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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好马吃了回头草
书名：蒋介石的王牌特工密电破译奇才池步洲 作者：吴越 更新时间：2015-12-16 11:45 字数：16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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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撤退、转移中疲于奔命。还没安顿下来，又东调西迁，总算脱离了“中统”这个特务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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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破译日军密电的工作毫无进展。他认识到此道非自己所长，终于辞职改行，到广播电台去做对日宣传。偏偏何应钦又来找他，还要他继续研究密电码。于是他身兼两职：白天对日宣传，晚上破译密电。
一、改换门庭，脱离中统
一九三八年夏天，国民政府迁到汉口。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接受日本政府的委托，提出六项条件，出面调停日蒋和谈。
这当然是一个骗局，也是一个笑话：日本出兵侵略了中国，然后提出条件来要求和谈，完全是不折不扣的强盗逻辑。所谓条件，无非是割让领土、出让主权之类，正是日本政府动用了武力妄想得到而还没有完全得到的东西，中国政府如果还不想公开卖国，当然是不能接受的。但是，“弱国无外交”，中国政府一宣布不接受这种无法接受的“条件”，日本政府就说中国政府没有和平的诚意。这种狼子野心，不言自明。何况当时的局面，日军已经侵占了整个东北与华北、华东的一部，国军京沪战败，退守武汉，日军正在调兵遣将，企图西进。这种兵临城下的“和谈”，不是玩笑，也是一种威胁。蒋介石当时即便很想投降，也不敢在全国人民抗日情绪空前高涨的节骨眼儿上冒天下之大不韪干这种傻事儿。因此“和谈”没有结果，蒋介石在庐山会议上被迫宣布：战端一启，则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全民都应奋起抗战。
形势逼人。早在南京时期，蒋介石就曾要求各机关部门广泛物色精通日语的留日学生从事日军密电码的破译研究，其结果，是中调科通过陈固亭的帮助找到了一个池步洲，别的部门竟连一个也找不到；可是半年多来，机密二股的报务员虽然日夜苦战，却连一份日军的密电也没截到，更不要说从事研究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是尽人皆知的最起码的军事常识。蒋介石得不到日军的情报，两眼一抹黑，布兵被动，结果连连挨打。为了扭转局面，特地把他的内弟、军委会机要室主任毛庆祥找来，要他在最短期间内运用一切办法突破这一缺口。
毛庆祥把各部门中对密电码有研究、有成就的专家学者都召集起来，其中有交通部电政司的温毓庆和霍实子，中调科的徐恩曾和李直峰，军统局的郑介民、魏大铭、陈祖舜等人，借汉口银行公会会议厅开了一个秘密会议，讨论如何破译日军的密电码，以便从中得悉日军是否要进攻武汉、是向西北进攻苏联，还是向南进攻英法属地……等等情报，供蒋介石参考决策。
会议经过讨论，觉得这方面的人才本来就不多，如果各自为政，分散经营，成果不大；因此当务之急，是集中优势力量，急速成立一个秘密机构，专门从事日军密电码的破译研究。最后会议决定：从各有关部门中把研究电码的人才集中到汉口，成立一个“日帝陆军密电研究组”，以毛庆祥为组长，总负其责，霍实子为主任，李直峰为副主任，负责破译研究的技术问题，再聘请温毓庆、徐恩曾、郑介民、魏大铭为顾问，参与侦译的设计。此计划报请蒋介石批准以后，就开始调集专门人才。
对这项决议，四个单位中，以中调科的徐恩曾态度最明朗，执行得最为坚决，行动也最为积极迅速；而交通部密电检译所的温毓庆却态度暧昧，给自己留了一手，执行得最不坚决。
徐恩曾行动积极迅速，是因为中调科正在陈立夫、陈果夫的策划下筹备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也就是“中统局”，组织和机构正好都要大变动。他表示可以让机密二股带经费和电台合并到密电研究组来。
对于徐恩曾这种爽朗的态度，毛庆祥当然是求之不得，欢迎之至。于是，一九三八年六月，也就是中调科改组为中统局之前的两个月，李直峰带领池步洲等原中调科机密二股的二十多名属员到汉口报到。
这一调动，池步洲与中调科的关系也就结束了。因此，他与后来改组的中统局一点儿关系也没有。算起来，他在机密二股一共呆了八个月，但是什么成绩、贡献都没做出来。
正因为池步洲对特务组织一无所知，在特务机关里工作了八个月，只认为周围的同事都是抗日志士，大家相亲相爱，互敬互助，亲如兄弟，一点儿恐惧感也没有，因此离开了特务机关，也没有解脱感。但是这八个月的经历，却给池步洲的一生打下了问号，新中国成立后的多少年来，居然为此而吃尽了苦头。──这是后话，下文还要详细叙及。
在所有的破译密电单位中，当时以温毓庆和他主持的交通部电政司密电检译所的力量为最强，而且密电研究组经多次改组发展为“军技室”以后，温派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为什么温毓庆在筹组密电研究组的行动中态度反而最暧昧呢，这事儿关系错综复杂，有必要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来龙去脉。
温毓庆，广东省台山县人，是宋子文的姨表兄弟，清华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清华大学教授、财政部税务专门学校校长、财政部参事等职。由于他精通无线电业务，曾为蒋介石研究过中文密电。二十年代末，光华大学教授颜任光任交通部电政司司长期间，温毓庆参与筹建我国第一座国际无线电台──设在上海真茹的国际无线电台，并出任交通部上海国际电信局局长。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在策划侵略中国，其各地领事馆负有搜集情报的任务。由于各地的领事馆并没有自己的电台，这些情报只能按当时的国际惯例通过各地的中国电报局用日方自编的密码发到南京的日本大使馆，再由大使馆用他们自己秘密建立的大功率无线电台发回日本外务省。
这种情报的传递方式，在今天看来，好像是其笨无比，很难令人相信的。但在当时，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温毓庆早就有意破译日本领事馆通过中国电报局发出的密电。一九三四年秋，温毓庆曾请宋子文转交一份“条陈”给蒋介石，建议设立秘密机构，专门从事破译日本使领事馆之间、及大使馆与日本外务省之间的密电。另外，香港电报局当时也由我国交通部管辖，所有日本人拍发的电报报底，都可以拿来进行研究。
一九三四年底，交通部部长朱家骅辞职，颜任光也辞去了电政司司长的职务。蒋介石手谕让温毓庆接任电政司司长，同时组成“密电检译组”。这是一个秘密机关，组织关系属于电政司，经费由蒋介石的“特别办公费”中开支，业务上直接听命于蒋介石，交通部无权过问。
密电检译组设在南京市新市区西桥七号，是一座带有一个小院儿的二层小楼，清静而隐蔽。检译组成立之初，只有五个人：一个就是霍实，也叫霍实子，是个早期的留日学生，广东人，与陈铭枢私交颇深，是宣布脱离殷汝耕冀东伪政权来南京的；一个是王维钧，一九三二年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化学系，由颜任光介绍到上海国际电信局工作，是温毓庆从上海带到南京来的，实际上是温毓庆的秘书；一个日文电报收报员，一个行政事务员，由温毓庆兼任组长。真正能够从事密电研究的，除了温毓庆之外，只有霍实子一个人。
温毓庆以交通部电政司的名义，发文给上海国际无线电台、香港及各地电报局，要求把日本使领馆人员发出的密电报底每日抄送一份交电政司。当时检译组所研究的，就是这些电报报底。可以这样想象：日本人既然敢于把密电交给中国官方电讯部门发出，其保密程度可想而知是比较高的，不然，就等于把秘密都告诉中国人了。但是这种“通用外交密电”，又不可能是最秘密的的电码，至少要比军用密电码简单一些。因此，研究这种“通用外交密电”的目的，在于探索日文密电的基本结构，以便破译其他日文密电，特别是日军军用密电。
日文一共五十个“假名”字母，发音简单：a i u e o；ka ki ku ke ko……，没有复辅音和鼻音韵尾，所以日本的外交密电，就用两个英文字母代表一个假名字母，是在明码拼音电报的基础上进行变化而组成的编码。这种变化看来似乎没有规律，实际上当然是有规律可循的。破译密电，就是研究并发现这种变化规律。
不久，霍实子等人就破译了两种日文外交通用密电。这些密电结构简单，内容也普通，不过是些日本外交人员调动情况和使领馆经费开支之类，偶然也有一些日本对华外交方面的意见、指示。检译组每天将这些破译的外交密电送交军委会机要室毛庆祥转呈蒋介石参考。由于内容泛泛，总的说来，作用不是太大。
密电检译组取得了初步成绩，但是对比较复杂比较重要的另一种日本外交密电，仍不能破译。温毓庆再次给蒋介石递了报告，要求增加人员，扩大组织。一九三五年秋，蒋介石批准了将密电检译组扩大为密电检译所的报告，温毓庆立即着手网罗人才，准备大干一番。
王维钧有个表兄叫杨肆，光华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在南宁广西大学数学系当助教，对数学上的排列、组合颇有些研究，而这方面的学问，正好对破译密电码十分有用。通过王维钧的推荐，温毓庆把杨肆也网罗进了密电检译所。
杨肆来了以后，与霍实子、王维钧等人联手，很快就破译了比较复杂、比较重要的日本外交密电，了解到日本外务省对驻华使领馆的指示及使领馆人员的动态等等，同时也证实了日本驻华大使馆内确实秘密设有大功率强力无线电台，与东京的日本外务省直接通讯联络。
温毓庆立即在南京鼓楼附近设立一个侦察电台，指定一位工程师负责，配备军用收报机两台和日文报务员数人，通过定向装置，日夜侦查日本大使馆秘密无线电台的所在，并请军统局通讯科科长魏大铭派人来协助。
魏大铭原来是上海国际无线电台三个半发报高手之一，是温毓庆的老部下，后来应戴笠的请求才调到军统局去的。在大家的通力合作下，不久即侦察到日本大使馆的秘密电台就设在大使馆内，连电台呼号、波长、通报时间等等都侦察到了。通过这个秘密无线电台，又追踪到东京日本外务省的国际无线电台以及它和世界各国首都日本使馆的联络网，从而为破译更高层次的日本外交密电码开辟了一个广阔的报底来源。
简单地说，即便是日本的外交密电码，也分上中下三个档次，而且三个档次互相之间没有内在联系。——这是设计密电码的基本守则。不然，一旦把敌人破译了其中的一种，所有的密电码就都无法保密了。
“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前，交通部电政司密电检译所就已经分为研译、研究两个组，拥有军用收报机二十多台，报务员五十多人，检译所的地址，也由新市区西桥七号迁到新市区山西路十四号两座比较大的两层楼房内，研译、研究两组各占用一座楼。
“七·七”以后，抗战开始。温毓庆决定全力侦察、抄收以东京日本外务省为中心的国际无线电通讯，并进一步侦察日本在华陆海空军无线电台，研究日本的军用密码。
一九三七年九月，南京形势日趋紧张，电政司大部分人员撤到重庆，密电检译所的人则随蒋介石行营撤到长沙。十一月，研译、研究两组迁到汉口，侦察电台则留在长沙不动。
研译组与研究组在汉口郊区飞机场附近租了两座小洋房办公兼住宿。这期间，发生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是所破译的密电中，有蒋介石手下大员与日本人暗中来往的情报，其中有一份，居然提到了霍实子的名字。当时霍实子在研译组，研究组人员避开了霍实子，把情报送给了毛庆祥，奇怪的是竟没有任何动静。
第二件，是王维钧的表弟、也就是杨肆的堂弟杨德基(后改名杨述)，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时候，参加过“一二·九”运动，是个共产党员。每次他到南京，就寄宿在山西路十四号密电检译所内。他对表兄、堂兄并不隐瞒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而表兄、堂兄也不隐瞒自己在做的是什么工作。检译所迁到汉口以后，杨德基也到了汉口，仍寄宿在检译所研究组内。他先介绍杨肆与当时在汉口的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人王明(陈绍禹)见了面，接着又带领杨肆和王维钧去见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处长、共产党的特工总头目李克农。李克农表示八路军也要研究日军密电码，杨肆就口头介绍日本外交密电码的编码情况，王维钧则把厚厚的一本最新侦察情况总结报告交给李克农。总结内有日本外务省国际无线电台通讯联络网及在华日军无线电通讯联络网，包括电台呼号、波长、通报时间和说明文字等等。
这些情况，温毓庆当然不知道。他是个学者型的专家，既不是中统，也不是军统。从事破译日本密电码的研究，一方面出于民族气节，为抗日所需，一方面也作为自己的学术课题，为事业所需。更主要的，密电检译所是受他个人控制的阵地，一切都是他说了算。
现在毛庆祥根据蒋介石的指示要把温毓庆的密电检译所合并到密电研究组，这无异于削弱了他的权力，缩小了他的根据地。但是，会议决议他不能不执行；蒋介石的指令他更不敢不听。因此，他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又不得罪蒋介石，耍了个花招，只抽调小部分人到研究组，而且吃粮不当差，所有在密电检译所取得的成果，在研究组一概不露。他把密电检译所迁到了桂林，依旧独立从事破译日军密电码的工作和研究，并继续给蒋介石的侍从室送破译出来的日方情报，从而树立自己“密电权威”的形象。
由于温毓庆有此私心，尽管蒋介石天天催着要情报，可是密电研究组的人员直到七月底方才调齐。全部人马，也有四五十个。除了原机密二股的人之外，有交通部电政司密电检译所调来的研究员、台长、报务员，有军委会机密室密电股调来的研究员和秘书，军统局调来的人最少，只有三四个，而且大都没什么工作能力。这四五十个人中，日本留学回来的，只有四五个，而真正对密电有研究的，仅有霍实子、李直峰和密电股调来的黄锦民三个人，实力并不雄厚。
这个新成立的“日帝陆军密电研究组”，既不属于中统，也不属于军统，而是直属军委会也就是直属于蒋介石的秘密情报机关。一个新单位组建伊始，大家忙于搬家，乱乱哄哄的；安顿下来以后，也没做什么工作。这一者是因为人员来自四个方面，互相之间既不熟悉，又有所猜忌，见面嘻嘻哈哈，客客气气；二者当时的武汉也已经相当吃紧，敌机天天来空袭，人心惶惶，都知道武汉即将不保，多数人都在作撤退转移的打算，没把心思放在工作上；第三，也是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谁也没有侦截到日本陆军的密电，根本就没有东西可资研究。所以，虽然换了一个机关名称，人员也增加了不少，可是仍和机密二股的情况一样，研究工作依旧毫无进展。
到了十月份，日军即将兵临武汉城下，南京大屠杀的消息传出以后，老百姓们谁也不敢拿自己的性命作赌注了，风声一紧，即扶老携幼，纷纷外逃，这时候武汉城里已经是十室九空，街上绝少行人，生活必需品，也根本买不到了。
不久，“撤退”的命令果然下达，目的地是重庆。从武汉到重庆，最近便的当然是溯长江而上走水路。但是那时候长江上所有的民船都被逃难的难民们高价包走了，直达重庆的江轮更是挤也挤不上去，就是拿着盖有国民政府关防的通行证，也难以买到船票。无可奈何，只好长途分作短途走，先到宜昌暂避风头。在宜昌等了一个多月，直到十一月下旬，好不容易才弄到了两条木船，逆水而上。
长江三峡，本来是世上少有的美景，但在这种困难的环境和惨痛的心情下，经过三峡的人，只觉得惊涛骇浪就要把小木船吞没了似的，哪儿还有一丝丝美的感受？
二、一事无成，另搞“副业”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初，密电研究组一行四十多人，经过长途跋涉，总算到达重庆并安顿了下来。
按照设想，日本在中国驻军众多，活动频繁，部队与部队之间，部队与总部之间，来往的密电，应该非常多才是。但是那么多报务员日夜监测，居然没有一个人能够侦收到日本陆军的密电！这事儿说怪也不怪：打开收报机，嘀嘀嗒嗒的电码声响成一片，不是事先约定的，谁能从这杂乱无章的“交响乐”中辨认出日军的密电来？
十几个研究员依旧终日聊天，无所事事。池步洲本来对自己能否胜任这一工作就有些信心不足，如今一年过去，一事无成，不但信心逐渐动摇，而且觉得自己没为抗战做一点儿工作，太对不起祖国，太对不起放弃安定优裕生活随他来华抗战的妻子，更对不起两个因他回国而夭折的爱女了。但他如今已经是密电研究组的成员之一，身不由己，不能说撤就撤。再说，即便能够撤身，离开密电研究组以后，又能到哪一个“真正能够发挥作用”的抗日机构去呢？他感到进退两难，骑虎难下。
就在这个时候，中央广播电台国际台派人来找池步洲。当时国际台因为缺人手，只有英语广播，还没有日语广播。他们派人来找他，是想请他“出山”，从事编辑和播音。中央广播电台属于党中央宣传部，当然知道池先生是有工作岗位的，所以开头只把主意打到了白须宾的头上，池先生肯不肯帮忙，并无把握。没想到一谈之下，报国心切的池步洲先生立刻表示自己这一阶段事情不忙，正可以尽力。
从此，池步洲就兼任了中央广播电台国际台的日语广播编辑。他把各种报纸上的战况报道和评论摘要写成日语，由他那位富于正义感的日本妻子用纯正的日语播出。有时候也写一些对话稿，由池步洲和她共同播音。
这一工作，难度不大，却是直接为抗战出力，所起的作用，也不是飞机大炮枪杆子所能代替的。池步洲觉得自己回国一年多，只有现在才算找到了能发挥力量的位置。特别是妻子跟着他到中国来，终于也有了“用武之地”，心里一高兴，兴致勃勃，干得特别起劲儿。
到了十二月底，池步洲干脆辞去了密电研究组的工作，和夫人一起，全身心、全力量地投入对日宣传。
白滨英子从此和中央电台结下了不解之缘，也可以说在抗战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是中国人民“按大的功臣”。由于日本右派势力猖狂，具体事迹，池步洲先生不肯、也不敢多讲。如今夫妻双双故去，她的事迹，只能等待他日“发掘”了。
中央广播电台国际台的对外广播节目，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主管，处长是曾虚白①；对日广播由对日宣传科主管，科长是崔万秋②。崔万秋交游广阔，在文艺界小有名气，当时谁也不知道他竟会是个军统分子。但在抗战期间，他确实做了许多积极的工作。例如他请来著名的日本共产党人青山和夫先生以及鹿地亘先生与夫人到电台来对日播音，进行反侵略宣传，后来除了邀请池步洲夫妇到电台担任编辑和播音之外，还物色了一位有正义感的日本籍女作家绿川英子到电台来参加播音。一分为二地看问题，他这一部分功劳，是不应该抹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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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曾虚白——原名曾焘，字煦白，笔名虚白。江苏常熟人。1894年 4月25日生。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28年在上海与其父曾朴创办真善美书店,主编《真善美》月刊。1931年任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1932年 2月，在上海创办《大晚报》,任总经理兼总主。1937-1947年，历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第五部国际宣传处处长、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新闻学院副院长兼教授、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新闻局副局长等职。1949年去台湾。1950～1972年先后任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社长和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主任、新闻研究所所长兼教授。1972年8月退休。
②崔万秋——1903年生于山东莘县古云崔庄村，是江青的同乡卒于1982年。20世纪二十年代留学日本十年，1933年在广岛文理科大学毕业。学成归国后，在上海参加曾虚白主持的《大晚报》，担任副刊主任，编辑文艺副刊《火炬》及影剧副刊《剪影》，并先后在复旦、沪江（上海）、中央（重庆）、中国文化（台北）各大学讲学，并著有《通鉴研究》、《日本废除不平等条约小史》（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等学术作品。 从1948年起转入外交界，担任国民党政府驻日大使馆（1952年前称驻日代表团）政务参事。后返回台湾，出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亚东太平洋司副司长。1967年起出任国民党政府驻巴西大使馆公使。1971年退休，隐居美国。1982 年辞世。退休后写有《江青前传》，在他死后六年的1988年，由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
绿川英子（在日本原名叫长谷川照子），1912年生于日本山梨县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1929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席卷日本，军国主义者加强思想控制，在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读书的绿川英子，开始接触为人类谋解放的进步事业，并爱上了世界语，参加了以著名进步作家田雨雀学为理事长的日本无产阶级世界语同盟的活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她表示强烈抗议，并因此被日本反动当局拘留，开除校籍。1936年中日战争爆发前夜，绿川英子和在日本留学的中国青年刘仁（即刘砥方）结合。这在当时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十分猖獗的情况下，是需要胆识和勇气的。结婚后的第二年，绿川英子和刘仁先后回到了中国，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爱国斗争。这和池步洲与白滨英子同时来中国抗日，情况十分相似。她们先后都在武汉的中央广播电台当播音员，两个“英子”，异途同归，先后都走上了对日宣传的道路。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五日，武汉失守。同年十二月月，绿川英子经桂林等地撤往重庆。继续在中央电台对日播音。不久，国民党中宣部专门成立了由国际宣传处直接管辖的国际广播电台，负责对全世界各地区的播音工作，与中央广播电台在一起，地点就在现在的渝中区中山三路151号重庆人民广播电台大楼处(原大楼已经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拆毁)。那时候，绿川英子就住在电台附近的两路口大田湾，每天步行到不远的国际广播电台工作。这段时间，和她一起担任对日播音工作的，就是池步洲和白滨英子。
有一次，崔万秋以国际宣传处的名义召开一个小型的座谈会，以对日宣传为话题，出席者不过二十来人，池步洲及对日广播的中日广播员都出席了。来宾中除几个知名之士外，最著名的大人物要算是郭沫若了。他当时任国民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人人都知道中日战事起后他抛妻弃子化装逃离日本回国抗战的爱国行动，对他具有极高的评价。
他满面红光，意气昂扬，笑脸常开，温文尔雅，没有高人一等的臭架子，博得与会者的好感。那一天他最后一个发言，话也讲得最多。没见过他的人，都以为这个满腹经纶的大文学家一定是口若悬河、声如洪钟、滔滔不绝的，没有想到他的口音很怪，也不响亮，声音尖而低沉，不像个男子汉，也很不顺耳。更主要的还是他讲话的内容泛泛，都是些老生常谈，平淡而无特色，因此讲话完了，掌声并不热烈。如果不是他的名声在外，恐怕鼓掌的人就更少了。
因此，他这次在新闻界的讲话，新闻媒介竟没有报道。
崔万秋有一个比他小得多的“夫人”，经常到宣传科来，与大家也有说有笑，相当活跃。但是谁也不知道他的这个小夫人是怎么弄来的。
特务头目，特别是有些名气的大头头儿，在“艳福”方面是常有“便宜”可拣的。例如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就有这样的“艳福”。那一段时间，池步洲经常到国民政府去看报刊资料。国民政府对面的一座小洋楼，据说是内部招待所，在洋楼的第二层，就住着徐恩曾和一个花枝招展的女郎。他们进进出出的，碰见池步洲，也点头招呼。那女郎楚楚动人，落落大方，长得相当漂亮。池步洲回国以后所遇见的第一个上司就是徐恩曾，在一起共事过八个月，彼此可以算是老熟人了。池步洲知道徐恩曾有妻子儿女，只以为这个女郎是他的小老婆。后来才知道，这个女郎，原来是中共打入中统内部的地下工作者，被发现以后，经不起考验，为了活命，无条件投降了，当了叛徒，也成了徐恩曾的“外室”。
抗战胜利以后，随之而来的是毛泽东从延安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是当时轰动全国的特大新闻。而江青的随毛泽东同来，则成为当时街谈巷议中最热门的话题。议论的中心，当然离不开江青当年演电影时代的罗曼史和风流韵事。
崔万秋和江青是同乡，对江青的历史(前史)很熟，晚年还写有《江青前传》。这期间，有一次崔万秋请客，池步洲本人虽然已经离开了中央广播电台，但夫人仍在电台当播音员，作为朋友，也在被请之列。那一天客人不多，主客不过七八人，一桌还坐不满。座中一人，年约三十许，魁伟英俊，面目清秀，言谈潇洒，落落大方，颇引众人注目。崔万秋给大家引见，原来他就是江青当年在上海先同居后结婚的首任丈夫唐纳。这一来，大家更其注意他了。因为正好江青就在重庆，话题免不了一下子就引到了江青身上。人们频频发问，他也爽朗回答，绝不隐瞒。
唐纳本名马季良，苏州人，唐纳是他发表文章的笔名。
三十年代，唐纳就已经是个戏剧电影界的名人，而且是个进步人士。一九三六年，唐纳在上海《大公报》主编《戏剧与电影》专刊，发表过许多影剧评论和宣传抗日救亡的文章。抗战初期，他担任《大公报》的战地记者。抗战胜利以后，他先后出任《时事新报》总主笔和《文汇报》总编辑。一九四七年夏，上海《文汇报》被国民党封闭, 他于次年到香港去创办《文汇报》。大陆解放以后，他去了美国，以后在巴黎定居。
在唐纳的一生中，历史不但清白，而且进步。但是正因为三十年代跟江青有过一段风流“佳话”，在大陆的名气，不是因“进步记者”而出名，而是以“江青前夫”而出名。如果江青仅仅是个三十年代的电影明星，她的前夫是谁也就不会有太多的人注意，偏偏他的“后夫”是中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于是唐纳也沾了她的光，成了作家、记者们笔下随意褒贬的风云人物，而且越写越神，越写越离谱。
一个人的婚姻，合得来则聚，合不来则散，本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新闻价值并不太大。江青就是蓝苹、蓝苹曾经是唐纳的妻子，至少三十年代是尽人皆知的事情：他们的结合，也就是唐纳、赵丹和顾而已三对夫妻在杭州六和塔下举行集体结婚仪式，当时的影剧报刊发过照片；他们的分手，当时上海的影剧界称为“唐蓝婚变”，报刊上也曾经发表过许多文章，也是公开的秘密，根本就不存在“保密”的问题。糟的是自从江青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了伟大舵手底下的“伟大旗手”、掌握了“中央文革小组”、有了对老帅、老总们生杀予夺的实权以后，居然想瞒天过海，要改写她的婚姻史，好像她和毛泽东本来就是结发夫妻、根本就没嫁过唐纳似的。于是，在“防扩散”的借口之下，凡是当年知道这件风流案子的影剧界中人，一个个全都遭了殃。其实这是欲盖弥彰，越描越黑。“文革”结束，清算江青的罪恶，这当然也是很主要的一件。
于是，在大陆人民心目中早已经淡忘了的唐纳，一夜之间忽然再度成为新闻热点人物，有关他与江青之间的风流往事，在大小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大肆渲染。有道是物极必反，江青千方百计挖空心思要在唐纳问题上“防扩散”，结果反而人为地制造了一次“大扩散”。中国人是很善于打落水狗的，江青在台上作威作福的时候连屁也不敢放一个的大小作家记者们，在江青下台以后，发挥“痛打落水狗精神”，再一次在“唐蓝婚变”问题上大做文章。其结果，倒楣的不是江青，而是唐纳。有的小报记者还制造了“唐纳在法国开饭馆，用江青的裸体照片招徕顾客”的谣言，或说“唐纳在香港放映江青与韩兰根主演的滑稽戏《王老五》，借此出气”等等。这些新闻，言之凿凿，活灵活现，越传越广，愈传愈烈，弄得唐纳本人也无可奈何，只好一笑置之，不予理睬。不说许许多多捕风捉影或毫无根据的有关“唐蓝”的罗曼史或有关唐纳的新闻是怎么捏造出来的，许多人仅从“物以类聚”加以类推，得出“江青是个坏人，那么讨过江青做老婆的人肯定也不是好东西”的结论，就给唐纳带来了无法弥补的名誉损失。
关于唐纳与江青的关系，最清楚的当然是唐纳自己了。因此，《红都女皇》的作者、美国作家维特克确实曾经专程到法国去找过他，要与他合写一部关于他与江青从相识、恋爱、同居、结婚到婚变的书，但被他严词拒绝了。为了澄清历史事实，他也曾经计划过要写一部自传，可惜的是还没有动笔，他就突然病逝了。
关于唐纳，人们最感到惊奇的是江青居然没有动用手中的“死士”加以暗杀，而居然让他活着来写《回忆录》。略具讽刺意味的是：江青容忍了他，“上帝”却不容忍，就在他正准备“欣然命笔”的时候，竟让他“突然病故”了。——当然，小报记者也可以据此“小做文章”，怀疑唐纳的死，是不是和江青的“下毒手”有关。
于是，关于唐纳与江青的这一段“信史”，从此再也没有“绝对权威”可以如实写出了。
正因为如此，唐纳生前曾经谈起过的关于江青的往事，就成了“第一手资料”。
那一天，唐纳说的话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是：
江青的心太活，总想出风头，演了几部电影和话剧，都是配角，镜头很少，为此郁郁不得志，弄得疯疯癫癫，整天东跑西闯，日无暇晷，很少在家，婚后两人感情并不怎么融洽，经常吵架，有时候还打架。她很任性，好作非非之想。当时上海文艺界左派人物到处宣传延安如何革命，于是她也想往延安跑。唐纳劝她凡事要冷静三思，不能一时感情冲动。但是她听不进去。终于在某一天不辞而别，不知去向。事隔好久，才知道他已经成了毛泽东夫人。
崔万秋问他：“现在蓝苹来重庆了，你是不是想跟她联系一下？”唐纳斩钉截铁地说：“跟她还有什么话可说的呢？算了吧！这个人，总想出风头，心地冷酷，没有女性的温情，很难弄的，谁沾上她谁倒楣，还是躲远一点儿的好。”
唐纳的话没有错，后来无数事实都证明了他的预言：谁沾上她谁倒楣！
三、两个半人，独立研究
池步洲先后在两个破译密电码的专门机关工作了一年多，什么成就也没有。自己对密电本来就外行，如今找到了能发挥自己所长的抗日宣传工作，感到心安理得。对前一阶段从事密电的研究，觉得是走了弯路，浪费了时间。
一九三九年二月，池步洲在中央广播电台国际台正干得来劲儿，一天，突然有个不速之客登门拜访，自称是军政部军用无线电总台的科长，姓周名驾山。坐定之后，周科长开门见山地说：“为了抗日战争军事上的需要，我们总台长王景禄少将奉何应钦部长的面谕，要组织一些专门人才成立一个研究组，从事日军的密电破译研究。何部长久仰池先生精通日语，对密电的破译造诣颇深，特别指示我们总台长，一定要把先生请来，主持这件事情。请池先生以党国为重，屈尊帮忙。”
池步洲一听，笑了起来说：“周科长今天算是找错了人了。咱们以前虽然不认识，彼此都是为抗日献身的人，实话告诉你也不要紧。我从一九三七年七月回国抗日，找不到合适的岗位，经朋友介绍，去破译日军密电码。这对我来说，本来就是一窍不通，不过因为我懂点儿日文，当时又没找到适合于我的工作，只好破门而出，姑妄一试而已。一年多时间中，先后换过三个单位，不是频繁调动，就是忙于撤退，根本没有好好儿静下心来学点儿什么，更谈不上研究了。所以直到现在，依旧是一窍不通。不瞒你老兄说：这一年多来，日军密电究竟是什么样儿，我连见都没见过呢！”
周科长神秘地笑笑：“池先生的经历和抱负，我们何部长和王台长是早就知道而且十分佩服的，池先生不要再客气了。池先生不拿我当外人，我也自当对池先生推心置腹。实话告诉池先生：我们军用总台，不但已经侦收到了日军的密电，而且数量不少。现在缺少的就是如何把这些‘天书’破译出来，把它变成宝贝。这件事情，我们何部长认为非君莫属，请池先生一定帮忙。”
池步洲听说他们已经侦收到了日军密电，不由得心里怦然而动，有点儿跃跃欲试起来。他这个人，从小求知欲就极强，而且不相信世界上有学不会的东西。这一年半来，他名义上是从事日军密电的研究，但由于报务员的无能，始终没能侦收到一份日军的密电，以致一年多的光阴虚度。后来虽然放弃了这一工作，心里却一直感到十分遗憾。如今听说军政部已经收到了日军的密电，倒真想见识见识。只是现在他的岗位在中央广播电台，每天有固定的任务需要完成，想试试也不可能了。沉吟了半天，只好无可奈何地推辞说：
“承何部长和王台长不弃，抬举在下。可惜我对密电确实没有研究，有负重望。我现在已经在中央广播电台国际台供职，每天有我对日广播的宣传节目，无法分身。这是我力所能及的工作，也很对我的心思。再说，即便我真有研究密电码的本领，也愿意到您那里去，我到广播电台才两个月，屁股还没坐暖呢，总不能因为另有高就又开口求去吧？”
周科长听他说话的口气有了松动，立刻抓住不放，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用商量的口气探询说：“池先生身负重任，这我们是知道的。我们也不敢请池先生放弃现在的工作到我们总台来专门研究密电码。好在我们也是刚刚开始，规模不大，池先生如果肯答应，只要每天晚上去指导两个小时，就可以了，并不妨碍池先生白天的工作的。我们每月送来二百块钱的车马费，请池先生不要嫌少……”
话说到了这一步，池步洲也不便于固辞，只好说：“既然周科长一定要在下帮忙，不妨试试。咱们先把丑话说在前头：我不过懂点儿日语，对密电码确实外行，只能当个助手，尽力而为。但不知军政部现在有多少研究人员？”
周科长不好意思地笑笑：“到目前为止，还只有池先生一个人。不，正确地说，是半个人。一切全仗先生帮我们从头组织。收报人员，可以从总台调用，要几个就给几个，收报机也一定给最好的；研究人员嘛，就请先生物色聘用，名额不受限制。不知先生意下如何？”
池步洲一听，又犹豫了：没想到来头这样大的堂堂军政部，唱的竟是一出《空城计》，在这以前，居然一个人也没有。他想：自己对日军的密电码确实没有研究，在机密二股现学现卖，也不过对中文密电知道个大概。两国语言不同，懂得中文密电的编制与破译，不见得对日文密电有用。从目前情况看，可以说中国还没有一个破译日文密电码的专家。既然大家都是外行，人多并不一定力量就大，更何况就是想请，也不一定有合适的人选。所以考虑再三，觉得与其把摊子铺得太大，将来一事无成难于收拾，不如摊子尽量铺得小些，将来成则可以扩大，败则随时收摊，来一个小大由之，缩放如意。考虑成熟，就说：“周科长既然把组织大权交给在下，我当竭尽全力去物色适当的人选。目前请你们先找一个清静点儿的地方，把电台架起来，再给我两个报务员，每天侦收日军的密电，晚上我去探讨研究……”
不等池步洲把话说完，周科长愕然惊问：“先生的意思是……只要您一个人？”
池步洲笑笑：“破译密电码的人才，不是满街上到处都能找到的。要相机物色。目前不是只有我半个人么？有半个人，不妨先上半个人，干起来再说。如今日军的密电已经截到，破译任务紧急，不能等待人马到齐了再开张。咱们这叫‘骑着马找马’嘛！您说对不？”
周科长含笑点头，十分佩服池步洲的抗日决心和办事的精明能干。事情就这样说定了。
接着，周科长经请示了总台长，在重庆两路口附近找了三间民房，把截获过日军密电的报务员黄咸益和另一个姓张的报务员调来，架上电台，分日夜两班侦抄日军的密电。当时中央广播电台国际台的地址在上清寺，池步洲的家在观音岩下面的蔼庐，离两路口都不远。
于是，从一九三九年三月一日起，池步洲白天在中央广播电台写稿、播音，晚上到两路口这个还未命名的研究机关上班，一共两个半人，专门从事日军密电的破译研究。这里是三间民房，中间一间是机房，旁边两间，一间是报务员的宿舍，一间是池步洲的办公室。池步洲请木匠在机房与办公室之间的墙壁上开一个小窗户，他每天晚上都到办公室去静坐研究。夜班报务员截到的无线电报，随抄随递，十分方便。——因为白天有太阳黑子的活动，对无线电波的干扰比较大，因此无线电的收发，夜间的工作量大，误差也小。
后来池步洲才知道，军政部之所以要在他自己的系统下面单搞一个日军密电的破译部门，是因为军用总台的报务员收到了一些发自东京的密码电报，从迹象分析，好像是军用密电。同是“此中人也”，总台台长王景禄当然也知道军委所属的密电研究组一直就没有侦收到过日军的密电，更遑论破译了。他把这个消息向何应钦作了汇报，按说，军用总台应该把侦收到的电文连同日军密电的拍发时间以及电台频率等等都移交给密电研究组才对。但是何应钦存了一点私心：军委所属的密电研究部门，集中了那么多的人员，费了那么大的力气，结果一无所获；而自己的下属在“无意中”得到了这一电码，轻易送出，岂不是把功劳白白地送给了人家？如果能够再进一步，把密电码破译出来，这功劳可就是军政部也就是他何应钦的了。
此外，这里面还有一个情况：交通部电政司温毓庆属下的密电检译所，有传闻说早就已经破译了日本外务省的外交密电。这一消息，何应钦也听到了，但又无法证实。因为温毓庆在公开的场合从来不提这件事情；霍实子来到“陆军密电研究组”以后，也从来不提这件事情。外界对温毓庆的密电破译工作有三种猜测：一是军委属下的这个秘密机关，牌子标明是“陆军密电研究组”，“非陆军密电”的“外交密电”，不在研究之内，因此温毓庆根本不提这件事情；二是温毓庆想把这一成果留给自己，作为可居的奇货，以便善价而沽；三是霍实子根本就没把这种外交密电破译出来，或曰还没有彻底破译出来，因此无法公开也不敢公开。总之，是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人们老听说霍实子破译了外交密电，却没见他亮过一次相，也从来没在公开的场合承认过，正所谓“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者是也。
军政部对温毓庆的研究成果也抱怀疑态度，在发现日军密电的前提之下，何应钦从私心出发，乘虚而入，决定组织力量，单独作战，期有所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