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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 幕后英雄亮相了（2）
书名：蒋介石的王牌特工密电破译奇才池步洲 作者：吴越 更新时间：2015-12-07 10:32 字数：4599
四、书出十年，反映热烈
本书一九九六年一月由青岛出版社初版，名为《蒋介石的绝密王牌——池步洲传奇》；第二年重印，改名《侍从室最高机密——池步洲传奇》，前后一共印了三万多册。书出后，据我所知，全国有十六家报刊加以转载、连载或摘要发表，其中《黑龙江日报》和《青岛生活导报》是全文连载的，《深圳晚报》则将全文压缩为二十四段分二十四天用整版的篇幅连载，影响可谓不小。期间关于池步洲先生是否真正破译过日军的密电码，还引起过史学界的讨论。
在影视方面，书出后不久，就有影视公司来联系，打算改编为电影或电视剧。当时池老夫妇都还健在，报刊的报道，单行本的出版，就已经给他们全家带来了很多麻烦，所以池老及全家人一致表示不同意。初步意见，是等到池老一百岁那年，由子女们共同来运作一部传记和影视，详细、全面地如实反映池老坎坷而光荣的一生，在全球发行。
不幸的是，二○○三年，池老没有步入百岁，就悄悄儿地提前走了，享年九十六岁。第二年，他的夫人也“不甘寂寞在人间”，追随池老于地下。详细的传记，全面反映池老一生的影视，都没有兑现。
二○○四年，有个编剧给我打电话，说是他们打算以池步洲的故事为素材，编一部电视剧，希望我能够参加，至少希望我能协助。听说有人愿意投资，我当然很高兴。但是当我询问他们的创作思路，他们却毫不掩饰地说：他们想把池步洲破译日军密电码这件事情，纳入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不然经费就有困难。我长叹了一口气，当即表态：如果以池步洲的真实姓名出现，第一池步洲的子女都认为现在还不是时候；第二我个人认为，这件事情和共产党毫无关系，我反对违背、篡改历史，所以我决不参加。如果不用池步洲先生的真名实姓，谁愿意怎么编就怎么编，我无权干预，但是我个人也不想参与此事。
二○○五年，中央电视台10套打算摄制一个关于池步洲破译日军密电码的专题，希望我协助。我想到头一年那位编剧的思路，仍不想参与。何况池步洲的好几个儿子、侄儿都在大陆，我不是池家人，强出头也不合适。所以我一方面很客气地“推”了，一方面介绍池步洲先生在北京的堂侄池鲁生同志协助他们。这个名为“虎！虎！虎！”的专题，后来播出了，倒是很客观也很真实，没提池步洲是在谁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的。可惜关于情报送到罗斯福总统面前，为什么不作战略防御，片中却一个字也没提起，许多人看了以后，给我打电话说：故事似乎没有说完。——实际上，这是一个谜，在解开谜底之前，恐怕谁也无法说清楚。
有了中央电视台的专题报道，池步洲先生的故乡福建省闽清县为本县有这样一位抗日英雄而感到自豪。他们不但作为文史资料出版了池步洲先生的回忆录，还在本县台山公园听涛斋内的“乡贤祠”中，为池步洲先生立了一块石碑，以表彰他的不朽功绩。石碑由闽清县人、原《人民日报》记者黄培熙和池步洲的堂侄池鲁生共同起草，由黄培熙先生书写后刻石。全文如下：
这是中国半官方(县政协)为池步洲一生做的公平定论。
可能是受到中央电视台10套专题片的启发吧，福建电视台想到池步洲先生是福建人，他们台应该更有责任向本省的观众介绍这位杰出的抗日幕后英雄，为此打电话给我，要我协助他们做一辑更加详细的专题。
当时，池步洲的三公子白滨芳雄先生，就在上海。他是一九五○在上海出生的。由于受到父亲的株连，小时候生活十分艰苦；刚刚初中毕业，就去农村插队。“文革”一结束，他母亲一恢复了日本国籍，他就随着母亲也入了日籍，并且改姓白滨。池步洲的几个孩子，都得到了父亲的遗传基因，十分好学，也十分聪明。芳雄先在神户开了一家工厂，后来又到上海开一家工厂。特别是“六四”期间，外国人纷纷离沪，房价大跌，他却趁此时机尽量吃进。后来神户的工厂虽然在大地震中夷为平地，幸亏他在上海还有产业，损失不算太大。我的《池步洲传奇》出版以后，我们先是互通电话，一聊就是半个多小时，谈得很是投机；后来他到北京来，也抽空到我家来看望我。其实我比他大哥大不了几岁，可是他却总是以“叔叔”对待我。
这次福建电视台想做他父亲的专题节目，我就考虑到要请他出镜。他是池家的后人，对池步洲的情况，至少比我这个“外人”要清楚得多。再考虑到福建电视台的编导录像，不论先采访我还是先采访芳雄，都不免要两地奔波，于是我提出干脆让我到上海去和他“一锅烩”，既省时，又省力。打电话给他一商量，他表示同意。于是在二○○六年八月，我到了上海。
没有想到的是：一切准备就绪，第二天就要录像了，晚上芳雄打电话到日本告诉姐姐这件事情，却遭到了姐姐的坚决反对。原因还是日本的右翼势力太强大，姐姐为弟弟的安全着想，绝不同意他在电视节目中露面，更不同意他发表什么“言论”。
这样的突然变卦，电视台的编导当然很不高兴。但也没有办法。所以他们这次上海之行，仅仅只录了我一个人的讲话，就回去了。好在池家在福建还有许多亲属，他们回去以后，不但到池步洲的出生地闽清县三溪乡墘头厝村录了像，还采访了许多池家的族人。节目播出，效果很好。
这次我到上海，白滨芳雄先生虽然没有出镜，却也尽了地主之谊，盛情招待。更主要的，还是他提出了如何纪念、宣传他父母亲的一整套方案。
这套方案，其实在他头脑中是酝酿已久的。对于自己的父母亲，他有自己的认识。主要一条就是：不仅他的父亲为抗战作出了贡献，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母亲作出的贡献更大：作为一个日本女子，一个出身于日本望族的小姐，她不仅背叛了自己的家庭，还背叛了“神圣的”天皇，到中国来，和丈夫一起抗日。不论战时的生活如何艰苦，她都无怨无悔，就是解放后政府对待池步洲的不公正待遇，她也不声不响，含辛茹苦地为了抚养四个幼小的孩子(老大参军去了)而默默忍受，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怨天尤人的话。我们不但在她的身上看到了一个日本女性的全部优点，甚至可以说她是一个十分难得的伟大的国际主义者、和平主义者。
因此，描写池步洲先生的传记和电影，必须把白滨英子这个伟大的女性放进去。当然不是喧宾夺主，而是花开并蒂，各表一支。
芳雄的这个观点，其实是和我一致的。我写的书中没有突出这个伟大的母亲，不是我不想写，而是我手中没有足够的资料。
芳雄抱出一大堆照片和文字资料来，告诉我说：他父亲临死之前，把这些资料留给他，就是要他来完成这个任务。他的初步设想，是等他赚够了两千万人民币以后，由他和我来共同运作：先由我写出一本更详细、更全面的书来，然后再据此筹拍一部上下集的电影，在全世界同步发行汉语版、日语版、英语版。电影的编剧，他也认为我是最佳人选。但是我自己知道：如果他能提供充份的资料，把他父母亲的传记写的更好些，也许勉强还做得到；但是编电影却不是我的强项。因此我只希望能在我的有生之年，把《池步洲全传》写出来，能给电影编剧提供一份比较系统的素材，就心满意足了。
我要求把池步洲先生的遗稿复印一份让我带回北京，没想到却遭到了芳雄的婉言拒绝。他认为现在也还不到时候。因为第一要看日本的右翼势力今后的力量如何；第二也要等他的两千万资金筹足以后。
这一来，倒是我对他有意见了。那一年，我已经七十五岁。等他三年五年，我估计自己还“等得起”；但是再等十年八年，我可没有这样的把握能“苟活”下去。——我的心脏不太好，曾经突发过几次，是属于“随时可以走”的那一种人。——我之所以在晚年“不知老之已至”，还在顽强拼搏，用最快的速度写书，其实是在和死神抢时间，多出一部是一部。可惜芳雄不了解底细，跟他解释，他还不信，总说我能活一百岁。
今年是池步洲先生的诞辰一百周年。池步洲先生子女们的伟大计划，似乎还不可能兑现。一者是有关资料的不断发现；二者是我已经进入耄耋之年，如果再不对此书做一次全面的订正，以后可能就会“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三者是青岛版的池步洲传记绝版已经多年，许多人想看这部书，除了到图书馆借，已经无处可买。看起来，趁这池步洲先生的百岁纪念日，趁我目前体力、脑力都还能勉强支持，先出一个“订正版”或叫“纪念版”，不但应该，而且必须。这有可能是以后“全面版”的长编，但如果各方面的条件都不成熟，也可能就是此书的“最后订正版”了。
这个版本除了增加我手头现有的资料、特别是大量的图片之外，对白滨英子的补充实在太少了。还是那句话，我没有资料，绝不瞎编。内容依旧是原书的三个板块：青少年的求学时期，回国抗日时期，解放后的苦难时期。增加的资料和图片，大都在第一二个板块，第三个板块，还是原来的，基本上没动。尽管这个板块的资料我已经掌握了很多，但是出版社及我个人都认为：池步洲先生解放后所遭受到的苦难，是历史时期的产物，不是他一个人的“个例”或“特例”，这个版本既然以歌颂他的光辉业绩为主题，这些“共性色彩”十分强烈的故事，就不在这本书中多所表白了。
感谢东方出版社的同志们，他们支持我的想法。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并不全面”但算“比较全面”的版本。但愿“时机”成熟，芳雄能把他手头的资料转来给我，而我的手脑也还没有僵化，那时候，再来考虑更新的版本吧。这个版本，增加了许多插图，或介绍相关人物，或介绍相关背景，应该说也是一大特色。
我到了上海，福建电视台的编导小罗同志告诉我：四川电视台拍摄了一部以破译日军偷袭珍珠港密电码为题材的电视剧《密电风云》，湖北电视台很快就要播出，让我密切注意。
我回到北京以后，从电视节目单中看到广西电视台即将播出此片，到时候我就召集全家人都来看。此片虽然在片头打出了“本剧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之类的套话，其实用的却是池步洲破译密电码的故事素材，而且确实突出了“共产党领导”这个中心思想。但是十分可惜，看起来编剧和导演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密电码，抗战时期的历史背景也不熟悉，特别是不知道中统和军统都是什么单位，互相之间是什么关系，曾经干过哪些事情，简直是胡编一气，愣把一个很好的题材给糟蹋了。我不知道此片的编剧，是不是就是二○○四年给我打电话的那个人。因为我当时一听是这样的思路，犟脾气发作，勉强应付几句，连对方贵姓大名都没问，就把电话挂上了。不过此片的总导演欧阳奋强，却是我的老朋友：当年他在北京拍摄《红楼梦》的时候，是我家“不拘形迹”的常客。于是我每夜看完三集，就坐下来给欧阳奋强写信，第二天寄到四川电视台。前后一共写了七封信，说说我对这个题材的处理意见。这七封信，现在也收在本书最后的附录里。我对编电视剧虽然是外行，但是对于什么叫密电码，恐怕还说得清楚，不但对欧阳奋强多少有些参考的价值，就是对本书的读者，应该也有帮助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