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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烟 花 世 家
书名：烟花王国的浮沉 作者：吴越 更新时间：2015-11-29 13:39 字数：6910
１
外省市的人要到渊州去，除了坐船走海路之外，走陆路的最近便路线，就是先坐火车到婺州，再从婺州换乘汽车。货物的运输，当然也一样。
婺州地处全省的中心，渊州则在婺州的东南。从婺州到渊州，公路全长五百公里。如果修建婺渊铁路，据说全长还不到四百公里。但是要打通的隧道，要建造的桥梁，却比翻越秦岭的宝成铁路还要多。这也就是婺渊铁路勘测了几十年，更改了好几次路线，至今还没有动工的原因之一。因此，不论是人员的来往还是货物的进出，主要依靠公路运输。有人说：婺渊公路上的汽车流量，不但是全省之最，很可能也是全国之最。
婺渊公路的二百五十公里处，有一个奇异的村庄，这里背山面水，村子建在分水岭上，山坡上种的都是黄桃树，每逢春打花开的季节，满山满岭桃花盛开，把山上水里全映红了。因此，这条山岭，就叫桃花岭，建在山岭上的村庄，就叫桃花岭村。
桃花岭村一共有五百多户人家，二千六百多人口，在当地说来，也算是一个相当大的村庄了。桃花岭村虽然建在分水岭上，而且也确实是一个村子，但却以东西走向的分水岭为界：岭南的半个村子属景县管辖，岭北的半个村子属康县管辖。很早很早以前，至少是明朝以前吧，据传说确实有过桃花岭南村和桃花岭北村两个村子，但是随着历史的推移，人口的发展，尤其是某种历史原因造成的特殊需要，南北两个村子逐渐扩大了，靠拢了，终于合并成了一个。明清时代，分水岭上也曾经立过界碑，明确分出南北两半个村子各归各县；到了民国年间，好几块界碑，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也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全都不见了。于是，村民们的房屋，居然就有跨建在县界上的。在这所房屋里出生的人，连他自己都说不清算是景县人还是康县人。
这里有这样一个传说：解放前警察局抓赌，就得两个县的警察联合起来一起抓，不然，赌徒们只要从这间屋走到那间屋，警察们就算是越过了县界，管不着也不能管了。
也许，明清两代流传下来的界碑，就是被这些赌徒们偷偷儿地挖出来扔掉的。因为对他们来说，县界越是不清楚，不就越是可以浑水里摸鱼，跟警察们胡搅一起吗！
还有一个笑话：据说是明清时代，界碑还在的时候，有一次桃花岭上发生了一件人命案子，死尸正好躺在县界上，村里的两个地保，只好分别呈报本县的太爷。景县的太爷跑来一看，见死尸的脚在康县一边，就说：“死人生前站在康县的土地上，死了以后才倒向景县这边，按情理推测，这件案子应该归康县管。”说完，打道回府了。康县的县太爷跑来一看，却说：“死尸的头在景县一边，头是人的首脑,头在景县一边, 这件案子自然应该归景县管。”说完，也上轿走了。结果一件人命案子，谁也不管，就这样不了了之。
这两个故事，说明桃花岭村自古以来就是个官府不愿管也不好管的地方。
正因为桃花岭村具有这种无人管的特性，促使了它的迅速发展，而且是畸形的发展。
这种畸形发展的结果，就是这里变成了公开的赌场妓窝，村里许许多多不仅只招待吃饭、睡觉的饭店也应运而生，明清以来村民们大都以开赌场、妓院、饭店为业。当然，更多的是把这三者合而为一的“综合性饭店”。
这种综合性饭店能在桃花岭村得到充分发展的原因，除了上面提到过的因素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因素。
桃花岭，南距景县县城三十里，北距康县县城也是三十里。早在明清时代，从婺州通往渊州的“阳关大道”，就从桃花岭村通过。不论是官员还是客商，也不论是南来景县的还是北去康县的，除了有急事要办的人之外，都愿意先在这里歇一夜，第二天再进城。这样办，一方面是图个第二天时间充裕、精力充沛，一方面也贪图这里的宿店饭菜可口、伺候周到，不但有各种各样的赌具可供赌棍儿们打发漫漫长夜，有上好的阿芙蓉膏供瘾君子们吞云吐雾，更主要的还是这里的每一家宿店同时都兼做不要本钱的买卖，除了店里的“姑娘们”之外，只要你肯出大价钱，就是老板娘的亲生大闺女，也可以陪你睡觉的。
二者相辅相成的结果，一是到这里来投宿的旅客越来越多，二是村子里的“饭店”也越开越多。这种“饭店”，除了一部分是本村村民开的之外，还有许多是从四面八方投奔到这里来落脚谋生的人家开的。天长日久，也分不出谁是本村土著，谁是他乡外地来的了。流风所及，凡是这个村子里的姑娘、媳妇儿，绝大多数都要走这条挣钱的路子。由于名声难听，以至于外村的姑娘不肯嫁到这里来，本村的姑娘除了被“客人”看中娶走之外，也很少有嫁到外村去的。几百年来，桃花岭村形成了一个个牢不可破的烟花世家，互为姻亲，代代相传，与外村外族极少婚嫁。好在这里的居民来自四面八方，村子里有几十个姓，就是再过二百年，也不怕发生近亲联姻之虑的。
２
解放以后，由于官和商这两种有钱兼有闲的人突然间都减少了，桃花岭上的烟花业也因此萧条了下来，“饭店”纷纷关张，赌场相继封门，光剩下几家货真价实只卖酒饭并供歇宿的小饭店在惨淡经营。“社会主义高潮” 以后，私营的商店一概取消，就连这样的夫妻子女店也绝迹了。
只有一样东西，在这里一直没有绝迹──这就是梅毒。
梅毒俗称杨梅大疮，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与鸦片、玉蜀黍同时传向世界各国的珍宝之一。大约在明朝中叶，梅毒由外国水手们通过“咸水妹”传到我国广东一带，因此在我国早期又叫“广疮”。
桃花岭的梅毒始于何年何月，由何人传来，县志里既无记载，村里人也说不清楚；但是在清朝就有人死于杨梅升天，却是有名有姓有事实可据的。解放以后，人民政府听说桃花岭村妓院林立，暗娼极多，梅毒为害甚烈，特派工作组和卫生队到村里开展工作。一方面查禁卖淫，一方面进行普遍体检，发现村里的男女老少血液中带有螺旋菌的竟达百分之七十六以上，其中四个加号的就有好几百人，还有好几个人连鼻子都烂掉了。吓得队长除了向上级打紧急报告之外，跟谁都不敢公开这个数字。好在当时的医学水平根治梅毒已经不是什么难题，于是一面申请药品，一面强制患者打针服药。卫生队一行五人长住桃花岭村苦战了三个春秋，给上级打的报告，说是全村的梅毒患者都已痊愈，杨梅大疮在村里已经绝迹；实际上，由于人口具有流动性，统计数字难免有遗漏。比如说，梅毒世家徐万有，就是被他们遗漏的一个。
徐万有祖上，不论是父系还是母系，世代都以开“饭店”为业，是桃花岭上标准的烟花业世家。他们家开的饭店，楼下供酒菜，楼上供歇宿；白天有几个伙计炒菜卖酒，晚上有几个姑娘接客卖身，生意兴隆得很。他祖母就是杨梅升天死的。临死的前几年，鼻子烂掉了，只剩下一个圆窟窿，用一片纸贴着。为了不吓着顾客，一天到晚关在楼上的一间小阁楼里不让她下来，三餐饭都是送上去给她吃。徐记饭店里除了供应酒菜、姑娘之外，还供应一种祖传的春药，叫做“金枪不倒丸”，专门卖给老嫖客。没有想到，他大姐就死在这种背时的春药上。关于他大姐怎么死的故事，在村里村外一直流传了几十年，至少在桃花岭是老少皆知的公开秘密。
据说他大姐从小就长的很好看，人也机灵。既然是出生在这种家庭，早晚要走那条路，几乎就是命中注定的一般，倒并不奇怪。她自己也知道家里开的是什么买卖，从小就学会了应付客人的一套本事，做好了献身的准备。在她十三岁那一年──当然是虚岁，有一个跑关外贩人参的大客商住进了店里，看了几个接客的姑娘，都不满意，点着名儿要她去伴宿。她妈说：闺女年纪还小，要再过两年才接客。要是客官看着中意，一定给他留着身子，请他两年以后再来。那客人说：他走南闯北，爱的就是小小姑娘，长大了，他就不喜欢了。只要老板娘点头，出什么样的大价码他都答应。她妈一时生气，随口开了一个大价钱：“只要客官你能用白洋把我屋里这张八仙桌铺满了，我这个小闺女今夜晚就归你！”照她妈想，开这样大的价码，无非为了气气他，让他知难而退，也就算了。不料那个客人说了大话收不回去，只好认了真：当时就开开箱子取出白洋来，把一张八仙桌的桌面全铺满了。数一数，横竖各二十五圆，共合六百二十五圆。当时当地，叫一个姑娘伴宿，最高的夜度资也不过五块到十块钱，对桃花岭这种小地方来说，虽然是梳拢黄花闺女，也已经是极大的价码了。她妈根本就舍不得让自己的小闺女去受这种罪，可是话说出去了，又不能收回来，只好找一个理由，说是钱还不够：在白洋与白洋之间，不能看见桌面儿──也就是说，在一层白洋之上，还要再加一层白洋。话赶话赶到了这个份儿上，那客人也不好意思把说出来的话再吃回去，咬了咬牙, 愣是在第一层白洋的上面, 又加了一层白洋，把白洋与白洋之间露出来的空隙全盖严了。这一回,是横竖各二十四圆, 共五百七十六圆, 加上第一层，可就一共一千二百零一圆了。按当时的行情，大米两圆钱一百斤，一千二百圆钱，可以买大米六万斤，三吨的小卡车，足足要装十辆。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字！老板娘看看一桌子白洋，又看看还没有长大成人的小闺女，两头都舍不得。可是干她们这一行的，要讲江湖义气，说出去的话，不能改口，何况还有那么白花花一桌子袁大头在眼前堆着，狠了狠心，只嘱咐孩子要尽心伺候，就把一个十三岁的小姑娘叫人家领进房间里去了。
那个贩人参客人一时高兴，出了这么一个天大的价码，领回一个还挂着眼泪的十三岁的小姑娘来，越琢磨越觉得自己吃了大亏了。可是嫖界也有嫖界的规矩，讲好了的价钱，不能后悔，也不许找后账。于是这个老嫖客一连吃下了三颗徐记饭店的秘制春药“金枪不倒丸”，要把这一千二百圆钱从这个十三岁的小姑娘身上找回来。入夜以后，楼下的人只听见那小姑娘吱哇乱叫，连哭带嚎的，非常可怜。做娘的特地跑到楼上去扣着房门叮嘱女儿：“要挺住！要给娘争气！”在母亲的一再鼓励之下，女儿总算不再叫喊了。可是等到第二天早上再去看，女儿已经死在床上，客人早就逃之夭夭，找也没处找去了。
抗日战争时代，省会失守，省政府搬到了康县来，桃花岭成了省保安军驻地，有钱加有闲的官和商都不大来往了。“饭店”门庭冷落，很多靠出卖皮肉为业的姑娘没生意可做，不得不嫁给保安军的连营团长们做太太。徐万有的二姐, 也走了这条路子，不大不小，当了个营长夫人。
日本侵略军步步进攻，眼看逼近康县，时局紧张起来，省政府不得不从康县继续南迁，作为省政府护卫部队的省保安军，也要随省政府开走。那年月，作战部队里带太太都是很平常的事情，何况是半带游击性质的地方保安部队呢？反正部队开拔，官太太照例可以派民夫抬着走，并不用她们走路，所以徐万有的姐姐理所当然地跟随丈夫“出征”去了。徐万有那年已经是个十四岁的半大孩子，说懂事吧，人间的酸甜苦辣还没有尝到多少；说不懂事吧，世上的七情六欲又都具备。在那动荡不安的岁月里，住在公路边儿上，明摆着是件极不安全的事情：不管是敌军打过来还是国军打过去，倒楣的总是老百姓，今天拉夫，明天抓丁，老也不得安生，弄得不好，连小命儿也会搭进去。想来想去，还是跟姐姐姐夫走最安全。只要当上了保安军，能不能保老百姓的安不一定，至少保自己的安是没有问题的。跟父亲一商量，家里也说这是上策。于是就附骥而行，穿上一套灰布军装，给姐夫当传令兵。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省政府又迁回省会，省保安军经过改编，有的成了中央军，继续打内战；有的遣散回家，另谋出路。他姐夫既非出身军校，也非出身行伍，成了编外人员。好在他是做生意的出身，就弃军从了商。反正抗战以后美军剩余物资颇多，门路也熟，弄好了，一本万利。徐万有跟姐夫又跑了几年生意，经验足了，门路也熟了，就跟姐夫拆了伙儿，自己跑单帮。本钱虽然不大，却也是小老板一个，不论走到哪里，顿顿饭有酒有肉，夜夜有姑娘陪着，活得还挺逍遥自在。
解放之后，幸亏手头还有一票存货，不但没赔本，反倒赚了一笔。解放初期生意好做，没几年工夫，就攒了一小笔钱。到了一九五三年，大部分商品都由国营商店统购统销，私人做生意不但越来越困难，赚钱也少，干脆就把手上的货全折出去，带上一笔钱回桃花岭来了。那一年，他才二十四岁。
３
徐万有回到桃花岭，他母亲已经故去，他父亲也已经年过六十，却还在开着一家饭馆兼旅店──当然不可能有姑娘伴宿了。徐万有从父亲手中接过小饭馆儿来，拿出积蓄，修整了门面，添置了家具，还亲自上灶掌勺，原打算指着这几间店房重整旗鼓大干它一番的，没有料到婺渊公路上车辆稀少，一整天也过不了几趟车，吃饭的人不多，住宿的人更少，门庭冷落，勉强维持了四五年，到了一九五八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来了个一刀切，不论是大商店小铺子，一律要走公私合营的路子。徐万有的小饭馆儿生意清淡，正打算关张，听说要公私合营，求之不得，心想合营之后，自己就当个掌勺的，是赔是赚全不管它，总能混一碗饭吃，所以不但不反对，还积极申请。不料工作组眼睛挺亮的，也知道这种路边儿小饭馆儿一个人连掌柜带掌勺加跑堂，尚且生意清淡，难于维持，要是公私合营，再加个经理、会计什么的，明摆着是干赔的买卖。那年月，连城里的大饭店尚且关的关、并的并，乡下路边儿的小饭馆儿，谁会关心？徐万有几次申请，工作组推给公社，公社推给生产大队，要求改成集体所有制。那时候的大队干部，第一是思想都很“左”，认为开饭店就是想发财，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二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管它对行人旅客是否有好处，只凭队长的一句话，就做出决定，让它关门大吉了。
于是，桃花岭上最后一家小饭馆儿，从此寿终正寝。
徐万有关了小饭馆儿，按当时的形势发展需要，只能参加人民公社，当一个听喝听令儿的公社社员，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大跃进的岁月，反正到处都是热火朝天的，只怕没有劳动力，哪儿都是干不完的活儿。徐万有先是到小高炉上去大炼钢铁，炼钢也炼人，力争三年之内钢铁产量要超英赶美；接着又战天斗地，移山填谷，做当代的老愚公。反正他是个单身汉，一个人吃饱了，全家都不饿，尽管辛苦点儿，日子倒也还过得去。
转眼到了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要按照他平时的表现，本来没他什么事儿的。只为他跑的地方多，见识广，道听途说的新闻、旧闻记住了不老少。他看见报纸上天天有江青的名字出现，虽然在会上没说什么，会后跟人闲聊，却谈起了许多有关江青的风流韵事。那年月，好朋友之间讲几句悄悄儿话都要掂掇掂掇份量，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可是一桩十恶不赦的杀头大罪，如果不加揭发，就会连坐，也要按反革命罪论处的。于是听见此话的人连夜到大队部去坦白自己揭发别人了。大队长和支书一听是攻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反革命言论，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儿，当夜就把徐万有抓了起来，第二天，结合他解放前是妓院小老板、反动军官小舅子，解放后又是小商贩、小业主等反动身份，经过大会批斗，送交法院严肃处理。这种案件，在当时是最容易处理也是最坚决打击的,并无商量的余地。不久,就按反革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押送劳改农场劳改去了。
３
一九七六年，“文化大革命”以“四人帮”的倒台宣告结束。徐万有的十年徒刑，也将服刑期满，快要宣告释放了。那时侯，凡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打击迫害造成冤假错案的，正在一件件平反改正。徐万有的言论仅仅涉及江青，当年抓他、批他、送他的村支书刘文英后来也被村里的革命造反派打倒，进过变相的劳改队，对于当反革命是怎么一回事儿、是个什么样的滋味儿，深有体会。因此没等徐万有刑满释放，就千方百计为他开脱，赶紧把当时怎么抓他、批他的经过重新整理上报。不久，徐万有就“提前”出狱了，并且还得到了一纸彻底平反的决定书，恢复了名誉。
解放以来，徐万有由于出身成分不好，在村里一直抬不起头来。这一回，仅仅因为他在“四人帮”时代挨过斗、坐过牢，虽然谁也没有封他为反“四人帮”的英雄，可是人们却自发地在心目中默认他是“四人帮”时代的受迫害者，特别是宣布彻底平反的决定书以后，人们全都对他肃然起敬起来，他那本来并不甚高的“身价”，突然之间竟提高了许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