界,不让男人观光,这个我能理解。照我想,大概是怕发生问题吧?你看,我是个不规矩的男人么?再说,那么多姑娘在里面劳动,她们的父兄,难道都不许去看望一下?可见不许男人进去,并不是绝对的,而是要看去的是什么人。如果说咱们不认识,这个好说:昨天咱们不认识,今天,往后,咱们不是就算认识了么?”
年长的还迟迟不敢答应,年幼的胆子似乎比她大得多,插嘴说:“张姐的顾虑也太多了,这位同志是国务院的干部,又不是玩儿闹的,准不会惹事儿,你怕什么?要是你觉得不好说话,我出个主意:就说他是你家的什么人,给你送什么东西来的,先到分场部登记,正大光明地去看望你,队长还能不让你接见么?”
我连说这是一个好主意,要她照办。年长的还有些胆小,说是一旦拆穿了西洋景,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又指着年幼的推托说:“这个主意,可是你出的,为什么不说他是你的大哥或者叔叔什么的呢?”
年幼的鼻子里“哼”了一声:“废话!你不知道队长三天两头往我家跑?别说我家里有几个亲戚队长一清二楚的了,就连我家有几个瓶瓶罐罐儿,队长们全都明明白白的,我蒙谁去?不像你,你爸是个科长,你自己又是个班长,队长对你特别相信,却不知道你家里究竟有几个哥哥、叔叔、表兄、表叔,偶然说一次瞎话,队长又不是神仙,能知道什么呀?”
话说到了这个地步,年长的似乎也不好意思推托了,只好点点头,表示答应,当即商量好了:我算是她的小舅舅,是因为到固安县出差,路过天堂河,她妈让他顺便给她送东西来的。——舅舅嘛,不算她家的人,队长问起来,也好支吾。
我把收音机的后盖板安上,正打算装进纸盒子里去,年幼的一眼看见纸盒上印的字,叫起来说:“这个话匣子还是福长街出的呢。我家就在福长街住,怎么连我都不知道那里有个无线电厂呢?”
年长的又损了她一句:“可福长街上有几家饭馆儿,你一定门儿清吧?”
我们三个说着笑着一起走出了车站。这时候,雨点儿已经变小,只剩下牛毛细雨还在连绵而下,倒有点儿像是“毛毛雨,下个不留停”的江南秋色。走到街上,尽管还有似雾非雾的潮气扑面而来,雨伞倒是用不着了。我们的第一件事情,是上街去买必要的手持道具──带给我“外甥女儿”的东西。
走在路上,我们彼此通了姓名,得知年长的姓张名慧芳,家住市里西什库草岚子胡同四号,也就是中共建政前的“北平军人反省院”,关过许多共产党员的,连现任北京市市长都在那里面关过,现在改作机关宿舍了。她还特别关照我:她舅舅叫赵振华,是北京机床厂的技术员,今天是到固安县出差回来,顺便给外甥女儿送点儿东西的,如果队长问起来,可千万别说错了。看起来她倒是真有这样一个舅舅,只是从来没有今后也不可能会到这里来给她送东西罢了。那个年幼的赶紧也自报姓名:她叫刘桂芳。刚才她已经说过,家住前门外天桥福长街。──我知道,那里1949年前是贫民和下等妓女的聚居地,这姑娘的家境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囊中羞涩,拢共只剩下十几块钱了,不敢多买东西,时近中秋,月饼已经上市,不但是节令食品,豆沙、枣泥、自来红之类,六两粮票能买十个,不过两块多钱,就装了一匣子,再买上两斤杂拌儿糖块儿,一共才六块多钱。想到她两手黧黑,又给她买了几副线手套。这时候已经将近十一点钟,按说我应该请她们吃一顿饭的,可是口袋里剩下的几张票子,只够我一个人吃的了,无可奈何,只好不提此事,回到汽车站等车。
从黄村车站坐汽车到天堂河农场二分场,应该在“天宫院”站下车,大约六七里地,票价两角。这里是始发站,几乎任何一趟往南去的车都经过天宫院,所以不出十分钟,我们坐的车子就开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