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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从地下到地上
书名：中共密使杜重石特殊将军的读白 作者：吴越 更新时间：2015-11-02 16:09 字数：13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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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重石出狱以后，带领《大义周刊》的原班人马，到重庆经营现代书局，专营进步书刊。因发行《挺进报》，现代书局被封，他事先得到内部消息，仓皇出走，受到陆军大学前校长杨杰的掩护，平安到达香港。在失去党组织领导的情况下，他独立作战，参加了李济深领导的民革中央，并接受任务，两次秘密潜入成都，做川康将领的策反反蒋工作。
一、当起书店老板来
杜重石出狱以后，一者因为他的出狱名义上是川康军人彭光汉、陈兰亭、黄瑾怀的保释，而彭、陈等人则上了徐中齐的大当，答应了“杜重石出狱之后立即离开成都”的条件；二者，也由于《大义周刊》已经被查封，所有工作人员，都应该有一个着落。于是经多方面联系，征得了杜桴生的同意，杜重石与《大义周刊》的原班人马，于1947年春一起到达重庆。
早在抗战胜利前夕，沈志远、邓初民、朱蕴山、杨伯凯、郭沫若、徐淡庐、陶行知、翦伯赞……等人就曾经想发起、创办一个“新群文化图书公司”，由于缺少具体经办的人手，迟迟没有办成功。正好杜重石等一批人需要转移阵地，于是就把这一任务交给了他们。第一件工作，就是在重庆开办一个门市部。
正好王晓籁在重庆办的“四海社”宣告结束，杜重石就把他们的社址以八十万元的价格“顶”了过来。房子是两楼一底，地点在邹容路43号，作为书店门市部，是最理想的地段了。
陆军大学原校长、国民党政府前驻苏联大使杨杰①，当时住在上清寺聚星新村七号李挽澜的家里。李挽澜是杜重石侄女儿的未婚夫。有这样一层关系，杜重石就去拜访杨杰，要请他也来当新群文化图书公司的发起人。
杨杰看了沈志远执笔的“新群文化图书公司创办缘起”和发起人名单以后说：“我是被军统注意的人，把我的名字加上去，对‘新群’是不利的。再说，发起人中全是著名的民主人士也不妥当。最好是利用你的社会关系，把川康将领中的袍哥大爷拉进来作为发起人。这样，既可以冲淡特务对你们的注意，还可以通过他们多征集一些股金。这是一举两得的事儿，何乐而不为呢？”
杜重石接受了杨杰的建议，果然把彭光汉、陈兰亭、黄瑾怀、范绍增、龚渭清和当时住在重庆的袍哥界著名人物石孝先①等人都拉了进来作“新群文化图书公司”的发起人。加上原来的民主人士，又形成了一锅“大杂烩”。情况和《大义周刊》颇有些相似。───────
① 杨杰(1888-1949),云南大理人，字耿光，是有国际声誉的军事国防战略家、爱国主义者，也是民革的创始人之一。他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曾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民主主义革命。1928年出任国民党陆军大学校长，1931年调任蒋介石的总参谋长。后历任军委会办公厅主任、欧洲军事考察团团长、中国特任驻苏联大使等职。晚年与蒋介石的政见逐渐分歧，已经受到蒋介石的严密控制与监视。1949年9月9日应中共中央毛主席之邀去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途经香港，被蒋介石特务杀害于香港寓所。1950年将骨灰由港运回云南,葬于昆明西山烈士墓。1982年由民政部追认为烈士。
① 石孝先──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曾出任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武官，是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清阳的儿子。
门市部的工作人员，除《大义周刊》的原班人马蔡梦慰、张真民(民盟盟员)、方白萍(共产党员)、李扬波之外，又由杜桴生介绍了三个共产党员进来。一个是吴秋帆 (解放后任重庆市委统战部秘书长、副部长)，具体负责门面的装修设计；一个是龚思雪，负责去上海与徐伯昕联系请新知书店代印新群文化图书公司出版、发行的《陶行知先生论文集》，并用此书与新知交换包括《资本论》四卷在内的其他进步书刊；一个是陈柏林，在门市部当店员，后被特务逮捕，解放前夕被害于魔窟“渣滓洞”。
“新群”门市部终于装修一新开始正式营业了。书店老板，就是杜重石。书店大门外面贴着海报：“《陶行知先生论文集》已经由本公司出版，日内将在本门市部出售”。前来买书的人很多，其中主要是青年学生。
开张以后三四天，有两个西装笔挺的青年，一进门就问可有《资本论》，店员陈柏林警觉地回答他“没有”。他们又问可有《工人无祖国》，陈柏林回答说：“也没有，连书名都没有听说过。”这两个“顾客”就一唱一和地起哄，一个说：“你们书店是专卖进步书籍的，《资本论》你们没有，《工人无祖国》竟连书名也没听见过，这不是挂羊头买狗肉吗？”另一个就说：“我们是从沙坪坝重庆大学特地跑到你们这里来买书的，你们却这也没有，那也没有，我们来回奔跑，你们要包赔损失！”
从那以后，又发生过几起“顾客”无理取闹的事情。很明显，这是特务分子故意捣乱来了。
杜重石跑去找重庆市警察局刑侦处处长谈云章，先说了有人捣乱的事儿，又把那些袍哥将领彭光汉、陈兰亭、黄瑾怀、范绍增、石孝先等人支付股金的收据存根给他和他下属的刑警大队长看了，这才用袍哥的行话跟他们说：“请你们俩代我向你们的兄弟伙儿拿句言语、拜个上福，大家都是同山堂的弟兄，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不要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己人作弄自己人。”
这一通袍哥言语，说得谈云章和他的“兄弟伙儿”都笑了起来。刑警队长说：“杜大哥不要误会，全是兄弟伙儿的误解。”谈云章再具体解说“误会”的焦点所在：“共产党在重庆的机关报刊《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前一阵子被‘群众’捣毁，停刊了。如今由‘新群文化图书公司’出版、发行《陶行知先生论文集》，不由人不怀疑是不是‘新华’和‘群众’各取一个字新组织起来的变相组织。你要是不说，我们哪儿知道这个‘新群’是两三年以前就筹备组建了？更不会想到这是陈大哥、范大哥、石大哥他们入股办的公司。话说明白了，就没事儿啦！”
早在杜重石去动员杨杰当发起人的时候，他就提出过：“新群”这个名字，容易使人联想到《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即便这两家报刊没有被砸，也有可能被认为是“外围组织”。当时杜重石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却以为他过于小心，是多余的顾虑。经此一役，才不得不佩服“姜是老的辣”，杨杰对事物的观察和分析是敏锐的，中肯的。经与董事会协商，决定把“新群文化公司”改名为“现代书局”。
果然，从此以后，存心来捣乱的“顾客”就没有了。
1947年秋季，国民党在全国各地进行大逮捕，不少革命青年和进步人士纷纷外逃躲避。由于现代书局有那么多的川军将领兼袍哥大爷入股，等于涂上了一层保护色，加上杜重石的社会关系网络分布面很广，各方面都有朋友，因此有许多逃亡者或直接投奔现代书局，或通过朋友关系辗转介绍来现代书局，把现代书局当成一个相对安全的“避难所”。先后到现代书局躲避的计有：成都《工商导报》的李伯达、四川大学的周戈西、西川书局的张孝先、西川书局德阳分店的冯争先、遂宁师范学校学生潘星海等。
二、冒牌的军事专家
早在1946年，中共重庆市委办的油印地下报纸《挺进报》，在市民中的影响就已经相当大。特别是那年冬季国民党政府和美国政府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公布以后，舆论哗然，全国各地报纸包括川康地方报纸对这件事都进行了批评。因为中美两国国力悬殊，中国人根本就没有力量到美国去开矿办厂，更没有商船到美国领海、内河自由航行，也很少有工业产品可以出口美国，去享受“最惠国待遇”。签订这样的条约，看起来双方权利、待遇平等，实际上很不平等；名为互利的通商条约，实际上只对美国单方面有利，其实是自欺、欺民的诡计。为此《挺进报》尖锐地指出：“中美商约的实质，是中国单方面对美国开放。名为平等，实为不平等；名为互惠，实为独惠。这不但对我国战后建设不利，且由此丧失了关税自主权。美货源源而来，扼杀了我国民族工商业的生存和发展……”
《挺进报》的这一论点，迅速被重庆市民所接受，街谈巷议，纷纷指责国民党当局举措失当。因此特务机关对《挺进报》也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难的是尽管也发现了一些线索，但是除了抓捕几个持有人、收缴一些报纸之外，对《挺进报》的编辑、印刷机构，始终不能破获。
现代书局虽然有那么多重保护色，但是特务分子从所售书刊的进步性，嗅到了一些味道，怀疑《挺进报》的编辑、印刷与现代书局有关，于是又暗地里派特务钉梢、跟踪可疑的店员和顾客。
实际上，《挺进报》的编辑、印刷，与现代书局并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在书局当店员的共产党员陈柏林，确实负责一部分发行工作。他经常以送书为名，把《挺进报》分送到各工厂、学校。不久，陈柏林被捕。蔡梦慰发现处境危险，赶紧离开现代，但仍被特务分子发现抓走。他们两人，在重庆解放前夕同时被害于特务机关的魔窟“渣滓洞”。
陈柏林被捕后的第三天，谈云章紧急通知杜重石：“书局将被查封，你也有被捕危险。”这时候杨杰已经从李挽澜家搬到山洞①的陆军大学教育长办公处的私邸，他夫人也从昆明到重庆来与他同住。搬家的时候与杜重石有约，如果发生紧急事件，如何联系，怎样说话。杜重石急忙通知他：当夜要到他处暂住。
天黑以后，杜重石随身只带一些紧要东西就到了山洞杨杰的家。在客厅里，杨杰给他夫人介绍说：“这位是李正平先生，是我特地请来给我整理《国防新论》的。”
没等他夫人多问什么话，杨杰就把杜重石引到客厅对面的一间房间里。这里设有书橱、书桌，放着杨杰所著《国防新论》的原稿和一些军事方面的参考书，还铺有现成的床铺。杨杰压低了嗓子轻轻地说：“很少有人到这里，你放心住下就是。我对家里人说，你是研究军事学的专家，是来替我整理《国防新论》一稿的。这样，免得‘特殊客人’来看我的时候引起麻烦。”
杨杰当时已经将近六十岁，他的夫人是续弦，年轻而漂亮。传说在他的原配故去以后，蒋介石巧妙地通过曲折的关系，把一个女特务介绍给他，专门负责在家里对他的监视。看起来，杨杰对他的夫人已经有所警觉，所以在他夫人面前，也不说出杜重石的真实姓名和来历。
从此，杜重石就以整理稿子为名，足不出户，倒认真地读起书来。每天晚饭以后，常和杨杰一起到宅外的小丛林中散步、闲谈。杜重石虽然并不真的替他整理《国防新论》，不过杨杰有时候也说一些自己对这一主题的看法：
“我著的《国防新论》，着重于一个‘新’字。我们必须抛弃狭隘的、已经过时了的军事观念。古战场上，单人匹马就可以冲锋破阵：关云长凭他手上的一把青龙偃月刀，就能够过五关斩六将；赵子龙凭一支长矛，就可以在长坂坡战场的千军万马中三进三出。这些史料，现在早已经送进博物馆了。共产党人小米加步枪的人海战术曾经在抗日战争中取得过不朽的战绩，但很快也要被淘汰了。在二次大战中起过很大作用的飞机、大炮、坦克，二战结束以后，也会因为科技的日新月异而需要重新设计改进。原子弹就是把最新的科技成果用于军事的实际例子。我们不能坐在空中霸王号①飞机里做着小米加步枪的旧梦。沾沾自喜于过去所取得的胜利，是将来国防中最危险的思想。”
用今天的眼光看来，杨杰的“以发展眼光看问题”，是符合辩证唯物论的。
有一次，杜重石故意说：“蒋介石对政治影响比较大的政见异己者，采取的手法是很多的。有时候还通过曲折复杂的关系，把女特务介绍给政见异己者，名为‘夫人’，其实是‘坐探’。因为蒋介石也知道，最坚固的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嘛！”
杨杰微微一笑说：“这不是什么新花样，是戴笠从希特勒的特务头子希姆莱那里学来的美人计。”
从他说话的语气、对他夫人不说实话的警惕性，可以证明他对自己的夫人是军统特务这一传说也是有所觉察的。
这时候，蒋介石在内战中节节失利，为了稳定后方政局，对四川的人事作了一些调整。头一个，就是以一贯反共的王陵基取代邓锡侯，并调再三向他表示忠心的杨森为重庆市市长。邓锡侯的下台，有两方面原因：第一，邓锡侯曾经支持桂系的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第二，蒋介石急于要军粮用于打内战，于1948年初命令粮食部长俞飞朋到成都要邓锡侯速征军粮十万担。邓锡侯说：“川粮川人要吃；还有这样多的中央军驻在四川，也要吃。”很明显，这是不支持蒋介石打内战。
杨森到了重庆不久，夏炯就来看望杨杰，并带来一个消息：谈云章主办的《新华时报》①上发了一条消息：《政治难民杜重石逃避山洞某公馆》。尽管报上没说明是哪个公馆，但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杨公馆，要杜重石早作准备。 夏炯走了以后，杨杰对杜重石说：“夏炯认为这是谈云章有意在他办的报上向你透个风，卖你一个交情。要是他真要对你下手，没有必要先露这个消息。我同意他这个看法。不过行辕二处的徐远举是个心狠手辣的家伙，新上任的警察局长徐中齐又是你的老对头。尽管他们都知道你和杨森的关系，可目前是‘戡乱’时期，只要他们说你是共产党，连杨森、夏炯也无能为力的。我看，三十六计走为上，先到香港再说。”
按照杜重石的想法，凡是做地下工作的，在白区暴露了身份，呆不下去了，一般都是撤回解放区。但是这一次事出突然，与杜桴生又一直联系不上，不知道上级组织的意见如何。他想回广安老家，到华蓥山地区发动民众武装，而杨杰则说：搞民众武装，非杜重石所长，再说，他已经决定派李挽澜回广安、岳池，组织华蓥山地区的武装斗争。做地下工作的人，与组织失去联系的时候，往往需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杜重石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听从杨杰的安排。 但是当时从重庆去香港只能坐飞机，而飞机场是严密控制在军统特务手里的。走水陆路先到别的城市再转飞机虽然也可以，但是费时旷日，再说，水陆码头一样也有特务。只能相机行动。为防止出意外，杨杰先把杜重石秘密转移到石家花园，然后通过万国银行总经理张裕良买到了去香港的飞机票，再经过化装，打扮成随从的模样，总算躲过了特务分子的眼睛，于1948年初夏平安到达香港。
三、民革中央特派员
杜重石到了香港，暂时住在铜锣湾姨妹夫姚振华家。然后按照杨杰的安排，首先去见朱蕴山和邓初民，汇报了现代书局出事的原因和杨杰如何掩护他逃离重庆的经过，同时说起自己本打算到华蓥山或老解放区工作，但是杨杰认为发动群众进行武装斗争非其所长，因此只好先到香港，看情况再决定行止。
朱蕴山沉思良久，这才说：“杨杰的话不错。待解放区的工作，实际上比老解放区更其重要。根据你的社会关系和工作能力，我看最好是到成都去筹建民革川康分会的地下组织、策反川康军人起义。”
于是他们两人把民革的组织情况向杜重石作了介绍：
早在1943年，一部分国民党爱国民主分子酝酿成立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 1945年秋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另一部分酝酿组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1946年春在广州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两会都分别制定了政治纲领和章程，选出了领导人员，组成了领导机构。两会都与中国共产党保持密切的联系，并在政治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帮助。
1947年，民联、民促的领导人和一些爱国民主分子先后到达香港。考虑到两会的宗旨完全相同，为了更加团结一致，发挥更强的战斗力，开始酝酿两会的合并。11月，以两会为基础的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联合代表大会在香港举行。1948年1月1日，大会宣布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成立，推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也作李济琛)为主席；李济深、何香凝、冯玉祥、谭平山、陈铭枢、柳亚子、蔡廷楷、李章达、陈其瑗、陈劭先、王葆真、朱蕴山、朱学范、郭春涛、李民欣、张文、何公敢、邓初民等人被选入中央领导机构。
民革从酝酿到成立，始终坚持和中国共产党合作，赞同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明确提出民革的宗旨是“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独立、民主与和平”。
当时的民革总部设在香港，在大陆设有若干个分会。川康分会的工作虽然十分重要，但是缺乏适当的人选，以致迟迟没有成立。这次杜重石不期而至，朱蕴山和邓初民都觉得他是最适当的人选，所以极力动员他去。
杜重石作为军政从业人员，对于民革的情况，虽说不是了如指掌，至少也是有所耳闻的，从所列的中央委员名单看，也确实都是比较激进的民主人士，何况这些人大都与中国共产党有密切联系，可以看作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参与民革工作，仍没有离开“统战”这个圈子。只是自己刚刚从四川逃出，再次入川，只怕危险，于是笑笑说：“我好不容易逃出了虎口，难道要我再入虎穴不成？那可是要冒出生入死的危险的呀！”
邓初民认真地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干革命总是要冒一定的危险的。再说，成都方面，除了你去之外，一时也还没有更适当的人选。成都的政局现在基本上控制在川军手中，与重庆还是有所区别的。估计危险虽有，却不会太大。”
杜重石仔细想想，这话也不错。多少革命先烈，为了自由民主，抛头颅、洒热血，虽九死而无悔，作为一个共产党员，难道因为前途危险就踟蹰不前，望而却步么？这样一想，立刻挺起胸膛，豪爽地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只要工作需要，我明天就可以去成都。”
朱蕴山和邓初民对杜重石这种不怕艰险的大无畏精神十分嘉许，当即陪同他一起去拜访了民革主席李济深和负责军事方面的蔡贤初。
五人见面，杜重石再次说了四川方面的情况以及自己这次出逃的原因与经过；朱、邓二人介绍了杜重石的历史以及与杨森之间的从属关系和政治背景，提出让他去四川筹建民革川康分会的建议。李济深虽然对杜重石并不太了解，而且是在这种情况下仓促会见，但仍对他十分信任，不但当即同意他去成都筹建民革川康分会，而且还让他筹建民革川康军委会，策动川康军队反蒋起义。他明确指出：“刘文辉和蒋介石明争暗斗了多年，在川康地方能够起到先锋作用。策反工作，重点应该放在他的身上。”
朱蕴山补充说：“刘文辉和中共中央早就有联系，一贯赞同中共的政治主张，蒋介石掀起多次反共高潮，他都没有动摇过。这一回胡宗南部队进了延安，他对于共产党是否能够取得最后胜利，好像有些怀疑动摇了。我和初民过去协助他办的《唯民周刊》和《大学月刊》，现在也销声匿迹了。他好像一个‘寒暑表’，遇上了寒流，温度就会下降的。”
邓初民说：“现在情况又有变化：共产党已经从战略撤退转为全面进攻，寒流过去，气温上升，他这个‘寒暑表’，温度也已经上升了。这时候去劝说川康军人起义反蒋，正是时候。”
事情谈妥以后，朱蕴山说：“在香港，还有几位民革的同志，你是不是都见一下？”
杜重石说：“见当然是要见的。不过有劳你们二位陪我逐一拜访，既费时，也费力。为了节省时间，不如大家在一起聚会一次，不就都见到了吗？我现在暂住铜锣湾我姨妹夫姚振华家，后天就是星期日，我在姨妹夫家设一席，请把要见的人都请到我姨妹夫家。这些人我都不认识，你们二位最好先到一步。怎么样？”
朱蕴山说：“这样也好，倒省却许多时间，也免得我们奔波了。我和初民一定先到，好给你介绍。”
当即记下了时间、地点，分头去准备。
到了星期天，朱蕴山和邓初民上午十点就到了。
在等待来客的空闲时间中，邓初民说：“民革刚刚成立的时候，英国上下两院、美国参众两院，都发来了贺电，祝民革在国共两党之外成为第三种政治力量。有一位刚从美国来香港的人，认为英美两国的议会发来贺电，说明民革在国际上受到了重视，还真想抓住这个机会，使民革在中国成为第三种政治力量。与此同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在中国与英美议院遥相呼应，他鼓吹：要扶植一批自由主义民主分子组织新政治团体，走第三条路线。在这样的政局下，毛泽东在庆祝‘五一’劳动节讲话的时候，发出邀请，要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们去参加中共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我们立即给毛泽东发了电报，表示响应和拥护。可是到今天两三个月过去了，还没有接到毛泽东的复电①。你不论在香港还是到了成都，都要当心不要受这种鼓吹
的影响。到了今天，还在鼓吹走第三政治路线，完全是不切实际的妄想。”
杜重石当然知道他所指的“刚从美国来香港的人”是谁，当时就点头答应，彼此心照不宣。随后，民革在港主要人员陆续到来，计有：梅龚彬、许宝驹、陈汝棠、潭平山、吴茂荪共五人。他们一致同意民革中央委任杜重石为“民革西南工作区中央特派员”，并与许宝驹约好以“破格通信法”作为互相联系的密码，杜重石则仍用杨杰给他起的化名李正平作为联络代号。
四、策动川军将领反蒋
1948年仲夏，杜重石由香港到上海，住大西路42号老丈母家，并在永安公司“七重天酒家”匆匆举行了婚礼。婚后不久，即由夫人设法买到机票，经过化装，贴上假胡须，打扮成一个“驼背老者”，乘中航公司的客机飞抵成都。
下了飞机，到机场来迎接他的吴梦三都不认识他了，直到他走到吴梦三的身旁，轻轻地叫他，方才醒悟过来，两人握手大笑。当即同乘川康绥靖公署副官长黄瑾怀派来的汽车到了黄家。夜间匆匆叙述了重庆、香港两地的情况以及此次化装来蓉的任务，首先得到了黄瑾怀的支持，第二天一早，仍由黄瑾怀派专车把杜重石送到雅安，与刘文辉见面。
杜重石把李济深的亲笔密信取出，交给了刘文辉。信上只有简简单单的两行字：“一切都好。详由李正平面达。请与李恳谈切商。”然后介绍当时解放战争的形势和当时的政治背景：西北战场胡宗南部队已经大部分被歼灭；中原战场洛阳已经解放；民革在香港成立的时候，英美议院都发来了贺电；毛泽东五一节讲话邀请各民主党派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得到了在港民主党派的响应等等，最后切入主题：民革中央希望他负责筹建民革川康分部和民主联军川康军委会两个地下组织。
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刘文辉对于筹建两个地下组织都表示赞成，但是事关重大，不能由他一个人作出决定，更不能单独行动，必须去成都与邓锡侯、潘文华商量。
过了两天，杜重石与刘文辉先后到了成都。为确保安全和便于行动，刘文辉把杜重石安排在他的警卫大队长王瑞臣家里住宿。 这以后的活动，就是刘文辉安排并进行了。他与邓锡侯、潘文华究竟是怎么商谈的，情况不太清楚。只知道随后在王瑞臣家里成立了民革川康分会和民革川康军委会两个地下组织，由刘文辉化名杨宗文为主任委员，李宗煌化名华正国为副主任委员，王白与为秘书长。此外，还有黄瑾怀、吴梦三、汪载涛、王蕴滋、张平江、聂丕承、徐则林等人为委员。大家分头进行活动。
杜重石还带有李济深给杨光的亲笔信一封，由于他既不能亲自去重庆面交，又不能付邮邮寄，只好打电报给接受杨杰指示去川北华蓥山开展武装斗争的李挽澜，让他到成都来把信取走再转交给杨杰。
时光过去了半个世纪，李济深的这封亲笔信虽经辗转流传，至今基本上保存完好(吴越按：原有影印件，未找到)，为杜重石的政治活动、也为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作出了见证。全文如下：
耿光①志兄勋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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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石同志来港，俱悉吾兄领导川康各地组织，并发动民众武装工作，艰苦奋斗，极佩贤劳。本会成立以来，因交通关系，对于西南内地宣传甚感不便，实际情形亦多隔膜。兹据重石同志报告，特嘱回川面陈一切。并经本会决议，特派重石同志等筹备分会。伏希吾兄指导进行。是所至祷。草此顺颂筹祺。
弟
济深
川康两会地下组织成立后，杜重石于1948年秋返回香港。行前刘文辉拿出五两黄金来，托他转交邓初民、龚梅彬两人。因为他俩在九龙一个什么学院教书，收入不高，生活清苦，而活动既广且多，开支入不敷出，有捉襟见肘之叹。
杜重石到了香港，先去吴茂荪家，得知姚振华夫妇已经去了美国，铜锣湾寓所的家具送给了吴茂荪，还留下一张两千港元的汇丰银行支票给杜重石作为到港后的费用。姻亲之间，照顾得可谓相当周到。
杜重石向李济深、蔡廷楷汇报川康民革分会和军委会成立的经过及领导人选后，于1949年春二次潜入成都，主要完成如下三项任务：一，将民革中央给川康分会主要负责人的任命书和川康地区工作纲要交给刘文辉。二，介绍国内政局：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全部解放，傅作仪起义，北平和平解放，毛泽东向蒋介石提出八项和平条件，等等。三，根据中央的工作纲要，与刘文辉具体商定民革川康分会的工作重点，是在国民党的各机关法团及工商企业、厂矿、仓库的各级各层工作人员中开展策反工作，迎接解放，要他们在各自所在单位尽力设法保护各类物资和档案资料，严防特务破坏。
4月底，南京已经解放，上海市被解放军包围，即将开始上海战役。杜重石在交通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由刘文辉掩护，几经波折，于5月初到达香港。原中山先生的私人医生陈汝棠，当时在香港开业行医，他开设的诊所，是民革中央在港临时联络点。从陈先生处得知，所有民革中央主要负责人都已经去了北平。杜重石又马不停蹄地赶到北平，向李济深汇报了此次去成都与刘文辉商定如何配合解放大军迎接解放的工作重点。
到了北平方才得知：在北平召开的民革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上，杜重石已经当选为民革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了。
写到这里，有一句题外的话需要说明一下：本书的写作计划提出之后，出版社的编辑同志主张事件过程的叙述“宜粗不宜细”，以免篇幅拉得过长。因此，杜重石为解放全中国当了“中央特派员”奔走于蓉、港、北平的这一段经历，长话短说之后，只剩下简简单单的几句话了，可是实际做起来，有多么困难，要冒多大的危险，不是亲身经历过的人，那是很难想象的！
几经周折，杜重石总算又到了党的身边。自从在杨杰的掩护下逃离重庆，他就与党失去了联系。但是凭着一个共产党员的良知与觉悟，他在没有上级党领导也没有领取一分钱活动经费的前提下继续为党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如今既然已经回到了党的身边，怎么能不与党取得联系，把失去的关系接上呢？
他找到了中共中央统战部交际处处长金城，向他汇报了离开延安以后近十年来所做统战工作的情况。金城既是他的老朋友，也是他在延安时期的“革命领路人”，曾经以“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名言指引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如今事隔十年，两人相见，倍感亲切。
如今杜重石既是共产党员，又是民革成员。但是他的党员身份至今没有公开，金城只能以“民革中央高级领导人”的身份把他安排在六国饭店、即现在北京饭店西楼住宿。这在当时的北平，就算是最高级的宾馆了。
与杜重石一同住六国饭店的，还有民革浙江分会的代表黄云山①和杨啸天。
不久，杜重石得到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的通知：贺龙的第一野战军即将由陕入川解放大西南，周恩来命令杜重石作速到成都去与刘文辉商定川康地方如何配合一野争取和平解放大西南的具体计划，至迟9月下旬必须起程。周副主席给的任务既光荣又艰巨，还相当危险。但是在这全国即将解放的关键时刻，能否策反川康地方和平解放，关系到国家、人民多少生命财产的得失，必须不避艰难险阻，尽一切努力去胜利完成。
这时候民革中央正计划在11月间召开民革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杜重石计算了一下时间：从北平经香港到成都，再由成都经香港到北平，即便旅途一切顺利，也难于在四十天内打一个来回。何况香港与成都间的航班越来越紧张，特务的监视也越来越严密，不一定哪个环节上出一点儿小小的问题，就会导致难于设想的结果。估计出席二次全会已经不可能，杜重石把自己的意见以《把革命进行到底》为题写了一个提案，又自己出钱印刷，然后交大会秘书处分发与会代表。
杜重石克服重重阻力，通过层层关卡，终于在1949年10月初平安到达成都，依旧住在王瑞臣家里，与刘文辉具体磋商地方部队如何配合解放大军的具体细节。这一回，杜重石代表的不单单是民革中央，而是兼有传达周恩来的意见在内。
这期间，北京在10月1日举行了开国大典，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进军大西南的号角也已经吹响：一野部队从陕南翻越米仓山秦岭入川，二野三兵团部队从湖北、湖南溯长江入川，二野四兵团在四野部队配合下，从广西渡南盘江、谷拉河进入贵州、云南。军队进展顺利，解放形势，一片大好。
一天深夜，刘文辉突然来到王瑞臣家，对杜重石说：“昨天下午，徐远举突然到我家里，问我：‘杜重石到成都了，住在哪里？’我说：‘我连这个人的姓名都没听说过，怎么知道他住在哪里？’看来，行辕二处一定已经得到你来成都的情报，而且很可能知道你来成都与我有关。不然，徐远举不可能从重庆专门跑到成都来找我问这件事。”
杜重石说：“徐远举跑到你家去问你关于我的下落，正说明他还不知道你和我有联系。他当了那么多年的特务，当然懂得‘打草惊蛇’的道理，不会那么客气地来通知你我早作防备的。听说王白与和李宗煌在重庆被捕，就是有特务混进了民联组织，才出事儿的。要吸取这个经验教训，一定要从肃清内部入手……”
刘文辉打断了他的话：“现在不是讨论情报来源和防止泄密的时候。这些问题我们会认真探讨。现在最主要的是你的安全问题。还是那句话：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反正咱们商量的事情已经差不多，现在时机紧迫，你赶紧离开成都。以免夜长梦多，迟则生变。”
杜重石当即拟了一份“李病危回家休养”的电文，交刘文辉送到雅安的秘密电台，发往中共中央。
刘文辉再三叮咛王瑞臣，在杜重石离蓉之前，必须确保其人身安全，还要他严嘱家人：如果有人问起杜重石或李正平，就说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