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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人憎厌，我却不憎
书名：传奇作家的传奇婚恋 作者：吴越 更新时间：2015-11-20 16:29 字数：11225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我这次闯进“天堂”，只为一开眼界，确确实实没有想在“天堂”里找对象的意思。尽管慧芳连连向我靠近，桂芳频频向我暗送秋波，但我回到二中队，躺到了自己的铺位上，却暗暗打定了主意：天堂之行，可一而不可再。慧芳嘛，听她自己所说，这里那里的人都认识她，肯定也是个“玩儿闹”的“圈子”无疑。如果我带她出去，万一碰上个膀大腰圆的氓爷上来要“截圈子”，我可没那能耐跟他们耍胳膊根儿。何况她还没有那么多的动人之处，值得我去为她做出这样的牺牲。因此下个星期天的约会，我是不打算去的。至于桂芳嘛，尽管她早熟，也有些楚楚可怜之处，人很聪明，胆子也大，看上去比慧芳还可爱些，但她到底还是个孩子。这样小的姑娘，即便是逢场作戏，即便是一宗买卖，尽管她是自愿的，似乎也不应该、不忍心。
相比之下，我倒觉得李全真和那个俄专的学生还有可取之处。李全真虽然可能在技术员的引诱之下失了身怀了孕，但应该考虑到任何人都有意志薄弱的时候，何况是在那样的环境和条件之下，对一个无助的弱女子绝不应该有太高的苛求。俄专的学生则根本就没有罪，既然“无产阶级无祖国”，相爱的男女为什么要分国界呢？糟的是那个阿尔巴尼亚留学生已经被遣送回国，她就是有通天的本事，这一辈子也别想再见到她的如意郎君了。
不过这也是我“比较而言之”的念头。真要我去跟她们求爱，似乎还不到时候。不说感情因素，即便想找对象结穷婚，手头没有几百元积蓄，想都不用想。而要想从我这每月32元工资中“攒下”二三百元，至少也要三五年。
转眼又过了一个星期。到了星期六下午，这一回“古兰达姆”不知道使出了什么高招儿，居然没被氓爷半道儿上截走，而是早早儿地就来到了小崔的身边。第二次见面，“古兰达姆”跟我也算熟识了，因为我的铺位紧挨着小崔，所以吃饭的时候，她也笑着向我点点头，算是跟我打招呼。
他们两个一边吃饭一边嘻嘻哈哈地聊着各自的所见所闻。聊着聊着，终于聊到了“天堂”中最近一周来所发生的最新新闻。“古兰达姆”说：就在今天下午四点钟她们提前收工之后，分场部召集了全场职工开了个简短的会，由分场长宣布了姓王的那个俄专学生劳动教养的决定，原因就在于她对自己的错误缺乏认识，四处告状，这一回，算是她把自己给告下来了。最后分场长还捎带着点了李全真一板：如果再不认识自己的错误，不主动坦白交代、认真检讨，下次休息，就别想回家了。等等。接着她就评论起这两个“大傻帽”的“死心眼儿”来。我却被她说得陷进了沉思之中，再也听不见她说的是什么了。
我居然也为这两个“傻姑娘”的“死心眼子”发起愁来。“理”这个东西，是只能够跟“懂理”或“讲理”的人去理论的。劳改队里的队长，有几个是真正懂得“理”的？古话说：“秀才碰见兵，有理讲不清”，就因为那时候当兵的既不懂理也不讲理。一个精通俄语的大学生已经被毁灭、被糟蹋了，另一个无辜的姑娘难道也要这样自己葬送自己么？
我一边吃饭一边沉思，眼前闪现的是那张被雨水淋湿了的苍白的脸，居然不知道吃的是什么东西、味道是咸是淡。我总觉得：这个无辜的姑娘，根本就不值得为那个完全出于逢场作戏而又不负责任的男人去做出这样重大的牺牲。是她的本性善良？还是受人蒙蔽？她的周围怎么就没个明白人给她点拨点拨呢？大家不喜欢她，叫她“李全憎”，我却觉得她并不那么可憎。根本原因，在于她和“小圈子”们不是一个体系，既不能相容相处，也不可同日而语。
我立刻作出了决定：明天我必须进城去，去和慧芳见面，目的是通过她，交给李全真一封信。我打算用我的生花妙笔剀剀切切地开导她一番。尽管我与她只有一面之交，但我相信她一定会听我的话。
难办的是明天我们不休息。公安局为了减少是非，有意不让团河和天堂河的怨男旷女们有会面的机会。当然，“二劳改”们出工没有武警押着，农场四周也没有高墙或铁丝网，年轻的小哥儿们要去与小蜜儿幽会，办法多得很：或直接从工地上溜号(园林工每人管理一个葡萄床，一进了葡萄园，谁也看不见谁)，或者先泡病号，等别人都出工了，再悄悄儿溜出去。但是我刚到园林队没几天，还不到独自管理一个葡萄床的技术水平，目前还只能给班长打打下手，根本离不开班长的眼皮子底下。更主要的是时间来不及：不论我是从工地溜号还是假借上医务所看病再溜号，九点钟是无论如何赶不到北京图书馆的。我得想一个主意，正大光明、合理合法地一早就进城去。
管理我这个小队的小队长叫王承宗，小个儿，三十多岁年纪，就已经头发稀疏，几乎秃头了。仅仅因为中队长也姓王，年纪比他大，所以大家都叫他“小王队长”。1948年前，他在北京有名的“馄饨侯”那里当学徒，据说还是个地下党员或参加过党的外围组织，建国后不知道怎么的进了公安局第五处，当过食堂管理员。他有一手极快的包饺子本事：三个人擀皮子，不够他一个人包的。他一手抓起一摞饺子皮儿来，只看见一个个饺子从他手里往外飞；反过来，如果他擀皮子，只看见饺子皮儿一张张往外飞，即使三个人包也来不及。他本来文化不高，通过顽强的毅力自学，不久就提高到中学水平。“文革”前第一次号召学“毛著”，他学得很认真，心得体会写得相当好。根据他的表现，也许是他自己的要求，调到团河农场园林队来当小队长。他是个典型的“沙威”式的警察，对园林业务并不熟悉，生产上的事情他也不怎么管，主要依靠技术员，但是对“老就们”的政治学习和思想教育却抓得特别紧，天天晚上组织全小队读报，还要讨论，由他自己坐镇，比别的小队严多了。他有一个特点：对小流氓特别凶，从来不给一个笑脸，对老反革命次之，独有对右派却特别客气。我来二中队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我读报主动，发言踊跃，劳动积极，还主动在全中队教唱歌，生活上更是规规矩矩，不违犯一点儿“场规纪律”，所以他对我的印象相当好，见了面总是笑嘻嘻的。农场的规定：请一天假，小队长有权批准，两天以上，就得中队批。我利用了这么个关系，打算去找小王队长请假。
要想请假进城，得有“急事儿”。我有什么急茬儿，非得明天进城不可呢？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的眼镜儿, 1961年在北京市监狱剧团的时候打碎了，当时就曾经请假出去到精益眼睛公司重配了一副，那副碎的，并没有扔掉，原本不过想万一再坏了可以用来拆零件，如今就拿它来做个借口吧。
我把戴着的眼镜摘下来藏进口袋，却把破眼镜找出来，拿到小王队长面前，要求明天请假一天，进城配眼镜去。——当时大兴县根本就没有配眼镜的地方，进“北京城”去配，是唯一的选择。
小王队长先是要求我克服几天，等到公休了再配。但是我却声称我没有眼镜什么也看不见，如今正在采摘二茬果，根本没法干活儿；接着就要剪枝，剪错了枝条还是小事儿，要是把自己的手指头剪下来，可就是大事儿了。小王队长听我说得邪虎，沉吟了一下，只说了一句：“你没了眼镜，进城可得小心，快去快回。”一天事假，就这样“诳”下来了。
我回到宿舍，“古兰达姆”还在和小崔又喊又叫又打又闹地起腻，一会儿滚在一起，一会儿搂在一起，简直是旁若无人。反正星期六晚上是法定的“自由活动”时间，不读报也不讨论，我就盘腿坐在铺上，恳恳切切地给李全真写起信来。
信写得很简单。我先告诉她：我就是那天帮她挖苹果坑的人。接着写：我到二分场以后，听说了她的事情。第一，我对她目前的处境深表同情，第二，我对她所遇见的麻烦表示惋惜。然后很坦率地告诉她：第一：对那个玷污了她却不负责任的男人绝不能姑息，尽管你不想报复，但至少应该杜绝他故伎重演；第二，所怀孽种，绝不能留恋，一定要根绝，不然的话，将造成终身的拖累和遗憾。如果因为超过五个月怕手术有危险，我嫂子的嫂子是北大医院妇产科的主任医师，这个后门我出面帮她走。最后请她慎重考虑后，在下个休息日上午九点到北京图书馆主楼门前等我。一者那里清静，二者离北大医院近，走几步就到。
我写完了信，又反复看了几遍，自己觉得态度是明朗的，言词是恳切的，特别是我曾经在雨天帮她挖过苹果坑，给她留下过“大侠风度”的印象，这回再次援手，对她来说，也不会感到突然。我想，只要她还爱自己，她一定会接受我的帮助的。何况我无求于她，我不离开劳改农场，根本就不考虑婚事。不过我却很希望有一位过心的异姓朋友，能够推心置腹地畅谈，互相帮助，相濡以沫，以求得心灵的慰藉。这样的朋友，只有与我“肩膀一般齐”的女性才有可能，而在我所见过的“天堂”诸“神女”中，除了已经“高升”的俄专高才生之外，大概只有她一个人有可能与我谈得拢。
我说的嫂子的嫂子是北大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并不是瞎话。尽管这门亲戚我很少走动，求上门去，估计还不会被拒绝。实在不得已，我干脆就承认那孽种是我的。
总之，那一夜我想得很多很多。我觉得我并不是自作多情，而是在具体环境中的必然选择。如果我不那样做，我似乎就不是我了。
为了避免车子拥挤会晕车，第二天一早我就到了“绵纺厂”车站等车。这个车站离我们二中队最近，是黄村始发站的第二站。车子过来，果然车上人不多。到了终点站永定门，刚八点钟。我不慌不忙地吃了早点，乘105路电车到了西四，想了想，又到红楼电影院买了两张电影票，这才安步当车，慢慢儿地往北京图书馆方向走。
到了北图门口，我四面看了看，并没有慧芳的影子。看看表，差五分九点。想起我与她约的是第一阅览室前面，就一直往大门里面走。还没到阅览室门口，忽然有人在我背后轻轻地拍了一下，又“嘻嘻”地一笑。我急忙回头，原来是慧芳。
看得出来，今天她是刻意打扮了一番的，料子裤子烫得笔挺，皮鞋也擦得锃亮，穿一件紫红色的薄呢短大衣，脸色白中透红，明显涂有脂粉，比上次在黄村车站邂逅相遇时漂亮了一些，但总不脱俗气，还不如李全真那纯粹的苍白自然动人；特别是她那笑眯眯的眼神，分明带有三分媚气，也不如李全真那双茫然、怀疑、求助、感谢的眼睛，平淡而庄重，却有一种瞬息万变的美。
“你刚来么？”我问。
“我八点半就来了。等了你小半个钟头，我还以为你来不了了呢。”她半歪着头，学着小姑娘的样子，忸怩地说。我还特别分明地听清楚了：她已经把“您”改成了更加亲热的“你”。
“是差点儿来不了。我不是说过么，过九点要是我还不到，那就是临时有事情，来不了了。”
“不过我还是相信你一定会来的。”
“为什么呢？”
“不为什么。我相信你不是那种蒙人的人，第六感官也告诉我你一定会来。我知道你一定还有许多话要跟我说。”
“要是我正好有事情来不了呢？”
“那我也得等到十点钟。”
“不用等到十点钟了。刚才我从西四过来，看见红楼电影院上演《雏燕展翅》，就买了两张票，十点钟的，是杂技片。我挺爱看杂技的，不知道你爱看不？”
“哟，怎么你又去买电影票了？不是给你说过咱们不看电影么？看什么片子不要紧，问题是……”
“你不是说蟾宫和胜利不行么，我买的可是红楼的呀？”
“东城和西城的电影院，哪家也不行。他们都认识我。看见我跟你在一起，不合适。”
“这怕什么呢？谁没个朋友哇！有人看见了，你还说我是你舅舅，不就行了？”
“你以为他们都像队长那么傻呀？”说着，她自己也不由得笑了起来。“我舅舅是什么模样，队长不知道，他们可都明白。这样的瞎话，只能蒙老憨(gǎn敢)！”
“公园不能去，电影院也不能去，咱们总不能在这里转悠一上午吧？”
“要不这样吧，”她又歪着脑袋想了想，这才说：“你把票给我，咱们各走各的。进了电影院，电影开演之前，你也别跟我说话。行么？”
这一回是我笑起来了：“怎么着？看场电影，还要像地下工作者那样秘密接头哇？”
她无可奈何地噘了噘嘴，白了我一眼说：“你要是做不到，那就把这两张票废了吧。”
我宽容地笑笑：“这有什么做不到的呢？又不要我做出什么牺牲，不就是别说话不是？行行行，我听你的，还不行么？”
她似乎很满意地笑笑：“这还差不多。你跟我在一起，就得一切都听我的。”
我也笑笑，调皮地说：“不，不是一切都听你的。这样的卖身文契我可不写。该听你的时候，我听你的；该听我的时候，你就得听我的。咱们两个都有自由独立的人格，谁也不能强迫谁服从谁。这是咱们两个交朋友的基础。”
“我也没说要强迫你呀！”她又一次往右歪了歪脖子，露齿而笑。“一方建议，一方同意，这是咱们的‘和平共处一项原则’，行了不？”
我点点头又努努嘴，示意她往东走走，别尽堵在阅览室门口说话。主楼阅览室的东边，是一个小花园儿，廊道一侧有可坐的绿漆廊凳。我们在廊凳上背对甬道坐下，两人相距约有半尺光景。她瞟了我一眼，直切主题地问我：“那么你先说说，你认识我，要求我给你做什么呢？”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这个，咱们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给你说过了。我是个作家，我想多观察一下你们那个世界，多认识一下你们中的那些人，然后利用这些素材创作一部小说，反映一下你们那个世界的喜怒哀乐和酸甜苦辣。特别希望多了解一些像‘七王妃’、李全真和姓王的那个俄专学生的经历。能把她们介绍给我，让我直接和她们交朋友，当然更好，如果不能，你给我详细说说她们的事情也可以。我以后写小说，保证不用她们的真名实姓，也不牵连到你，这个你尽可以放心。现在我来问你：你跟我交朋友，有什么要求和希望么？”
对于这个问题，她似乎早就有所准备，所以我一提，她立刻不假思索地说：“哟，你把我当成出卖情报的情报贩子呀？你放心，我给你提供写作素材，你的小说出版了，我既不要求署名，也不要求分稿费，只要你送我一本书，就可以了。”
“那你不觉得吃亏么？”
“交朋友又不是做生意，怎么能提吃亏不吃亏呢？现在你已经在农场挂了号，队长、干事和班里的姐妹都知道你是我舅舅，往后你隔长不短儿地到我那里走走，你想见什么人，我想个办法把她们给你找来，不显山不露水地让你当面跟她们谈，还不行么？哦，对了，那个姓王的俄专大学生，你想见也见不到了。她已经在昨天下午升了一级，送到教养所去了。她也真是的，都到了这地步了，还死要面子活受罪，愣说自己是正经八百的大学生，没犯什么错误。正经八百的大学生，能跟外国留学生在一起睡觉么？我就不待敬这一路人！直到昨天上了小吉普，还喊着：‘我不服，我没犯错误，我要申诉！’像她这样的，只怕到了教养所还要升级判刑呢！”
“那么那个李全真呢？她说出孩子是谁的了么？”
“没有。看样子她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了。她也真傻。在我们那里，没老公的姑娘怀孕是常有的事儿。找场部干事认个错儿，随便说个外面的男人的名字，这种两头乐意的花儿案子，谁还真去调查核实呀？只要把孩子拿掉，也就没事儿了。怪的是她没老公却一定要把孩子生下来。这不是放着自在不自在，自找不自在么？”
“既然她这样做，我想一定有她这样做的道理。可惜她没法儿把自己的道理说出来，也没个知己的朋友能够好好儿劝劝她。”
“我看你倒是能够说服她。你帮她挖过苹果坑，你在她心目中是个大大的好人。你的话，她一定听得进去。”
我赶紧顺着她的话茬儿往上爬：“那么，你能够把她带出来跟我见见面么？”
她无可奈何地摇摇头：“我可没那本事。这个‘假正经’，在她的眼睛里，我们都不是好东西。明明是为了她好，她还以为我们在算计她呢！”
“这好办。我写张字条，请你带给她。是我请她出来，总不至于说我也想算计她吧？”
“这个也很难说。她这个人，跟人不一样。不过我可以试试看。”
我见她已经点头，就见好就收，不再提起这件事儿，而是说：“时候不早了，咱们先去看电影。看完电影我请你吃饭。”说着站起身来。
她也站起身来，看了一下手表，却把手一伸：“现在刚九点半。你把票给我。你先走。我随后就到。记住，电影开演之前，别跟我说话。”
这是我们谈妥了的协议，我只好听她的。我把票给了她，先走出北京图书馆大门。
从北图到红楼，大约一站路，但却是两个“半站”：北图东面是北海站，北图西面是西安门站，红楼电影院在西安门与西四之间，所以没法儿坐车。不过城里的站短，走过去，也不过十几分钟就到了。我站在电影院门口等她，想看看她认识的都是哪些人，怎么打招呼，却一直等到九点五十五分，还不见她来，只好自己先进去了。找到了座位刚坐下不久，开演的第一遍铃声就响起来了。我回头看看，还是不见她来。直到第二遍铃声响过，灯光渐渐暗下来的时候，她才悄悄儿挤了过来，一声不响地坐在我的旁边，黑暗中捏了一下我的手，示意我不要说话，但这只手却再也没有松开。
电影演的是杂技团学员成长的故事，无非是把许多新节目用一个生编硬造的故事串联起来。好在看杂技是主要的，故事情节并不重要。开演之后，她用另一只手拽住我的胳膊，渐渐地把脑袋靠到了我的肩膀上来，捏住我的手，也捏得更紧了。四周都是人，我不想惹人讨厌，所以就默默地“领情”了，只是一句话也没说。
电影演到一半儿，她似乎憋不住了，捏了捏我的手，在我的耳朵旁边轻轻地问：“你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让我离开农场啊？”
我心里明白，她认识我，对我无所求是假的，不便于马上提出来倒是真的。尽管我知道自己根本就没那能耐把她从天堂河农场“挖”出来，但我不能使她太失望，所以只是模棱两可地轻声问她：“怎样才能让你离开农场呢？”
“我们是公安局办的农场，没有‘辞职’这一说。不过只要有单位肯正式用我，开出证明来，就可以办离场手续。”
“那么，你有什么专长呢？”
“我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没学过什么专业。”
“怎么不继续考呢？你说你爸爸是个科长，总不至于不让你再考一次吧？”
“我是想复习一年第二年再考的。开头天天在家里复习，做习题做得脑子都木了，就有上班了的同学约我晚上出去玩玩儿放松放松。开头不过看看电影跳跳舞，后来不知道怎么跳舞跳入了迷，一吃过晚饭就惦着往舞场跑。你可能也知道，机关单位，只有周末才办舞会。不过工厂的周末不一定是星期日，所以只要有门路，几乎天天晚上都能上舞场。我认识的人越来越多，找舞票的门路也越来越广。一跳两跳的，就没那心思读书了。第二年考大学，当然还是考不上。我干脆不再复习了，天天只想跳舞。那会儿只要一提‘西四皇后’，常进舞场的人没个不知道的。后来……后来，爸爸一生气，就把我送到农场去了。”
我心里明白，人们大都对自己的“过五关斩六将”津津乐道，而对“败走麦城”讳莫如深。她能够在一个陌生人面前说出自己高考期间跳舞跳入了迷，就已经很不容易。至于那“后来……后来”的后面，当然还有许多故事，她不便于多说也不想再说罢了。我猜测，她说的“爸爸一生气”倒是真的，但不大可能是她爸爸生气之后还亲手把她送进了公安局办的农场。这从她说的“爸爸的官儿太小，要不也不至于到这里来”这句话就可以得到解释。我并不想审她的案子，没必要跟她较真儿，就也借坡下驴，半带安慰半给希望地说：“你没有一技之长，要我给你介绍工作是难点儿。我是文化界人，介绍的工作也只能是跟文化有关的。哪怕你会打字呢，我也有个说辞儿不是？这样吧，你抓紧时间练字，把字写得漂漂亮亮的，最好学会刻蜡版、学会打字，找工作的事儿就方便多了。”
她长叹了一口气儿，不无惆怅地说：“在学校里，全班同学就数我的字写得最糟糕，如今两三年不怎么写字，许多字都写不成整个儿了呢！”沉默了一阵子，这才又说：“好吧，为了找工作，我听你的，明天就开始练字。”
“为什么要等到明天呢？今天就开始不行么？”
“今天我要陪你玩儿呀！”说着“吃吃”地笑了起来，身子靠得我更紧了。
我轻轻地推了她一把，示意别让坐在后面的人讨厌，她这才不说话了。
快散场的时候，她说她不能和我一起出去，要先走一步，问我在哪里见面。我告诉她：我在西四南边的同和居饭庄等她，要她十二点一刻准时到那里找我。她点点头，又紧紧地捏了摄我的手，这才站起来，急急忙忙地走了。
电影散场以后，我到西四新华书店给她买了一本钢笔字帖，又买了一本横格稿纸，这才进了同和居饭庄，点了四个菜一个汤——当然都是比较便宜的，一共不到十块钱。我的积蓄已经花完，刚发的32元工资，我还要用它维持一个月的生活。
将近十二点半，她才姗姗而来，进门先警惕地四周看了一眼，见没有熟识的人，这才快步走了过来，在一个背对着大街面朝墙的位置上坐下。我笑了笑，低声说：“你又不是逃犯，这样小心翼翼干什么？难道有人抓你不成？”
她没笑，却一本正经地说：“我这不是为我，而是为了你。你不知道，我认识的那些人，说话都比较粗鲁。看见我跟你在一起，要是过来说两句不中听的话，我怕你受不了。你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人，有些话，只怕你从来没听见过呢。”
她说的不错。隔行如隔山，一行有一行的同业语，外人是无法理解的。我学的是语文，和我的老师倪海曙先生共同创办了文字改革出版社，还编过《方言与普通话集刊》，但在进公安局之前，竟连北京下层社会最常用的“丫汀的”都没听见过，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后来才“悟”出：“丫汀的”是“丫头生的”的合音，先合为“丫腾的”，后来又发生音转，变为“丫汀的”；北京下层社会有一句歇后语：“捂着腮帮子进医院——装牙疼”，可以反证)。她哪儿知道，自从我进了劳改队，每天与小流氓、老流氓为伍，所搜集的北京流氓黑话，已经记满了一个小本子，足够编一部《北京黑话小词典》的了。既然我装的是“上流社会”的人，只能继续装下去，给她来一个笑而不答。正好这时候我要的菜送来了，我给她斟满了一杯啤酒，她也不推辞，看样子，她的酒量还不小，至少在我之上。
不过她并没有放量喝，而是时不时地把眼光投向四座。两个人只喝了一瓶啤酒，她就不肯再喝了，匆匆吃了一小碗饭，坐在一旁看我吃。要按我的饭量，能吃三碗，但在这样的场合，我只能装得文雅些，吃了两碗饭，似乎还不饱，只好又喝了半碗汤。
我不等她问我到哪里去，忙从提包里取出字帖、稿纸和写给李全真的信来，对她说：“我下午还有别的事情，不能陪你玩儿了。你下午要是没有别的事情，就回家去开始练字，好不好？这封信，是我刚才写的，你带给李全真。她要是听我的话，肯把肚子里的孩子拿掉，我还会帮助她的。”
她似乎对李全真的孩子不感兴趣，而是盯住了我问：“那么咱们俩下次哪里见呢？你把你的电话号码告诉我好吗？”
对于这样的问题，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很从容地回答说：“我的电话倒是不保密，不过告诉你也没有用：你星期六到家已经是下午六点，我早下班了。我宿舍没电话。星期日我不上班。星期一我要上班，出不来，你打电话也没用。这样吧，你家附近有传呼电话没有？要是有，还是我给你打电话比较方便。”
她想了想，无可奈何地说：“我家对面，就是传呼电话，不过管电话的是居委会的老大妈，特讨厌。再说，我爸也最烦我的电话多。所以不是十分着急的事情，你尽量少给我打电话。有事情写信到农场也不要紧。我的信，场部还从来没扣过。不过也要尽量写得简短些，也不要写你的真名实姓，以防万一。”说着，她接过我的笔去，在稿纸上写下了她家的传呼电话号码，撕下来递给我。然后要求我再坐一会儿，让她走了以后再走。
等她走远了，我到眼镜铺子里花一块多钱换了一副镜框，以便回去以后好给小王队长有个交代。
我撒出了钓丝，且看李全真是不是肯上钩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