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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旧货店里，采买嫁妆
书名：传奇作家的传奇婚恋 作者：吴越 更新时间：2015-11-20 16:35 字数：5484
我们相拥着睡到了天色大亮。琴先醒来，问我几点了。我一看表，告诉她：“七点。”她把我的手拉过去，把我的手表捋下来，看了一眼，就戴到她的手上去了。我知道，农村姑娘嫁人，都讲究向男方要“彩礼”，当时最时兴的，是“三转一响”，也就是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和一台收音机。她把我的手表拿过去，既有当“彩礼”的意思，也有当“定情物”的意思。我笑着跟她说：这块男表，她戴着显得太大了。今天进城去买东西，买新表第一是没票，第二钱也不够，看看信托商店有没有便宜的，一定给她买一块。她这才很舍不得地撸下来还给我。
接着她就催我起床。不是起来吃饭，而是要我去买油条。农村人平时不大吃得到肉，缺少油水，馋了，手上有零钱的，就吃几根油条解解馋。因此，在当时年底才能见到钱的农村，早上能够吃上油条的人家，也不是很多的，何况像她们这样十几口人的大家庭，一人吃两根，就要三十来根呢！
琴出去给我打来洗脸水和漱口水。我一摸，全是凉的。我告诉她：新郎官起床漱口，规矩必须用温水，不然，有可能要掉牙。她笑着说了一声：“就你事儿多，我们家一年到头都用凉水。”不过还是似信非信地把漱口杯拿到嫂子的房间里给我兑进了开水，这才端了回来。——她家里，只有二哥的卧柜上面有一把竹壳儿的热水瓶。
二嫂子已经在厨房里熬棒子面粥、贴玉米面饼子。看见我进厨房，她赶紧向我解释：去年分的大米早吃完了，新大米还没收割，早饭只能吃棒子面粥。我问她要了个篮子，说是去买油条。她眉开眼笑地把一个很大的篮子递给我。看样子，她家已经有好长时间没吃油条了。
我和琴一起上街。三间房村子好大，从东到西没有一千米也有八百米，但是只有尽西头的一家国营小饭店早上炸油条，每根七分钱，半两粮票。我问琴买多少合适，她说往常都是大人每人三根，小孩儿每人两根，至少也要买三十根。我说：今天就别限量了，多买几根吧，自作主张地买了四十根，钱倒不多，只是现炸现卖的东西，在我们的前面又有好几个顾客在等着，我们等了足足有三十多分钟，这才提着满满一篮子油条回家去。
走在路上，我在默默地想：这一家人家，人口这样多，吃一次油条，就要三四十根，对手里没有现钱的农民来说，也真不容易。又想：她家除了二嫂子、小孩子和琴，人人都出工，还有一个是月月领工资的工人，尚且这样穷，那劳动力少的人家，还不知道怎么样呢！也难怪农村姑娘愿意嫁给挣工资的，现实生活告诉她们，公社社员的生活，就是不如工厂工人嘛。
一篮子油条，又一次赚来了一家大小的欢声笑语。不一会儿，就被抢了个精光。看样子，就是再买上四十根，也一样能够吃得光光的，绝不会剩下。
一边吃饭，我一边告诉老丈人今天的活动计划：带琴进城去给她买一些去新疆要用的东西。老丈人再三解释他家里实在是太穷，姑娘这样大了，也没件好衣裳。我笑着问他：是解放前生活好还是解放后生活好？老头儿也笑着说：“我家不是贫农，也是下中农，按理我不该这样说；不过现在你是我们家的人了，用不着跟你说那嘴不对心的瞎话。我不说别人，单说我家：那会儿我一个人在城里拉车，我爹再种点儿菜卖卖，我还能攒下钱来盖房子、娶媳妇儿、生这一大帮儿子闺女；如今我家七八个人干活儿，却只够一家人啃窝头的。房漏了，早就该翻盖了，可是没钱，只能眼看着它漏，没辙。”
我问：“你们村里，以前有多少地主？”老丈人说：“北京朝阳门外，穷人多地主少。解放前，我们村绝大多数是贫下中农，只有四五家小地主、小富农，不过穷的并不特别穷，富的也都不太富，差别只在房子的大小和牲口的多少上。要说吃的和穿的，其实也差不多，就是地主家里，也不是天天吃大米白面。跟你说也许你都不相信：这些财主家的老太爷，个个都每天一早就起来去拾粪，不拾上一筐粪不回家，白天还要跟着长工下地干活儿，勤力得很。到了冬仨月，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还有人穿上破棉袄进城去要饭呢。不过那不是因为没吃的，要回来的剩饭剩馒头，是用来喂猪的。如今嘛，这些地主富农都没有了，只剩下一个地主了。”
我有些不明白，又问：“从前那些地主都死了，只剩下一个还没死，是吗？”
老丈人风趣地笑笑：“现在全中国不就一个地主了吗？我们全家都给这一个地主扛长活儿。”
我立刻明白了老丈人话中的意思。心想：农民的语言，自有他的特色。不过这话要是知识分子说出来，不打你一个反革命，至少也是个大右派！
早饭之后，我和琴一起坐车进城。
我有个老朋友叫杨超。1953年，我和他都是上海市行政干部学校的教育干事，不过他在校部教研室，我在班里。他是个研究老子哲学的青年学者，原是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的学生，后来到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是侯外庐的秘书，也是侯外庐著《中国思想通史》的四个执笔者之一。他住在府右街枣林大院一号。他夫人顾桂菁，是北师大的英语教师，云南人，“衣”、“迂”不分，老把“上剧院”说成“上妓院”，常常逗得我哈哈大笑。我划右以后，也只有他们夫妇还敢和我继续来往。我在教养期间，肚子饿得实在受不了的时候，曾经给他写信求援。难得他不避嫌疑又冒着烈日到德胜门外土城劳动教养收容所给我送吃的。可惜他太老实，不知道公安局里的规矩，又不会说瞎话，因为他不是我的直系亲属，不但不许接见，连送给我的东西也不许留下，白晒了半天太阳，只好抱着带来的食品回了家。1963年秋天我解除教养摘去帽子以后，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去看望的老朋友，就是他。后来我把一套跟着我在劳改农场旅行了好几年的《鲁迅全集》和一本郑易里编的《英汉大辞典》送给了他。当时的右派比洪水猛兽还可怕，谁都怕沾上。像杨超这样不怕受株连的朋友，是不多见的。——还有一个从小和我一起长大的同乡人，刚联系上，也高兴得不得了，约我星期天在天安门门洞内见面，后来我写信告诉他我是“摘帽右派”，他就连回信也不敢写了。
那天是星期一。我知道杨超以在家里研究写作为主，因此不管三七二十一，撞上门去再说。一进门，不料他们两口子都在家。我简单地说了说我被动员去新疆以及临时抓了个老婆的经过，然后直截了当地说：我这个老婆连换洗的衣裳都不多，必须给她买些衣服和用品，请他支援。杨夫人二话没说，当时就到银行取出一百块钱来交给我。——那年月，一百块钱，是我三个多月的工资，可比现在的三四千元还管用啊。
可惜的是，杨超在不久之后的批斗中被迫害致死，现在他夫人和儿子杨治梵都定居在美国，和我已经失去了联系。
接着我们去了府学胡同焦守信家。他们两口子是我们的介绍人，我们的闪电式婚姻，居然连媒人也没谢一声就入了洞房，当然是有悖“常礼”的。焦守信正在家里，他爱人上班去了。他听说我们昨天晚上已经完成了无仪式婚礼，似乎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只是傻笑。他的家里四世同堂，住房狭窄而拥挤，无法回旋，因此我们约他两口子中午的时候到魏家胡同五号琴的一个本家内侄叫家彬的家里聚会。好在他爱人上班的地方离家很近，只要打个电话告诉她地点就可以。琴的这个内侄，两口子都是盲人，年龄比琴要大许多。琴退职以后，曾经在他家里帮助照看两个孩子，跟琴的关系相当好。
我们到菜市场买了几个半成品菜和一些熟食，又买了两瓶葡萄酒，就到家彬家里。家彬听说四姨有了丈夫，责怪她不早通知他。琴就蒙他说，朋友交了很久，本来还不想这样仓促结婚的，只因为我要调到新疆去，所以不得不提前结婚，所有亲戚朋友都来不及通知了。今天就是特地来补这个礼的。于是我们两个立刻动手，好在都是半成品和熟食，只要炒一下或者分装到盘里就可以了。一切就绪，焦守信两口子带着女儿小丽娟正好来到。
这是一桌“不成敬意”的谢媒酒。因为不谢不像话，可是这样的谢法呢，依旧是“不像话”。好在焦守信和我是老朋友，又是在这样的前提下进行的“急就草”，只好草中带草，草草不恭了。
饭后我们赶紧去买东西。我兜儿里多了这一百元，就可以大胆地买东西，不用害怕把积蓄花完了无法给琴留车票钱了。
尽管那时候物价便宜，但我知道一二百块钱要“采办嫁妆”，也买不了多少东西。特别是手表，一块国产的北京牌，都要一百五十多元，还要票；进口的不要票，可是最便宜的也要二百多，我怎么买得起？为了省钱，我除了带她到百货商店购买新的内衣内裤、秋衣秋裤、毛衣毛裤、单衣单裤、汗衫、袜子、围巾、手套、布鞋之外，又带她到菜市口拐角的委托商行去买手表。看见有一块苏联产的女式小方表，样子挺好看的，只要十五元，拿到钟表店请师傅看过，证明没有问题，就买了下来。又看见一件狐皮大衣，蓝咔叽的面子，还不太旧，只要四十五元，狠了狠心，也买了下来。琴已经知道我的经济实底，倒没有埋怨我给她买的是旧货，何况那狐狸皮还是真的。一算账，共计花了二百多元。按理说，也应该给她家里每人买点儿礼品，但是我只剩下一百多元了，这是要留给琴万一要从新疆跑回来好买车票，绝不能动用的；再说，她家的人也实在太多，每人都买我没这样多的钱，只给这个不给那个又不合适，只好干脆都不买。反正他们家谁也没给我们送任何礼品，四姑娘出嫁，就好像没那么回事情一样，那么咱们就两下里拉平，谁也不送算了。
等到我们抱着大包小包回到三间房，家里人也都收工回家了。我一看桌上放的都是素菜和贴饼子，知道昨天的剩菜中午已经打扫干净，就到街上买了一只烧鸡和一包酱牛肉。不管怎么说，在这三天之内，即便天天吃贴饼子，至少菜总不能太素吧。
吃晚饭的时候，老丈人说，已经托便人带信儿给大姐，告诉她四丫头已经出嫁并且要远征新疆的消息，大姐带回话来，要我们明天下午到她家里去。因为大姐夫要上班，白天不便请假，下午早点儿回家，争取与我们见一面。琴也说只有一天就要离开北京了，什么时候能够回来，谁也说不准，因此有几个要好的朋友必须在明天去见见。这样，明天一天的日程，就这样安排好了。
吃过晚饭回到我们的“洞房”，琴就把我们买回来的东西一件一件摆出来给两个妹妹看。两个妹妹一辈子也没见过这样多的好东西，特别是那块手表和那件狐狸皮大衣，翻来覆去地看，简直爱不释手。老丈人走来看见床上堆满了东西，就招呼老丫头到他房间里把一只旧樟木箱子抬了过来，说是给琴装衣裳带到新疆去。这只箱子，与她们架在铺与铺之间当桌子用的那只一模一样。老丈人说：这还是他老伴儿当年的嫁妆，东西虽然旧，但却是真樟木的，这样的东西，现在是想买也买不到了。再说，这也是一件“念心物儿”，往后远离家乡，看见这只箱子，就好像看见家人、特别是好像看见母亲一样。他的一番话，说得琴眼泪汪汪的。我心里明白，尽管她因为没有收入在这个家庭中不太受抬举，但终究是骨肉情深，一旦分离，说一点儿感觉也没有，那是瞎话。
当天夜里，我们老节目重演，依旧是四个人住一屋，等到天亮之前两个妹妹出工去之后，我们才插上房门，同床共赋《燕尔》、《于飞》。
第三天的行程倒是不短，我们一起去看了琴的几个好朋友，大都是和她一起从公汽六场退职回来的农村女青年，有的住在通县，有的住在东坝河。小姊妹分手，居然比亲姊妹还难分难舍，一个个都红了眼眶。可不是么，天有不测风云，谁知道她这一去，什么时候能够回来？能不能够回来？
中午是在一个叫李淑兰的家里吃的饭，我去买的熟肉。她比琴大一岁，长得可比琴漂亮多了。特别是她那个八九岁的小妹妹，滚圆的脸蛋儿红扑扑的，两只眼睛大得出奇，好看极了，简直活脱脱的一个小天使。但是她家似乎比琴的家里更穷，院墙倒了，都无力修好。她是长女，下面一大帮弟弟妹妹，只有父亲一个劳动力。她被公司辞退以后，又遭受离婚的打击，心情和身体都不太好。她倒是佩服琴有决心、有胆识，并不讳言当时如果有合适的人选，她也愿意和琴一起去新疆。可惜时间太晚了，要不，去新疆的人中没抓到媳妇儿的还大有人在，满可以让她挑一个的。
下午四点，到了她大姐家。不久大姐夫回来了。大姐夫也在公共汽车公司工作，还是个小小的干部。听说我是个“支边人员”，还是个摘帽右派，嘴上不说什么，脸色神态立刻就有些变化，说话也只以“嗯嗯”为主，不多发表意见了。当时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强调的是“亲不亲，阶级分”，风气如此，我是见怪不怪，早习惯了。何况那时候正是“文革”的第一个高潮，讲究的是“阶级斗争，六亲不认”。在他的心里，也许正埋怨老婆不该把这个右派妹夫招进家里来呢。
在这样的人家里我坐不住，所以吃过饭以后，就借口天黑得早，要琴快点儿回家去。临走的时候，大姐拿出两双纯白色的无商标线袜来送给我。我虽然不迷信，但也觉得与“结婚礼物”特别不协调，可又不能不要，只好拿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