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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浒传》是一部奇书
书名：吴越品水浒（品事篇） 作者：吴越 更新时间：2015-12-17 16:35 字数：7536
人人都知道，《水浒传》是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之一。
2007年国庆节，我到浙江去巡回演讲，进一步阐发我对《水浒传》的观点。我一连在三个学校问了同样一个问题：中国的“四大古典文学名著”，究竟是谁指定的？结果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包括老师在内。有的答是毛泽东，有的答是郭沫若，有的答是人民出版社，都不正确。
回答“是毛泽东”的，多少还沾点儿边儿。因为毛泽东曾经说：“生子当如仲谋，交友如鲁达，信心如唐僧，读书就读四大名著。”
正确的说法，“四大名著”应该是“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不加上“中国”，范围太大；不加上“古典文学”，范围还是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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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渔(1611-1680)——原名仙侣，字谪凡，号天徒，中年改名李渔，字笠鸿，号笠翁。浙江兰溪人。清代著名小说家、戏剧家。所著的戏曲，流传下来的有《奈何天》、《比目鱼》、《蜃中楼》、《美人香》、《风筝误》、《慎鸾交》、《凰求凤》、《巧团圆》、《意中缘》、《玉搔头》（以上十种合刻称《笠翁十种曲》）、《万年欢》、《偷甲记》、《四元记》、《双锤记》、《鱼篮记》、《万全记》、《十错记》、《补天记》及《双瑞记》等19种。此外，有小说《无声戏》、《连城璧全集》、《十二楼》、《合锦回文传》、《肉蒲团》等。李渔在金陵时，别业称芥子园，设有芥子书。李渔女婿沈心友，请王概等编辑《芥子园画谱》，流传甚广。
“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的提法，应该脱胎于“四大奇书”。清人李渔①曾在醉耕堂刊本《三国志演义》的序文中说：“冯梦龙亦有四大奇书之目，曰《三国》也，《水浒》也，《西游》与《金瓶梅》也。……”可见，在明代的冯梦龙时代，就已经有“四大奇书”的提法了。当时的“四大奇书”，指的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由于这四部书都是明代出版的，因此也叫“明代四大奇书”。尽管《金瓶梅》是我国第一部描写社会生活的现实主义长卷，但是书中描写性生活的篇幅太多了，被称为“天下第一淫书”，而清代乾隆以后《红楼梦》广泛流行，于是逐渐取代了《金瓶梅》的地位，“明代四大奇书”也就变成了“明清四大奇书”。“四大古典文学名著”的提法，先在三十年代的大学课堂中得到固定，并逐渐流行开来。
四大古典文学名著，是中国甚至全人类共同拥有的宝贵文化遗产，在整个华人世界中、甚至非华人中，有着深远的影响。
中国的“四大古典文学名著”，内容不同，风格迥异：《红楼梦》最善于写情，不但细腻地描写了大观园中“哥哥妹妹”的儿女情长，也全方位、广角度地写了人生百态，被称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三国演义》最善于写战争和人际关系，是一部半文言的政治历史小说，所有人物、故事，基本上都有根据，可以说是“九分真一分假”的样本；《西游记》最善于写佛道神仙和妖魔鬼怪，除了唐僧到西天(印度)去取经是实有其人其事之外，其余的如孙悟空、猪八戒以及许许多多妖魔鬼怪，都是想象中的神话，连出发的日子和回来的日期都和历史上的记载不同，所以说，几乎连一分真也没有。
《水浒传》呢？是元代人施耐庵根据当时流传的话本、戏曲和民间故事连缀改编而成的话本 (话本是宋元时代说书人的底本，不是给读者阅读的)，直到将近两百年后的明代嘉靖年间，方才第一次刻印出来，成了中国第一部供人阅读的长篇白话小说。其实施耐庵下笔写作之初，也只是想到要写一部话本，但是由于内容的“反叛性”太强，近二百年来没有哪个说书人敢说，最后作为“小说”刻印，纯粹出于偶然，也可以说是“歪打正着”(关于《水浒传》的刻印经过，后文还要专门谈到)。内容则兼有《三国》、《红楼》、《西游》之长：不但也写历史人物，还有男女私情，更有妖魔道法。从书中掺杂了许多明清时代的官职、地名和风土人情的描写看，很可能还经过明清时代的文人(如金圣叹)或说书人的加工。《水浒传》在我国白话文学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可以说是一部影响了中国十几代人思想认识的“奇书”。
《水浒传》，的确是一部“奇书”。这可不是机械地继承冯梦龙的提法。说它“奇”，不仅因为书中的人物生动、故事有趣、文字优美，而在于其取材：在古今中外成名的长篇小说中，以各种坏人做主角的，可以说相当多，以窃贼、强盗做主角的书也不少；但这些强盗大都是以“劫富济贫”思想为主导的“义贼”和“侠盗”，至今也只有这样一部《水浒传》，是以杀人放火、危害人民的土匪强盗、地主恶霸以及各种坏人做主角的。更奇怪的是：作者并不是对这些坏人持批判、揭露、谴责的态度，却居然拿他们中的多数人作为“忠义之士”、“英雄豪杰”的正面人物来鼓吹歌颂。
正因为《水浒传》是以土匪强盗、地主恶霸以及各种坏人做主角的，因此此书出版四五百年来，在读者和评论界中评价不同，褒贬不一，有人说它好，也有人说它坏：说它好的，强调宋江的投降是“忠君”行为，把梁山泊众好汉捧成“英雄”；说它坏的，指出这些被戴上了“忠义”、“豪杰”桂冠的“好汉”们，大都一身的“匪气”和“霸气”，为所欲为，只求自己快活，不顾别人死活，其实大都是危害社会、祸害百姓的蠹虫。在这里，“好汉”简直是“痞子”、“流氓”的同义语。
历史上，对《水浒》的评论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认识和评价，则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理解。历史上，大致可以分为这样三个阶段：一、写忠义的英雄豪杰；写为非作歹的强盗；二、写农民起义；三、写投降派。此外，《水浒传》的英译者赛珍珠还认为是写“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团结精神”。
下面分别介绍这几个流派的主要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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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代刘銮的《五石瓠》里说：明末农民起义军的张献忠“日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
② 历代朝廷和地方官署禁止出版、传播、阅读《水浒传》的禁令极多，仅我查到的就有十件。原文见本书附录。
(一)此书作者在下笔之初，就秉承了元曲杂剧中对水浒梁山好汉的基本定义，把书中的土匪强盗都当作英雄豪杰来歌颂。此书在明代嘉靖年间第一次出版，就堂而皇之地连书名都定成了《忠义水浒传》，后来再版，书名曾经改为《京本忠义传》、《江湖豪客传》，仍然不离“忠义”和“豪杰”。而说它坏的，则认为它颠倒黑白，把为非作歹的匪徒恶霸吹捧为对国家“忠”、对朋友“义”的英雄豪杰、好汉义士。总的倾向是：凡是“扯旗造反”的“英雄好汉”们，包括张献忠①、孙中山、毛泽东，都认定或曾经认定宋江一伙儿是他们的“开山祖师”，要求“弟兄们”都像“梁山好汉”们一样以忠义为重，特别强调要忠于像宋江这样的领袖。而“身登大宝”之后的“帝王将相”如朱元璋们，则因为此书鼓励造反而很不喜欢。明清以来，封建皇朝就曾经多次以“诲淫诲盗”为由而将其列为禁书②，不许出版发行阅读。即便解禁以后，民间也有“少不读《水浒》”的说法。为什么呢？因为少年人思想认识比较单纯，对是非好坏的分辨判断能力不是太强，容易拿书中的“霸道”和“匪气”当作“英雄业绩”去模仿学习，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成了少年犯。
(二)新中国成立以后，“无产阶级文学评论家”们运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把水浒一百单八将划到了“农民起义”的范畴中去，给他们涂上了“革命”的色彩，成了正面人物。①不但全面解禁，而且描写李逵、武松、鲁智深的一些篇章，还被选进了中学的语文课本里。甚至还有人把《水浒传》吹捧成“农民革命的史诗”，是“农民起义的教科书”。建国后的十七年中，这样的论点，占据了各种讲坛和书刊媒体，成了不许碰撞的“禁区”：谁敢说《水浒传》不好，就要受到批判。
(三) 1975年5月29日，毛泽东在杭州与芦荻谈话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见1975年9月4日《人民日报》头版社论《展开对〈水浒〉的评论》）他又指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出处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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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水浒传》，在“出版说明”中就明确指出“《水浒》是我国描写农民战争的著名古典小说”。
1975年8月23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在文痞姚文元的授意下，根据毛泽东的以上观点，写出了一篇评《水浒》的文章《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给《水浒传》下了这样的结论：“一部《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最后接受招安。它既不是什么‘农民革命的史诗’，也不是什么‘农民起义的教科书’，而是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水浒》的要害是投降，它的好处就在于可以使人民知道什么是投降派。” 8月28日，《红旗》杂志登出短评《重视对〈水浒〉的评论》； 30日，《光明日报》发表梁效的《鲁迅评〈水浒〉评得好》①；9月1 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短评，并发表竺方明的《评〈水浒〉》；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5 日，发表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文章《投降主义路线的赞歌》。——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按照江青的指示，在文章中说，宋江“上山之后，他却处处排挤晁盖，扩大自己的势力。每当有重大军事行动时，他总是假惺惺地说什么‘哥哥是山寨之主，如何使得轻动’，实际上是架空晁盖。到后来，连口头上的谦让之词也没有了，像分派山寨各种任务这样的大事，也由他擅自决定。”
北京此说一出，上海立即呼应。《文汇报》以选评方式，对《水浒》的第六十回晁盖不听宋江苦谏，要亲自打曾头市一段情节这样评说：“宋江这样做，并非尊重晁盖，甘受劳苦，而是想以此排斥晁盖，架空晁盖，窃取实权。宋江用两面派手法夺取革命队伍中的领导权，今天的修正主义者也是这样做的。”——他们的目的，是要挑拨周恩来、邓小平和毛泽东的关系，诬陷周恩来、邓小平架空毛主席，夺取领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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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是一篇实用主义的文章，对鲁迅的文章断章取义。其实鲁迅对《水浒传》发表过许多精辟的意见，其中还不止一次谈到对李逵的看法。他在《流氓的变迁》一文里说：“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李逵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他在《集外集·序言》一文中明确表示对“不问青红皂白，抡板斧‘排头砍去’的李逵”很“憎恶”。“憎”是痛恨，“恶”是厌恶，也就是很反感。
就这样，毛泽东关于《水浒》的一篇即兴谈话，由文艺评论变成了政治斗争，一场评《水浒》、批宋江的运动开始发动起来，并从而发动了一场全民评《水浒》、批宋江的闹剧：凡是工农兵，不论年龄大小，也不问是不是看过《水浒传》，一律要求“拿起笔来做刀枪”，“把投降派批倒批臭”。在全国造成了很大影响。四十岁以上的人们，大概至今记忆犹新。
毛泽东多次把自己带队伍上井冈山比作是“被逼上梁山”。他在不少文章中引用了《水浒》故事。例如，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引用林冲踢翻洪教头的故事，说明战略退却的作用和意义；在《矛盾论》中，引用三打祝家庄的故事，分析矛盾的特殊性。1944年1月9日看了京剧《逼上梁山》，深夜给作者写信，祝贺他们写出了“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这个主题，“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使“旧剧开了新生面”。他还跟人讲，《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社会情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他从梁山泊把来自各个山头的队伍统率起来成为一支武装，引申出我们革命也要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到消灭山头，克服山头主义。如此等等。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对《水浒》的评论，着重赞扬它的反抗；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在1975年8月对《水浒》的评论，主要就着眼于它所写的投降了。他指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等等。他认为《水浒》可以“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四)除此之外，还有以《水浒传》的英译者赛珍珠为代表的少数人，认为《水浒传》就是写“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所以她翻译的《水浒传》书名就被改作All Men Are Brothers(所有的人都是兄弟)，也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意思。她认为《水浒传》的主题是写“江湖义气”，也就是歌颂“团结”的。当然，这个流派理论根据不足，没有形成气候：水浒人物杀起老百姓来毫无人性，哪里谈得上“皆兄弟”？特别是宋江，为了逼降一个草包将军秦明，当时仅仅还是清风寨“客人”身份的宋江，居然就敢于下令把青州城外的所有房屋全部烧毁，死伤老百姓一千多人。这种事情，只有丧心病狂到绝灭人性的土匪强盗才干得出来，哪有一点儿“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味道？老百姓就不在“四海之内”了？实际上，宋江只认梁山上的强盗们是“兄弟”，根本就不把老百姓的死活看在眼里。持这种“歌颂团结”论点的人，除赛珍珠外，并没有多少，还构不成一派，因此本书只是“点到为止”，不多作评论。相比之下，沙博理的英译本名叫《Outlaws of the Marsh》(水泽边的强盗们)，就翻译得十分恰当。听说还有一个译本叫做《What Is The Man?》(“男人是什么”或“什么是男人”)，大概是继承了《水浒传》是男性小说的说法，而有所发挥的。
可以这样说：从明清以来，对《水浒传》的评论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太多了。我觉得，所有这些评论，虽然文章连篇累牍，甚至铺天盖地，有的还拉虎皮做大旗，声势汹汹，不可一世，强迫人家接受。但是却都没有说到“点子”即“要害”上。因此，到了今天，尽管它“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之一”的身份已经是“铁板铸定”，无法更改的了；再说，水浒故事，也已经家喻户晓，政府不可能再一次下令严禁，就好像虽然我们不信宗教，但是为了看懂西洋小说，却不得不去读《圣经》一样。不过，也仍然有必要对《水浒传》这部书做一次全面深入的重新评定。不但要把历代封建皇朝强加给它的不实之词推翻，也要把没有学通马列主义、却以马列主义革命家自居的姚文元之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批判家”对李逵之类杀人魔王的溢美之词洗刷掉，还它一个真正的本来面目。——这，就是对《水浒传》的第四次认识，我自己认为应该是最新、最到位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