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团河农场,没有一个人知道我进城唱过这样一出好戏。
农场的规矩:每逢场休,牛圈、猪圈、粉房、值班等等必须正常运转,属于这些部门的人如果要休息,就需要有一批人“顶班”。顶班的人另外安排时间休息,称为“倒班儿”。许多娶了“天堂神女”而又有个“家”的人,大都被安排到这些部门去替班儿。我既然约了李全真在她的下个休息日见面,不管她去不去,我必须准时去等她。因此,一周后团河农场休息,我跟统计员说了一声,愿意倒班儿。统计员安排我到粉房烘干室干了一天活儿。到了下一周天堂河农场休息的日子,我又一早进城了。
因为我不知道李全真家住何处,而北京图书馆正好在市中心,更主要的是那里离北大医院近,所以我约她见面的地点,依旧是北图主楼门口。
那天天气比较冷,小风凉飕飕地刮着。我穿着长毛绒里子的派克大衣,还觉得颇有寒意,不得不站到主楼大门的里面去,隔着窗玻璃往外看。管理员问我为什么不进阅览室,我说等一个朋友。管理员也没难为我。
九点差五分,忽然看见一个穿棉猴儿的女人匆匆往大门这边走来,但不像是李全真,而是像张慧芳。更糟糕的是,在她的身后,还跟着一个男人。我的心“突突”地狂跳起来,一时决不定如果真是张慧芳带人来盘问我什么,我该怎么回答。这可是我事先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我眼看着他们款款地走来,近了,近了,可以看清确实是张慧芳了。只见她走到台阶前面,站住了脚步,向四周观察了一下,似乎决不定上不上台阶。而走在她身后的那个男人,却步履矫健地迈上了台阶,终于推门而入。这时候我才意识到他们俩人原来不是一伙儿的。
我不能再躲在大门后面偷看了。不管是什么原因李全真没来,我必须和张慧芳见面,问个清楚明白。我拉开大门走了出去,喊了一声“慧芳”,又朝她招招手,示意她走上台阶来。
我们一起走到大门内西边的一个角落,这里背风而向阳,至少比在台阶底下暖和些。
她走了过来,脸上一点儿笑容也没有,两眼直勾勾地望着我,先发制人地问:“你一定要问,为什么李全憎没来倒是我来了,是不?”
我有些尴尬。因为这一回我没约她而是约了李全真,事先并没有跟她说。不过她不等我答复,就接着下茬儿又说开了:“别以为我没把信交给她。我一回农场,就把信给她了。还是在她干活儿的时候给她的,当时周围没有别人。她问我是谁写的信,我说是返场的时候在黄村车站碰见一个人让我转交的,我不认识。她当着我的面就把信拆开了。看了信,她问我:‘这不是你舅舅写的信吗?’我反问:‘这跟我舅舅什么关系?’她说:‘那天帮我干活儿的人,他说他是市局的,不过后来我听说是你舅舅。你跟我说实话,这信是不是你舅舅写的?’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是好,她又说:‘我把信读给你听听,是不是你舅舅你就明白了。’她真的把信都读给我听了。你信里先说那天帮她挖过苹果坑,你们俩算是认识了。你介绍你自己,说你原来在《光明日报》工作,后来调到了国务院系统,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现在已经摘了帽子。接着写:你偶然进了一趟天堂河农场,听到了关于她的一些传闻,你对她的处境非常同情。接着下面说了许多道理,要她把那个不负责任的男人揭发出来,又劝她千万不要把孽种留下。还说如果因为胎儿月份太大不好做人流,北大医院的妇产科主任医师是你嫂子的嫂子,你可以帮她去走后门。下面就是约她今天这时候到这里来跟你见面了。难怪你要约她到这里来呢,原来这里离北大医院只有几步路。”
我有些奇怪,反问说:“我这样写,没错呀?上个星期天,不是跟你商量过的么?”
她负气似地耸耸肩膀:“对你来说,也许没错。可你这样一写,就把我‘搁’里面了。我舅舅姓赵,你姓吴;我舅舅是机床厂的技术员,你是个记者,还是个右派。更糟糕的是:那天你跟李全真说你是市局的。你一下子有了三个身份,其中一个与我有关,可我又说我不认识你。这样的戏,你叫我怎么唱?”
“这有什么关系呢?既然我要跟她交朋友,我在她面前,难道还要隐瞒自己的真名实姓么?”
“你在我面前,可就没说你是个右派。在她面前,你说这些干什么?你倒是老实,不想隐瞒你的身份,可你知道她怎么说?‘一个右派,也想来打我的主意,别痴心妄想了。’还说世界上的男人没一个是好东西。我告诉过你,她这个人脾气古怪,有时候固执得简直不可理喻,好像世界上只有她一个是好人,别人都是坏人,都想害她。她不单不合群儿,还特别爱打小报告,把周围的人都得罪了。你这么一闹,她跟我翻儿了,说我跟你合着在算计她。她逼着我说出你的单位地址,要不就把你这封信送到分场部去。可我到今天都不知道你的单位在哪里,也不知道你住在什么地方。他要是真把你的信拿到分场部去,你假冒我舅舅的戏也非被揭穿了不可;我在二分场干部的眼睛里,就不是个听话的好班长了。你想啊,这一来,我是不是栽在她手里也就是栽在你手里了?”
我真没想到事情会是这样。也是我一时欠考虑,在信中说得太多了。如果先不暴露自己的身份,而是把她约出来以后再 “相机”说话,该有多好?但是现在为时已经晚了,只好无可奈何地问她:“那么你是怎么跟她说的呢?”
“我还有什么办法?只好把那天怎么在黄村车站遇见你的经过统统都跟她说了,还帮你说了许多好话,说你是真的关心她,为了她好。可她怎么也不肯相信。我跟她说了半天好话,她总算答应不把信交到分场部了。可又不肯把你写的信还给我。她这样的人,一会儿一个主意,谁敢担保她不会改戏呢?都是你事儿多!就算她不报告分场部,从今往后,她抓住了我的把柄,我还不得什么都听她的呀!”
我绝没想到李全真会是这样一个姑娘。正像人们说的那样:可怜之人,必有可气之处。真是个“李全憎”,如今连我也憎恨起她来了。我原来的想法,觉得她不是个女流氓,在农场不合群儿是必然的,但和我必定有共同语言。没有想到我的一片好心让她当成了驴肝肺。现在事情闹僵了,对我来说,倒是无所谓,大不了以后不再到“天堂”去猎奇就是,可张慧芳一时半会儿的还离不开那个人间的“天堂”。为了我的一念之差让她吃挂落,这可不是我的本意,但又无可奈何。世界上,再也没有不被别人所理解、被别人所误会更为难受、更为别扭的事情了。现在的情况是:我不憎厌她,她却憎厌我。我自以为以我“右派”的身份跟她这个“天堂神女”交个朋友是“肩膀头”一般齐的;可在她看来,她不属于“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比我的社会地位绝对要高出一等,根本无法俯就。如果我不写明我的真正身份,仅仅只提就是那天帮她挖过苹果坑的人,事情的发展也许不会是这个样子。我暗暗好笑:“人贵有自知之明”,可是直到今天,我还不知道自己是老几,难怪到处碰壁,寸步难行!
幸亏我还留有最后的一手,没把我是团河农场就业人员的底牌翻给她看,至少还好说话些。我打开手提包,在小本子上刷刷刷快速写了几行字,然后迭成一个“马莲垛儿”递给慧芳,说:“你把这个带给她,告诉她不要把世界上的人都想得太坏了。她不肯接受我的帮助,我也不勉强。不要怕她把我的信交给分场部。我的信里没一句出格的话,拿到哪里去都不怕。你带我进了一次天堂河,让我了解到许多本来无法了解到的事情,我再一次感谢你。为了不再给你带来麻烦,你们农场,大概我也不会再去了。从你的言语中我也听得出来,你得知我是个右派分子,对我也很失望。所以咱们俩的戏,也只能演到这里为止了。我还有些事情,咱们再见吧。”说着,我伸出了右手。
她迟疑了一会儿,终究还是伸出了右手,却又不甘心就此收场似的问了一句:“如果事情有了变化或者发展,我怎么跟你说呀?”
我把手缩了回来,说:“我知道你家的传呼电话。过一段时间,我会打电话给你的。”
说完这一句,我就大踏步地走下台阶,头也不回地出了北京图书馆大门。
好长一段时间,我都为自己这样不负责任地把麻烦留给她而感到羞愧。不过当时我确实考虑过,我既不能跟她说实话,又不能再一次欺骗她,结果只好这样不了了之了。
不久就是春节。自从进了劳改队,我已经好几年没回家过年了。在春节的前几天,我请了探亲假回上海去探望父母。上车之前,忽然想到那天正好是天堂河农场的休息日,就在车站附近给她打了个传呼电话。正好她在家里,不久就回了电话来。长话短说,她只简单告诉了我两件事儿:第一,李全真肚子里的孩子,终于有人承认了。那是她哥哥的朋友。也不知道是临时拉来垫背的,还是真有那么一回事儿。反正已经有人打算娶她,分场部也不追究了。关于那封信的事儿,她也没有再提起。第二,慧芳她自己春节期间也要结婚了,对方是机床厂的工人,就是她舅舅给介绍的,婚后她也有可能到机床厂去当工人。因为她在天堂河农场表现良好,没有犯任何错误,农场领导表示可以放她。
我终于完全放心了。两个和我有过莫名其妙关系的“天堂神女”,从此和我都没有任何关系了。我到了上海,买了一条乔其纱的披巾,用我原来的的名字“吴佩珏”寄到了慧芳家里,算是感谢她给我提供了这样好的写作素材,算是“舅舅”对“外甥女”结婚的祝贺,也算是我们之间一切关系终结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