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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九 章 《大义周刊》大义凛然
书名：中共密使杜重石特殊将军的读白 作者：吴越 更新时间：2015-11-02 16:06 字数：13732
杜重石到四川做统战工作，前一时期，由于手中没有刊物，没有公开说话的地方，因此只能发动袍哥中的青年们利用“摆龙门阵”的办法制造一些口头舆论。因此，作用不是太大。自从国内外的政治气候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创办刊物的条件成熟，根据党的指示，他联合张澜等老一辈革命家，创办了《大义周刊》以后，有了“为民请命”的阵地，他才能无所畏惧地说心中所欲说，配合全国各地的进步刊物，从“国共合作、共赴国难”转移到“反内战、要和平、反独裁、争民主”的新的统战重点上来。
一、蒋介石的花招
1944年4月，中共代表林伯渠向国民党代表张治中提出: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国民政府，要实行民主、保证人民生活和地方自治等政治要求。蒋介石原则上表示同意。
同年9月,在重庆的各党派代表冯玉祥、董必武、张澜、张东荪、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黄炎培……等及各界代表三百余人集会，要求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国民政府改组成立有各民主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声势浩大，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作出决策。
日本政府深怕中共提出的这一主张在各民主党派的热切支持与赞同下会成为事实，对日军侵华大大的不利，于是挥军深入桂林、柳州、南宁直趋贵州，于1944年12月6日占领了独山,目的是在军事上给蒋介石施加压力，以阻止民主联合政府的成立。
在这一形势下，蒋介石急命贵州省省主席杨森率部增援西进之敌。杨森在贵阳作紧急疏散动员，川康地方也感到恐慌。潘文华一面命令陈兰亭、彭光汉两师做好进山打游击的准备，一面聘请蜀德社的“新酒”赵仕奎任秘书，要他在部队进山之后做政治思想工作。赵仕奎是川大学生，在蜀德社中以能言善辩著称。
当时在国际反法西斯战场上，西欧方面，美英苏军正取得节节胜利，德军彻底失败已经成为定局；太平洋战争中，日本海军也已经成了强弩之末，在东南亚的陆军部队也已经军心涣散，运转失灵。所以日军的占领独山，也不过是回光反照而已，于败局无补了。
这期间，美国政府见中国人民要求民主政治的呼声日益高涨，也认为只有改组国民政府，实行民主政治，才符合民意。这种认识与决策，是与当时任中印缅美联军总司令的史迪威将军和美国驻华大使高思的促使分不开的。
史迪威与高思了解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与新四军在极为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在敌后开辟了抗日根据地，牵制了日军，减轻了日军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压力，取得了很大成绩；而属于蒋介石嫡系的胡宗南四十万精锐部队，却围堵西北苏区，不用来抗日。甚至八路军驻国统区办事处通过各种渠道千方百计搞到的医疗物资，也被蒋介石所封锁，禁止运进苏区。史迪威对蒋介石这种只着眼于党争而不顾反法西斯战争大局的做法极为不满, 曾于1843年9月6日建议蒋介石撤掉对西北苏区的封锁，不但蒋介石可以增加四十万军队用于抗日，共产党也无须留下相当数量的军队来防范国民党军队向苏区的进攻，从而全力投入抗日战场。这样的意见，蒋介石不但听不进去，反而怀疑史迪威是不是与共产党串通一气，阴谋颠覆他的独裁政府。
1944年4月22日，《大公报》揭露孔、宋家族在昆明秘密屯积的物资，足够云南全省军民四年的食用；而孔二小姐①在美国结婚的费用，足够救济十万难民维持四个月；单是缝制嫁妆所费的工时，就与缝制甲种师两个师三万人的军装所花的工时和费用相等。
抗战时期的《大公报》，是政学系所控制的报纸，与国民党的关系，是“小骂大帮忙”。“小骂”，指的是平时发表一些国民党政府官员贪污腐化渎职乱纪的案件，用以吸引读者；“大帮忙”，则是指政学系首脑黄郛、张群、吴鼎昌等人通过报纸对蒋介石独裁政府的捧场与支持。这一次怎么会从“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小骂”一变而为撕破脸皮的“破口大骂”呢？
原来，政学系所把持的《大公报》中，也有非政学系的编辑，也有敢写敢骂的进步记者。例如著名记者范长江，就是原西南联大的进步教授，而这次揭露孔、宋家族屯积、糜费的消息，就是由龙云和刘文辉商量好，巧妙地透露给范长江的。
史迪威看见这样的报道，对蒋介石政府的不满大大加深。他认为蒋介石政府的所作所为是在中国战场上削弱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力量，为此建议罗斯福：把美国援华物资中应该分给中国共产党的那一部分，也像美国援助南斯拉夫、把物资直接交给南共领导人铁托一样，把物资直接交给中国共产党。
这一建议，蒋介石当然竭力反对，而且也加深了对史迪威的不满。
1944年5月,以蒋介石为中印缅战场最高统帅的缅甸战役失败，给蒋介石当参谋长的史迪威，对中国援缅军队延误时机很有意见，要求中国军队的人事作一些撤换调整。但是刚愎自用的蒋介石以为史迪威是冲着他去的，有损他“最高统帅”的尊严；他认为史迪威不是以参谋长的身份帮他做事，而是以美国代表的身份在监督他，驾凌于他之上。于是，当时就发生了“统帅”与参谋长之间争夺指挥权的矛盾。
1944年9月初，美国B-29轰炸机轰炸日本军事基地,以阻止在华日军西进侵占独山。这时候，史迪威再次建议蒋介石调用围堵西北苏区的军队用于抗日，但仍被蒋介石所拒绝。
至此，史迪威见与蒋介石交涉已经不起任何作用，就通过美国联合参谋部转请罗斯福：要求把中国战场全部军队包括中共军队在内的指挥权都交给史迪威。罗斯福原则上同意，并派赫尔利为他的私人代表到重庆，一方面调停史迪威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寻找机会“劝”蒋介石把指挥权交出。
赫尔利与蒋介石还没有谈妥，急性子的史迪威却等不及了。他认为反正罗斯福已经同意了的，于是就在9月19日直接去见蒋介石，要他把指挥权交出，不然，要对中国战场的战局恶化负责。
蒋介石大为生气。他向美国政府抗议，软硬兼施，要罗斯福把史迪威召回。
赫尔利也觉得史迪威没等他与蒋介石谈妥就自己出面索要兵权，未免鲁莽。于是报告罗斯福：美国政府不应该支持史迪威与蒋介石争夺指挥权。蒋介石失去兵权，也意味着美国将失去中国这个盟邦。美国现在所需要的不是为史迪威争长论短，而是要打败日本。而目前能领导中国人民打败日本的，只有蒋介石。
罗斯福接受赫尔利的建议，只得于1944年10月19日将史迪威召回。21日，史迪威被迫辞职，代之以魏德迈；赫尔利则代替高思为美国驻华大使。
史迪威与蒋介石的这场较量，以罗斯福的妥协而宣告失败。
二、蒋介石要杀刘文辉
蒋介石对待国内异己武装力量，一向采取先分化、后各个消灭的政策。对川康云贵四省武装，贵州的杨森已经受“招安”；云南的龙云远在边陲，暂时鞭长莫及；四川的邓锡侯、潘文华已经稳住；只有西康的刘文辉最不听话。不过经过这几年的冷落、孤立，现在似乎已经到了整他的时候了。
1944年初，蒋介石派军统高干罗国熙率领一个旅的兵力，到西康去当经济检查处处长。其目的，是控制刘文辉的行动。刘文辉得到这一消息，一方面立即派兵集结邛山等地，阻止罗国熙部队进入西康；一方面用“地方绅士”名义打电报给蒋介石，说明用不着派兵进入西康的理由；同时还利用袍哥势力，发动群众举行示威。蒋介石“强龙难斗地头蛇”，只好让罗国熙撤回部队，单身一人到西康上任。
这以后，蒋介石多次召见刘文辉，想把他抓起来，但是刘文辉不是借故不来，就是没有适当的时机和借口，总也抓他不住。
蒋介石终于想起了妹妹的亲家杨森，打算让杨森来立这一功。他把杨森叫到重庆，对他说：西昌行辕主任张笃伦，每天都有报告给中央，已经掌握了刘文辉“通敌”的确凿证据，要杨森与潘文华联络，想出一个最好的办法来，一举消灭刘文辉。
杨森把潘文华请到重庆，传达了蒋介石的密令，并说：“中央把这样机密的大事叫咱们去做，足证委员长对咱们是十分信任的。”他提出的方案，是由杨森的川黔部队对刘文辉发起突然袭击，将刘文辉或捉或杀，到时候请潘文华掩护并声援。
潘文华回到成都，与他的总参议锺体乾、参谋长杨续云商议，大家一致认为：蒋介石的灭刘计划得逞以后，唇亡齿寒，下一步潘、邓二人必将步刘文辉的后尘，得到同样的命运。于是潘文华采取拖的办法，不积极行动。
蒋介石见潘文华迟迟不动，又急电召潘文华去重庆。潘文华干脆“托病”。杨森无奈，只好派他的参谋长范埏生到成都来游说并探听虚实。
范埏生到成都，当然先到二十军办事处找杜重石。范埏生是二十军的老人，当然知道杜重石去过延安，但也只知道他是代表杨森去考察的，并不知道他在延安参加了共产党，更不会想到他在四川负有特殊的使命。而杜重石随时与潘文华通气，却知道他这一次来成都的目的与任务。两人见面，谈起近来四川的政局，杜重石故意把话题往这方面引：“史迪威跟委员长这样一闹，社会上议论纷纷，多数人都说是美国人向着共产党。看起来委员长最近会有些动作。听说西昌行辕正在起劲儿查禁红色书刊，成都也有人风言风语地说：川康地方上，就有‘通敌’的人。”
没想到范埏生居然很明确地说：“美国人只想早日帮中国打败日本，支持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不是他们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关键在于共产党一天天壮大，对国民党构成了威胁。委员长怕的也是这个。过去有人说：‘日本人侵略中国，是亡国不会亡党(指国民党)；俄国人侵略中国，是既要亡国又要亡党。’其实，共产党成立的时候，不过是几个书生开开会，发点儿议论，成不了什么气候。后来一天天壮大，到今天有了这样的局面，是国民党自己帮了它的大忙。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篇文章里说：‘苏维埃政权能够在白色政权中间一小块一小块地长期存在，并且总是在各省的边区，是因有白色政权区域的各军阀之间的战争和各军阀割据自雄的分裂。这是国民党的自作自受。’这话说得一点儿也不错。委员长接受过去的教训，所以决心要‘翦除“死敌”除外患，消灭“杂牌”解内忧’。刘文辉、龙云这一类地方杂牌军，总是暗地里跟国民党的死敌勾勾搭搭，这就是很危险的内忧。有一句老生常谈：‘最坚强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你总也听说过的。”
范埏生的话，终于泄露了天机：所谓“外患”，指的是共产党；所谓“内忧”，指的就是国民党内同情共产党政治主张的像刘文辉这样的地方杂牌军。至于刘文辉“通敌”的“敌”，当然不是日本人，而是共产党了。杜重石考虑了一下，故作不懂地问：“你那么说，惠公不也是地方杂牌军吗？”
范埏生自得地笑笑说：“惠公那可又当别论。你难道忘了杨郁文与委员长嫡亲外甥竺培丰在嘉陵宾馆结婚的事儿了？”
杜重石也笑笑说：“那么说，惠公与蒋公之间有特殊的多重关系，是‘特殊的杂牌军’，应该另当别论。”
范埏生与潘文华会了面。临别的时候，潘文华说：“我有一句话，请你带给惠公：‘大敌当前，不应该再挑起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端，应以民族大义为重。’”
蒋介石对川康地方势力既不信任，又害怕压力过大，反弹力更强，会使地方势力更加靠拢共产党。所以对刘、潘、邓三人的联合力量，又不得不有所迁就。刘文辉等人也懂得利用当时国内外的形势变化，向蒋介石作政治讨价还价的砝码。当时蒋介石虽然出于不得已而暂时停止了铲除刘文辉的行动，但是“灭刘之心”，一直到抗战胜利后，仍然未死。
三、抗战惨胜谈民主
1945年2月4日至11日，罗斯福、邱吉尔、斯大林三人在克里米亚的雅尔塔开了八天会议，三国领导人签订了一个密约，即《雅尔塔密约》，主要有两条：一、确定了从东西南北四面进攻德军的作战方案；二、商定在德国投降后两周内，苏联对日宣战。
但是斯大林提出：要将沙俄时期日俄战争后丧失给日本的权利，作为他对日宣战的代价，否则不出兵。这些权利，包括：
一、大连商港国际化，苏联在该港有优先利益；
二、旅顺港租给苏联；
三、中东铁路与南满铁路由中苏两国合组公司共同经营；
四、保障苏联在满洲的优先利益；
五、必须维护外蒙的独立现状，等等。
这五条，虽然都与中国有关，而雅尔塔会议偏偏中国没有代表参加，而美英两国，却居然越俎代庖地完全同意了苏联的要求。当时罗斯福和邱吉尔之所以如此痛快地答应斯大林如此优厚的条件，不牵扯到他们的主权与利益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更主要的还是出于军事上的需要：对德战争胜利以后，应该以最短时间战胜日本，从而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旦美军在日本本土登陆，如果日本放弃中国大陆，把百万之众的日本关东军从满洲调回本土作殊死抵抗，必定会增加美军登陆的困难并拖长了打败日本的时间。而能够牵制关东军的，只有苏联军队。
雅尔塔会议结束后不久，罗斯福即于4月12日逝世，由副总统杜鲁门继任。再过不到一个月，即5月9日，希特勒德国终于无条件投降。可惜罗斯福却看不到这有意义的一天了。欧洲战场战事一停，苏联军队立即从欧洲转移到亚洲，等待中国政府承认密约的规定后对日宣战，出兵满洲。
6月15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奉命把雅尔塔会议的经过及密约的内容通知中国政府，建议中苏两国直接谈判。
尽管雅尔塔会议上没有中国的代表参加，却由美英两国越俎代庖地决定了属于中国主权的事情，中国人民包括中国政府在内都觉得太不像话，但是事情到了这一步，不想谈判也得谈判。蒋介石政府不但在抗战中需要“盟友”，抗战之后更需要“盟友”，对于盟国许诺给苏联的利益，不得不考虑部分承认或全部承认。他派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部长宋子文到莫斯科去与苏联谈判。由于苏联的胃口太大，讨价还价，直到6月27日，还没有得出结果。宋子文不得不暂时返回中国。后来王世杰继任外交部部长，形势紧迫，不得不会同宋子文与苏联就此问题继续谈判。一直拖到美国的原子弹都已经在日本本土爆炸了，谈判还没有成功。看起来，国民党政府把“主权完整”这一条看得相当重。苏联一看再不出兵，他在中国的利益将一无所有，这才在并未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匆匆出兵满洲，并在谈判桌上作了适当的让步，终于在1945年8月14日、即日本天皇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的那一天，与蒋介石政府签订了为期三十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条约规定：
一、中苏共同抗日；
二、苏联支持蒋介石为中国领袖，不援助他的敌人；
三、苏联在日本投降后三周将红军撤出满洲；
四、中国允许将旅顺、大连辟为苏联的海空军基地；
五、承认苏联对南北满铁路及其附属实业的所有权；
六、承认外蒙独立。
实际上，这已经是一发“马后炮”；即便不签订这一条约，苏联也已经出兵；再说，即便苏联不出兵满洲，日本天皇迫于原子弹的破坏力和对居民的杀伤力，已经下了“罪己诏”，决心无条件投降，并主动向麦克·阿瑟承认自己有罪，准备接受盟国的审判了。
对于这件事情，当时川康的舆论界议论纷纷。综合起来，不外乎如下三种：
一、雅尔塔会议的密约，是由美、英两国背着中国与苏联签订的；现在由赫尔利通知中国去跟苏联谈判，分明是想推卸越俎代庖的责任。
二、1941年苏联与日本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让日本消除来自北方的威胁，便于放手侵略中国。现在斯大林却趁火打劫，取得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特权。这实际上是红色不平等条约代替了白色不平等条约。
三、蒋介石为什么同意签订这个条约？就因为斯大林支持他为中国领袖，还特别声明不援助他的敌人。谁是蒋介石的敌人？当然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失去了苏联的援助，蒋介石就可以放手消灭中国共产党了。
面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各种各样议论，川康地方实力人物刘文辉和潘文华等人，却感到很难表态。要是也说斯大林取代日本夺走了中国东北的特权，又怕引起中共的误解，认为他们开始反共了；要是对这样重大的事情居然不开口说一句话，又要让人家说川康地方没个有眼睛的人。何况刘文辉是川康政治团体“唯民社”的领导者，社内有朱蕴山、邓初民、马哲民……等一大批民主人士，对如此重大的事件，怎能没有自己的看法呢？经过一番斟酌，他们统一了口径，在唯民社主办的《唯民周刊》、《大学月刊》上发表：第一，这是国民政府外交部决定的事情，与地方无关；第二，蒋介石一心反共，只要斯大林支持他为中国领袖，也不再援助中国共产党，其余的一切，就都不在他的考虑之下了。
蒋介石一方面得到了斯大林不再支援中国共产党的许诺，一方面又得到了美国的经济、装备、军火等等的援助，抗战胜利之后，就积极准备反共，准备内战。
这时候马歇尔将军到了重庆。中国的政局，一方面是蒋介石磨刀霍霍，即将挑起内战，一方面是中国人民反内战、要和平、反独裁、争民主，声浪一浪高过一浪。面对着这样的情况，周恩来在1945年12月间对马歇尔说：“我们中国共产党主张用民主来解决一切问题。我们所要的民主，和美国的民主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根据中国国情，美国的民主有三个方面中国可以学习：第一是华盛顿时期的独立精神；第二是林肯时期的民享、民有、民治；孙中山先生的政治主张，就是从这方面学来的；第三是罗斯福时期的四大自由：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免予匮乏的自由、免予恐惧的自由。”
周恩来的这些话，在他会见刘文辉的时候，也说过的。因此，杜重石尽一切力量，让川康地方所控制的报刊，如刘文辉“唯民社”所办的《大学月刊》、《唯民周刊》，张澜领衔创办的袍哥刊物《大义周刊》等等，加上茶楼酒肆中的清谈和清议，都在议论罗斯福四大自由的涵义和意义。用来对照揭示中国人民在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蒋介石政府统治之下，既无言论、信仰自由，人民生活又极端贫困，物资万分匮乏，尤其是特务横行，生命没有保障，人人都有恐惧感。
这时候原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出任美国驻华大使。他和美国参众两院对中国政局的看法是一致的。他并不同意把恢复中国战后经济的美援中应该分给解放区的那一部分直接交给共产党，因为这样做有干涉他国内政的嫌疑。他还曾经说过：美国参众两院既反对斯大林那样极左的一党专政，也反对蒋介石那样极右的一党专政。因此，他反对蒋介石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中国各民主党派的上层代表人物如张澜、张东荪、章伯钧等人，也都曾经对国民党代表邵力子、张治中说过：希望委员长不要只做国民党一党的领袖，要做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民主党派的全民领袖，成立联合政府。
就是国民党党内较开明的元老如邹鲁、于右任等人，也赞成成立联合政府。他们还向蒋介石建议：联合政府在人数比例上，即便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合起来的人数比国民党多两三人，也没关系。因为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要使中国从满目疮痍中解脱出来，从事经济建设，振兴中华。
但是所有国内外人士的这些意见蒋介石都听不进去，终于专横独断地召开国民大会，制订《戡乱时期紧急动员法》，悍然发动了不得人心的内战，把刚刚从战火中解脱出来的苦难的中国人民，又一次推进战争的苦难中去。
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杜重石如何利用袍哥这个“旧瓶”来从事宣传呢？原来以“国共合作、共赴国难”为中心的统战工作应该如何转向呢？
四、《大义周刊》的诞生
1944年9月，原参政员临时性结合“民主政团同盟”改组,正式成立了“中国民主同盟”。杜桴生传达了上级党组织的意见：国共合作已经成为过去，党员身份绝对不宜暴露。为了便于今后在知识分子阶层进行民主活动和统战工作，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出现更为合适。宣传工作，也以出版公开发行的刊物更为有效。因此，杜重石经沈志远(著名经济学家,民盟中央委员)和范朴斋(民盟中央委员、成都市分部主任)介绍,加入了民盟，并积极筹办一个公开发行的刊物。
在当时，要办一个公开发行的综合性杂志，也不是那么容易的。首先需要有一个创办团体的名义，还要许多知名人士作为发起人，当然还需要有足够的资金。以民盟的名义办，目标太明显，政治性太强，容易被特务机关所注意，再说，杜重石刚刚参加民盟，要以民盟为背景创办一个杂志，资历和声望也都还不够。因此，他决定以袍哥这个社团实际上也就是以川康军人为背景。发起人和资金问题，倒是比较容易解决的。
沈志远和杜桴生建议：既然刊物以川康军人为背景，最好请深得川康军人拥戴的革命前辈张澜带头作发起人，下面的事情，就好做多了。
那时候张老住在成都南门外诸葛亮衣冠冢附近黄瑾怀新建的私邸“怀远山庄”内。杜重石专诚前去拜访，张澜老先生欣然接待。杜重石先向他详细叙述了自己到延安访问的经过，然后谈到接受毛泽东、陈云、朱德的接见，委派他来成都，组织袍哥团体“蜀德社”，以“旧瓶装新酒”的形式，在川康军政人员中做统一战线工作；最后说起国内政治气候的转变，“国共合作，共赴国难”的统战口号已经不再适用，必须转到“反内战、要和平、反独裁、争民主”的新目标上去。为了进行宣传，十分迫切需要一份刊物。现在打算以袍哥社团为背景，申请创办一家《大义周刊》，特请张老领衔当发起人。等等。
张老听了，十分爽快地说：“你们要办刊物争取和平民主，我完全赞成。要我当发起人，没有问题。用袍哥社团作背景，这个主意要得。当年在‘四川保路同志会’闹革命时期，袍哥就起过很大的作用嘛！那时候尹昌衡杀了清王朝四川总督赵尔丰，推翻了满清的四川政权，做了都督，成立袍哥团体‘大汉公’，他自己就做‘大汉公’的总舵把子。可以说袍哥团体是历来就有革命性的嘛。……不过，国民党的报刊审查机关，对于新办刊物，审查控制可是相当严的。”
杜重石说：“发起人都是川康将领中的袍哥大爷；办刊物的宗旨，是宣扬袍哥的民族意识、爱国思想，激励袍哥抗日救亡。这样的刊物，想来审查机关也不好驳回，批准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张老沉思了一下说：“你在申请书上要引用蒋介石说的‘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拯救民族危亡’那些门面话。”
杜重石按照张老的意见写了申请书，给四川省图书杂志审查处处长陈克诚送去，不久就得到“依法由内政部登记，四川省立图书杂志审查处查讫，中华邮政挂号认为新闻纸类”的通知书。于是袍哥刊物《大义周刊》，就这样办起来了。
《大义周刊》社的社长为杜重石，发行人为王白与①。发起人除了由张澜领衔、杜重石主办王白与发行之外，还有：国民党政府监察院检查委员谢无量(刊名“大义”二字,就是请他写的)，成都耆宿学者刘豫波，电影界名人万籁天,潘文华部的师长兼袍哥大爷彭光汉和陈兰亭，川康绥靖公署副官长黄瑾怀，刘文辉部二十四军的团长李宗煌②，成都警备司令部上校参谋黄云章(民盟盟员)，潘文华部刘树成师参谋长汪载涛，以及江、浙籍工商界人士吴梦三、凌虎声、许有根等人。真是形形色色，包罗万象，应有尽有。杜桴生打趣地说：“《大义》的发起人是一锅颜色、味道全不谐调的大杂烩，但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办好《大义》。这也正是统一战线的具体表现嘛！”
除了发起人之外，还有一些不便作为发起人的学者，则聘请他们为特约专栏撰稿人：川康农工学院教授、民盟中央委员杨伯凯(笔名凯若)负责政论；经济学家沈志远负责经济讲座；中共中央南方局派在刘文辉处工作的张友渔(笔名章瑜,解放后曾任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负责撰写日本方面的军政述评；吕朝向(笔名洪钟)负责写文艺评论。其中多数人是张澜介绍推荐的。
《大义周刊》申请立案的时候，说明是“袍哥刊物”。但是袍哥的名声不好，特别是不明袍哥历史的青年和大学生们，一听“袍哥”二字，就说这是“封建余孽”。为此，在杜重石筹办蜀德社的时候，就按照杜桴生的建议，把袍哥改称“社团”了。现在办刊物，仍按照这一传统，凡是《大义周刊》上发表的文章中提到袍哥的，都一律改称“社团”。——这份刊物，现在还可以从四川省图书馆查到。翻开那发黄的纸张，里面有许多标题，例如：《社团产生的因素》、《社团的别名》、《社团的基本立场》、《社团思想与墨家思想》、《一论（二论、三论）社团义气》、《当前社团应有的态度》，还有译自英国新闻处编译的《黎利计划的社团中心》等文章，就都是用“社团”来代替“袍哥”的。
此外，为了扩大宣传袍哥的历史功绩，引发袍哥们走革命的道路，在张澜的支持和阳翰笙的协助下，以《大义周刊》的名义在春熙路春熙大舞台上演了阳翰笙编剧的描写四川袍哥罗大爷参加辛亥革命的袍哥题材话剧《草莽英雄》，在当地造成了很好的影响。
杜重石手中有了刊物，有了公开向读者说话的地方，他的宣传工作就活了，文章也就有得好做了。
1944年晚秋，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各界民主人士向国民党提出改组国民政府及统帅部，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召开国民议会，成立各抗日党派的联合政府等要求。民盟发表了《立即结束一党专政》的宣言，《大义周刊》随即发表了社论《拥护民主同盟的紧急呼吁》，以作配合。
1945年春，国民党政府在分配中国出席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会议代表的时候，民社党、青年党都有名额，独独共产党却没有。为此，《大义周刊》发表社评说：“国民政府是以民主国家的资格出席旧金山会议的，而出席的代表却是国民党指派的反民主的人。这真是对民主的极大的讽刺。看来，光有争民主的理想，光有理想的善良意图，是不够的。要使理想成为事实的唯一途径，是严正地面对一党专政的现实采取行动。……”
在当时，一家袍哥刊物能够如此大胆地发表言论，就应该说很不简单的了。
后来，国民党政府在各抗日党派、各界民主人士和全国人民的舆论压力下，不得不增添董必武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去出席旧金山会议。这中间，当然也有《大义周刊》的一分力量在。
1945年9月初，杜桴生到重庆开会后回到成都，对杜重石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立即要公布的受降将领名单，都是国民党军官，对八路军、新四军，却严令在原地待命，不许受降，还把这一决定通知了日伪军的司令官。”
杜重石问：“你这消息可靠吗？”
杜桴生说：“这是南方局在会上传达的，还会有错？”
过了两天，这一消息就在报上公布出来。张澜看了，非常气愤地对杜重石说：“这不是单纯地由谁来受降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将来由谁来保证实行政治民主的大事，是争取中国将来实现民主的政治斗争。对这样的大事，《大义》应该说几句公道话。”
根据张澜的启示，《大义周刊》及时地刊出了以《说几句公道话》为题的评论文章：“同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抗日部队，而受降却有不同的对待：一是许其受降，一是限其原地待命，不许受降。似此不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不可告人的阴暗伎俩，置浴血抗战八年之军民于何地？居心何在？令人隐忧重重……”
这样的公道话，当然为当局者所不欢迎、不受用。两天之后，川康绥靖公署副官长黄瑾怀来通知杜重石：“马参谋长请你明天上午到他办公室去一趟，他有话跟你说。”
杜重石心里已经意识到是什么事，但仍故作不知地问：“什么事儿？”
黄瑾怀是《大义周刊》的发起人之一，倒不隐瞒：“听说是和《大义》发表的文章有关。你准备一下。”
第二天上午九点，杜重石到了川康绥靖公署参谋长办公室。这时候，副官长黄瑾怀、秘书处处长刘东文、稽查处处长刘崇朴和参谋长都已经到了。参谋长叫马德斋，是个回民。因为杜重石也挂有绥靖公署少将参议的衔儿，按系统属于参谋长管。不过这是虚衔，上下级之间，一般都保持客客气气，并不真像部队系统那样严格认真。但是这一回马德斋明明看见杜重石走了进来，却拉长了脸，装作没看见的样子。杜重石只得先开口：“参座，找我有事吗？”
马德斋面有愠色，怒目而视，过了半晌，这才突然说：“你的《大义》可以收场了！那篇谈“受降”的评论，你看过没有？言论太反动了！”
杜重石见他用势力压人，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创办《大义》，发起人是张表老①，发行人是王白与。我这个社长是挂名的。我只知道讲讲袍哥的事儿。参座觉得哪篇文章太反动，请先找他们谈。”
马德斋见杜重石这个下属居然敢于顶撞他这个顶头上司，更加怒形于色地用教训的口吻说：“你一个嫩水水的娃娃，这样搞下去，对你没好处的！”
马德斋当众教训杜重石，伤害了他的自尊心，引起了他的反感，他也没好声气地继续顶撞，并有意不称“参座”而叫参谋长：“参谋长要是认为《大义》太反动，以后就‘正动’好了。”
黄瑾怀素来知道杜重石的脾气犟，怕两人戗戗起来，事情会越弄越僵，就出来打圆场：“你老弟不要专讲袍哥嘛！以后《大义》发表的文章，你先过一下目，不就行了吗？”
杜重石也就买他一个面子，趁此下台阶说：“是的。副官长说得对。《大义》今后发表文章，我要先过目，然后再发表，免得引起外界误会。”说着，扭头就出了参谋长办公室。
杜重石出了绥靖公署，即去找张澜，把马德斋刚才的话跟张澜说了。张澜很生气地说：“讲几句公道话，就叫‘反动’，哪儿还谈得上民主二字？要照他们的话说，贪污腐化、营私舞弊这些不公道的事儿，倒是‘正动’了？真是岂有此理！”
在张澜的第二次启示下，杜重石又在《大义》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从反动说起》的评论文章：“说几句公道话，指出有人贪污腐化、营私舞弊，不为全民着想的丑行，名曰‘反动’。根据这个奇特的逻辑，显而易见，那些以权谋私、睁眼不见浴血抗战八年取得胜利是全国人民一致抗日的硕果，乃至排除异己，夺取人民应有的权益，危害人民利益的事，都是‘正动’了。那就只好让人民宁反勿正了。……”
正好《大义》周刊上同时刊登了张友渔用本名发表的一篇政论《日本的和平攻势与无条件投降》，于是稽查处处长刘崇朴就抓住这两篇评论大做文章。他是个军统特务，平时听报童沿街叫卖《大义》的时候高喊：“请看，请看成都唯一的硬性刊物《大义周刊》！”早就已经引起他的注意。他到处宣扬：给《大义》写文章的，都是思想有问题的人。有的还是共产党。川康军人被共产党利用了。等等。
张澜听说此事以后说：“我看川康军人不是被共产党利用了，而是被反动派的不民主逼上了‘梁山’。他们怎不想想刘自乾①、潘仲三②为什么要参加民盟，成为盟员！”
那一个时期，《大义周刊》与全国各地的进步刊物一起，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揭露、批评国民党官吏贪污腐化、践踏民主，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方面，无可辩驳地起到了团结知识青年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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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自乾──刘文辉的号。
② 仲三──潘文华的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