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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完了这几篇小文章,自己看看,觉得缺乏系统,不成章法,东一榔头西一棒棰的,没有把苏东坡这个大才子的一生全面地介绍,是一大缺憾。于是又想写一篇短文章,来概括他的一生。但是犹豫再三,却又搔首踟蹰,无法下笔。苏东坡究竟是怎么一个人?三言两语,真还很难给他下一个定义。“书到用时方恨少”,到了这个时候,才发现自己对苏轼的了解实在太少了。正在无可奈何中,忽然发现有几篇无名氏写的千字文,却从不同的角度,对他的一生,做了恰如其份的总结。我就把它串联起来,算是本书的引言吧。——由于原作者没有署名,只好在这里向他们说一声谢谢了。
没有一个文人像苏东坡这样更有人情味儿了。他不但活在诗词歌赋、案几尺牍中,还活在一个个普通百姓的生活里。他毫无疑问是阳春白雪,但他却在下里巴人中也能找到知音。那些以东坡为名的什件,都可以在古文中找到记载,也可以在百姓中听到传说。何故?苏东坡太聪明了。他是一个生命的哲人,生活的智者,而他高可凌云的才华偏偏又是我们这个受到多少年文化浸淫的民族的一种期盼。中国人评论一个文人,喜欢用的一个词语就是“才华”。才华二字寄托了中国人的向往,寄托了中国人的浪漫,寄托了中国人的敬佩。
中国人喜欢苏东坡,而他的才华、他的道德、他的功绩,也足以让我们可以喜欢。于是,我们就会把所有的向往都寄托在这个人身上,所以才出现了“东坡肉”、“东坡鱼”、“东坡饼”……。不仅如此,我们还编造出了一个“苏小妹”,津津乐道这个才女洞房花烛夜难倒秦少游的故事。而事实上,“苏小妹”在历史中是不存在的。我们所说的“苏小妹”的才华,不就是为了衬托苏东坡的才华吗?
中国古代文人中,受到后世喜欢的,苏东坡绝对排第一。陶渊明太清泊了,他的心境不是一般人能体验到的;李白太飘逸了,让人有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感觉;杜甫太沉重了,让人不敢和他并肩而立,生怕自己的命途也会沾染舛(chuǎn喘)运;欧阳修太高贵了,连苏舜卿①、梅尧臣②、王安石、苏东坡都是他的后辈学生,还能有几个人敢忝列其中?
所以,我们喜欢苏东坡。他让人能看得见,摸得着,感觉得到。他的才华,让我们喜欢他的时候也能理所应当,心甘情愿。儒家修炼他的“苏学”,道家渲染他的“炼丹术”,佛家颂扬他和佛印的友谊,你喜欢诗歌,可以吟咏“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如果喜欢词曲,就低唱“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豪放派说他开“一代词风”,婉约派说他是“一代词宗”,画家欣赏他的《潇湘竹石图卷》,书法家临摹他的《黄州寒食诗帖》。他官居高位,让人看到了他成功的希望;而屡遭谪贬,则揭示出人生旅途的坎坷。人生坎坷却依然乐观豁达,则又能给多少人以希望和力量?
苏东坡太聪明了,清人程洪《词洁》评论《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一词:“自是天仙化人之笔”,这是说他的词,我却把它看成是在说他这个人。如果他只是天仙,可能还真的让人敬而远之,可他是天仙,却偏偏又化作了人,化作了苏轼苏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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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苏舜卿(1008—1048)——字子美,开封(今属河南)人,当过县令、大理评事、集贤殿校理,因接近主张改革的政治家,被人诬陷,罢职闲居苏州。后来复起为湖州长史,但不久就病故了。他与梅尧臣齐名,人称“梅苏”。
② 梅尧臣(1002~1060)——字圣俞,宣州宣城(今属安徽)人。宣城古名宛陵,故世称宛陵先生。北宋诗人。在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中与欧阳修、苏舜钦齐名,并称“梅欧”或“苏梅”。父梅让务农,叔梅询进士及第,历官至翰林侍读学士,颇有文名。梅尧臣十二岁随梅询学习。二十六岁以梅询的“门荫”,补太庙斋郎。不久任桐城县主簿,调任河南县(河南府的河南县,即今河南洛阳市,不是今天青海省的那个河南县)主簿。天圣九年(1031),任河阳县(今河南孟县)主簿。河阳离西京洛阳很近,梅尧臣常与著名诗人往还,并与欧阳修成为莫逆之交。景祐三年(1036),梅尧臣在建德(今属浙江)县令任上,寄诗范仲淹支持改革弊政的主张。宝元二年(1039)知襄城县(今属河南),其后历有迁转。皇祐三年(1051),赐同进士出身;改任太常博士。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推举他为参详官,希望通过考试打击当时的浮艳晦涩文风。梅尧臣在阅卷中激赏苏轼的文章,向欧阳修推荐,取录为第二名。嘉祐五年(1060),梅尧臣为尚书都官员外郎,不久病逝。
“如梦人生,人生如梦”,这是苏东坡对人生哲理的界定,也是苏东坡人生哲理的核心。
“庄生晓梦迷蝴蝶”,庄子之后,“人生如梦”得到了中国文人方方面面的诠释。魏晋文人慨叹人生如朝露,唐人李白在梦游天姥(mǔ母)山,白居易从爱情角度去说人生如梦,李公佑①宦海沉沦后做“南柯一梦”。苏东坡呢?苏东坡纯粹从生命意义、生命形式、生命存在的感悟去探究人生的奥秘。
梦总是让人想到逃避,想到无奈,想到虚幻,而苏东坡的“人生如梦”则是一种豁达的心态,激进的感悟,积极的试验。
毫无疑问,苏东坡是大儒,但他对佛、道同样染濡很深,但苏东坡又不佛不道,他做的是兼容并蓄。儒家讲究入世,佛家提倡出世,道家追求遁世。经历了人生苦难、世道沧桑,好道慕隐、独善其身的思想在苏东坡身上起伏出入,这并不奇怪。更何况,佛、道哲学与文人思想结合,本来就是宋朝文人的基本倾向。他体验了文人的一种自醒、自觉和自重。而在宋朝,对佛、道的向往,将佛、道二经与文艺结合,生活方式更近佛、道,最成功、最自然的并不是飘逸潇洒的苏东坡,而是严谨固执的王安石。如果说王安石对佛、道是一种敬仰,敬仰佛、道的节操、经义、生活方式,苏东坡却是一种欣赏,欣赏佛、道的超然、逸致和生命形式。以儒家精神担纲,以佛家精神超脱,以道家精神养气,这三句话,虽然有点儿笼统,但也能说出苏东坡对三家的态度。在顺境与逆境的变更中,在入世与出世的交互中,在激情与虚幻的转化中,在儒、佛、道的碰撞激荡中,苏东坡得到了融会、整合与统一,从而达到天趣洋溢、生机浩荡、超然无累、自足完满的人生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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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公佑——唐代传奇小说作家,生平不详,著有《南柯太守传》、《谢小娥传》。
苏东坡“人生如梦”的人生哲理,不是突然有一天惨遭迫害之后悟出来的,而是在他人生的旅途中逐渐成熟的。他早期的《和子由渑(miǎn免)池怀旧》一诗中就有痕迹:“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雪泥鸿爪”的名喻,一方面表现了他初入仕途的人生迷惘;另一方面,也暗含了他把人生看作悠悠长途的思想。而他初贬黄州时写下的《定风波》,可以看作“人生如梦”的初步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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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阳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也无风雨也无晴”,这样的人生不是梦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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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儋(dān丹)耳——在今海南省西北,传说古时候那里居住过耳朵下垂的部族叫儋耳国,汉武帝时在此处设置儋耳郡,唐代为儋州,宋代为昌化军,但仍习惯于称儋州。苏轼于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被贬到儋州,六月十一日渡海,七月二日(一说十三日)到达。
正是有了“人生如梦”的感悟,他才在一贬黄州时苦中作乐:“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莫嫌荦(luò落)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东坡》);二贬惠州,又津津乐道惠州荔枝:“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黄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惠州一绝》);三贬儋耳①,在几乎连温饱都无法解决的情况下,还能从“总角黎家三四童,日吹葱叶送迎翁”的纯朴村俗中,感到“莫作天涯万里客,溪边自有舞雩(yú余)风”(《被酒独行,偏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三首》其二)的欢欣。感谢佛、道,虽然苏东坡也有“万事到头都是梦”(《南乡子·霜降水痕收》)、“梦中了了醉中醒”(《江城子·梦中了了》)、“身外傥(tǎnɡ倘)来都似梦,醉里无何即是乡,东坡日月长”(《十拍子·白酒新开》)的痛苦麻木、逃避现实的人生悲叹,但佛、道思想的清旷达观襟怀成了苏轼在逆境中奋进的精神支柱,正是有了这样的支柱,才让苏东坡找到了更多的热爱生命的理由。因为热爱生命,他才能在仕途之失时依然坚守“长于东风约今日,暗香先返玉梅魂”(《六年正月二十日,复出东门,仍用前韵》);他才能在生活之艰时悠然自娱“南堂独有西南向,卧看千帆落浅溪”(《南堂》);灾难舛途没有愚钝他对生命的灵慧感悟,艰难困苦不曾消磨他对生活的敏锐洞察。相反,历经种种之后,他更懂得收藏和珍惜一点一滴的快乐,活出了一派天真、一派精彩。
苏东坡坚信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三大铁律,世道沧桑人生巨变又让他不得不从佛、道中得到生活的证据,可他信佛吗?信道吗?信,但他只是从另一种思想中寻找寄托和超脱,他绝不是佛教徒,也不是道士。
李清照评价苏东坡的文章:“东坡每事俱不十分用力。古文、书、画皆尔,词亦尔。”这是说他的文章?难道不是说他的人吗?“不十分用力”而成大家,除了说苏东坡聪明还能说他什么?而事实上,“不十分用力”正是苏东坡的性情,也是他成为大家的必然,试想,如果苏东坡事事斤斤计较,时时处心积虑,那还是轻旷神逸洒脱不群的苏东坡吗?
苏东坡的书画俱有名气,黄庭坚说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又云:“到黄州后掣笔极有力。”《黄州寒食诗帖》被后世称为继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稿》之后的“天下第三行书”。但他自己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
苏东坡《江城子·密州出猎》、《水调歌头·赤壁怀古》开豪放派词风,后来却不复作,这固然和他人生的经历有关,但是不是也有几分不再纠缠的味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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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gě葛)——容量单位,升的十分之一。
苏东坡与酒的关系最能反映他的性情。东坡爱酒,他的诗词中的酒味丝毫不比李白的淡,但他的酒量却不如李白。他在《东皋子传后记》中言道:“予饮酒终日,不过五合①。天下之不能饮,无不在予下者。然喜人饮酒。见客举杯徐饮,则予胸中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适之味乃过于客。闲居未尝一日无客,客至未尝不置酒。天下之好饮亦无在予上者。”酒量浅而爱饮,饮而不瘾,这不就是苏东坡吗?而他说“闲居未尝一日无客”,在《东坡八首》中又说“我穷交旧绝,三子独见存”,与他绝交的是旧时官场仕途的同仁,“一日无客”不至的“三子”,是开酒铺的潘丙,开药店的郭遘,卖竹子的古耕道。苏东坡并不一定要借酒消愁或寄情于酒醉,“客至未尝不置酒”是他的一种礼节爱好,更是他的清逸超妙。苏东坡后来到了海南,自酿自造自取自用,因而取名“真一酒”。酒是“真一”,天底下苏东坡不也是一个“真一”吗?苏东坡哪能不理解其中奥妙,所以才在《真一酒诗》中说:“人间真一东坡老。”
宋朝有妓女陪酒的流俗,每有宴席,必召妓以助兴,苏东坡赴宴,常有歌妓请诗,苏东坡十之八九不会拒绝。他的一生,居然为歌妓写了一百八十多首诗词。但是苏东坡好而不淫,我们很少能从苏东坡的诗词中读到淫词浪语。这与他的朋友、一向以句工词险著称的黄庭坚形成了对比。而他在元丰六年(1083)写下的《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①侍人寓娘②》,笔调空灵轻旷,寓意悠远回味,竟然成了他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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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羡人间琢玉郎,天教分付点酥娘。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岭南荒远偏僻,生活艰苦,但是有了随遇而安无往不快的心情,就可以把它当作家乡,如白居易所言:“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初出城留别》),“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种桃花》)。苏东坡深深理解 “心安即是家”的含义,所以他不管什么时候都不急不躁不温不火,随遇而安,无往而不快。
苏东坡“每事俱不十分用力”,不是因为不认真不努力不重视,而是因为“心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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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定国——王巩,字定国,自号清虚先生,大名莘县(今属山东)人,是北宋真宗宰相王旦(957-1017)的孙子。生卒年月不详,大约宋神宗熙宁中前后在世。是苏轼的朋友。受苏轼“乌台诗案”牵连,被谪宾州(今广西宾阳)监酒税。为此一个儿子死在宾州,一个儿子死在老家,而王巩自己也差点儿病死,
赦还后豪气不少挫。著有《甲申亲记》一卷,《闻见近录》一卷,《随手亲录》一卷,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全宋诗》中收有他的诗作多首。苏轼《答王巩》诗中有这样的名句:“子有千瓶酒,我有万株菊。任子满头插,团团见花不见目。醉中插花归,花重压折轴。”
② 寓娘——是苏轼友人王定国的一歌女,原姓宇文,名叫柔奴,眉目娟丽,善于应对,其家世代居住京师,后王定国贬官岭南,柔奴随去。 多年后,又随王定国还京。苏轼去拜访王定国,见到柔奴,问她:“岭南的风土应该不好吧?”不料柔奴却回答:“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苏轼听了,心有所感,就填词一首,这首词就是《定风波》。
中国只有一个苏东坡。他多才多艺,才华横溢,深厚广博,诙谐幽默;他感受敏锐,思想透彻,而又亲切热情、慷慨厚道;他挥动如椽之笔,如同儿戏一般,所猎之处,尽收皮囊;他高扬生命的旗帜,生机如春风吹绿,勤于劳作,情趣盎然;他清高孤傲,飘逸不群,又谦虚谨慎,郑重庄严,笑面磨难,率真自信;他热爱生命,关怀百姓,而又享受生命,善待百姓,亲切热情、慷慨厚道。“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①乞儿”。他本身是一个天仙,却甘愿来到了人间……
正因为苏东坡太聪明、太可爱、太固执、太不合时宜了,命运注定他必须经受升降谪贬、奔波劳碌,一世坎坷,最终在凄凉寂寞中死去。他也曾经希望自己的小儿子不聪明,不可爱,在庸庸碌碌中走完人生的旅程。但是造物不会给他这样的幸福,也许因为他的小儿子真的不聪明,也许因为他的小儿子比他更聪明,总之,上帝不允许他有这样的儿子。
苏东坡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故事。或许,是人们给他编造了太多的故事。正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是是非非,真真假假,谁能说得清楚?
我的一生,也遭受过二十多年的囹圄之灾、两度妻离子散;所没有失去的,就是读书的爱好,写作的癖好。遗憾的是:我是个笨人,似乎有苏轼的豪情,却没有东坡那如椽之笔!
这里,随手采撷几个有关苏东坡的话题,供大家在茶余饭后云苫雾罩,信口开河,发表真知灼见,或一得之见。即便不能越说越清楚,还不能越说越糊涂么?
郑板桥是聪明人,所以他说:难得糊涂;我是个糊涂人,所以我说:难得聪明。
品苏轼,不知道是聪明人办的糊涂事呢,还是糊涂人也办了一件聪明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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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卑田院——佛家语,也作悲田院,指栖流所,即团头管辖的乞丐收容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