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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我以我血荐轩辕
书名：蒋介石的王牌特工密电破译奇才池步洲 作者：吴越 更新时间：2015-12-16 11:43 字数：17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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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学的是机电，却要他去破译密电码。蒋委员长说：“破译了日军密电，等于在前方增加神兵十万！”在这种令人心动神醉的感召之下，他欣然接受了特务机关的邀请，稀里糊涂地上了黑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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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日军的密电连影子也没见到。颠沛流离中，池步洲壮志未酬，痛失一双爱女。
一、举目无亲，报国无门
“上海丸”航行了两天两夜，终于在八月初平安到达上海。
池步洲一家五口，四五件行李，抱一个，背一个，牵一个，雇了几个力夫，总算在潮水般的人流中挤下了船来。但是没人接，烈日下站在码头上搔首踟蹰，不知如何是好。
幸好当时上海的旅馆业竞争激烈，各以住房舒适、价格低廉、服务周到为招徕，每逢远洋客轮靠岸，都派人到码头上来招揽生意，手持旅馆的照片，嘴里滔滔不绝地介绍地理位置如何适中，上车上船看戏逛街全都方便，服务态度如何热情，一日三餐免费供应等等。一旦说动了的客人，得到了首肯，立刻在行李上贴上某某旅馆的标签。他们与脚行都有合同，只要一招手，就有人把行李都拉走，然后旅客集中，统一用汽车送到旅馆里。人一到，行李也到了。
池步洲没到过上海，也不懂上海话，只好傻子过年看隔壁，一切都学人家的样子，“随着大流”就到了旅馆里，开了一间有两张弹簧床的房间，茶房不仅沏茶送水，连饭也送进房间里来，服务确实相当周到。
池步洲总算回到了阔别八年的祖国。三个孩子，“一始扶行一初坐，坐啼行哭牵人衣”，一个刚刚会讲话，咿咿呀呀的，说什么，只有妈妈能听懂。日本姑娘白滨英子虽然已经成了中国妇女白须宾，却还是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国土，面对这个既熟悉又陌生、既文明又封建、既进步又落后、既美丽又肮脏的中国第一大都会，看一切都感觉到既可爱又可憎，既新奇又平常。
世界上的事物，无不是相对的。一个聪慧的天才，在某些方面也许跟白痴差不多少。池步洲就是这样。他在学校里读书，不论数理化还是文史哲，都是一点就透，用不着老师讲第二遍，人人夸他是“奇才”；但是在人际关系上，特别是在政治方面，却特别幼稚，简直是个典型的书呆子。
他出国留学，一心只想学成归国为桑梓效力；毕业后暂时留在驻日大使馆武官署工作，专业虽然不对口，只是做到你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做到忠于职守，秉公办事，不卑不亢，如此而已。至于别的事情，凡与我无关的，一概不管。但是他终究是一个中国人，一听说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武装侵略中国，国难当头，民族危亡，就再也坐不住了，心心念念，只想回国抗日，与全国人民共赴国难。实际上，他出了校门就出国门，对于中国的社会、国情、政治现状等等，即便不是一无所知，也是知之不多的。
按照他的想法，像他这样出于一腔爱国热情回国来抗日的青年知识分子，一踏上故土，就应该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热烈欢迎，应该立刻分配他去工作、去拼搏才是。万万没有想到，在举目无亲的上海，第一没人知道你想尽忠报国，第二没有过硬的人际关系，也是报效无门，寸步难行的。
池步洲的五哥步云，离开葫芦岛航空学校以后，到了十九路军。十九路军入闽，池步云担任保卫团干部训练所军事教官。一九三三年十九路军联合李济深反蒋，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不久在蒋介石重兵进攻下失败，池步云无可奈何，只得逃亡到青岛，本想依附海军故旧，只因他是十九路军的人，没人敢安插。辗转到了南京，才在陆军军官学校工兵科当了个地形教官。池步洲离开日本的时候，得知哥哥全家都在杭州，但却不知电话号码，所以他一到上海，第一件事情就是给杭州的哥哥写信，告诉他自己住在哪个旅馆，电话号码是多少，要他哥哥赶紧来电话联系。
池步洲一面等哥哥来电话，一面出去找政府部门要求安置工作，不问职务，不计较工薪，只要是抗日的就行。妻子则拖着三个孩子困守旅馆，寸步难行。他像没脑袋的苍蝇似的，在上海滩乱碰乱撞地飞了两天，什么问题都没解决。尽管他大义凛然地侃侃而谈，开口救国，闭口抗日，人家却把他当成是找饭吃的“西装瘪三”，再一听他是刚从日本回国来的，更用怀疑的眼光瞟他，没说出难听的话来，算是他沾了衣冠楚楚、仪表非俗的光了。
上海到杭州的信件，一般两天可到。第三天，哥哥的电话就来了。对于弟弟的回国抗日，似乎已在他的意料之中。他告诉弟弟：时局紧张，军校停止一切活动，他已经奉召返回南京，不日即可到达上海，要他在旅馆里静等。
又过了三天，哥嫂一家也到了上海。哥哥在上海有比较要好的熟人，十来个人统统挤进了朋友家里，暂时解决了吃饭住宿的问题。
兄弟俩八年不见，两妯娌还是初次谋面，都有一肚子说不完的话儿要倾泻，从家事扯到国事，从中国扯到日本，从上海扯到故乡。但是没让他们消消停停地说上几句，由于日军处心积虑地制造事端，时局又有了突然的变化。
八月九日，有日军官兵两人乘坐一辆军用汽车，向上海虹桥飞机场大门口开去。门口的守军向他们扬红旗命令停车检查，日军官兵蓄意挑衅，不但不停，反而开足了马力猛冲。守军无奈，只好开枪，将车上的两名官兵击毙。卢沟桥事变以后，特别是蒋介石七月十七日在庐山公开宣布抗战以后，中日双方虽然还没有在华东发生战事，但是局势已经非常紧张。日本帝国主义正愁没有可资利用的借口发动华东战事，所以故意制造这一事端，然后以此为借口，一面向我方提出强烈抗议，一面公然在我国领土上陈兵布阵，摆出一副立刻就要开战的架势。
这一下，上海的形势更加紧张起来，日军飞机就在市区上空盘旋，我驻沪陆军部队迅速做好了一切准备，十字街头已经垒起了沙袋、修起了工事，战争几乎一触即发。胆小怕事的，不愿做“乱世民”的，纷纷外逃；胆子大的，特别是住在租界区的，以为战事与我无关，大佬们依旧灯红酒绿，浑浑噩噩，小市民依旧蝇营狗苟，锱铢必较，全没有大敌当前，应该意气风发、同仇敌忾的抗战气氛。
兄弟二人商量：朋友家里，不能久住。上海举目无亲，找不到关系，走投无路，何况眼下局势如此紧张，更不能拖累朋友。南京是国民政府的所在地，那里留日的老同学多，只要找到他们，就可以共商抗日大计，总会有些办法的。再说，上海如果一打起仗来，想走恐怕都走不掉了。但是贸贸然全家奔去，也太冒险。两全的办法，是先去一个人观察一下，有了眉目以后，再回上海来接家属。
按说，哥哥的关系在南京，应该哥哥去，但是商量的结果，却是哥哥留在上海照顾两家的家属，池步洲独自一人在八月十一日也就是“八·一三”的前两天，趁火车到了南京。
池步洲到了南京，才发现政府各机关部门，从国民政府到市政府，几乎全都已经撤退或正在撤退，只留下一个空架子、一块空牌子，什么公务也不办。
日本留学生，只找到办中国文化服务社的刘百闵①先生和在警官学校任教的郑宗楷②先生，而且他们也都在忙着撤退，无暇顾及别的事情。境况和在上海也不差多少。
刘百闵是早期的留日学生。他与陈立夫、陈果夫关系密切，从日本回来，即在南京设立中国文化服务社，设有书店出售各种书籍，其中日文书占一定比例，所以需要有个人在东京帮他进货并邮寄。这件事情，经人介绍，就由好管闲事又好交朋友的池步洲当上了“代办”。干这差使，不但完全是义务劳动的，多少还得贴上一些邮费。
这次池步洲从东京回来，找到了刘伯闵，两人虽然是多年的故交，却还是初次谋面。那时候，刘伯闵正忙着内迁，也无法分身帮他奔走。只告诉他政府部门在南京设了一个“华侨招待所”，凡是回国参加抗日的华侨，都可以免费供应食宿。池步洲经他指点找到了这个地方，暂时住了下来，工作的问题，一时间还不知道找谁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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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百闵（1898-1969），名学逊，以字行，浙江黄岩东禅巷人。少时就读清献中学堂，后师从富阳夏震武（灵峰），专修中文与理学。1927年，由县选派去上海进修日语。在杭州与马一浮结为知友，受到治学指引。后公费留学日本政法大学和早稻田大学哲学系。1930年毕业回国，任教育部长陈立夫的秘书，兼中国日本研究会主事人，主编《日本评论》，向国内系统介绍日本国振兴情况。1932年，应聘为“国难会议”会员。后任南京中央大学、中央政法学校、复旦大学、大夏大学、暨南大学教授。1936年，参加教育部组织的南京、上海、杭州十大教授轮流讲学。抗战期间，任中国文化服务社社长，从事文化教育出版事业，并协助陈立夫完成《唯生论》编著。1938年，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宣传指导处长，同年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连任至四届）。1939年春，奉蒋介石命，在四川乐山创立复兴书院，董事会由浙江籍的屈映光、陈其采、陈布雷、陈果夫、邵力子等人组成，马一浮任主讲，刘百闵任总干事。1948年5月，于南京市当选第一届立法委员。继任中国文化服务总社社长，出版《读书通讯半月刊》，作为青年、学生辅助读物。1949年4月去香港，与钱穆、张丕介等筹建新亚书院（后称新亚文商专科学校），结合中国传统书院制和西方导师制，得到美、英、香港文化教育界支持。1952年去台湾，次年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直至1967年辞职。1969年卒于香港，终年72岁。主要著作有《中日文化论集》、《孔门五论》、《周易事例通论》、《管子肄言》等。
② 郑宗楷——警官学校教师，生平不详，著有《警察法总论》、《现代警察之理论与实际》、《警官服务要论》、《警察与人民及要人》等。
两天之后就是“八·一三”，上海开战了，难民像潮水般涌来。池步洲一心两挂，担忧哥嫂及家属的安全，真是寝不安席，食不知味。幸亏哥哥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遇事不慌，冒着连天炮火，带着两家家口，居然平安地退到了南京，而且通过同乡找到了弟弟。兄弟妻儿见了面，池步洲心中一块石头方才落了地。只是仓促离沪，孩子又多，池步洲从日本带回来的五个箱子，只随身带出一个来，其余几个，都放在友人王忻堂的家中，无法带来了。
池步洲是回国来抗日的，但是一时报国无门，却先遭遇了战争，当上了“难民”。
时间紧迫，池步云急于要到军校报到，因为军校也要撤退到成都，万一迟到了，可就赶不上了。尽管兄弟八年不见，有许多话要说，池步洲一家如何安置，却还没有眉目。可是身在官中，没有自己的自由，也无可奈何。
不久池步云就随同军校迁到了成都(双流)，两家人才相见又别离，真是见也匆匆，别也匆匆。接着刘百闵先生的文化服务社也迁到了内地。从此，池步洲一家人留在南京，过上了举目无亲、无人过问的日子。
池步洲一家在华侨招待所住了两周，工作根本就没有眉目，居住期限却到了，所里一次次通知搬迁。幸亏郑宗楷奉命撤退，空出来的房子反正不会有接替的房客，可以让池步洲一家暂时住下，招待所也答应每天的中午饭继续供应。一家人总算栖身有所，免受饥饿。——回国抗日的第一步竟然是这样，不能不令池步洲感慨万千。
更糟糕的是：上海成了前线，南京成了第二线，每天都有几批敌机飞来轰炸，空袭警报不断。政府当局既没有足够强大的空军可以抵抗，也没有妥善的防空设施可以防御，市民们人心惶惶，商店大都关门，纷纷逃往乡下，市面立刻萧条下来。日机几乎天天来轰炸，郑宗楷的住房附近又没有防空洞可躲，每逢空袭警报，池步洲一家五口只好蒙着被子躲到了桌子底下。炸弹在附近爆炸，门窗上的玻璃，都被炸弹爆炸的气浪震破了。孩子们吓得“哇哇”直哭，池步洲却抱着小的，搂着大的，依然谈笑自若，还像街头演说家似的侃侃而谈，鼓励妻子振作起来：“既然立志抗日，就要做好为国捐躯的准备，万一炸死，也是为国捐躯，尽管那是无谓的牺牲……。”那时候的池步洲，心心念念，只有“抗战”二字，身家性命，全不顾了。
就这样，池步洲一家在南京又住了一个来月。工作的事儿，竟无人过问。
池步洲徘徊彷徨，不知道应该到哪里去报效祖国！
二、破门而出，研究密电
池步洲四处游说，四处碰壁，竟好像抗日战争，不需要他这样的人才似的。正在他搔首踯躅，绕室彷徨，无计可施之际，一天中午，他照例到招待所食堂去吃饭，饭后到阅览室看报，偶一抬头，忽然看见一位熟人：当年的留日同学陈固亭。于是，事情终于有了突然的转机，池步洲的人生道路，从此也有了一次大的转折。
在日本期间，池步洲和陈固亭是比较好的朋友，结交约有三年之久。陈固亭是陈立夫、陈果夫的嫡系，又是国民党东京直属支部的常委，而且由他出面主办《留东学报》月刊。
三十年代初期，国民党一者是个执政的大党，二者看上去也还有些新兴气象，因此留学生中也有不少人参加。陈固亭知道池步洲不问政治，只知读书，是个书呆子，因此一开始并没有动员他参加国民党，只是要他给《留东学报》写文章。他碍于情面，就经常为这个留学生办给留学生看的小刊物写写稿子，前后共发表过二十多篇文章，其中有《日本国民性之研究》等几篇，还被夏衍主办的国内著名刊物《文摘》转载过。不过这个学报并没有稿费，写文章不过是尽义务，当然也是一种兴趣。
那时候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建立苏区，开展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在国外当然不可能公开打出旗号，而是以外围组织“社会科学同盟”的名义在留学生中间活动，与国民党针锋相对，争取留学生参加。有一个留日学生叫谢叔良的，是社会科学同盟的盟员，来动员池步洲参加盟内主办的读书会，说是学习河上肇的几本名著。池步洲迫于情面，也去参加过几次，对于书中所讲的社会主义社会各尽所能，按劳取酬，没有剥削，人人平等这些道理倒是很感兴趣，认为如果真能实现，不失为一种良好的社会制度。但是后来发现社会科学同盟中有一个姓齐的领导人，每逢留学生们参加神田区神保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集会的时候，如果有国民党方面的人上台发表演说，总要组织一批人在台下跺脚、吹口哨甚至高喊口号进行捣乱。对于这种做法，池步洲非常反感：第一，观点不同，意见不合，可以上台发言，进行辩论，有理无理，越辩越明，何必采取这种江湖上无知识会道门才使用的无赖行径？第二，大家都是中国留学生，主要目标都是读书救国，在这一大前提下，只要是有志于复兴国家民族的人士，不是出卖祖国利益的汉奸，都应该团结起来，不应该为了小小的观点分歧闹分裂。他曾经把自己这些意见跟谢叔良提起过，但是后来又去了几次，发现社会科学同盟的人依旧如此，觉得裹进这种无谓的纷争中没有意思，就不再参加活动了。姓齐的负责人曾经找池步洲问他为什么不再参加学习，池步洲以学校里功课繁忙为辞，姓齐的也不勉强。从此池步洲就与社会科学同盟脱离了关系。
就在这个时候，陈固亭要回国一两个月，来向池步洲辞行的时候，说起“现在国家正在建设三民主义，需要大批人才，你在《留东学报》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已经有一定的影响，如果参加国民党，毕业以后的出路是不成问题的……”等等。每一个留学生，特别是自费留学的学生，毕业以后的出路问题，当然是人人关心的，池步洲也不例外。不过那时候离毕业还早，就漫应了一句：“现在你忙于回国，我离毕业也还有一段时间，等你得便的时候再说吧。”
两个月后陈固亭重返东京，第一次与池步洲见面，就拿出一张“特别入党证书”，说是一切手续都办好了。同时解释说：所谓“特别入党”，就是不用经过预备党员阶段，即成为正式党员的意思。他这样热情地“送货上门”，池步洲碍于情面，也不便推辞，只好郑重声明：“我忙于功课，不能参加党务活动。”陈固亭也连连点头说：“那没关系。”
就这样，池步洲成了国民党的“特别党员”，而且终其一生，确实没有参加过任何党务活动。这也可以算是他这个“特别党员”的特别之处吧。
陈固亭是在“西安事变”以后立即回国的，比池步洲早半年离开东京。那以后，两人也经常书信往还。由于陈固亭跟陈立夫、陈果夫关系密切，不久就在陕西省省政府社会处当上了处长。池步洲仓促回国，事先没有也来不及跟陈固亭打招呼。这次在华侨招待所不期而遇，纯属偶然。
他乡遇故知，乃是人生四大乐事之一，池步洲立刻把陈固亭请到自己的住房里来，杯酒相待，晤谈竟日。陈固亭从西安来南京，是为开展抗日救亡的社会工作找国民政府的，但是晚了几天，政府的上下官员们忙于撤退搬迁，竟无人过问这些事情了。陈固亭听说池步洲回国来抗日，却不得门路，也忿忿然地说：“你的爱国赤忱，人所共知。只因你回国之前没跟我取得联系，以致今天陷于困境。以你的才学，可以做的事情太多了，何愁找不到报国的门路？你放心，我一定给你找一个适当的抗日岗位。”
两天以后，陈固亭来找池步洲，开门见山地说：“中央要找几个精通日语的人专门研究日军军用密电码，我看你倒是个合适的人选，只是不知道你肯去不肯去。”
池步洲一愣，这可太出于他的意料之外了，也直截了当地回答：“你知道，我在日本是学电气工程的。后来在大使馆供职期间也学过经济学。电气和电码，尽管都和‘电’有关，那可完全是两码子事儿啊！对于密电码，我是一无所知；想学也没地儿学去，肯干也干不了。你还是另请高明，给我安排一个我干得了的事儿吧！”
陈固亭听池步洲说得那么干脆，再想想，他说的话也不无道理，不敢过于勉强，留下一句话：答应给他另找合适的工作，就走了。
又过了两天，陈固亭再次来找池步洲。池步洲还以为他给自己找到合适的工作了，兴致盎然地接待了他，不料陈固亭一开口，还是那件事儿：“我再三琢磨,让你去研究破译密电码，算是最最适当的人选了。密电码的确是一门专门的学问，可国内还没有一所专门的学校教这一门功课，所以对任何人来说，都是要从头学起的。研究日军的密电码，需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要懂得电工原理，第二要精通日语，第三要有一个逻辑缜密、思维严谨的头脑。这三条，你不但全都具备，而且还有一颗抗日救国的赤心。所以我想：这件事情，只要你肯干，相信你一定能干出成绩来。”
池步洲却还在犹豫：“不是我不肯干，你应该懂得‘隔行如隔山’这个道理。电工跟电码，完全是两码子事儿，根本就扯不到一块儿的。我全家从日本赶回来，一心只想为抗日救国出一点儿力气，不是回国来找个差使糊口。要不然，我在日本呆得好好儿的，至少吃穿不愁，何必回国来呢。你交游广阔，神通广大，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有熟人，还是帮我在别的方面再想想办法吧。”
陈固亭却不死心，继续动员。他也真会演说，侃侃而谈：“你不是要为抗日出力吗？破译日军的密电码，这可是最最重要的抗日岗位了。你想啊，要是你能把敌人的密电码破译出来，敌人的行动，咱们事先都知道了，打起仗来，还有个不胜的吗？这就是兵书上说的‘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嘛。你要是能把敌人的密电码破译了，等于给我方增加了几十万兵力，这几十万兵还不是普通的兵，而是天兵、神兵，你就是这支天兵、神兵的总司令，他们全都听你的指挥。这样的岗位，还不重要吗？”
池步洲听他这样说，似乎意有所动，但又不无顾虑，搔首踟蹰，一时决断不下：“这件工作的重要性,我绝不怀疑，可是我对密电码确实是一窍不通啊！”
陈固亭听他松了口，知道他心里已经肯了，就给他解释说：“这件事情，不是让你一个人去做，他们那里已经有一帮人在做了。那些人，都是从事中文密电码破译多年的专家，对密电码是很有研究的。只是他们不懂日语，想破译日文的密电码，确实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要你肯跟他们合作，这事儿就不难了。反正你现在也没有别的事情，干得了干不了，先去试试看，怎么样？”
池步洲一者为“如能译出日军的密电码，等于在前方增加了几十万大军”这句话所打动，二者听说还有许多专家和他一起研究，并不是让他一个人去瞎摸，胆子就大了起来。他这个人，从不相信世界上竟有学不会的事情，于是欣然表示：“只要是为抗日救国出力，叫我干什么都行。那就让我去试试看吧！”
事情就这样说定了。真是“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三、盲目撞进，特务机关
陈固亭见池步洲好不容易点了头，生怕他反悔，当即带他去走马上任。
他们所到的地方，全称叫做“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情报处调查科”，简称“中调科”，后来由陈立夫、陈果夫扩充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局”，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国民党两大特务机关——“中统”、“军统”之一。
陈固亭把池步洲介绍给中调科的大头目徐恩曾。徐恩曾满脸含笑，说了许多仰慕的话，表示欢迎，又重复了许多破译日军密电码的重大意义，以安定情绪，巩固信心。最后，把池步洲安排在机密二股，带他去见了机密二股股长。
机密二股的股长叫李直峰，山西人，当时四十多岁，是个破译中文密电码的专家，早年曾在阎锡山的电务处专门从事中文密电的破译工作；后任杨虎城将军的机要秘书兼侍从室第一组组长，领导破译中文密电码的研究，卓有成效。接谈之下，李直峰特别佩服、欣赏池步洲的爱国热情和渊博的学识，两人一见如故。当即给池步洲预支了工薪，安排了住房，说定了从十月一日开始去上班。
当时的池步洲，年纪虽然轻，也接近而立之年了，而且还是个留学日本读了四年大学的“饱学之士”，但却是个十足的书呆子。他参加国民党，只是碍于朋友的情面挂了个名，没有参加过任何党务活动；对于共产党，也只是在日本的学生集会上听说过而已，根本不知道共产主义是什么组织，什么宗旨，更弄不清国共两党的纷争焦点究竟是什么。在驻日大使馆工作了好几年，居然不知道“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是个特务机关，只以为那是党中央组织部的一个下属机构，是个普通的资料情报咨询机关。为了抗日，那时候如果叫他填表、宣誓，参加特务组织，很可能他也会糊里糊涂地“欣然同意”的。
他之所以能够“入污泥而不染”，身在特务机关，做的也是情报工作，却没有参加特务组织，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当时中统局并没有正式成立，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发展组织，等到中统局正式成立，他又奉命调到中央军委会去了；第二是因为他到职以后，他的顶头上司李直峰先生很赏识他，觉得这样一个热血爱国青年，不应该让他参加特务组织，一辈子受到约束，失去自由，所以后来中统组织秘密发展特务分子，也一直没动员他填表、宣誓，让他保持一个清白的身子，以便他日可以随时离开特务机关。至于李直峰先生为什么要这样做，其中又有许多内情，不是一句话说得清楚的，这里暂且不表，留待“下回分解”吧。
人的一生，有许多偶然的因素，造成了许多命运的转折点。池步洲不懂密电码，却去研究密电码，后来竟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为自己的历史大书了一笔，是一个偶然的因素；到了特务机关，没参加特务组织，为自己保持了一生清白，又是一个偶然的因素。正因为他进了中统却没有参加中统，共产党执政以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自己既无法解释，也无法被人理解，于是半生坎坷，历尽苦难，则又是偶然因素中产生的必然结果。
后来才知道，池步洲之所以进入机密二股，是奉蒋委员长的手谕，要各机关尽力物色留日的人才专门进行破译日军密电码的研究。那句令池步洲动心的话：“如能译出日军的密电码，等于在前方增加了几十万大军，”也是蒋介石说的。而最后录取的人，竟只有池步洲一个，可见要求之严，入选之难。
陈固亭虽然与陈立夫、陈果夫关系密切，后来还在中央政治大学当过客座教授，他本人却并不是中统特务。由他牵线把池步洲介绍到中调科去，也不是存心要害他，而确确实实是出于对朋友帮忙，出于抗战需要的一片爱国至诚。
世上事物的多重性，往往如此。但是许多头脑简单、却以“唯物主义”自命的人，却并不了解，只会以“想当然”办事，结果是以唯心主义为指导并创造了许多辉煌的冤假错案业绩！
四、颠沛流离，疏散撤退
中调科机密二股的任务，是专门收译山西阎锡山的中文密电。把池步洲安排在机密二股，是打算让报务员侦收日本陆军密电，然后交池步洲研究破译。
话说到这里，就有必要简单说一下无线电的普通常识了。
三十年代，电视和调频广播还没有发明，全世界的无线电，包括广播、电报、电话，共分长波、中波、短波、超短波这样四个波段。长波当时只分配给远洋轮船使用。中波的波段窄，电波是贴着地面散射的，传播距离比较短，所以只用作近距离的广播波段，一般的地方广播电台，用的就是这个波段。所以甲地与乙地两个广播电台的波长即便完全一样，只要两地相距一百公里以上，当地的听众用普通的收音机收听，只能收到本地的广播，一般不会发生“串台”现象。短波的波段宽，电波除散射者外，还有一部分经由地球大气层高空的“电离层”折射回地面，传播的距离相当远，电力稍强，即可传播到世界各地的任何一个角落，因此国际上规定作为无线电报通信的主要波段。它下面还可以分为十来个小波段，除一个小波段划分给无线电业余爱好者使用之外，其余的小波段，既有广播，也有电报，还有电话。全世界有那么多国家，每个国家又有那么多的电台，略去广播和电话不计，同一时间中，少说也有上千家电台在同时发报。因此，广阔的天空中，来自四面八方的无线电波实际上是错综复杂、拥挤不堪的。要从这几百、上千种电波中分辨出某一家电台，除非事先告诉你时间和波长，不然，就很难找到。
打一个比方：好比你只知道某人的汽车经常要从北京东西长安街上开过，但是既不知道时间，也不知道车子的牌号和型号，于是你就天天站在天安门城楼前面傻等，希图从一掠而过的车流中捕获某人的特征，从而把某人的车子截住。要在太空中截获日本陆军方面的密电，就好像在天安门前面拦截某一辆特征不明的汽车，能截获的希望，当然是很渺茫的。当时的科学还不发达，可资利用的电码分辨特征也不是那么多，因此这种密电的“拦截”，简直有如大海捞针。但是为了抗战的需要，明知道是大海捞针，也还是要去捞。能不能捞到，主要就看从事这一工作的人智商如何、水平如何、能力如何、态度如何了。
截获到的电码，当然是密码。收报员即便偶然或凭能力、凭经验截获到了一份或几份电报，也只是看不明白的数目字或英文字母。至于具体的内容，则需要另一个人去“破译”。所以简单地说，要破获敌人的密电码，第一需要有经验的收报员，第二需要有能力的破译员。池步洲所从事的，就是把收报员收到的“天书”，经过研究分析，变成可读的文字。
中调科机密二股的报务员，由于经验不足，在喧嚷、拥挤的短波波段中，尽管夜以继日地寻找，却像那个站在天安门城楼前面的傻子一样，一直截不到日军的密电。池步洲则对中文密电尚且一窍不通，更遑论破译日文密电了，何况这种日文密电还是想象中的东西，谁也没有见过。所以上任以后，开头一些日子不过是熟悉一下人员、环境而已，根本就没有做过什么工作。
机密二股除股长之外，还有电台台长郎世杰，研究、翻译人员卫杰民、陈恭、周叔良、武子明等，加上报务员、机务员，一共十几个人，都住在一座大房子里。池步洲一家五口占用的一间，面积并不大，但由于行装简单，两床一桌加三只皮箱之外，别无长物，房间里倒还显得颇为空旷。只要敌机不来轰炸，一早一晚都充溢着妻子儿女的欢声笑语，也能稍稍调和战时首都的沉闷空气。
“八·一三”淞沪抗战之后，局势日趋紧张，南京时遭敌机轰炸。市民们见各级政府都已经先后撤退，心里都明白政府并没有固守首都的信心、决心和实力，也纷纷自动疏散到乡下或内地去了。原本相当热闹的石头城，市面萧条：最繁华的新街口一带，店铺大半关张；游人最多的夫子庙，竟也冷冷清清，不见人影儿。根据种种迹象推测，国民政府也非在近期内搬家不可。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既然是中央的“高级咨询机关”，难道能单独留在南京抗战么？
看起来，机密二股转移内地，只是早晚间事。
一九三七年十月下旬，机密二股果然奉命撤退，目的地是湖南益阳。行动的路线，是搭轮船先到武汉，再坐火车到长沙。那时候，日本空军的轰炸越来越猖狂了：除了空袭南京市区之外，丧心病狂的日本军国主义者还经常轰炸南京以西江面上的中国民船，船沉人亡的惨案时有所闻。为了安全起见，机密二股的全体人员买的是英国太古公司一条货轮的船票，船上挂着英国的国旗，当时日本和英国还没开战，相对地比较安全。
求安全的欲望和心态，人人都是一样的，所以老百姓买这条船船票的也特别多。机密二股能如数买到票，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池步洲他们上了船，只见船上到处都是逃难的人，想找个铺位，更是难上加难。好不容易在货舱里找到一个阴暗潮湿的角落，铁板的舱面锈迹斑斑，污水横流，十几个人无可奈何地全都挤着站在这里，既无法坐，更无法卧。货舱低矮，塞满了人，汗味儿屁味儿加上狐臭味儿，臭烘烘的直戗鼻子，空气的污浊可想而知。股里大都是单身汉，困难还好克服些；池步洲从小贫苦出身，这点儿苦楚也还能忍受；白须宾出身贵族，从小娇生惯养，婚前婚后生活优裕，何尝受过这种苦楚？她带着三个还不懂人事的小不点儿，连哭带喊的，哄住了这个那个又哭，真正难为她了。
好不容易熬过了三个日夜，总算平安到达汉口。这在战时乱世，就是不幸中的万幸了。上岸以后，大家互相帮助，立刻雇车把行李拉到火车站，打算坐火车转长沙。但是从长江下游逃难来汉口的难民人山人海，站前广场上坐都坐不下了。幸亏组织部的疏散令上盖的是中央军委会的大印，多少还起些作用，经与车站交涉，这才获许进站，挤上了开往长沙的火车。
池步洲到职还不到一个月，又有家室之累，预支的工薪和微乎其微的疏散费，到达汉口就用完了，拮据得连吃饭的钱都没有。多亏几个单身汉帮助，才算没有饿肚子。到了长沙，预支到下个月的工薪，一家人才这样“寅吃卯粮”地活了过来。
在长沙休息了几天，一行十几人继续启程。那年月，公路上跑的汽车，几乎全挤满了难民，连军车都半公开地做这种买卖，俗话称为“带黄鱼”。机密二股好不容易包到了一辆烧木炭的汽车，正如当时民谣中唱的那样：“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回，六七人下车，八九十人推。”行行复行行，经宁乡县往益阳县进发，实际上比步行也快不了多少，没有碰上敌机轰炸扫射，就算大幸。
一路颠簸，虽然是短途转运，却比长途跋涉还要劳累。到达益阳县后，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租到了几间民房，虽然挤点儿，总算暂时安顿了下来。
当时的益阳县还是“大后方”，根本听不到敌机的嗡嗡声。大家情绪稳定下来，顾不得休息，立刻七手八脚地架起天线，侦收无线电报，开始工作。
当时大敌当前，全国的主要矛盾就是抗日，军阀之间的矛盾，相应地降低了。机密二股所截获的中文密电，大都没有什么参考价值。而日本的军用电报，则依然截不到手。这期间，池步洲除了向同事们学点儿中文密电的知识，基本上无事可做。对于自己回到祖国来所从事的这种“抗日工作”究竟有几分效用，也逐渐产生了怀疑。
益阳在洞庭湖的正南面，县城就建在资水的北岸。资水发源于广西省资源县，和湘江一样，也是从南向北注入洞庭湖的。资水又名桃花江，江面并不宽，风景却极美丽。当时有一首黎锦晖先生写的流行歌曲《桃花江是美人窝》，把这条江唱得名声大噪，远近皆知。这里的姑娘是不是特别美，倒不一定，但这里气候温和，物产富饶，有鱼有米，确实是一个吃穿不愁的好地方。
池步洲一家人住在一处民房的大客厅内。从房屋的款式布局看，深宅大院，墙高门厚，房顶有飞檐，窗户有雕花，足证房东的祖先大小是个官儿，但是后代家道中落，如今房屋失修，已经相当破旧，客厅内倒还铺有地板。池步洲工薪微薄，寅吃卯粮，入不敷出，何况是流亡生涯，在益阳能住多久，谁也说不清楚，所以既买不起床，也不必买床，在地板上铺一层稻草，打开行李，就算是软绵绵的高级“榻榻米”了。
江南气候，秋雨连绵，地气潮湿，客厅虽有地板，因年久失修，裂缝很大，潮气上侵，几个孩子还不会吃辣椒，身上都长了疥疮，奇痒难熬，搔搔挠挠的，痛苦非凡。
回想在日本的寓所，收拾得整齐清洁，井井有条，三个孩子也干干净净，天真活泼，白白胖胖，哪像今天这种流丐似的生活？白须宾是个贤妻良母，看看孩子，当然心疼，后悔不该把这么小的孩子带出来受罪；想想丈夫的回国，是为了挽救国家民族于生死存亡的大业，一家一户的这点儿苦楚，不能与其相提并论，忙又擦干了流到了腮边的眼泪，继续操劳起家务来。
这里的老百姓忠厚淳朴，房东一家，对外来人不但不欺负，还送柴送菜，借盘借碗，处处照顾。看见孩子们长了疥疮，又给送来硫磺和草药，劝大家多吃辣椒，说是这东西火气大，辣得满头大汗，可以把潮气都逼出去。
这一年过年，益阳虽然来了许多疏散和逃难的外地人，怪的是鸡鸭鱼肉鲜蛋之类不但没有上涨，反而落价。池步洲一家人苦中作乐，罄其所有，买了许多“年货”，过了一个颇为丰盛的旧历年。
在益阳住了不到半年，一九三八年三四月间，机密二股奉命扩大改组为国际密电室，迁到了长沙，放弃了对军阀们的监督，不再侦收中文密电，集中主要力量研究破译日本的军用密电码。遗憾的是：一连三个来月，报务员们根本就没截到过一份日军的无线电报。有时候抄到了几份日文电报，拿到译电室请池步洲翻译出来一看，原来是同盟社──日本的官方通讯社发布的明码新闻，弄得大家啼笑皆非。
没有可资研究的电码，研究工作也就无法进行下去。
五、壮志未酬，痛失爱女
湘江两岸，古代多木芙蓉，因晚唐诗人谭用之《夜宿湘江遇雨》诗中有“秋风万里芙蓉国”的名句，所以湖南也有“芙蓉国”之称。其实，湖南地区甚或江南地区，不仅仅初秋、晚秋是“秋风秋雨愁煞人”的凄风苦雨气候，就是四五月间，更是“清明时节雨纷纷”的季节。不过春天的雨，大都是“毛毛雨,下个不留停”，属于“春雨贵如油”的范畴。那时候，满山遍野都是花儿，风景秀丽，生机盎然，跟“秋雨连绵”中的满目凄凉、一片肃杀景象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过了清明，梅子逐渐成熟了。这时候，江南进入第二个雨季，天气一会儿晴一会儿阴的，俗称“黄梅雨”。
一九三八年的春夏之交，长沙进入了“黄梅雨”季节，雨水偏多，气候乍寒乍暖，冷热无常。一下雨，就像深秋，要穿绒衣、夹袄；一出太阳，气温猛地升高十几度，热得只能穿单衣。潮湿的地面，经太阳一晒，水汽蒸腾，朝雾暮霭白茫茫一片，人就好像在半空中腾云驾雾一般。
这种季节，本地人过惯了，也许不以为苦，新来乍到的外乡人，水土不服，最容易生病。
池步洲一家，半年多来漂洋过海接着山川跋涉，在艰难困苦中过着低水平的简朴生活。由于旅途劳顿，水土不服，加上工薪低微，营养不良，相继病倒。先是池步洲和白须宾重感冒发烧，也没到医院去看，吃了两片阿斯匹林，刚刚好点儿，两个女儿又发烧、咳嗽、流清鼻涕，连眼睛都红了。从迹象看，似乎也是感冒上火。池步洲让妻子和儿子在家里休息，自己一手一个把女儿抱到了当地算是最大的湘雅医院去看。
内科门诊一个年轻的女医生给孩子量了量体温，白了池步洲一眼：“你这个爸爸是怎么当的？孩子烧成了这样，怎么不早点儿送来？”
池步洲急忙解释：“我们全家都病倒了。孩子她妈到今天还出不了门。我自己也刚刚退的烧。”
“你们都害什么病？哪儿看的？”
“也不过是感冒发烧。自己买几片阿斯匹林，再辣辣地做两碗热汤面吃，发一身汗，就好了。”
“你们那样做，纯属胡来！你们知道不知道感冒是要传染的？这不是么，传给孩子了。再不送来治，转成了肺炎，怎么办？”
听那口气，女医生似乎比做母亲的还疼孩子。池步洲连连向她检讨，一个劲儿地责怪自己的疏忽大意，再三请求女医生一定要用最好的药，多花几个钱，倒是不要紧的。
女医生噘了噘嘴，又白了池步洲一眼。开了一张方子和一张住院单，让池步洲到交费处交费。池步洲看那方子，有口服药，也有注射的。注射的是盘尼西林，这种药，当时国内还不能生产，全靠进口。在当时海运、空运都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确实算是相当名贵的药了。
交费回来，女医生让护士给孩子各打了一针，立刻把孩子送进了住院部, 并用冰袋镇住头部。池步洲有点儿怀疑这种疗法，低声下气地询问：给发烧的孩子镇上了冰块，孩子是不是受得了。女护士不屑地说：“你连物理降温退烧法都不懂么？这在外国是常识，人人都懂的。我们这里，对高烧的病人，都用冰袋降温，效果好极了。”
池步洲回家来跟妻子一说，白须宾直犯难。第一，盘尼西林是抗菌药，冒感是因感冒病毒而起，盘尼西林虽然名贵，却不是对症的药；第二，感冒发烧，按照中医的说法是外寒内热，应该服用辛辣的药物以热攻热，最好热得出一身大汗，让内热慢慢儿发散出来，最忌的是吹风受凉；西医采取冰块冷敷，降的是外热，内热郁结在体内，反而会加重病情。但是湘雅医院在长沙算是最有名的大医院，医生大都毕业于名牌大学，人家说要那样治，总有人家的理由。无可奈何，只好强挣扎着赶到住院部去陪夜照顾。
等到白须宾赶到医院，发现两个孩子不但高烧不退，而且呼吸急促，脸色煞白，嘴唇发黑，脑袋上虽然敷着冰袋，一摸却烫手。一见是这样情景，母女连心，怎能不着急？当即找来医生，要求撤去冰袋。在家属的强烈要求下，医生虽然勉强撤去了冰袋，再打了一针混有鲁米那尔的退烧针，说是让孩子好好儿睡一觉明天再看，还丢下了一句“不听大夫的话，治不好别找我”这样的话，很不高兴地走了。
两个孩子打了镇静剂，不久就睡着了，倒没怎么大闹。第二天一早，池步洲带来食物和衣服跟妻子换班。白须宾给美惠子换衣服的时候，发现她耳后颈部和胸口、后背都有小小的红色斑点。急忙解开小女儿的衣服一看，在同样的部位也有同样的红色斑点。尽管年轻的母亲缺乏经验，但是这样的症状，不是感冒已经十分明显。她用征询的口气问丈夫：孩子会不会是出疹子。池步洲是个书呆子，在这方面根本不懂，急忙去把值班医生找来。医生一看，口腔粘膜有白点，身上有红点，发烧一直不退，其为麻疹，已经不用怀疑，倒埋怨他们夫妻二人把出麻疹的孩子当感冒病人送来住院，立刻叫护士来转换病房，以免传染给别的孩子。
两口子急得团团转。好不容易找到了院长，院长只答应留院观察，继续治疗，对于年轻的女医生把麻疹误诊为感冒一节，却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不再提起了。
麻疹，虽然传染得很快，却不是什么不治之症。早年缺乏预防措施，几乎所有的小孩子都要得一次，得过以后就有了免疫力，再也不会复发了。有经验的大人，会护理，请中医开几服清凉解表、养阴化淤的药，别让孩子吹风着凉，只要疹子出齐了，手上脚上都有了，就会自然退烧，疹子也会自然平复的。
但是池步洲的两个孩子被庸医误诊，在忌冷的情况下用了冰袋，送到了隔离病房以后，病情却急转直下，虽经医生全力抢救，但已经药石罔效，回生乏术，三天之内，两个孩子相继夭折。可怜小的一个，来到人世还不到一年，连名字都还没起！
年轻的母亲当然不知道：由于医生的误诊，特别是用了冰块冷敷以后，麻疹被“激”了回去，直到孩子的身上有了红点，才知道是出麻疹，本来完全可以治好的常见病，由于医生的误诊，变成了不治的绝症，无法挽救了。
为了抗日，池步洲壮志未酬，先献出了两个爱女！夫妇二人，伤心至极，白须宾更是哭得死去活来。同事们都来相劝。大家心里全都明白，像池步洲夫妇这样的身份和条件，要不是为了回中国抗日，两个孩子，哪儿会经受这么多磨难，死于非命？不过这话谁也没敢说出口来。倒是池步洲不乏英雄本色，还顶得住些，自己忍住了悲痛，百般地劝慰妻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