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幕后英雄亮相了（1）

楔子幕后英雄亮相了（1）

书名：蒋介石的王牌特工密电破译奇才池步洲作者：吴越更新时间：2015-12-07 10:33 字数：19836

许多人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偷袭珍珠港之前，密电曾被中国特工破译，可惜美国总统不相信中国特工的水平，未作准备；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个破译了日军密电的能人究竟是谁。


 他是一个奇人，一个从日本归国抗日的爱国青年，一个特务机关里的非特务，一个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幕后策划者，一个抗日战争史上真正的无名英雄。五十年代的镇反运动中，这个创造了光辉业绩的民族功臣，却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当作罪人关进了监狱。经受了三十二年的冤枉，沉默了半个世纪。直到他八十八岁，才被偶然地“发现”。

一、正史野史，孰是孰非

今年(2008)是抗日战争胜利的五十三周年，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五十三周年。如果从“七·七”卢沟桥事变算起，历史已经过去了六十一个年头。那场发生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席卷欧、亚、非、澳四大洲的空前大战，硝烟已经消失，废墟已经重建，肉体上、心灵上经受过创伤的老人，有的已经故去，而对中青年朋友们来说，对这一段历史，也许很陌生，也许仅仅听父兄或老师讲起过，不是印象不深，就是逐渐淡漠了。

历史，就是讲古，就是旧事重提，就是不能忘记过去。

但是，不论古今中外，历史都是一门最不科学、最不可信的学科。有人说：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历史，从中国的盘古开天、女娲造人，从外国的上帝创造世界开始，历史就是一篇哄孩子的神话，没有哪句话是可信的。因此也有人说：历史是一个很听话的小姑娘，随便大人怎么打扮，她都不会提抗议的。

我这样说，研究历史、教学历史甚至创造历史的人，肯定不答应。好在我不是历史学家，而是一个小说家。历史学家满有资格嗤之以鼻，说一声：“小说家言，不足与信！”

我说：“且慢！能不能让我把话说完？”

粗分一下，历史有“正史”和“野史”两种。正史，有当代“史官”的笔录，有改朝换代后“国史馆编修”们根据主子意图撰写的“国史”，其共同特点是“为成功者唱赞歌，又为尊者讳”，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尽力丑化失败者。质言之，参与造假的人太多了。因此，开国皇帝总是出奇地英明伟大。解民倒悬，前无古人，而末代皇帝总是那么祸国殃民、荒淫无耻，后无来者。甚至像岳飞那样的抗金英雄，功劳已经很大了，他的孙子还要把许多岳飞根本就没参加过的战役，都说成是岳飞的辉煌战绩，而且居然被《宋史》编者所采用，编进了《岳飞传》里。堂堂正史，赫赫名将，尚且有人造假，惶论“凡夫俗子”也乎？

因此，人们要说“尽信史不如无史”；因此，人们不得不学会“字里行间读《史记》”；因此，人们不是拿历史书来当谜语来猜，就是事隔几十、几百年之后再来考证，再来辩伪；因此……因此……。相对而言之，野史出于非官方人士之手，不是“奉命”而修，甚至是冒着杀头的危险去修，所以反倒更其可靠些。

古代史离我们这个时代太遥远了。三皇五帝离司马迁时代就已经好几千年，根本就没人知道黄帝生在哪里、死在哪里、葬在哪里。史书上说他“御女三千，白日飞升”，用最通俗的语言来解释，不就是女人睡多了，“以身殉职”了吗？

历史的真伪，就连史学家们尚且搞不清楚，争执不休，何况不是治史的我侪。那么，现代史和当代史呢，由于历史的偶然或历史的必然，怎么个写法，也因书写者的地位、立场、观点、目的等等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远的不说了，就拿“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说，如果林彪不折戟沉沙，如果江青不身败名裂，历史肯定又会是另一种写法。于是，若干年后，新一代的史学家们，又得拿出新思想、新观点、新方法之类，根据私家所记的“野史”，来订正官方所写的“正史”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野史之在史学界，是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的。难怪也有人说：一个老人的故去，等于一座博物馆的毁灭，等于一本野史的消失。

老人是历史的见证。到今天为止，关于中国抗战的史书，简直汗牛充栋，出版得可谓多矣，但是任何一部官方出版的中国抗战史，出于种种原因，似乎都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历史虽然是个十分听话的小姑娘，怎么打扮她都可以，但人们总希望尽量还她一个庐山真面目。抗战时期的老人今天已经不多了；亲身参加过抗战的老人更少了。从这些历史老人的身上抢救历史，哪怕只有一点一滴，也是一件十分紧迫、值得重视的事情。

我是个小说家，一向以编造故事为拿手好戏，也包括编造历史故事。有趣的是：近年来我由于编造了一个历史故事，却意外地发掘出一段真实的历史来。一者历史的责任感不允许我“秘而不宣”，二者故事的本身充满了传奇色彩，不把它“公诸于众”，简直如鲠在喉，急于一吐为快。

于是，我破门而出了。

二、二次大战，怎么爆发

为了说出我要讲的这个历史故事，下面不得不先说一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历史故事。——就算是“书帽”吧。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珍珠港当地时间十二月七日，星期日)，日军突然不宣而战，偷袭了珍珠港美军的海空军基地，迫使美国众参两院迅速通过了对日宣战，从此拉开了太平洋战争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帷幕，并从此决定了日军必定覆没的历史命运。

这件事情，当然是尽人皆知的。“二战”结束以后，像我这样年纪的人，大都听到过这样一种传说：有关日本海空军偷袭珍珠港的行动，罗斯福总统事先是知道的。因为国民党的特工机关破译了日方的密电，得知日军将于十二月七日前后对珍珠港有所行动，特地通知了美国总统罗斯福。但是罗斯福不相信中国的特工有如此高明的本事，甚至怀疑是中国人为了促使美国参战而故意制造这一“耸人听闻”的谣言，因此未作任何防范，以致让这座经营了几十年之久的珍珠港海空军基地遭受了极为惨重的损失云云。

关于这个消息的来源，究竟是谁第一个说出来的，人们一直搞不清楚。直到最近，才查出来是一九四六年福建福州《星闽日报》总编辑郑书祥第一个“捅出来”的。当时福州有一个学术团体叫做“初社”，经常邀请一些学者和社会名流专就某一个学术问题或大家感兴趣的问题作报告。有一次，他们请到了抗战期间重庆军委会侍从室破译密电码的专家池步洲，以《我是如何研究和破译日本军事密电码的》为题作报告。郑书祥当时兼任福建社科所的副研究员，也是“初社”的发起人、组织者之一。作为“报人”，他听到了这样难得的“第一手新闻”，当然不肯轻易放过，于是就把池步洲的讲话稿在他主编的报纸上公布了。为此他也曾经受到警察局和特务机关的追查，原因是他“泄露了国家机密”。但是报纸已经发行，覆水难收，这个“国家机密”，终于不胫而走，连我这个当时僻处浙南山区的十几岁少年儿童，都听说了。可惜的是：多数人只知道有这样一件事情，至于具体的细节，包括破译密电码的人如何如何，则在传说中逐渐淡化了。

从常情推测，这种解释很不合乎道理，是很难令人信服的。任何一种绝密的情报，都有可能在偶然间获得。作为一个国家的总统，密电都已经放到了他的面前，居然不信，居然不作任何防范，岂不成了白痴？

但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关于珍珠港事件的来龙去脉，日本方面的史料，包括如何策划、如何搜集情报、如何发动突然袭击，等等，不论正史、野史，都已经说得清清楚楚，至少是能够令人信服的了；美国方面呢？“野史”的说法固然很多，但所有官方正式公布的史料，都没有提到中方曾经把情报通知了罗斯福这件事情，至于罗斯福为什么不相信等等，就更不用提起了。

因此，对于日军偷袭珍珠港这样一件大事，美国人为什么麻痹大意、不作防范，居然让小日本得逞，一直来仍然是个“谜”。

这个“谜”，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才有人从罗斯福的日记中发现：他当年将此情报“留中不发”，是有其不得已的苦衷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际关系相当复杂：德、意、日三“轴心国”采取“远交近攻”政策，希特勒先与斯大林就各自在欧洲的势力范围达成如何瓜分的默契，正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接着趁苏联不备撕毁协定，发动闪电战，在一夜之间向苏联边境发动了全面、全线的进攻。对希特勒深信不疑的斯大林没作战争准备，仓促应战，实力不足，生怕腹背受敌；而日本的第一步计划与目标，是侵略东南亚，也无暇北顾，因此日、苏双方在考虑到各自利益的前提下，也签订了一份“互不侵犯条约”。日、苏两国的默契，对中国的抗战当然极为不利，因此人们都把希望寄托在美国对日宣战上。但当时日军还没有进犯美国本土。因此尽管国内外呼声甚高，美国国会却迟迟不能通过罗斯福总统的宣战提案。

美国国会之所以不同意卷入这一场战争的原因，第一是他不像老牌帝国主义英、法两国那样，有许多海外殖民地被德、意、日三国所掠夺；美国与德、意、日三国之间的利害冲突，还不到“白热化”的程度；第二是权衡利弊，根据历史经验，美国不参战比参战更加有利：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保持中立，交战双方都向美国购买军火，结果交战双方两败俱伤，人财两空，而保持“中立”的美国却因出卖军火而发了大财。真正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鹬蚌相争，渔人得利。如今第二次世界大战又爆发了，美国国会中多数人想重抄当年的老谱儿，继续保持中立，继续贩卖军火，再发一次更大的战争财！

所以，罗斯福总统得到日军将要偷袭珍珠港的情报以后，当机立断，忍痛作出了牺牲：只要日军一出兵，珍珠港遭受到了重大损失，他就师出有名，就可以迫使国会通过对日宣战的提案了。

此说虽然只见诸报刊，而且只是个人的见解，不是由国家发布的，尽管这种做法所付出的代价似乎也太沉重、太残酷了些，但却比较合乎“情理”。──有道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嘛，何况“三军统帅”乎！

但是此说也不排斥“弄虚作假”的可能性。不论从哪一方面着眼，一个国家的重要海空军军港在一个早晨被敌方夷为平地，总是一桩极大的失责。罗斯福身后的亲信们为掩盖这种失责，是不难造出一本日记之类的证据来，用以证明自己的总统并不是一名没有头脑的白痴，而是一位深思熟虑、英明果敢的统帅。── 一个人，只要把他做错了的事情都说成是正确的、伟大的，那么失误越大功劳也就越大；永远不犯错误的英明领袖之类，不都是这样塑造出来的么？

还有一种说法，也是见于报刊上的：罗斯福总统得到日本海军要偷袭珍珠港的情报以后，已经在十二月七日早晨通知了参谋总长马歇尔。本来，马歇尔只要用桌子上的直线电话通知夏威夷司令官肖特将军就可以了。但是马歇尔有一个不爱打电话的老毛病──应该说是因为打电话容易泄密的缘故吧。他让通信中心用密码电报发出这一消息。不巧，军用无线电发生了故障，只好改由民用电报局向檀香山的西联电报公司发报。结果耽搁了时间，等电报送到了肖特的手上，已经是十二月八日中午，日本海军航空兵偷袭珍珠港成功都已经好几个小时了。

这一说更富有传奇色彩，但却过于把军事行动当儿戏了。如果此说当真，事后罗斯福总统应该撤马歇尔的职，而不应该撤肖特的职才是。

此外，一九八九年三月十日上海《解放日报》第四版有一篇报道，提到了日寇企图偷袭珍珠港的密电，是英国方面早就破译了的，只是故意不告诉美方，目的是想以此迫使美国及早参战。全文如下：

澳报披露珍珠港事件内幕

英国早知有关情报 有意扣留逼美参战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供本报专电 悉尼《先驱报》九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位英国情报官透露，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军偷袭珍珠港之前，英国已经破译出日本海军的密电码。


九十岁的埃里克·内夫现在是澳大利亚人。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英国海军军官，负责破译日本的海军密电码。他在和另一位前英国军官合写的回忆录中说：英国在一九三九年已经破译了日本(海军)的新密电码。到一九四一年十一月，英国已经掌握了日本袭击珍珠港的全部细节。内夫认为丘吉尔有意扣留关于袭击珍珠港的情报，是希望美国在参战时能站在英国一边。


 报道说，英国国防部认为这部回忆录有损英国安全，并要求作者将手稿送交国防部。

从报道看，这部回忆录似乎还只是手稿，并未出版。而且报道也过于简单，无法认定真假。关键的问题，在于一九三九年英国是不是真的破译了最难破译的日本海军密电码。从常识判断，既然英国早在一九三九年就已经破译了日本海军的新密电码，这个情报官员总不可能仅知道日军将要偷袭珍珠港这一件事情，回忆录中至少也应该举出三五件事例来作为旁证。退一步说，日军的密电发出，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能收到，重庆可以破译，伦敦当然也可以破译。这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互相之间，并不矛盾的。

三、日军密电，是谁破译

长期以来，人们都以为破译日军密电码这件大事，不是军统所作，就是中统所为，于是糊里糊涂地把这一功劳加到了戴笠或二陈(陈立夫、陈果夫兄弟)的头上。例如沈醉写的一本回忆录中，就有这样的说法；而戴笠的家乡浙江省江山县政协编的《江山戴笠》一书的《戴笠小传》(申元著)中，即有这样一段：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戴笠着手建立电讯系统，设总台于南京，由魏大铭主其事，规模粗具。继后，又特聘清华大学教授温毓庆从事破译密码的研究工作。不久，戴笠组成以温毓庆教授为主任的特种技术研究室，进一步加强破译技术的研究工作。一九三九年，于俘虏日本空军大石信三的口供中，得知日军使用五十字母的组成方法，对破译无线电密码取得突破性进展。是年，特种技术研究室工作人员增至五十人，侦收机达五十架，为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破译日本偷袭珍珠港密电、打开中美情报合作之门奠定了基础。

这一段话，虽然是半官方(县政协)发布的，看起来似乎也很明白, 但有的地方则与实际情况相去很远(例如军统局内部根本就没有密电研究人员, 详后文)；有的则一望而知为牵强附会(例如“工作人员增至五十人, 侦收机达五十架”，岂非人手一架了？世界上绝没有这样一个单位的),有的则故意阴差阳错，语焉不详，似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所破译的日军偷袭珍珠港的密电，不是军统局人员所破译，也是军统局打下的基础，如此等等。

戴笠是江山县人。但戴笠是个国民党的特务头子。江山人为本县出了这样一个可恶、可恨、可耻的人感到羞愧。他们当然很希望戴笠也曾经为国家、为民族办过几件好事。于是，把不是戴笠的功劳，也挂到了他的名下。这样做，多少有点儿给戴笠脸上贴金的意思。

也许是由于事涉军事秘密的原因吧，国共两党的政府，直到今天还从来没有发布过有关这一事件的正式文件。

任何秘密，都是有时间性的。有的国家，规定了保密的时间限制。例如英国，把国家级机密限制在三十年以内，过了限期，才允许当事人发表回忆录。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有关这件大事的经过，竟一直没有详细的报道，那么，破译这份密电码的功臣，究竟是谁呢？

在无名氏(台湾著名作家, 原名卜宝南、卜宁、卜乃夫, 祖籍扬州, 一九一七年出生于南京，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因出版《北极风情画》、《塔里的女人》、《野兽！野兽！野兽！》而闻名文坛)的传记中，居然有这样的记载：


一九四二年,二十五岁的无名氏在重庆结识了一批韩国流亡临时政府人士：政府主席金九、光复军总司令李青天、总参谋长兼代宣传部副部长李铁骥(李范碤)等,居然成了该政府的“客卿”,为他们做宣传工作。他与李铁骥共居一室,成为密友。后来,他又结识了韩国少女闵泳珠。闵的父亲闵石麟是无线电专家,在中国军事委员会技术室工作,曾对中国抗日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一九四一年,日军偷袭珍珠港前,他曾破译了日军欲发起偷袭的密电码,这份情报通过军统局戴笠提供给美国,但未引起重视；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才深感震惊和悔恨,并对中国的无线电情报刮目相看。

按这里的说法，这份密电，居然还是韩国人闵石麟破译的。

闵石麟实有其人，但是中国军事委员会技术室的历届工作人员名单中，却从来没有闵石麟这样一个人。原来，他是当时韩国流亡政府的高级官员，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回到南朝鲜，先任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主席秘书室秘书长、临时政府主席办公室主任，后出任南朝鲜驻华大使。一九四○年，他也确实曾经在重庆军委会技术室从事过密电的破译工作，而且在众人中水平还是比较高的，但他用的是化名王良诚。直到他出任驻华大使，许多人还不知道他就是当年在军委会技术室从事密电翻译的小小译电员呢。

闵石麟不但曾经在军委会的电讯中心工作过，而且技术确实比较高，但是说他曾经破译出日军偷袭珍珠港的密电，却是误传。在有关他功绩的资料文献中，也从来没有这方面的记录。相信即便真有这样的流言，也不可能是他自己说出来的。

那么，破译日方密电的人究竟是谁？具体地指名道姓报道这件事情的，除了一九四六年福州《星闽日报》有过比较详细的报道之外，还有如下两家报刊：

其一：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六日，香港《天天日报》在其“出炉新闻”栏以醒目标题《莫名其妙的反革命》发表一篇报道，摘要如下：


 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变发生前五天，中国有人攻破了日本密电码，预知日方采取行动，美国不信此消息。中共上海法院，则于一九五九年把这个电码专家判为反革命……


 本文报道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主人公霍实子，现仍健在。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一名翻译日本军事密码专家，曾为抗日战争立过功，但一九五九年在上海法院，被判为“反革命”……直至今年二月才摘去“反革命”帽子，但是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最近写信向在港亲人表示：他认为自己被判为反革命是一桩冤案错案，要求复查，予以纠正，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另一件事是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前五天，他又译出日本外务省拍给驻美日本大使的密电，说饬令驻美使馆马上焚烧各种密码本，只留一本普通本。


 当时霍氏将电文译出之后，又写上了译者按语说：“查八·一三前夕，日本驻华大使川越，曾电令驻华各领事馆，马上烧毁各种密码本，只留一本普通本，由此可以肯定日本决定对美发动战争……”

报道的中心，是为霍实子先生鸣冤，但所提到的“另一件事”，分明指的是他破译了日军偷袭珍珠港的那份密电。短短一则新闻，写得颠三倒四，不知所云，本是中文水平不高的港报记者一向的文风，但这却是第一次有名有姓明确地说出“破译日军偷袭珍珠港密电者为霍实子”的重要报道。仅在日本，就见有两家报纸予以转载，有了一定的影响，很可能已经被史家作为野史旁证予以辑录。

其二，一九八八年某月，上海《解放日报》上发表了胡又深先生写的一篇报道，题为《最先获得日军偷袭珍珠港情报的是王芃生》，全文如下(报纸上发表的原件没有找到，这是作者手稿的抄件，据说发表时有删节，题目也是报纸编辑所改)：

珍珠港事变的情报是谁上报的

胡又深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军偷袭美太平洋海军基地珍珠港，由于美国事先没有防备，因而遭受到惨重损失。事变前，美国并非毫无所知。虽然美国自己的情报机关没有搞到有关情报，然而中国却搞到了，并于是年十一月下旬就明确转告了美国。只因当时日本政府尚派有特使在华盛顿进行双边会谈，美国未予重视。


那么，究竟是谁搞到这一重要情报，并作出正确判断的呢？据笔者读到的材料，目前有三种不同的说法。


(1)沈醉在《戴笠其人》一书中说是戴笠。


(2)池步洲不久前在《长宁文史资料》中发表了《我破译了日本将偷袭珍珠港的密电码》一文，简叙了他当时的工作单位、密电码的内容大意、破译日期(事变前五天)、加注意见(“日本可能偷袭珍珠港，时间可能就是星期日”)，最后是“立送机要室主任毛庆祥转美驻华使节。”根据文中所写各点，搞到这一重要情报的，是作者本人池步洲。


(3)香港《文汇报》上张令澳写的题为《侍从室回梦录》的长篇回忆录，其中一个专题叫《王芃生与国研所》，则说上报此重要情报的是当时国民党军委会国际问题研究所的负责人王芃生。台湾出版的《王芃生先生纪念集》中的《（芃生）自述》、邵毓麟的《一个大不平凡的国民党员》、张群的《王芃生墓志铭》中，都明确写到当年上报日军将偷袭珍珠港情报的是王芃生。


为进一步弄清事实，笔者最近走访了几位老同志，一位是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王亚文，一位是《社会科学报》主编简柏树，还有一位就是上面提到的张令澳。


非常巧，他们三位和王芃生及池步洲都很熟悉，其中张、简两位和池是几十年的老朋友，还是早年留日的同学。王曾是池的上级。他从未听说池曾破译日军偷袭珍珠港的密电码。张令澳当时在蒋介石的情报咽喉侍从室第六组任职，是该组组长邵毓麟的的副手，所有各种情报(包括破译密电码的各种材料)，均需先经过这个组加以登记、摘要，然后分别根据轻重缓急上报。即便像池先生文中提到的毛庆祥，也不能跳过第六组直接把情报交给蒋介石，而要经过第六组，又少不了张先生的过目。即便漏看了，事后也会知道。因为这不是一般的译件，这是会引起震动并得到嘉奖的。但是张令澳绝无这种印象。同样，如果是戴笠上报的，也同样要经过第六组。张令澳也没有看到过。他认为：仅仅靠破译几个密电码，就能判断日军将于何日发动这么大的事变，是不可能的。当时能提出这一警告的，只能是王芃生。


王芃生是蒋介石非常器重的日本问题专家，素有“日本通”的美誉。他早年留学日本，抗战前任驻日大使馆参赞，和日本朝野有广泛联系，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有深入的了解和研究。他主持国研所以来，一方面在敌伪各处广设情报网，搜集敌伪情报，另一方面罗致了不少国际问题专家，就所获得的各种情报，包括外交动态、人事调动、军事部署等各个方面，一起进行分析、综合、研究，最后作出判断。他认为有价值的、重要的情报，就上报蒋介石作决策时的参考。正是由于这样，他预见到日军将发动太平洋战争，因而能在珍珠港事变前的半个多月提出警告，这决不是偶然的。

关于这篇报道，有几个“人物背景”需要先交待一下，然后再分析其可靠性。

一、关于作者胡又深。抗战时期，王芃生在重庆组织“国际问题研究所”，胡又深当时二十岁左右，是王芃生的同乡人，被王安插在国研所当普通职员。

二、王芃生，原名大桢，别署曰叟，湖南省醴陵县(今属株洲市)人,光绪十九年(1893)出生于醴陵县北乡七里山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宣统二年(1910)考入长沙湖南陆军小学,加入同盟会,投身反清革命活动,参加过长沙新军起义。一九一二年入陆军军需学校学习,并加入中国国民党。

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二一年两次东渡日本留学,就读于日本陆军经理学校和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 一九二一年秋,美国发起召开华盛顿会议,妄图谋取远东和太平洋霸权。他撰写了《华盛顿会议之预测与中国应有之准备(纲目)》的长篇论著,予以揭露,受到中国政府代表团高等顾问汪大燮的赞赏,被汪推荐聘为中国代表团咨议,赴美国华盛顿参与筹划会谈策略。从此步入外交界。华盛顿会议结束后,出任鲁案善后督办公署调查委员会调查部副部长、行政处副处长和胶济铁路评估接收委员会委员,自始至终参加中国收回被侵占长达二十八年的青岛及胶济铁路沿线大片领土的有关事宜。后任胶澳督办公署政务处长兼法规编查委员长,参与接收青岛及善后工作。一九二四年改任山东省省长公署统计处处长兼山东统计讲习所所长,掌管全省统计工作。一九二五年四月,因参与反对张宗昌督办山东事败,避走日本。

一九二六年回国,先后出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参谋、第三十五军参谋长、江右军总指挥部参谋长,随军参加了北伐战争。一九二七年任第四集团军江右军中将总参议兼安徽省民政厅厅长。宁汉合流后,退出军界,从此专门致力于外交和对日情报工作。一九二八年六月,奉外交部密令,东渡日本游说宣传,阻止日本军阀破坏签约和干扰中国收回关税权的阴谋,敦促日本政府承认国民政府。回国后,任湖南省政府顾问。一九三二年应聘为东北外交研究委员会委员,负责主编《外交月报》。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出任驻土耳其公使馆参事；一九三五年冬改任驻日本大使馆参事。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任交通部次长,专赴越南、缅甸开展外交活动,协商开辟滇缅公路以利抗日;继而成立隶属军事委员会的国际问题研究所,任中将主任,专门从事对日情报工作。抗战8年中,他所主持的国际问题研究所,广泛收集敌友情报,剖析国际形势,对德军进犯苏联、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等重大事件,均在事先作出了准确的判断,提供了可靠的情报。他所领导的国际问题研究所成为有名的军事情报机构。他本人更是成为驰名中外的研究日本问题的权威,有“日本通”之称。他还在《大公报》、《中央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主张坚决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宣传抗日的文章。一九四五年五月,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七日病逝于南京,终年五十三岁。

三、张令澳。这是一个非常神秘又非常自傲的人。解放以后，他自称是国民党军委会技术研究室第六组的副组长，以“知情人”的身份到处写文章，介绍蒋介石侍从室的人员组成和工作关系之类，说得牛头不对马嘴。按：军委会技术研究室成立之初，主任是温毓庆，副主任是毛庆祥，下分六个组，第一、二、三组是破译日文密电码的，第四组管收报，第五祖管总务，第六组管破译(各地方军和共产党的)中文密电码。第六组的少将组长黄季弼，是温毓庆的妹夫；副组长丁于正，是温毓庆的同学，并没有张令澳这个“副组长”。此外，胡又深的报道中说：军技室所有破译的密电码，都要先交他张令澳这个副组长看过以后，才决定是不是上交蒋介石，连戴笠和毛庆祥也不例外，似乎也太把自己当个人了。因为破译日文密电码和破译中文密电码是两个不同系统，各不相关的。如果张令澳说：所有第六组破译的密电码，都要先交给他看，这还差不多；如果连第一、二、三组破译的密电码也要先交给他这个小小的“副组长”看，似乎任何一个单位，都不会有这样的“组织结构”的。而最最奇怪的则是：胡又深文中说张令澳和池步洲都是留日学生，后来又在一个单位工作，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实际上张令澳和池步洲都是一九七九年年初先后进入上海社科院的，在一九七九年五月份以前，池步洲根本就没见过张令澳此人，更不知道他是军技室第六组的副组长！——仅此一条，大概就可以说明所有的问题，别的问题，也就不用再解释了。

但是张令澳此人有一个十分傲慢的逻辑，那就是：“凡是我没见过的，都是世界上不存在的。”我们姑且承认他曾经当过军技室第六组副组长，再姑且承认他有权阅读“所有”的情报，但是他却的的确确不知道，第一组下面，单有一个“专员室”，是直接听命于蒋介石的。池步洲所破译的情报，按组织系统先要交给组长霍实子，再交给毛庆祥，最后才交到蒋介石的手上，和他这个小小的最多上校级的“第六组副组长”张令澳，根本就风马牛不相及！可以这样说：自从一九四○年四月一日成立军技室以来，四五年间，破译出来的日本密电码有上万篇，没有一篇是先送给第六组看的，他张令澳从哪里去得知这种“绝密”的情报？

如果张令澳还不服，还有怀疑，我这里不妨再举一个“铁证”：据蒋介石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唐纵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五日所写的日记记载：“三日，东京‘东乡’发往英领各地领事电称：‘电报密本O密O密各留存一份，其他全部焚毁之，完毕后，立即以明电Haruna示知，又秘密及重要文件，全部焚毁之。以上系准备不测时而考虑者，仍希宁静。’查此种电报，‘八·一三’前夕，日外相亦曾致电青岛、济南、广州等地，着急焚毁密本。今忽见此电文，其将临于日英美战争，可想而知也。”

唐纵的这则日记，是五日所记三日事。可见三日当天，第六组组长唐纵并不知道，而是事隔两天之后，他方才知道的。他所记日本外务省发出的密电，与池步洲所记，虽然文字略有不同，但是内容相同，所记发报时间都是十二月月三日，也就是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的五天。他所记述的电报内容和霍实子的签署意见，虽然不是原文，但基本相吻合。可以理解为：这是唐纵根据记忆所及“复述”的，不是“对着”电文照抄。

组长知道的事情，副组长不知道，这没有什么理由，也没什么可怪，怪只怪张令澳的官儿太小，不是他那个级别能看见的文件，他硬是看不到！如果张令澳还不服，除非他拿出证明来，证明唐纵的日记是伪造的！

摒弃“阶级偏见”，用对国家、民族的态度来衡量王芃生，说是一个“不凡的国民党员”，绝不过份。他所组织的“国际问题研究所”，是直属于蒋介石的另一个情报机关，和军统、中统、军技室各不相关。他的工作方法，是通过各种关系取得敌方的机密文件和口头消息，然后综合分析，得出结论或提出看法，供蒋介石参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手下绝没有破译密电码的机构和人员。我们可以肯定醴陵当地政府给他写的小传中所提到的两大功绩：“对德军进犯苏联、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等重大事件,均在事先作出了准确的判断”，但这只是对敌军动态的一种主观“判断”，不是“情报”，更不可能有具体的时间和地点。这和池步洲根据“情报”而明确提出的地点为“珍珠港”、时间为“星期日”，绝不是一回事儿，也不是一个档次。

醴陵当地为了表彰王芃生的业绩，广泛征求王芃生的事迹；胡又深出于乡谊，积极响应，这都无可厚非；但是故意把判断和情报混为一谈，故意把“日美之间有可能发生太平洋战争”的估计，说成是“预测到日军要偷袭珍珠港”，就过于张冠李戴。混淆视听了。

其三，是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上海小说》第六期上发表了我的一篇纪实文学《大墙忆旧》，那是我正在写作中的长篇小说《九死还魂草》中的两章，其中以“中统特务池步洲”为小标题，浮光掠影地描写了破译这一密电的奇人池步洲及其在狱中的表现。这是解放后大陆公开出版物上首次有名有姓地指出“破译日军偷袭珍珠港密电者为池步洲”。

我写此文的素材，来自与池步洲同监的囚犯、我少年时代的邻居、同学陈一新先生。他因为冤假错案，被判五年徒刑，不但和池步洲一起关在上海劳动板箱厂，而且都在统计室，朝夕相处达两年之久，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积累了许多关于池步洲的历史事件和趣闻轶事。尽管池步洲在监狱中的表现是他亲眼所见，所有历史故事都是池先生亲口所说，但由于事隔四十多年，当时又没有文字记录，全凭叙述者的记忆，鱼鲁亥豕，在所难免 (例如说他是中统特务、当过少将参谋长、毕业于厦门大学、是官费留学生等等，都与事实不符)。

文章的末尾，我有这样两句话：“今天这部回忆录发表了，我十分希望他的夫人或公子能在偶然的机会看到。那么，关于池步洲的故事，就可以凑完整了。”

我当时之所以要这样写，是因为一九五六年二月池步洲离开上海监狱的劳改工厂──军工路劳动板箱厂以后，他的故事也就戛然而止，没了下文，对读者来说，意犹未尽，写上这两句，算是有个“交代”，并不真的奢望他的夫人或公子能够看到。

天下的事情，往往出于人们的意料之外。那篇文章发表以后，适逢池先生的二公子池国雄先生正在上海，而且居然看到了那一期杂志，立即将那一期《上海小说》寄给了他父亲。池老先生披阅之余，立即给《上海小说》编辑部写信，不但没对我的报道失实有所指责，反而褒誉备加，令人汗颜。来信全文如下：


《解放日报》编辑部诸位先生，乞转


《上海小说》编辑部关关、牟春霖两先生赐鉴：


 敬启者。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上旬，我蒙上海一位亲戚特别关心，航空寄下 贵刊九四年第六期刊登的吴越先生大作《大墙忆旧》全文，计69至86页共19页，文采潇洒，笔锋犀利，娓娓道来，引人入胜，堪称杰作。而关关、牟春霖两位编辑先生亦在文末介绍称：“作者自称，所有的人和事均源于目击身历，绝非面壁虚构”，这更难能可贵，令人钦佩。


 原文自75页起，涉及我的囹圄过程，亦颇详尽，基本属实而又充满善意，关怀备至，并热切希望我的家属能够提供我是否健在的消息，俾可凑整有关我的故事。仰见隆情高谊，铭感五内。现恳请两位编辑先生设法转告吴越先生：我池某现还活着，乙亥年即臻米寿(吴越按：指八十八岁)，顽躯尚好，笔耕不辍：八三年出版了《日本遣唐史简史》(七万字), 颇获海内外好评；九四年四月又在上海出版了《日本华侨经济史话》一书 (二十万字)，第一版在几天之内即已售光，现正请上海社会科学院再版中。此外尚有不少文章发表在海内外刊物上。总之，我深切盼望与吴越先生通信联系。


 专此奉恳，顺颂


 撰祺！


 池步洲拜启


 94.12.15.


另附《小记》如下：

(一)我绝对不是“中统特务”，必须加以澄清(附上1983年4月12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为我冤案彻底平反的判决书及李直峰先生亲笔证明等复印件各一份)。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我于七月二十五日挈妇携雏，回国参加抗战。当时国民党政府下令全国各机关物色留日人才，送往军委会从事破译日寇密电码工作，我获其选，中统局不过过渡而已。吴越先生八十万字巨著一旦问世，则我将戴着“中统特务”这个高帽子“遗臭万年”矣。故这个玩笑实在开不得，必须加以澄清。


 ……


(二)我一生只作过一件大事，即在国家民族存亡绝续的关头，我破译日寇密电码成功，尽了匹夫之责。……

《上海小说》编辑部把池老的信转来给我，借此因缘，我得以与池老先生建立了频繁的通信联系，并从他处获得回忆录《一片丹心破日密》手稿及多种极为珍贵的史料复印件，据此完全可以肯定破译日军偷袭珍珠港密电的是池老先生，而非霍实子。

无独有偶，就在我与池老先生已经联系上以后，忽然又接到了上海市虹口区四川北路第三小学孙吉英老师的来信，全文如下：


吴越先生：您好！


 非常偶然的巧合，看了你九四年第六期《上海小说》中的一篇文章──《大墙忆旧》。其中“中统特务池步洲”一节，很受感触。我马上就写信给你。但时隔几个月，没音讯。后来到处打听找你。由于我单位同事的爱人在解放日报社担任领导工作，在他的帮助下，才知道您现在在北京。今天写信给你，但愿你正是我要找的作者。


 我是上海四川北路第三小学的教师，和您的恩师──池步洲老先生的一家是邻居。文章中的池老先生入狱以后，他的一家从公馆搬迁到了新华路73弄57号四楼(人民银行宿舍)，艰难的生活从此开始。


 生活中的池妈妈──白滨英女士，这位善良的日本母亲，一个人挑起了这副沉重的生活担子。他们有五个子女：老大(书中写的当兵的儿子)、老二是儿子，老三是女儿，和我一般大(属小猴的，1944年12月生)，老四是女儿，最小的是儿子。自丈夫离开以后，池妈妈后来在上海第一织布厂当保育员。几十元的工资养家糊口，弟弟妹妹的学费，都由大哥从部队省下的津贴费承担。人们很难想象，这位贵族小姐精神上、生活上几十年来是怎么熬过来的。


 我和池老先生的大女儿一样大小。我们是从童年时代就一起长大的。由于她大哥很早就当兵，二哥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十几岁就到江西九江工作，家里还有大妹、小妹和小弟。我的父亲是水电工，解放以前也在银行工作(当公务员, 送汇款)〖吴越按：解放以前的“公务员”，指的是机关单位的勤杂工。〗抗战胜利以后从四川重庆调到上海,我们也住在人民银行红庄宿舍(新华路)。在当时那个重成份的年代，池老先生的子女受到了人们的歧视，而我们家对池家很照顾。所以在最艰苦的年代，我们是患难与共的。


 值得欣慰的是：您要找的老师和好友──池步洲老先生现在还健在：二老和他们的五个子女都在日本。〖吴越按：其实老大一直在重庆，没在日本。〗我已经有几年没和他们通信了。九四年，我弟弟曾在新华路巧遇到池家老二，说二老身体很好。


 如吴先生要与池老先生联系的话，请收到信以后，能写一份足以让池步洲先生相信的证据，我寄到日本，池老先生会给您写回信的。


 祝您


幸福！


 您的读者


 孙吉英

1995.3.10.

收到这样的来信，我的心情是怎样的激动，可想而知。

尽管孙女士的第一封来信可能因为寄到解放日报社被作为“无主信件”未能送到我的手上，但是在她的努力之下，这第二封信总算寄到了。拳拳之意，令人感动。古话说：天涯何处无芳草。在那个“重成份”的年代，因“中统特务”而入狱的人，其子女必然会受到同学们的歧视，在那苦难的童年生活中，能得到这样一家“芳邻”的关怀与照顾，应该算是他们不幸中的些许幸福吧？

孙女士不知道我已经跟池老先生联系上，通过她找池先生，当然没有必要了；但是有关池先生的故事，我了解得最少的，正是他入狱以后他家庭的苦难。尽管这些苦难，总的说来，无非就是阶级歧视，今天凡是四五十岁以上的人，即便没有亲身经历过，至少也都“看惯了、听熟了”，不会有什么“新奇”的内容，而且迫害的程度，也绝不会超过“文革”中阶级迫害的种种“新发明”。因此，在与孙女士通过几封信之后，见她并不能提供什么具体的素材，后来也就失去联系了。

为肃清《大墙忆旧》一文所造成的不良影响，我已经请《北京晚报》的记者在一九九五年一月十四日在该报的第二版上发了一篇题为《他破译了“虎虎虎”》的报道，算是公开为池老先生“正名”。《北京晚报》发行一百多万份，此文在国内外又有好几家报刊予以转载，也算颇有影响的了，但是我还意有未尽。因为报纸的篇幅有限，短短一篇“千字文”，“感慨系之”即占一半，破译经过之类当然也就无法细说，而池老先生的事迹不但具有历史价值，也富有传奇色彩，为此，就决心根据我所知道的情况，撰写几篇比较详细的报道，以飨读者。

这些报导，越写越详细，发在《追求》杂志一九九五年第二期上的，不过几千字；《上海小说》一九九五年第三期作为《大墙忆旧》的姊妹篇刊出了《破译密电的奇才》，也不过将近一万字，此文《作家文摘》六月十六日、六月二十三日分两期全文转载了；我的老友、《辽宁日报·大周末》主编李宏林先生听说此事，要我介绍得详细些，于是我给他写了四万字，分八期连载；广西的《小说世界》也对这一报导感兴趣，要求我还要写得更详细些，于是他们腾出主要篇幅，出了一个专辑，发了将近十四万字的一篇报导。

这些报导，大都寄给池老先生过了目。池老先生立即回信来，一一指出了传闻失实与错误的地方。为此，我又萌发了出一内容比较正确的单行本以便永久留存的想法。我的另一个老友、青岛出版社的年维佳同志对这一题材很感兴趣，大力促成，于是欣然命笔。这部书，从一篇短短的报导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其经过情形，盖如是也。

根据各方面提供的资料，其实早在一九九五初，单行本的初稿就写出来了。其中关于池先生破译日本外务省密电码的经过，主要根据他自己写的回忆录《一片丹心破日密》；关于他幼年在家乡的生活以及到日本的婚恋经过，那是通过频繁的书信往还逐渐积累起来的；关于他在上海监狱的生活，主要通过我的同乡人陈一新先生的回忆。——当时我虽然已经有了电脑，但是还没有电子信箱，打国际电话询问，当然不是我的经济能力所能负担。所以一个个问题的提出，一封封厚厚的回信寄来，这中间，池老先生曾经有过多少个不眠的夜晚，可以想见！

但是等到我初稿完成，要求池老先生提供当年的和现在的照片，池老先生却又顾虑重重了。

当时他全家旅居日本，恰恰当年他又是日军的第一号克星，尽管历史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是日本的右派势力至今依然存在，对五十多年前的失败还不服气，总想有朝一日恢复军国主义。就在有关池步洲破译日军密电码的消息在中国报刊上发表以后，已经发现有身份不明形迹可疑的陌生人在他家门口转悠，甚至有人自称是某报记者闯进他家中去面对面地质问当年日军的密电，是否为他所破译。我的这部书如果接着出版，再配上照片，他的辉煌业绩倒是如实报道了，但是麻烦也有可能接踵而至。年届八八高龄的池老先生，历经沧桑，对身外浮名已经十分淡泊，只愿平平安安地走完最后一段人生的道路，不再横生枝节，不会祸延子孙，于愿已足，因此不但不能提供照片，甚至不同意继续报导他的光辉业绩。后经我再三力请，方才于三月二日将照片寄来，并附信如下：


尊敬的吴越大师尊鉴：


 二月十五日曾有长函奉复，谅早邀尊鉴矣。我固深知 大师一番善意，欲为我正名(扬名)，衷心感激，永铭肺腑。但我也有“两难”处境，且已老迈 (八十八岁)，就火在迩，把“名”看得很淡。一切听大师安排可也。


 我已于三月一日冒险回到神户旧居，颇有“回乡”感受。当即寻觅旧照数帧，附函呈阅。过几天再到照片店重拍最珍贵的一九三五年八月夫妻合影，那是呈赠大师留念的，请勿寄还！


 我已看破一切，《一片丹心……》全文当前无意发表。大师只要择其片断(例如，如何破译日密的最初着眼处及珍珠港事件由我破译的霍实子先生来函证明之类，任凭 大师加以演绎小说化)，由如椽大笔加以发挥斯可矣。总之一句话, 请大师不必为我太费心力，是所至祷！


 专函奉报，未尽欲言。顺叩


撰安！


 老朽


 池步洲拜启

95.3.2.

能够得到池老先生的十几张照片，其中有几张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应该算是“出土文物”了。真正不易。更加不易的是：在他这样“两难”的处境下，蒙他慨允，任凭我将他的故事演绎小说化。我激动不已，感激莫名，作为后学，真乃诚惶诚恐，如履薄冰，唯恐一字不慎，一语不妥，歪曲了历史，亵渎了池老先生光辉的形象，那可就罪恶深重，万劫不赦了。

尽管我编造情节、虚构故事是拿手好戏，为了尊重历史的真实性，更为了尊重池老先生的人格，我却不敢空穴来风，闭门杜撰。不知道的事情，宁可暂付缺如，待之来日，也绝不面壁虚构。为此，文章中难免有若断若续之处，特别是池步洲先生劳改释放到平反昭雪这二十年时间中的遭遇，写得很少，非不写也，实不知也。〖吴越按：关于这一段历史，池先生后来写了长篇回忆录《“贱民”二十年》，但是没有寄给我。此稿2000年由福建闽清县政协作为文史资料印出，我却不知，直到2008年7月22日，才由池步洲先生的堂侄池鲁生同志借给我。这时候，我的这部书稿早已经修改润饰完毕。考虑到这些不公正遭遇，是那个历史时期知识分子的共同厄运，不是池步洲先生一个人的厄运，大家的遭遇都差不多，特别是和他的光辉业绩关系不大，因此虽然拿到了资料，也不打算增加什么了。〗

此外，书中材料来自多方面，而池先生又不在国内，无法一一核对，因此书中所写，难免仍有与池先生的经历不符之处。好在池老先生的回忆录已经由福建省闽清县作为文史资料出版，作为信史，当以他的著作为准；我的文章，读者诸君不妨以“传记小说”看待之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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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 幕后英雄亮相了（1）

书名：蒋介石的王牌特工密电破译奇才池步洲 作者：吴越 更新时间：2015-12-07 10:33 字数：19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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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幕后英雄亮相了（1）

书名：蒋介石的王牌特工密电破译奇才池步洲作者：吴越更新时间：2015-12-07 10:33 字数：19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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