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的小说《灵与肉》,后来改编为电影《牧马人》,写一个青年右派在劳改期间娶了一个农村姑娘,后来“落实政策”也没遗弃这个姑娘,而是白头偕老的故事。
这样的故事轮廓也许到处都有。因为青年右派在劳改期间娶农村姑娘的事例太多了。在这种特殊背景下结合的患难夫妻,大都是“错位的” 畸形婚姻,夫妻双方的文化水平往往想查很远。但是在艰苦的环境下组成的家庭,生儿育女,没有爱情也有感情。右派分子中的“陈世美”终究不多,不像解放初期进城的老区干部,总惦着换个“城里姑娘”做老婆。一般说来,只有暴发户和新贵,才会“富易妻,贵易交”,中国的知识分子信奉这一教条的人还是比较少的,尽管是“责任型夫妻”,也甘愿把这责任负到底而没有反悔。这就是《牧马人》所具有的典型意义。
在团河农场右派教养队的老右派中,就有一个与《牧马人》电影情节十分相似的故事。
张永贤,出生于祖籍湖北荆州,抗战中随父亲逃难到四川重庆,在重庆读书长大。划右派之前,原是北京工业学院(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的助教。当时的北京工业学院属于军工系统,他在指挥仪专业。所谓指挥仪,就是指挥高炮,用炮火攻击飞机等空中目标的仪器;实际上就是一台包括雷达、光学仪器、机械电气系统的复杂的大型仿真计算机。他教的课程是陀螺仪原理与应用。
他酷爱读书,因此是一个知识面极广的人。他上知天文历算,下知水文地理,古今中外的历史即便不是尽在心中,至少也是略知一二。他学的是理科,但是文科知识绝不比正牌儿文科大学生少,写起总结来,条理分明,用词准确,绝对是一个称职的好秘书。当时团河农场右派教养队中有个杨路(落实政策后出任四川社科院数学研究所所长,有科学院院士的头衔),是北大数学系的学生、1957年百花学社的主将,上学期间就在国外的数学杂志上发表过论文。有关数学上的问题,右派教养队的人大都无法与他讨论,只有张永贤跟他说得上话。当时我正在研究古汉语和方言,和他谈起有关音韵学上的问题,他也知道得不少。他父亲是个医生,因此有关医学知识更是得之家传。他爱好音乐,嗓子也不错,是标准的男高音。“文革”期间,我还和他合作谱写过许多首“毛主席语录歌”。我常常开玩笑地说:这是个总理的人才。因为当总理不一定需要专家,但必须是个杂家,必须各方面的知识都有。我也曾经说过一句总结性的话:尽管我有3000万字的著作,而他至今连一本书也没出版过,但是我知道的东西,他都知道;而他知道的东西,我却大都不知道。
这可绝不是故意高抬他。不妨举一个例子,以见一斑。上个世纪70年代,中国大多数人都还不知道什么叫计算机的时候,他偶然看见一本讲计算机原理和BASIC语言的书,就啃了起来。没有计算机而要学计算机语言,简直就好像在沙漠中学游泳一样,其困难之大,可以想见。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我和他都有了计算机之后,他立刻就能够用BASIC语言编写应用程序,而我则至今仍处于一知半解的水平,什么程序也没有写出来过。
他的这许多知识,有的其实还是在划右派之后得到的。划右之前,他有自己要学、要教的专业,没有太多的时间去“不务正业”,涉猎自己专业之外的课题。划右之后,先被“下放”到北京近郊的清河制呢厂监督劳动。厂里有一个颇大的图书馆,这是他汲取知识的大好时机,就静下心来,有意扩展自己的知识面。他按图书目录的作者顺序一本接一本地读世界文学名著,一共读了有一百多本。后来偶然读了一本《自然地理》,发现地球上的气象变化与天文学密切相关,于是又读了些天文和历法方面的书;还读了一些无人问津的音乐理论书籍,如乐理基础、和声学、曲调作法等。顺便也读了一些诗词格律方面的书。——书倒是读了不少,却也因此背上了“抗拒改造”的罪名,被“升级”进了劳改单位。
1969年末,根据林彪的“第一号令”,劳改单位也进行“战备疏散”,大批的“二劳改”被疏散到内地去,张永贤被发配到山西。那里的看守们(即所谓的“队长”)文化水平普遍较低,作风虽然更野蛮些,但整体的“政治气氛”却比北京差多了。这对我们这些“右”字号来说倒是“好事儿”。“坏”字号的爱闹事儿,队长们忙于对付那些偷摸、打架、诈骗、乱性的事情,对这些老实的“右”字号反倒很放心。右派们在北京怕被批判,大都不敢看书;来到山西以后,不仅可以看,甚至还会受到表扬:因为看书的人绝不会闹事儿。有个叫杜友良(记得好像是新华社的外文编辑)的右派在编《汉英大词典》,收集了几十个练习本的单词,队长根本不懂,却在中队会上作为“努力学习”的典型进行表扬。由于中国与苏联闹翻之后,机械工业方面制定了新的国家标准,熟悉这些标准是必要的。张永贤就利用这个机会,阅读了一些机械技术方面的书籍。听说有个叫韩大钧(原科学院电工研究所的研究员)的右派利用业余时间,把一本苏联编的难度颇高的《高等数学习题集》中两千多道题全部做了一遍;为了锻炼,张永贤也买了一本《习题集》,在半年多的时间里用十几个练习本完成了这一“长征”。当时他在钻井队,有一个在机运队的右派胡伟(原清华大学汽车专业四年级学生),因宿舍靠近,经常来找他讨论力学方面的问题。——陀螺仪的基础本来就是力学,讨论起来也就驾轻就熟。这也就是张永贤劳改二十来年,学业和基础理论不但没有荒废、反而有所提高的原因。
闲话少叙,言归正传。
我在右派教养队的时候,担任值班员,具体工作是看大门,扫院子,统计出收工人数,照顾不出工的病号等杂事;张永贤则担任二小队小队长。大家都知道,凡是能在教养队当“小队长”的人,都是队长眼中的“积极分子”,是要“帮助”队长“做工作”的。反过来说,也不免要“得罪”甚至“伤害”一些“自己人”。独有这个张永贤,以“不出卖同类”为原则,是几个“小队长”中口碑最好的一个。当时我与他的过从并不密切。我的教养期定为两年半,1993年仲秋季节,就从教养队搬到了就业队,不过依旧值班看大门。他的定期是三年。由于中苏关系破裂,时局紧张,凡是定期三年的教养分子,除少数几个外,基本上都无限期延长了。他恰恰就是那少数几个三年到期准时解除教养中的一个。他之所以能够准时“解除教养”,不是因为他表现得特别突出,而纯粹是“撞大运赶上了”。
北京市劳动教养委员会(实际上就是北京市公安局劳改工作处)在1961年5月24日给全体教养分子定了教养期,日期却一律从1961年5月24日算起,以前的日子,哪怕已经教养了三四年,统统都不算。但也不是一刀切,其中也有例外。张永贤就是这少数例外中的一个。
北京市公安局在教养分子中召开大会宣布教养期固然是在1961年5月24日进行的,但是给教养分子定期限这一决策,则必然早于5月24日。由于个别案件个别处理,凡是5月24日前不久处理的案件,所定的教养期就是从宣布教养的那一天算起的。张永贤被划为右派分子以后,先在清河制呢厂监督劳动,就是因为把时间都用来看书,被定性为“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于1961年4月27日在海淀区公安分局宣布“升级”送劳动教养的,定的教养期是三年。因此到了1964年4月27日,他的教养期满了,农场当局就准时宣布他解除教养。而在他之后,凡是三年到期的,时间虽然不到一个月之差,因为政策临时有变,就再也没有人准时解除过。他搭上的是“三年到期准时解除教养”的头班车,也是末班车。——由此可证:定期三年不解除教养这一决策,肯定是在1961年4月27日之后作出的。
他解除教养以后,并没有搬出教养队,而是担任中队统计员,与中队技术员云照洋合住一屋,房间里有火炉。除此之外,一切待遇都不变。
他是三余庄出来的右派中第一个娶媳妇儿的。但这绝不是他主动想争这个第一,而是“天上飞来的金凤凰”,真正的“喜从天降”。
当时的规定,教养人员是不许结婚的。——也许可以结婚(因为现在的教养分子就可以结婚,是不是新规定,不知道),但是从来没听说过,《劳动教养条例》上也没有明文规定。一旦解除教养,留场就业,至少名义上是“公民”了,当然允许结婚了。事实上当时就业人员在农村搞对象结婚的也不在少数。只是右派教养队出来的人,幻想比较多,总惦着能够回到原单位去发挥所长,一时半会儿的还没有人想到要在劳改农场娶媳妇儿安家。——我就曾经宣布:不离开劳改农场,绝不考虑婚姻问题。
教养中队猪圈有个喂猪的老头儿,姓韩,家住德胜门外,他老婆是延庆县农村人。他见新上任的统计员年轻英俊,为人厚道,一打听,原先还是在大学里教书的,处于“讨好”统计员,就让老婆在延庆农村给他找个对象。于是这个“月老”就主动地找到了张永贤,半年中不下三四次跟张永贤说起这件事儿。说了许多姑娘今年还只有十八岁,怎么漂亮、怎么贤惠之类。那一年,张永贤二十八岁,双方相差十岁,差距不算太大。但是他也很犹豫。不是年龄问题,而是劳改农场不是成家立业的地方。他根本就没考虑过要在这样的场合娶媳妇儿。可又架不住韩老头儿一个劲儿地相劝,张永贤被他说动了心眼儿,答应先见见。时间定在1964年的国庆节。
到了国庆那一天,姑娘已经到了德胜门外韩老头儿家里,张永贤却临时有事情去不了了。
什么公务如此重要,连相亲这样重大的事情都顾不上?
说起来也不是什么大事儿,而是与教养人员的利益有关的小事儿。
那时候,团河农场承接了一宗“买卖”,要在农场的南面开挖一个人工湖,把挖出来的泥土堆成假山,再建起一些房屋来,以供市政府官员们度假用。任务就落到了教养中队这些右派们的肩上。挖土方可是个重活儿,不论是挖土的,抬土的,每天都要出几身大汗,光靠早晨那一个小窝头一碗稀粥,根本顶不住。因此凡是北京有家的,纷纷要求家里送吃的,最好是肉食,最多的是炒面;北京没家的,就偷偷儿写信回家要家里寄。其实,这些人都不是为了“贪图享受”,而的确是肚子饿,干不动活儿。按说,教养人员从自己家里拿吃的来,给农场干活儿,是一件“大公无私”的事情,应该鼓励,至少不应该反对才对;但是当时的劳改农场最怕传出“劳改队里吃不饱”的“谣言”,因此特地规定:不论是接见送来的还是邮包寄来的,食物一律不得超过一公斤。我看大门负责登记接待探视家属的时候,采取的是“瞒上不瞒下”政策,让队长检查的,的确只有一公斤左右,剩下的,都塞在我的铺底下,等晚上再叫人家悄悄儿拿走。曾经有过一个姓林的温州籍二劳改当值班员,采取的是“铁面无私”政策,接见的日子,凡是家属送来的食物,愣是用秤称过,多出一公斤之外的一律退回!在队长面前,他固然赚了个“好”,在教养人员的心中,可赚了不少的骂!
在南苑街上,有一家小饭馆儿。也不知道是谁给他们透露的消息,得知团河农场右派教养中队有这么一批“饿鬼”,常年患有“胃亏食”症,于是每逢农场的休息日,就派两个姑娘用三轮车蹬来油饼、火烧、猪头肉之类,在七中队门口叫卖。开头只限于手头有几个零钱的人光顾,后来有人到队部去苦苦哀求,总算说软了队长的铁石心肠(关键还是吃饱了好多干活儿),允许手上没有现金的人,采用统一记账的方法,终于也能吃到了油饼,但是一次只允许买两个,多了不许。
统一记账,任务就落到了中队统计员的身上:谁买了油饼,要开列名单,从各人的存折中提出钱来,汇总后交给卖油饼的姑娘。原先主持这一工作的统计员姓苏,上海人。这个人劳改出身,对教养人员的饿肚子,有些“饱汉不知饿汉饥”,执行队部的指示很坚决:队长指示每人一次只许买两个油饼,他就多一个不许。因为他说话有些女哩女气的,大家都叫他“苏三”,以此发泄对他的不满。
自从张永贤接任统计员以后,他是亲自尝过“饿鬼道”中的滋味的,知道饿着肚子做土方,饿得眼前金星乱迸有多么难受,因此采取的也是“瞒上不瞒下”政策,只要买油饼的时候队长不在旁边盯着,就网开一面,只要账面上有钱,也不过份出格,油饼、火烧、猪头肉之类尽可能敞开了买,以满足“饿鬼”们的需求。
国庆期间,正是“油饼姑娘”来卖油饼的日子,张永贤如果不在,势必由队长亲自“主持工作”。那么一来,“每人每次两个”的规定,势必坚决执行,节后的一个星期,必然又要“眼冒金星”了。
就为了这件事情,张永贤国庆节期间没有休息,到了10月3日他“补休”赶到德胜门外,那个延庆姑娘见他老也不来,差点儿就要走了。
在北京近郊,有“延庆出美女”一说。张永贤和女方一见面,那姑娘果然长得不错,脸皮白白的,眼睛大大的,辫子长长的,身材也很苗条匀称,即便没有好感,至少没有恶感,于是进了一步,答应两个人出去“谈谈”。既然是“相亲”,反正就是玩儿,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不怕路途遥远,一起到颐和园去玩儿个痛快。
姑娘姓阎,延庆县紧北边的阎庄子村人,家里父母双全,贫农成份,有个哥哥是乡村小学的教员,还是党员;她自己小学毕业,是共青团员。
一听她家的政治情况,张永贤就觉得两人的身份相去悬殊,无法结合。如果女方是地主或富农的女儿,倒是“门当户对”了。于是他尽自己所能,给她解释什么叫做“右派分子”,简单地说,右派分子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从性质上说,右派分子就是反革命分子。阎姑娘不信,反问:你不是已经摘了帽子了么?只要摘了帽子,就说明你不再“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了。张永贤只好再给她解释为什么摘了帽子的右派分子依旧是右派分子。但是说来说去,怎么也无法使她明白他们俩是两个政治体系中的人,是不能结合的。说到后来,阎姑娘下了决心地说:要是就因为我是个团员你不能娶我,那我就去退团。
看起来,阎姑娘是真喜欢上这个一肚子学问的右派分子了。也许她十分明白,张永贤要不是一个右派分子,像她这样一个农村户口的小学毕业生,是说什么也不可能跟他谈婚论嫁的。
张永贤被阎姑娘的朴素纯真感动了。这是一张真正的白纸,可以让张永贤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一天的畅谈,婚事就这样基本上定下来了。
11月7日,星期六。张永贤请假由西直门乘夜间火车去延庆阎家。实际上是上门去让女方相亲。这样的人才,当然老岳父一眼就看中了。
1964年12月31日,阎姑娘来三余庄商谈结婚事宜。当时是冬季,张永贤打算先回重庆探亲,然后再举行婚礼。——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一旦结婚,北京有了“家”,按规定就没有探亲假了;第二,尽管这是二劳改的婚礼,但的确是老右们的第一桩“天作良缘”,不但张永贤自己打算办得“稍许像样”些,就是我们,也都有这个意思。
接着就是带着阎姑娘去购买结婚用的衣服。张永贤是个三级工,每月工资41块6角,比我多十来块,因此积蓄比我多,按当时的物价,买几套毛衣毛裤、单衣单裤之类,还是满能应付的。
张永贤虽然是个大学老师,却是个十分“保守”的人物。尽管婚事已经定下来,老丈人也点头了,可以算是“名正言顺”的夫妻了;云照洋也把铺盖搬出去,把统计室让给他们。可是到了夜里,张永贤却睡在教养队王鹤峰的铺位上。——王鹤峰表现良好,准许假日回家。但张永贤已经是“就业人员”,要住到教养队的大炕上去,为此还专门找队长请示并得到了批准呢。
1965年 2月 1日,张永贤乘火车经成都回重庆探亲。这一天是阴历除夕。因为春节期间一票难求,惟独除夕这一趟车颇为宽松。当时还没有襄渝线,要去重庆,必须途经成都。为此张永贤受托去拜访了还在教养的杨路和李泰伦二人的家,在成都停留两天后才到重庆。等到张永贤返京回到教养中队,全中队的“就业人员”包括张永贤在内,都已经调到了园林二中队,张永贤的铺盖行李,也已经被运到二中队了。
几度奔波周折,他们终于约定9月初结婚。
9月3 日,阎姑娘的叔叔和哥哥亲自送她到农场来与张永贤登记成婚。消息传出,这是“老右”第一个娶媳妇儿,而且娶的还是贫农的女儿,我们大家都很高兴,纷纷给他凑了“份子”。
当天到大兴县民政科登记以后,他们借住在城里一个姓郭的二劳改家里,举行了既简单又隆重的结婚仪式。我们大家都去祝贺。担任司仪的是一位姓牛的就业人员(他原是通县某公社的党委委员,在五八年“大跃进”中因为瞒产私分河滩地的收成而被撤职查办,判了徒刑;但因为此举救活了许多人,所以虽然撤职查办了,在当地依然享有很高的声誉,后来离场回去,受到了社员的热烈欢迎),然后我们二十几个“二劳改”一起到前门外翠花楼饭庄喝了喜酒,品尝了翠花楼的传统佳肴水晶肘子和烤馒头的风味。当时的价格,两桌水酒只花了60块钱,就相当丰盛了。——不过,这可几乎是我两个月的工资呀!
张永贤是团河右派中第一个在劳改农场娶媳妇儿的人,也是婚礼最隆重、婚宴最丰盛的第一人。在他以后,大都仓促成婚,草率成礼,根本就不请客或至少不请外客了。
后来我娶了媳妇儿,在大兴县黄村(县治所在地)一街周广金家租了一间农民房苦度光阴。通过我的介绍,他也向周广金的弟弟周广银租了一间房间,把老婆孩子接来一起过。我和他同住一个院子,一起早出晚归。
周广银的媳妇儿,是大兴县大辛庄一个地主的女儿,初中毕业。我们跟她谈过话,发现她知识面还挺广的。但是这个地主的女儿嫁到贫农家庭来以后,却是家中最勤俭、最能干的劳动力。她有两个孩子,交婆婆照顾,她自己天一亮就起来,捧着一个纸盒儿,先到公路边的白杨树底下寻找“知了猴儿”(这是当地土话,指的是蝉蛹),在春夏之交的季节,每天都要捡回半纸盒儿知了猴儿来,放进锅里炒熟了,给两个孩子当零食吃。用张永贤的话来说:“她这是每天给孩子采购饼干呢。”然后点火做早饭,伺候婆婆和丈夫吃过以后,还要喂完猪,这才背上背筐下地干活儿去。中午收工回来,还要背回一筐利用“工间休息”时间打来的猪草。到家顾不得擦擦一脸的汗,赶紧点火做午饭。等到一家人吃完,又到了下午出工的时间了。下午收工回来,依旧是一筐猪草,然后赶紧做晚饭。一天到晚,几乎就没有她歇口气儿的工夫。
据邻居们对我说:她这样卖命地干活儿,也难以报答婆家对她的救命之恩。因为她是全国震惊的大辛庄血案的幸免者之一。如果不是她婆家的“势力”大,她早就被填进井里活埋了。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1966年8月下旬,她的娘家──大辛庄——的“革命造反派”发明了一种最简单也是最彻底的“革命措施”:把全村所有的地富反坏右及其家属全部填进了井里,包括还吃奶的孩子在内。于是宣布:敌对阶级已经彻底地被消灭了,革命也就胜利完成了。
在大辛庄的带头之下,附近几个大队也群起而仿效,一时间消息不胫而走,震惊全国。据传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亲自到大辛庄看过,而对血案的制造者(据说姓名叫“王长江”),则定性为“犯了错误的好干部”。──当然,当时的报刊上是从来不公布这些消息的。因为“新闻具有阶级性”,而这样的新闻,绝不是“无产阶级的新闻”。
大辛庄血案一共杀死了多少人,当时没有权威的统计数字,而传说多出于估计,数字不一,有说七八十人的,有说一百多人的。屠杀事件过后二十年,《“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86年9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中说:1966年9月,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讲话,提到从8月27日至9月1日的五天中,县内十三个公社,四十八个大队,先后杀害了325人,最大的八十岁,最小的出世才三十八天,有二十二户人家被杀绝。
《传记文学》1995年第6期上《“文革”中的北京市公安局》一文,里面也有这样一段话:“1966年8月,大兴县十三个公社的四十八个大队,仅在五六天时间内,就杀死地富反坏右及其家属325人,有二十二户人家被杀绝,其中有八十多岁的老人,也有出生仅三十八天的婴儿。”
以上两文所引的数字完全一样,估计《传记文学》就是从《“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一书中引用的。
另据遇罗文(遇罗克的弟弟)《惨绝人寰的北京大兴屠杀调查》一文披露,“革命派”杀人非常残酷:“当时杀人的方法五花八门,有用棍棒打的、有用铡刀铡的、有用绳子勒的,对婴幼儿更残忍,踩住一条腿,劈另一条腿,硬是把人撕成两半儿。屠杀行动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各处方法都相似。先把要杀的人集中关起来,再一个个叫出去,出去一个杀一个,被关的人并不知情,直到杀光为止。有的大队干得很隐秘,下手的都是那些‘积极分子’们,第二天早上出工,许多社员发现来干活儿的人突然少了,才知道一夜间死了那么多人。‘中心大队’的贫协(贫下中农协会)主席,一人用铡刀铡了十六个人,自己也紧张得瘫倒了。铡死的人都塞进一口深井里,直到井快塞满了。黎明大队把杀死的人埋在村北的一片苇塘里。后来,干脆就把活人往苇塘里拖,用绳子套在脖子上,连拖带勒,到了苇塘人也就断气了。”
大辛庄就是当时改名的“中心大队”,离黄村不过十几二十来里路。当时大辛庄的“革命造反派”也曾经派人到黄村一街来要求把这个“地主的女儿”提回村去批斗处理;好在周广银也是当地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儿,坚决地拒绝。于是,一条生命、一个地主的女儿,在贫下中农的掩护之下得救了。
张永贤在黄村一街住的日子也不长。1968年冬天,团河农场改办公检法系统的“五七干校”,我和张永贤都被“转场”到清河农场去继续就业。我的老婆出身中农,受不了这份儿苦,离我而去了;阎姑娘究竟是贫农家庭出身,再苦也仍跟着张永贤。
到了1969年,公安局根据林彪发布的第一号战备疏散令,又把清河农场的许多职工主要是带家属的职工疏散到山西霍县、临汾、侯马、曲沃、永济一带的劳改单位去,张永贤也在其中。他去了永济县董村农场,后调伍姓湖农场,而我很可能是因为离了婚,没了媳妇儿,变成了光棍儿汉,居然没被疏散,继续留在清河农场。
第一次去新疆,我因为娶了媳妇儿而没去成,这一次去山西,我又因为丢了媳妇儿而没去。在人生道路的转折点上,两次都是媳妇儿救了我。非是命也,数也!
林彪的“战备疏散令”实在怪:凡是被疏散的职工,一律不许带家属,硬是把一家家原本“团圆着”的夫妻,拆散成一对对的“牛郎织女”。阎姑娘不是农场的职工,于是只好回延庆娘家去住。
这期间,张永贤为了让我懂得什么叫做“贫穷”,给我上了一堂课:在他回延庆探亲期间,以给我介绍对象为名,让我请假到他家去住了三天。他是个三级工,原来挣41.6元钱一个月,到了山西以后,按当地的三级工开工资,变成了33.8元,一下子少8块多,除了自己的吃用之外,能够汇给老婆孩子的,最多也不过20元钱而已。但就是这样的生活水平,在阎庄子居然还算是“中上等”人家。他带我去拜访他的邻居,只见许多人家全家几口人只有一床被子,根本没有褥子,晚上睡的是光板儿苇席;而这样的人家在村中还不算最穷的。看看张家,炕头上居然叠着好几床绸缎面子的被褥,老婆孩子一年四季的衣服,也都是整整齐齐的,难怪邻居们要眼红了。有个邻居对我说:“张家有钱,张家每月都要买一斤白糖。”一斤白糖,当时的价格是六毛三分钱,相当于他半天的工资。但是我却不知道:阎庄子的农民,出一天工所得的工分儿最高不过一毛多钱,最低的只有几分钱!难怪他们愿意把女儿嫁给劳改农场的“二劳改”们,在他们的眼中,“二劳改”也是“挣工资的”,也比他们当“社员”的强得多!
这时候张永贤已经有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延风”,一个叫“延波”。他到山西以后,根据“地区差额”,工资打了折扣,一家四口的生活本来就十分困难了,再要两地分居,日子更不好过。于是他媳妇儿只好带着两个孩子也到山西去,每天起早贪黑地在中条山下河滩里筛沙子,挣钱补贴家用。中条山下的气候,比北京要热得多,据张夫人后来对我说:“那时候出的汗那叫多,十天半个月的,就能沤烂我一件小褂子。”
带着两个才几岁的孩子在烈日下筛沙子,当然很辛苦;但就是这样的活儿,也不是人人都能干的。沙子筛出来,还要卖得出去。没有门路,沙子只能是沙子,不会变成钱。张永贤学的是机械工业,人又聪明,什么机器一摸索就会。他就是靠自己的技术,给附近公社大队修机器、修水泵,把关系搞好了,才把沙子变成了钞票的。
永济县出小麦、棉花,所以当地布票比较好买。尽管张永贤一家生活这样艰苦,1976年我在浙江农村娶媳妇儿的时候,他们两口子还省下钱来买了布票再买一丈二尺花布,给我寄来了一床被面做纪念,可见我们之间关系的密切。
1979年,中共中央为错划的右派落实政策。张永贤是工业学院的助教,本来应该把户口落在海淀区的,就因为他的老婆孩子户口都在延庆,算是“照顾”他夫妻团聚,把他的户口和关系都落实到延庆去了。他先是出任某工厂的工程师,后来当上了副厂长,还被选为县人民代表。但是远在郊区县,总不如我们在城里的人交往方便。
张永贤的父亲兄弟四个,他父亲是老大,他三叔在重庆被日寇的飞机炸死了。剩下的兄弟三个,只有他这么一根独苗。也就是说:他一个人有可能继承这三家的财产。
他父亲已经故去,在重庆遗留有97平方米的房屋,“文革”期间为了“消灭私有制”,当然也与别人一样,房产都归国家所有,而且都已经住进了“外人”。落实房屋政策以后,房产还给了他家,但是重新丈量的时候,却不知道怎么一来,97平方米的老房忽然变成了108平方米(可能是建筑面积与居住面积的差别吧)。张永贤根据房契力争房屋只有97平方米,但是房管局也力争,根据他们的实地丈量,该房屋就是108米,必须以他们丈量的为准。别看只是10米之差,这关系可就大了。因为这些房屋都有“房客”住着,根据当时的“政策”,出租的房屋不满100平方米者,只算房产主;超过了100平方米,就必须“公私合营”,房产主就升级为资本家了。想退掉一户吧,房客没地方可去,房管部门也不答应。这个“房产资本家”的光荣称号,张永贤也不愿意接受。他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我已经当了那么些年,这个房产资本家,我可不想再当了!我一辈子没剥削过人,这房子我也从来没收过一分钱房租,干脆交了吧!”
事实上即便他真去收那几个象征性的房租,拿到的几个钱,还不够用于修缮的,何况他本人不在重庆,办什么事情都不方便。那时候房屋还不能私人买卖,要卖只能卖给国营的房地产公司,实际上就是房地产管理局。1983年,他终于把房屋交给了沙坪坝房地产公司,象征性地收了1100块钱,算是没有从父辈那里继承这个光荣的“房产资本家”称号。——大陆的所谓“国营商业公司”,其实是机关单位的“副牌”,也就是这样从老百姓手中赚钱,赢得利润的。
张永贤有个二叔父,2005年整一百岁了,是个美籍医生,在美国开有一家大诊所,个人财产已经有好几百万美元。
他二叔父叫张治道,毕业于上海医学院(现在上海医科大学的前身),抗日期间先到重庆,后来通过缅甸转道去美国,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下打工留学,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医学院,一直在美国开业当医生。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以后,激发了他的爱国心,当即携带了X光机等医疗设备打算回国为祖国服务。当时南方还是国民党的地盘,他和夫人到了香港,想到广州也进不去,只好单身一人先到海口一个美国人开的医院去当副院长。1950年解放军打进了海南,政策规定不许外国人当医院院长,就由他继任。但是当局对他这个从美国来的华人医生也不太信任,先是没收了他的收音机,继而还有逮捕他的打算。他一看苗头不对,只身潜回香港,在亲友的帮助下,与夫人一同跑到加拿大,继续攻读博士。——终其一生,张治道先生一共获得了八个医学技术证书。
建国初期,共产党对国外回来的知识分子抱不信任态度,失去了许多爱国志士。他二叔分明是一个志愿回国服务的爱国志士,就这样在“不信任、不理解”的“误会”下,被排挤出中国大陆了。——也幸亏他离开了大陆,不然,历次运动他也很难逃脱厄运的。
张永贤是“落实政策”以后,方才与二叔联系上的。那时候他二叔年事已高,特地召他到美国去了一趟。他二叔没有子女,给他说起自己的财产数额不小,有意要他来美国继承财产。他二叔是个著名的医师。在美国,除了经商者之外,医生本来就是高收入者。他二叔本来已经开了一家诊所,打算扩大成医院,在房价很便宜的时候买进了一所房子,后来医院因故没开,房产却升值了。因此他的巨额财产中有一部分并不是靠行医所得。
张永贤有继承巨额财产的资格,这对别人来说,简直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但是他考虑到“糟糠之妻”不可能到美国去,居然婉言谢绝了。他建议二叔把全部财产建立一个基金会,从事于慈善事业,他自己宁可在国内过清贫的生活。——这一条,跟《牧马人》的情节更加相似。
他二叔接受了他的建议,筹建了一个“张治道基金会”,基金会章程中开宗明义第一条,就明确宣布,凡是张氏族人,都无权享受基金会的利益,并规定基金会的基金只用于资助医学研究、教育事业和慈善事业。
张治道先生现在还健在。他出钱给自己的母校——当年的上海医学院、现在的上海医科大学建起一座十一层高的科研大楼,并提供部分科研设备,大楼被命名为“治道楼”。这座大楼,没有几千万人民币,大概是建不起来的。他还出钱资助老家——荆州的一个科研机构,从事某一个项目的研究。此外,他还捐资资助四十九名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仅这一项,大概没有二三百万美金,也是无法完成学业的。
1999年,张治道先生因为他的无私资助,得到了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发的“白兰花奖”,而且名列第一。白兰花是上海市的市花,“白兰花奖”是专门奖给对上海市有突出贡献的非中国人的。由于张治道老先生已经入了美国籍,所以不能称之为“爱国人士”,而以“对上海市有突出贡献的非中国人”的最高奖项奖励他。其实,许多华裔美人,虽然入了美国国籍,其拳拳之心,总是向着生他养他的早先那个“祖国”的。这就是所谓的“人已经入了外国国籍,心还是中国心”!——可惜中国共产党出于“阶级偏见”,总不相信这些“资产阶级分子”会爱国;而党员中却有许多人贪污腐化,把纳税人的血汗钱偷到海外去挥霍,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真是痛心!据此也反证了所谓的“阶级路线”有多么荒唐!
这一次张老先生到上海领奖,张永贤也去了。这不单单因为张老先生当时已经是九十多岁的高龄老人,更主要的是:他对上海市的无私贡献,是在张永贤放弃继承权,并建议他二叔向中国资助的结果。也就是说,这朵白玉兰,也应该有张永贤的半朵!
现在张永贤的两个儿子都已经长大,各在延庆开一家科技服务公司,买了住房也买了汽车,生活“比上不足而比下有余”,至少比我这个靠“贩卖文字”混饭吃的穷作家强得多矣。
他继承张氏族人安贫乐道的家风,不追求奢华,不追求享受,而以造福人类为其人生目的。可惜的是,他的才华,照我看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直到2007年,年已100岁的张治道先生就住在他捐赠的“治道楼”内养老,由张永贤夫妇照顾他的生活。2007年7月,我的《吴越评水浒》出版,寄了一部给张永贤。他来信说:我的书,他那100岁的二叔从头到尾看完了。令我不可思议的是:他二叔一百多岁,拥有多家大学的文凭,却居然从来没有看过《水浒传》,直到100岁了,方才第一次阅读!
在张永贤七十大寿那一天,他感慨系之地赋诗一首,诗曰:
风雨人生七十年,
辛酸往事如云烟。
一朝卷入是非界,
几度濒临生死间。
艰途幸有夫妻好,
暮年难得儿孙贤。
踏平坎坷人未老,
愿闻高歌奏凯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