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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英雄说来都平凡（2）
书名：蒋介石的王牌特工密电破译奇才池步洲 作者：吴越 更新时间：2015-12-16 11:41 字数：17086
四、闽国租界，周末沙龙
一九三四年春，池步洲从早稻田大学工学部毕业，英子小姐也已经怀孕，临盆在即。因此，当务之急，是赶紧找一份工作，以维持一家的生计以及生儿育女的花销。
经朋友们介绍，得知驻日留学生监督处需要一名兼通中日两国文字的职员。池步洲虽然是学工的，专业并不“对口”，但是急于求职，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前去应聘，居然一谈就妥。工作不重，收入不多，却也足够家用。
工作刚安定下来，长女就出世了。按照英子夫人的意思，这个孩子，取了个日本姑娘的名字：美惠子。
留学生监督处连我一共就六个人。监督姓陈，在日本的师范学校毕业，在国内教育界任职多年。监督以下，还有两个科长：教育科长蒋君辉，是从商务印书馆“借调”来的老编辑，五十多岁了，精通日语，出版过一部日语教材，为人忠厚善良，对人和和气气，一副长者风度；总务科长沈崇文，也是国内教育界出身，精明强悍。两个科长只管两个雇员：一个日本雇员是监督处的“元老”，五十多岁了，少言寡语，工作认真，办理日文公函文牍；一个不懂日语的中国雇员，专管收发。池步洲去后，专门办理留学生的入学事务。
当时中国政府规定：中国留学生要想报考日本某大学，事先必须将文凭交到监督处审核，开具一份证明给学校，池步洲做的，就是这一工作。事实上留学生中只有一部分人到监督处来登记并领取介绍信，另一部分人，是靠私人介绍入学的。日本几个著名大学的教授们欣赏的是有真才实学的人，并不在乎有没有介绍信。由于池步洲经常跟各大学的教务处联系，认识了不少大学的教务处负责人。他跟这些大学的学者们混熟了以后，也介绍一些有特色的学生去免试入学，监督处也不过问。因此监督处的存在与否，对留学生的关系并不是很大。
这期间，艺术大师傅抱石先生也曾经到监督处来工作过几个月。他是一九三三年在徐悲鸿的帮助下赴日本留学的。一九三四年层在东京举办个人画展。一九三五年回国，在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他到日本来，可能经济上有些拮据，陈监督给他在监督处安排一个“处员”的名份，每月支付薪金六七十元。当时的日元币值不比中国的银圆低，这一笔小小的薪金，对远在海外的游子来说，虽然干不了大事，也算不无小补了。他每周来监督处“上班”三四天，每天坐几个小时，有事情就帮着办理，没事情打个招呼，闲话几句，就离开了。
池步洲到监督处一年之后，陈监督就回国了。继任的监督叫周宪文，是暨南大学的教授，一副学者的风度，善于谈吐，来访的人很多。当年的“衙门”，“一朝天子一朝臣”，是难免的。陈监督时代的蒋、沈两位科长，就被周监督带来的一个根本就不懂日语的小青年所取代。奇怪的是：池步洲根本就没有什么门路和靠山，却居然没有被裁掉。这一方面是池步洲仅仅是“雇员”的身份，不占“官方”的名额；一方面也因为他对日本各大学的教务处已经很很熟悉了，突然之间换人，不一定能够胜任的缘故。
一九三五年五月，池步洲见监督处的公务并不是很繁忙，不妨利用这段时间再学一门功课，就办好了法政大学经济学部的入学手续，每周去听一两次主课，其他课程，则领回讲义来自修。
一九三五年七月，池步洲的长女美惠子刚刚一岁多点儿，他的长子又出世了。这个孩子，池步洲按照中国人的姓氏，取名池哲雄。
池步洲到监督处工作以后，为图近便，在东中野城山町另租了一栋上下两层的“贷家”。楼下一大一小两间，大间作为客厅，小间作为饭厅，另外还有厨房、浴室、厕所；楼上两间，是池步洲夫妇和儿女们的卧室。房前的院子挺大，种有一些树木，四周有围墙，独门独院儿，清静而宽敞。房右有一家出售鸡鸭猪肉的小铺，还有几家米店、酒店、文具店、杂货店，生活堪称便利。于是，单身的中国留学生特别是福建籍的学生，经常到他家里聚会。由于他在监督处工作，新来的留学生都要通过他报考大学，而英子小姐又热情好客，于是朋友们越聚越多，无形中不但他家成了同学会或同乡会的会址，而且以他家为中心，先是郑谋平第一个搬到附近来(那时候他已经考取了一所农业大学, 日语也有所长进), 接着乡友们纷纷搬到东中野来住，没搬来的也经常到这里来聚会。日子一长，于是东中野一带，就逐渐形成一个小小的“闽租界”了。
每逢周末，只要池步洲在家，同乡们无例外地总要到他家来聚会。清茶一杯，妙语三千，家常便饭，胜似国宴。真是高朋满座，少长咸集，十分热闹。就在平时，也常有客人来。至于逢年过节，则十有八九都聚集到他这里来欢度。有时候国内来了前辈同乡，则大都在一家叫做“山东轩”的中国菜馆聚餐。来客之中，有的是日本士官学校学生，皮带刺刀，全副武装，少年英俊；有的是学画的美院学生，每次来聚会，大都在野外写生之后，因此随带画具，锦囊彩笔，风度翩翩；有的是妙龄少女，长袍短裙，淡妆浓抹；有的俨然学究，长衫马褂，秃发虬髯；有的自命不凡，怪腔怪调，好发高论；有的性格内向，只会微笑，沉默寡言。尽管性格各异，男女有别，但是一到了池步洲家，就像到了自己家中一样，人人迫不及待地把自己或友人的趣闻逸事公诸于众，以求同乐。欢乐融洽，非比一般。
有个福州同乡叫章振乾①的，比池步洲只大一岁。他在福州青年会中学读书的时候，正是五四运动的后期，他和唐仲璋、郭公佑三人就经常出去作街头演讲，不但慷慨激昂，而且见解独到，被当地人称为“三个英雄主义的中学生”。他在中山大学毕业以后，虽然学的是经济，但是国文底子深厚，妙笔生花，擅长文字，而且为人正直，经人推荐，在福州的《新福建日报》任编辑。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九路军淞沪抗战②，虽然受到了全中国人民的支持与拥护，但是不符合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和日本政府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之后，就把十九路军调到福建去“剿共”，阴谋达到十九路军和江西苏区两败俱伤的目的。十九路军领导人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看出蒋介石的阴谋，决心走反蒋抗日的道路，他们到达福建以后，改组政府，《新福建日报》因此停刊。章振乾正打算另找工作，不知道是什么人的推荐，一个十九路军的参议来找他，要求他出任十九路军主办的《国光日报》总编辑，条件非常优惠，十九路军只派一名社长和一名会计，主管行政事务和财务，其余一应编辑、记者人等，都交章振乾全权办理。在这样的前提下，年方二十五岁的章振乾终于走马上任了。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八日，也就是淞沪抗战的一周年纪念日，由章辰乞(章振乾的笔名)任总编辑的《国光日报》终于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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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章振乾——又名姜雨平，笔名辰乞，福建连江人。1907年生。早年毕业于广东中山大学经济系。后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研究院深造。曾任《新福建日报》编辑、《国光日报》总编辑。1938年随福建省会内迁到永安，任福建省银行董事会秘书，并与福建地下党人陈培光等共同自费创办《老百姓》报，任发行人，积极宣传抗日。1942年至1944年任广州中山大学经济系教授。1944年下半年再到永安，任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嗣后任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又兼任经济研究组组长。曾在《社会科学》季刊上发表有关中国土地问题及租佃制度等论文多篇。在永安社会科学研究所任职期间，受老所长王亚南委托，组团前往闽西龙岩、永安、上杭、武平、连城五县实地调查红军分田情况、农村经济状况及存在问题，在省研究院《研究汇报》学刊上发表了《闽西土地改革区公田经营方式研究》等文，阐述对老苏区土地改革的看法。1945年7月“羊枣事件”发生后积极营救被捕同志。1947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建国后，历任厦门大学教授兼教务长、校长助理、厦大经济研究所指导教授、福建省博物馆馆长，福建学院、福建农学院、福建师范专科学校教授、福建省人民代表、省政协常委、民盟福建省委副主委、名誉主委、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委员及民盟参议委员会常委、福建省留学生同学会副会长、名誉副会长等职。如今一百零一岁，被称为“世纪老人”。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月二十日，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以第十九路军为主力，在福建发动的抗日反蒋事件。简称“闽变”。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由于他们的抗日要求和行动得不到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的支持，与蒋的矛盾日益激化。
一九三三年六月一日，《塘沽协定》签字后第二天，蒋光鼐、蔡廷锴在福州发表通电，反对蒋介石对日妥协，出卖华北。接着又在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影响下和“剿共”军事失败的刺激下，放弃了抗日与“剿共”并行的方针，在十月二十六日派代表到江西瑞金和中国工农红军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为发动“闽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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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淞沪抗战——“淞沪”指位于长江下游黄浦、吴淞两江的汇合处，是扼守长江门户。抗日战争中，上海曾发生过两次著名战役：一九三二年一月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和一九三七年八月的“八·一三”淞沪会战。这里指前者。“一·二八”抗战，以十九路军为首的中国军队与日军在阵地战中相持月余，使日军死伤万余人，三易司令官。“八·一三”淞沪抗战，鏖战三个月，日军投入兵力二十八万，出动军舰三十余艘、飞机五百余架、坦克三百余辆；中国方面则动员了全国总兵力的三分之一、超过七十五万人参战。尽管中国军队的装备与侵华日军相比差距很大，但广大将士同仇敌忾，拼死护国，毙伤日军四万多人。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前，日军叫嚣：“上海一旦发生战事，四小时即可了事”。然而战争开始后，中国军队慷慨赴难、英勇抵抗，很快就粉碎了侵略者的美梦。但是前方将士的英勇奋战，并没有消除当时最高当局的“软骨病” ，在英、美、法、意等国的调停下，中国政府派代表与日方谈判，在五月五日签订了妥协退让的《淞沪停战协定》，使十九路军和第五军的将士战而无功，并把十九路军调到福建“前线”去剿共。根据《淞沪停战协定》，日本可以在上海虹口、杨树浦一带派驻重兵，专设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司令部，驻沪兵力有海军陆战队三千余人，大批日本舰艇常年在长江、黄浦江沿岸巡弋；而中国军队反而不能在自己的领土上海市区及周围驻防，市内仅有淞沪警备司令杨虎所辖上海市警察总队及江苏保安部队两个团担任守备，兵力薄弱，导致日军敢于在一九三七年八月第二次发动淞沪战争。
十一月二十日，李济深等人在福州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发表《人民权利宣言》。“福建事变”终于爆发。二十一日，李济深等人通电宣布脱离国民党，随后联合第三党和神州国光社成员发起成立生产人民党，以陈铭枢为总书记。二十二日，“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宣告成立，由李济深、陈铭枢、陈友仁等十一人任委员，李济深任主席，改中华民国二十二年为“中华共和国元年”，并宣布革命政府的中心任务是外求民族解放，排除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内求打倒军阀，推翻国民党统治，实现人民民主自由，发展国民经济，解放工农劳苦群众。
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成立以后，受到各地民众和海外华侨的拥护，同时也遭到蒋介石政府的舆论攻击和军事镇压。十二月月下旬，蒋介石抽调进攻江西苏区的嫡系部队十余万人，以蒋鼎文为前敌总指挥，在海、空军的配合下，由赣东和浙江分两路进攻延平、古田等地。一九三四年一月上、中旬，延平、古田、福州先后被蒋军占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和十九路军总部分别迁往漳州和泉州。二十一日，泉州、漳州相继失守，“福建事变”宣告失败。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逃往香港，第十九路军的番号被取消，军队被蒋介石改编。
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成立以后，《国光日报》被新政府接收，改名《人民日报》。章振乾这个总编辑其实当了还不到一年，就被人家取代了。但是中央军入闽以后，章振乾作为十九路军机关报《国光日报》的总编辑，也受到注意，不能安然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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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郭冠杰（1882—1951）——<img height=\"1\" src=\"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94E6.tmp.jpg\" width=\"2\" /><img height=\"9\" src=\"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94E7.tmp.jpg\" width=\"1\" />教授。广东嘉应(今梅县)人。1908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参加潮汕起义。1920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经济科。后到法国里昂大学法律研究院从事研究工作。1925年回国。曾任广东大学教授，北伐军总司令部部总务科科长，北京大学、北平女子学院、辅仁大学、中山大学教授，北平陆军大学教官。1930年参与组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任中央干事。1933年参加福建事变。后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顾问。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任政务院法律委员会委员、农工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局委员。是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郭冠杰①先生，是“福建事变”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革命政府失败以后，他没能随第三党一起撤退，留在福州，处境可就困难了。他找到章振乾，要求给我寻找一个可以躲避搜查的地方。其实，这时候章振乾自己的处境也已经非常危险，但他以敢说敢干、侠肝义胆而著称，待人接物，热情慷慨，性格爽直，交游广阔，遇到这样的事情，觉得自己义不容辞，一定要想办法掩护郭先生。他找到了他的中学老同学、“三个英雄主义者之一”的郭公佑。一者他家住在仓前山，离城里比较远，二者他是个中学教师，和政治斗争关系比较远。这是有利因素。但是也有不利因素：第一他有一个年迈的老母，第二他哥哥在外地工作，把嫂嫂和侄儿留在家里京城照顾。万一泄露了秘密，受到株连，后果不堪设想。经过再三考虑，实在找不出更好的地方了，正好“三个英雄主义者之一”的唐仲璋当时也住在郭公佑的家里。他找到了他们，说出实情，提出了要求，把有可能发生的危险也都说了。郭公佑不愧为“英雄主义者”，他掷地有声地说：“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朋友有难而不救，你不是这种人，我也不是这种人。有没有危险，很难说也顾不上了。你让郭老师赶快搬到我这里来，连你也一起住在我的家里吧。”
章振乾把郭冠杰带到了郭公佑家里，自己来不及也不敢再回家搬行李了，就这样和郭冠杰一起住到了郭公佑家。郭冠杰改了一个名字叫郭健民，身份是章振乾的老师。一个多星期之后，终于和章伯钧等人联系上，和章伯钧一起坐日本的轮船到了东京。
送走了郭冠杰，章振乾去打听中央军进入福州以后的动静，才知道自己的家已经被搜查过，东西大部分被抄走，《国光日报》的采访部主任寇水华被捕。寇的家属去探监，寇水华让家属带出话来：当局正在追问、查找章振乾的下落。
在这样的情况下，章振乾不得不和未婚妻张瑞徵女士一同以留学为名到达日本避难。
章振乾不仅天赋聪明，文字功底也极为深厚，而且善于言辞，谈吐高雅，说话幽默，亦庄亦谐，恰到好处，真是文思敏捷，妙笔生花，满腹珠玑，滔滔不绝。每次聚会，只要有他在座，就会妙趣横生，气氛盎然。
章振乾虽然是与夫人同来日本，但当时尚未结婚，他们夫妇不但都是池步洲“家庭沙龙”的常客，而且成了各种活动的“龙头”。每逢聚会，他会组织大家搞一些别开生面的游戏，逗得大家开怀狂笑，皆大欢喜。有一年新年，乡友们在池步洲家集会，他除了自撰一些灯谜挂在墙上供大家猜之外，还特地写了一篇新山歌，由两个人用福州方言和地方山歌调演唱，用竹笛和口琴伴奏，大家一起帮腔，把除夕新年搞得热闹极了。
章振乾才气横溢，文思敏捷，落笔不俗，且特别善于观察。他把“闽租界”里的人包括他自己在内写成了一部妙趣横生的游戏笔墨，叫做《中野春秋》，构思巧妙，文笔幽默，把旅日乡友们描绘得淋漓尽致，惟妙惟肖，堪称绝唱。这部“沙龙文学”，当时曾用恭楷录出，并拍成照片分赠大家，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早已湮没无闻。下面的《中野春秋·序》，是他将近九十高龄时根据回忆写出的，即此一点，也足以看出张老先生当年的智力与才华。
中野春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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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闻：千秋青史，强半无征；百代文人，每怀作伪。是以惩前毖后，聊为腐儒解嘲，数往知来，难免痴人说梦。八闽佳士，莅止翩然；中野城山，欣逢胜事。某也不才，忝参末席；无如椽之巨笔，滥厕编修；借小技以雕虫，聊资谈助。无巧不书，半虚半实；有闻必录，疑假疑真。鸿爪雪泥，到底无伤大雅；春花秋月，何妨收入零篇。不辞挖苦自身，藉存忠厚，虽欲弥缝知遇，无可奈何！花花绿绿，多来蝉桂之宫；燕燕莺莺，尽入鸳鸯之谱。就中恩怨悲欢，片言不尽；隐存笑骂，诸事昭彰。乃偏多顾虑，叉圈且待解人；敢布腹心，曲直原无成见。鉴古鉴今，何典鱿鱼？一贬一褒，宁关春雨？无采风之使者，空憾遗珠；羡司马之文章，深惭末学。嗟呼！感情理智，无法两全；斧钺鞭椎，当之无怨。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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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春雨、鱿鱼，都是他们当时的典故，“外人”不懂也。只知日本人把山东粉丝叫“春雨”。
中国人素来看重乡谊，特别是在国外，同乡人之间互相来往，并不足为奇。但是在东中野一地集中住着那么多福州来的留学生，是有其特殊原因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当然和池步洲有关。他来得比较早，情况比较熟悉，又是在留学生监督处工作，住得近些，走动得勤些，自然近水楼台先得月，可以多得到一些帮助。池步洲这个人，助人为乐，有求必应，每有所托，必舍命为之奔走，不辞辛劳。事情办成了，连说：“应该，应该”，事情没办成，又连说：“对不起，对不起”，引咎以自责。他那戆头戆脑的诚恳态度，每每博得大家的盛赞，赢得众人的信赖，还送了他一个雅号，叫做“客气国大王”。
这些朋友、同乡中间，有的是公开的国民党员，如陈固亭, 他属于国民党CC系统(CC是陈立夫、陈果夫二陈的拼音首母)；有的是秘密的共产党员，如姚耐、陈昭礼、陈仲无；也有的是半公开的民主党派成员，如张振乾、傅家麟、管长墉等。此外还有“左倾学生”，如谢淑良。谢淑良是池步洲的好朋友，是“神会科学同盟”的成员。在谢淑良的动员和怂恿之下，他这个不问政治的无党务派人士也曾经去参加过几次“社会科学同盟”的活动，地点在神堡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大厅内，会上讨论学习的是河上肇的几本共产主义基础知识著作。一方面池步洲一向不问政治，对这些说不明白、扯不清楚的未来乌托邦社会不感兴趣；另一方面这个同盟会的幕后指挥者是一个自称姓“齐”的人，每逢会上有不同意见，他就操纵一些左倾学生喊叫、跺脚捣乱，格调很不高雅，很看不惯，因此对这样的活动更加乏味了。以后谢淑良再来动员他去参加，他就借口功课太忙，妄言谢绝了。不过和谢淑良本人的交往却越来越密切，这是因为谢淑良为人热情厚道，也很健谈；朋友们经济上有困难，他也能慷慨解囊。更主要的是：谢淑良分明信仰共产主义，但是见池步洲对政治没有兴趣，也不再向他宣传。所以两人只是感情融洽，成为挚交，却不牵扯到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
池步洲和陈固亭的关系，也是如此。陈固亭原名保安，号固亭。陕西蓝田人。早年从事地方教育。一九三二年中央政治学校毕业，留学日本明治大学新闻科。毕业后入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院新闻研究室，任研究员。并任国民党驻东京支部常务委员，创办《留东学报》，因揭露日本军阀侵略中国阴谋，被迫停刊。七七事变后回国，历任西安师范学校校长，中央政治学院新闻系教授，陕西省政府社会处长，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一九四九年去台湾，任政治大学新闻所、外交所、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文化学院东语系主任、日本研究所所长、“中日文化经济协会”常务理事等职，曾四次赴日考察讲学，参与台湾当局对日政策设计。著有《战后日本共产党透视》、《国父与日本友人》、《日本新宪法释义》、《战后日本》、《考察日本人事制度》等。
也许是陈固亭深知池步洲的爱好和性格，在池步洲面前，从来不谈什么党、什么主义。他言语诚恳，举止庄重，平易近人。当时国民党东京直属支部专门为一万多名中国留学生办了一份刊物，叫做《留东学报》，由陈固亭主编。正因为这是国民党办的“官方”刊物，虽然是专门为留学生办的，留学生中却很少有人投稿。池步洲到留学生监督处工作以后，因为业务相近，陈固亭常来向池步洲约稿。一者情面难却，二者池步洲总认为文章好坏在于内容，不在刊物，于是给他写了一篇两万多字的《日本国民性之研究》。不料一炮打响，受到了大家的好评，还被国内夏衍主编的刊物《文摘》所转载。那天陈固亭喜滋滋地跑来告诉池步洲这一好消息，孤陋寡闻的书呆子池步洲，不但不知道《文摘》是一本什么刊物，还连夏衍是个什么人物都不知道。有此开端，一发而不可收，陈固亭连连催稿，文章也就一篇篇接连刊出。这个刊物是没有稿酬的，对池步洲赖，写文章第一是情面难却，第二才是借此机会发表自己的见解，但是第一“池步洲”这个姓名，居然在留学生中间小有名气了第二和陈固亭的关系搞好了，“七·七”以后回国抗战，在南京走投无路，也多亏这个陈固亭的介绍，方才报国有门。——这是后话。
后来和陈固亭混熟了，迫于情面，终于被当时任东京特别支部书记的陈固亭拉进了国民党内，不过他声明在先，只是挂个名而已，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党内的活动。正因为如此，他实际上依然是个无党无派的“中立国”。大家能够在他家“和平共处”，与他的始终保持中立也许不无关系。
五、改换门庭，投靠使馆
池步洲一九三二年初冬结婚，一九三四年晚春有了一个长女，起了个日本女名叫美惠子，中国名字就叫池惠美。一九三五年仲夏，又有了长子哲雄。在儿子满月和周岁这两个中国人认为值得庆贺的日子里，几乎所有的福州同乡、同学都来祝贺，并拍有纪念照片(可惜这张照片没有找到；上图是经过许多周折，方才找到的“出土文物”)，照片上，大大小小不下三十几人之多。这些人后来大都回国参加抗日，命运则几乎都不大好。下文将择要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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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萧其煊（1890-？）——字叔宣，福建闽侯人。保定陆军学堂及北京陆军大学毕业。历任福州军务司课长、营长。北京陆军讲武堂教官等职。后留学日本陆军大学，一九二一年毕业回国，任奉军第二梯队参谋长。后任驻日本武官、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教育长。“七·七”事变一年后，投靠汪伪，任伪军上将，抗战后期在南京病死。
② 周孝培（1893--1978）——名乃荘，字震九，福建省寿宁县斜滩镇人。1922年在日本陆军骑兵学校毕业。回国后，历任东北军骑兵第十四团副团长，第三混成旅参谋，讲武堂教官，骑兵科长。福建省防军教导旅副旅长、代旅长。南京骑兵学校研究委员。一九三五年任驻日本大使馆陆军副武官，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八年抗战期间，在重庆国民政府军训部任骑兵副监（军衔少将），并代理兵监之职。一九四六年八月退役，一九四七年拒绝参加国民党党员登记，一九四九年六月在福州加入民主联盟，八月在福州迎接解放。
这期间，福州人萧叔宣①与周孝培②到驻日大使馆武官署担任正副武官。按照规定，驻外武官必须每月上交政府一篇有关日本政治、经济及军事方面的分析报告。他们新来乍到，情况不熟，难于下笔。周孝培看到《留东学报》上池步洲写的文章，颇为欣赏，就通过同乡人的关系找到池步洲，要他代写这一报告，答应每月支给津贴三十日元(这个数目,在当时来说已经不算小了)。于是池步洲广泛注意各报刊，每月写出一篇四五千字的报告上交，双方皆大欢喜。
国民党政府的办事机构相当精简，人员并不很多，根本就没有什么专职的秘书、翻译之类。几个见习武官，反正是“见习”，手中无权，每人却都有固定的薪俸和不固定的“活动经费”，乐得各自为政，除常规会议外，很少到武官署来。
驻外使馆的武官，同时兼任军事情报的搜集工作，是公开的秘密。正副武官和见习武官，都有一笔“活动经费”，用来豢养若干名情报搜集人员。这些提供情报的“眼线”或曰“情报贩子”，大多数是日本人，也有少数是与日本军方有关联的中国人，但无一例外都是“直线联系”，没有人会傻乎乎地跑到武官署里面来。
驻日武官署内，除了正副武官，平时只有两三个人办公，每天要办的公务倒不少。其中有一位叶老先生，五十多岁了，是个老华侨，妻子是日本人，精通日语，在武官署承办一些日文文案，但是中文根底较差，根本没有写作中文报告的能力。遇到有急需翻译的日文资料，周孝培就拿来请池步洲干。开头不过是义务劳动，后来觉得武官署人手实在太少，就想聘请池步洲为雇员，月薪一百五十日元。这数字，比在监督处要高一倍还多。一九三五年的九、十月间，池步洲终于辞去了监督处的工作，正式到武官署上班了。
池步洲正式到武官署上班，和叶老先生对面而坐。叶先生办理日文文档，池步洲办理中文文档，分工明确，各不相扰。
池步洲到了武官署之后，才发现还有一位上校军衔的海军武官，名叫刘田甫，原来就是他在葫芦岛海军学校时代的校长。不过刘武官很少到武官署来，得知池步洲是他原来的学生，如今在异国他乡不期而遇，只是表示喜悦而已，却从来没让池步洲为他做什么。看起来，陆军与海军之间，似乎也有明显的矛盾。
各国派驻东京的大使馆，经常举办一些宴会、舞会，招待别的使馆人员。池步洲在武官署虽然是雇员的身份，却也常常接到这样的邀请。
各国的驻东京使馆，都编有一本使馆人员名册，分发给各国使馆，用来作为邀请参加宴会、舞会的人员依据。这种名册，没有人员变动，就要更换，有时候一月换一次，有时候一月换几次。这种名册，不论大使、参赞、秘书及各级职员，都有“夫人姓名”这一项。但是中国大使馆的人员名册，在各人的“夫人姓名”栏内，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写着absent(不在)。其实，所有使馆的工作人员，几乎都带着夫人随任的。不但萧、周两位武官的夫人连同子女举家随任，许世英大使的夫人，也在使馆居住，这是完全公开的事情，并不是秘密。那么，为什么名册上都要写上absent呢？原因就是这些夫人们大都不会外语(英语、日语)，也不会跳舞，更不懂得国际性交往的礼仪。特别是许大使的夫人，还是小脚，典型的“土包子”。所以，在使馆人员名册上写明“夫人不在”，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别国使馆的邀请。
池步洲虽然有夫人，却也“按例”在名册上写着“夫人不在”。有一次，他和十几条“假光棍儿”一同去参加英国大使馆的招待会，目的无非是想到这样的场合见识见识。他们刚到英国大使馆客厅门口，就有一位小姐拿着一个口袋迎上前来，要大家“摸彩”。大家还以为是摸纪念品呢。等到摸出来一看，竟是一位太太或小姐的芳名——原来，这是使馆专门为单身男宾请来的“陪侍”，而且是“外交惯例”。这些小姐或太太，第一都会说英语和日语，第二都善于辞令、长于跳舞，第三还都楚楚动人，风度翩翩，第四据说大都是英国来东京留学的学生或英国旅日侨眷。那一回，池步洲被一位英国太太拉着在舞池里转了好几个圈，也踩了人家好几脚，出足了洋相。从此，他这个地道的土包子，再也不敢去参加诸如此类的国际性社交活动了。
池步洲到武官署上班不久，就到了一九三六年元旦，照例休息过年。但是这时候日本政局动荡，流言四起，都说日本的少壮派军人要发动军事政变。此事与中国留学生关系不是太大，但对中国驻日武官署而言，却是天大的大事，所有情报人员倾巢出动，刺探“内部消息”，往国内传送。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五日下午，日本东京的天空黑云密布。一连下了三个晚上大雪，一尺多厚的积雪，已经严严地覆盖了全城。这是五十四年来不遇的大雪，而且看样子还要下。
披上了银装的东京，既有东方色彩，又有西方色彩。离皇宫几百米的地方，是一座四层的钢筋水泥结构的新式建筑。这是处理宫廷事务和天皇办公的宫内省大厦。在紧靠皇宫的一座小山后面，是一幢幢政府官员的官邸，其中最大的是首相官邸。
夜深了，可是外表宁静的东京，却酝酿着一场激烈的骚动。在皇宫外侧一端，是第一师团的兵营。由于陆军省（相当于中国的“部”）一名少佐告密说：有人要发动武装叛乱。这当然引起了当局对这个兵营的严密注意。嫌疑分子已经受到监视，还给政府要员加派了保镖。政府大厦和官邸的门窗都用钢筋铁条加固，还安上了直通警视厅的报警器。
这一天安然无事。宪兵队和警方自以为可以从容应付局势，一小撮叛乱分子毕竟掀不起什么大浪来。
但是，就在此刻，这个负责守卫皇宫的精锐部队中的叛乱分子正在准备于次日拂晓前，分头袭击东京的六个目标，包括警视厅和若干政府官员的住宅。
二月二十六日清晨四时，香田清真大尉和其他政变领导人把他们的部下从梦中叫醒。士兵们对阴谋一无所知，他们还以为是进行一次夜间演习，各个小组立刻奔向了各自的目的地。香田自己率领的一组，将攻占陆军大臣官邸，想强迫高级将领支持他们。另一组将占领警视厅。其他四组则分别去刺杀首相、藏相（财政大臣）、宫内相和侍从长。
栗原中尉和一名宪兵军官直奔首相官邸正门，解除了在大门旁边室内睡觉的警察的武装，进入官邸。顿时，枪声大作，大厅内吊灯全被打碎。住在首相官邸后门外对面的迫水久常，既是首相的秘书，又是首相的女婿。他听到枪声，马上给警视厅挂电话。但是没人接听，因为警察已经被叛乱的陆军打退了。迫水第二次再给警视厅打电话，电话里说：“我们是起义部队。”五百名政变军人已占领了警视厅。他又给附近的宪兵队打电话。宪兵队不安地回答：“局势已经失去控制，我们也无能为力了。”
这时候，首相冈田启介被惊醒了。他的妹夫松尾传藏急忙把他引到一间密室里藏了起来。可是松尾刚走出来，就被冲上来的政变军误以为是首相，开枪打死了
在离首相宫邸几条街口的地方， 政变军人冲进陆军大臣川岛义之的官邸。香田大尉把川岛叫出来，向他提出一系列要求，川岛俯首听命，立即前往皇宫，向天皇启奏叛军的要求。
安藤辉三大尉率领的一百五十名士兵冲进天皇侍从长铃木的官邸。铃木被叛军打了好几枪，但都未击中要害，侥幸活了下来。
当叛军冲进藏相高桥是清的宽大卧室的时候，他正躺在床上睡觉。一名中尉握着手枪，一脚踢掉藏相的被子，喊一声：“天诛！”把枪中的全部子弹射向这位老人。另一名政变军官大喊一声跳上前来，挥起军刀砍去，用力太猛，透过高桥的棉衣，砍断了他的右臂，接着又把刀刺进藏相的腹部。藏相是陆军出身，又当上了日本银行的总裁和贵族院的议员。少壮派军官憎恨他，因为他坚持削减上一年的巨额军费。
还有一伙儿政变军由高桥太郎少尉率领闯进了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的郊区寓所。渡边正和他的小女儿躺在床上。高桥用手枪向他射击，然后再用军刀砍掉了他的脑袋。另一组叛乱者在山区休养地到处搜寻天皇心腹顾问牧野伸显。由于找不到他，叛军就放火焚烧旅馆，逼他出来。但是这位老人已经从后门逃上山去了。政变军紧追不舍，朝他打了一串子弹，误以为打中了，才一轰而去。同时，前首相斋藤实也被杀了。
天亮了，东京的市民们还被蒙在鼓里，直到警察让乘坐公共汽车的市民绕开皇宫和政府大楼，人们才感到事情不妙。这时候，暴力行动已经结束，政变军人占领了东京市中心约一平方英里的地方。他们利用山王旅馆作临时指挥部，把“尊王义军”的旗子挂在首相官邸外面。他们散发“宣言”，声称要“清君侧”，要粉碎重臣集团，认为元老、重臣、军阀、财阀、官僚、政党都是破坏国体的元凶。
这就是震惊全世界的“二·二六”暴乱暴乱事件的前后经过。
为什么在日本军队中会出现这种“下克上”的现象呢？原来日本军阀早就有征服中国进而征服世界的野心。早在一九二一年夏天，首相田中义一就向天皇密奏，打算先征服满蒙，再侵略中国，然后征服全世界。在日本军队里，一派人认为不经过政变，也可以实现军事独裁和侵略中国的目的，主张放弃刺杀和政变计划。他们在陆军内叫做“统制派”。而另一部分下级青年军官，仍没有放弃发动政变刺杀大臣建立军事独裁的主张。他们被称作“皇道派”。“二·二六”政变暴乱，就是“皇道派”这帮青年军官干的。
“二二六”政变叛乱由于得不到其他部队的支持，最后只能投降。但是，法西斯势力不是因此减弱，而是进一步加强了。以东条英机为首的“统制派”在日本陆军中占据了领导地位。他们得到了日本势力最大的四大财阀的支持，确定了全面对外进行侵略扩张的国策，进行扩军。这样，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的体制，在“二·二六”暴乱之后最后确立起来了。到了一九三七年七月，他们终于在中国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公开侵略中国，并由此拉开了世界大战的序幕。
“二·二六”事件前后，是中国驻日武官署最忙的时候。萧武官通过他的情报网，迅速获得了上述情报。但是原本都是日文，而且篇幅不少，需要连夜整理、翻译，第二天天明就要派一名见习武官专程回国送达国民政府。这一任务，理所当然地落到了池步洲的身上。他通宵达旦地坐在办公桌旁奋笔疾书，萧武官就在办公室坐镇等待。池步洲写出一页，他看一页。经过一日一夜的连续奋战，好几万字的报告终于整理、翻译完毕，并安全地送回国内。对国民政府来说，通过这样的情报，可以判断日本帝国主义的动向，当然是十分重要的。
一九三六年，南京政府鉴于中日关系紧张，任命许世英为中国驻日大使。这个许世英，也可以说是一个传奇人物。他虽然并不懂得日语，但是却是日本政界人物有所交往；虽然不是“强硬派”人物，却也绝不是“投降派”人物。在那个“弱国无外交”的年代，他能够挺直了脊梁说话，就算是很不简单了。也正是因为有他出任驻日大使，抗战事起，才会有那么多爱国志士在他的支持下回国抗日。
许世英(1873-1964),字俊人,一作静仁, 晚年别号双溪老人，至德县兆吉山(今安徽东至县)官港乡许村人。十九岁中秀才，光绪二十三年（1897）以拨贡生选送京师参加廷试，得一等，以七品京官分发刑部，历任浙江司副主稿，直隶司、四川司主稿和刑部主事（六品）。光绪三十一年（1905）任京师城外巡警厅佥事。从此跻身官场，历经晚清、北洋、民国三个时期，宦海浮游六十余年，成为我国近代政坛上的一位著名历史人物。
晚清时代，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慈禧、光绪出奔西安，在两宫回銮时，许世英随驾护行，一手承办沿途刑案。由于护驾有功，一九○六年年终考绩，被列为京察一等，得以四品官任用。光绪三十三年(1907)，清廷宣布东三省改行新制，设立省的建制，任徐世昌为第一任东三省总督，许世英以“随员”身份同往东三省，后被任命为奉天高等审判厅厅丞（相当于高级法院院长）。此后，许世英在全国司法界崭露头角，并被视为司法“专才”。宣统二年(1910)，清廷委任徐谦为正代表，许世英为副代表，赴美国华盛顿参加万国司法制度及改良监狱会议，会后考察欧美十国司法制度。回国后，任山西提法使，旋任布政使。
许世英曾深得孙中山先生的赞许。辛亥革命中，许与山西巡抚张锡銮等联名呼吁清帝退位，赞同建立民国。
民国六年（1917），许世英由大理院院长转任司法总长，确立律师制度，设置新法庭等，深得孙先生嘉许，称为“司法革命”。
民国十三年（1924），北方军队酝酿倒曹拥段，许世英认为曹锟必倒，但应对纷争之局有预筹，于是密陈段氏非取得孙中山合作不可，并自任密使南下广东与孙中山密谈。孙中山面允许世英，候曹锟退位，段祺瑞入都，朝电相邀，夕即北上。孙中山指着许对人说：“许先生北方第一人也!”又说他：“俊人与予研究主义学说、方略，处处有远大理想，咀嚼精华，决不是猪八戒吃人参果。”许世英对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极为敬佩，认为“天下为公”，定能团结民众，唤起民众，成为中华的支柱，还密带数十册《三民主义》回到北平，传播孙文学说。
后中山先生病逝，段祺瑞改组临时政府，增设国务院，许世英出任总理。
一九二一年，许世英出任安徽省省长，裁去武军四十八营，宣布军阀操纵贿选的省议会选举无效；创办安徽法政学堂，注意培养人才，资送数人赴日留学。但当时马联甲拥兵驻蚌，另派劲旅坐镇省会，对许世英掣肘威胁，无法施展抱负，不得不于一九三二年愤而辞职。
三十年代初，黄山因交通不便，游人稀少，再加之连年灾害，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时任黄山建设委员会主任的许世英，接到报告后，先期派员到黄山勘查。得知灾情确实严重，即于五月十九日从上海启程，专赴黄山察看灾情，具体落实以工代赈，建设黄山事宜。许世英在黄山考察六天，所见所闻，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回到上海后，他按照自己在山上的设想，尽其所能，不辞劳苦，多方奔波，筹款筹物，为黄山的建设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一九三六年，正值日寇疯狂侵略中国之际，国民政府遣使乏人，许凭其在奉天任职期间与当时的日本驻奉天领事广田弘毅、副领事有田八郎的诗酒友情，居然在花甲之年慨然领职，由上海乘船前往日本赴任。
抵日后，初见时任日本首相的广田弘毅，即肯定公理，反对强权。及亲见天皇，又以“同根相护，燃萁煮豆”行谏，多方谋求调整中日邦交。但是一个“弱国”对强国的这种“劝谕”，无非是秋风过耳而已。期满一年回国述职前，他纵观日寇侵华野心不小，也曾庄严地向日方驻华使节重申前议，并电告中央，转饬平津严加防范。一九三七年七月二日深夜，许世英也曾因“无力回天”而电请辞职。五天后爆发卢沟桥事变，即刻放弃辞职之请，决心继任，七月十六日启程返日。抵日后敦告日方，要求其撤兵停战，并亲书“悬崖勒马”四字交付记者。日军侵入南京后，汉奸王揖唐两次派人到大使馆劝许飞回北平，均遭许严厉斥责，说：“读圣贤书，所为何事?宜明大义，速即回头!”他认为：“事至今日，唯战可以复仇，唯守可以制胜，决不事谁而自取其辱。”次年初，许世英觉得对日已无外交可言，就怒降国旗，愤然回国。
回国后，就任全国赈济委员会代委员长，在各战区设救济处，下有难民收容所、收客站。他积极筹措难民救济工作，使不少因受战争摧残的难民得到救济，民间称赞他为“万民生佛”。
许世英在政坛纵横捭阖一生，而晚景却十分凄凉。从卸任驻日大使回国后，蒋介石政府任命他为国府委员，实则“尊而不重”。他怨愤至极，携妻带子前往香港闲居。由于他一生自律严谨，生活朴素，不置田产，晚年在香港生活困难，曾一度卖字为生。
据传，一九四九年北平筹备全国政协会议，周总理曾去电邀许世英回大陆，因夫人阻止，加上已经是耄耋之年，未能应约。一九五○年，遣其幼子许华回北京，参加革命。
一九五一年，许世英及其夫人姚依仁被国民党挟制去台湾，聘为“总统府资政”，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三日在台湾省台北市逝世，享年九十二岁。著有《许世英回忆录》、《治闽公牍》、《黄山揽胜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