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是不断发展的。人们的思想认识,也应该跟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作为一个“今天的人”,就应该用“今天的”唯物历史观和是非观来对《水浒传》作出恰如其份的评价。
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标准也就是“条条框框”,当然是应该有的。不然,“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也就无法客观地评价。这个标准,既用不着搬什么什么大部头的书来引证,也用不着听什么什么“家”的御笔钦定。照我看,人人心中都有一杆秤。这杆秤的最低标准,就是“是非善恶”四个字;最高标准,则是以国家、民族、社会为前提,凡是维护、发展国家、民族、百姓利益的,都是好人好事,反之则否。当然,任何人都是“立体”的,一个人的一生,不一定天天干好事,也不一定天天干坏事。甚至所干的某一件事情,其中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但是总还有一个“主流”或曰“重大事件”作为评价的依据。在某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这个人所做的事情,对国家、民族、百姓是好是坏,应该是“是非分明”的。但是分析历史人物,其前提必须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这才叫做历史唯物主义。
例如关于“投降派”的定义,绝不能根据他是否“投降”来判断他的是非好坏;至少还要看看“向谁投降”。中国今天是56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但是倒退几百年,清兵入关以前,满族建有自己的“后金国”,和“中国”已经断绝了“宗主”关系,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了。他们的“入主中原”,无疑是“侵略”行为。像洪承畴、吴三桂、施琅等人,向侵略者投降,为异族侵略者服务,无疑是“铁杆儿大汉奸”。今天施琅的后人施××教授愣说他的先人“施琅大将军”统一台湾有功,是“民族英雄”,这样的强词夺理,就叫人无法接受。按照这个逻辑推理,吴三桂给满清帝国打下了半个中国,也算“统一中国有功”,更应该是“民族英雄”了。哪个民族的英雄?满族人绝不承认他是满族的英雄。说来说去,还是“出卖汉族利益的民族败类”。再往前推一步,假设中国当年被日本军国主义灭亡了,若干年后,果然形成了一个内部统一的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的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那么,汪精卫是不是可以算是建立并统一了这个“共荣圈”的“民族英雄”呢?
同样道理,对于宋江等人,也不能用他们是否投降“朝廷”来认定他们的好坏,而是要看他们对社会的发展、对国家、民族、百姓的好坏来判断。宋江等人大多数不是农民,他们在北宋末年那个内忧外患频仍的年代,不去杀贪官、抗金兵,却聚啸山林,打家劫舍,危害百姓,说他们是农民起义,就已经难以成立;还要说他们给国家、民族、社会带来很大好处,是英雄豪杰,恐怕就更难以服众了。但如果他们投降了朝廷,全体都去抗金兵,这算不算给国家、民族、百姓办好事?算不算民族英雄?照我看,如果真的那样,尽管他们曾经祸害过老百姓,但是最终还是走上了“正路”,成了“正果”。不论他们是不是牺牲在抗金前线,都应该称他们为民族英雄的。我们不能因为赵宋王朝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权,宋江等人投降了这样的政府,就是“反动的”、“失节的”行为。
可惜的是:历史上的宋江投降以后,究竟去了哪里,是什么下场,已经无从查考了(从零星资料中看到,梁山好汉中有一部分人如大刀关胜等,就是牺牲在抗金前线的;而杨志之类,虽然也曾经到达抗金前线,却当了可耻的逃兵)。《水浒传》中写他们投降以后去征辽、平王庆和田虎、征方腊,则是子虚加乌有无疑。如果施耐庵聪明一些,写宋江等人投降以后,全去抗金,多数人牺牲在抗金前线,那么,虽然同样是虚构的,《忠义水浒传》这部书却成立了,意义也更加重大了。
在北宋末年这样一个民族矛盾尖锐的特定历史时期,凡是能够和朝廷站在一起共同抗敌的,都应该认为是“进步的”、“理智的”行为。水浒故事的中心地带是梁山泊。北宋末年的梁山泊,离宋金两国的“交界”并不太远,而且故事中还多次写到了“大金国”(杨雄、石秀和潘巧云的故事发生在蓟州;公孙胜和他师傅也都住在蓟州;当时的蓟州,早已经被石敬瑭连同“燕云十六州①”送给了契丹人,先后成为辽国和金国的版图了),如果《水浒传》反映了这个尖锐的民族矛盾,哪怕是不正面描写,仅仅是从侧面提到并反映了这个矛盾,《水浒传》的文学价值肯定还可以大大提高一步。
可惜的是:《水浒传》中的“好汉”们,只知道“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地“快活”,从来没有提到金兵在北方节节紧逼,从来没有哪个“好汉”想到过要去抵抗金兵的侵略。就是直写发生在金国所属蓟州城内的杨雄、石秀故事,也依旧和“大宋”国土一模一样,没有任何民族歧视和压迫,甚至两国的边界也可以畅通无阻。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实际上也反映了作者的浅薄和无知。
按照《水浒传》七十回以后的描述,宋江等人投降朝廷以后,并没有去抵抗金兵的侵略(所谓的“征辽”,完全是违背历史真实的虚构),却去打“不替天行道”的方腊去了。(历史上虽然确有“方腊起义”的事件,但是据考证,真实的宋江等三十六人并没有参与这一战役。)
“投降”一词,本身是中性的,并没有什么褒贬偏颇。关键要看投降时的客观环境和投降的目的。但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却对于历史上的“投降将军”,都颇有微词;特别是投降入侵的敌寇,一律斥之为“汉奸”。不过对于“弃暗投明”的将军,却抱宽容的态度。甚至像祖大寿这样的“投降将军”,是经过艰苦抵抗以后,仅仅为了保全锦州一城三万军民的生命,不惜背负“汉奸”的骂名而投降了清军,却立志不为清军作战,尽管他也被列入《贰臣传》中,人们却对他抱同情态度,不把他等同于洪承畴、吴三桂、施琅之类替满清打汉人的“铁杆儿汉奸”。同样道理,抗战期间,许多杆子、土匪投降了国民党政府或共产党政权,一致对外,共同抗日,我们能够因为他们曾经当过土匪还骂他们是“投降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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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燕云十六州——指幽州(今北京)、蓟州(今天津蓟县)、瀛州(今河北河间)、莫州(今河北任丘)、涿州(今河北涿州)、檀州(今河北密云)、顺州(今北京顺义)、新州(今河北涿鹿)、妫(guī归)州(今已被官厅水库淹灭)、儒州(今北京延庆)、武州(今河北宣化)、蔚州(今山西灵丘)、云州(今山西大同)、应州(今山西应县)、寰州(今山西朔县马邑)、朔州(今山西朔县)。
再说,“宋江等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也不是事实。实际上,宋江等人就是土匪强盗,他们既不反皇帝,也不反贪官。被宋江所杀的刘高和黄文炳,不但不是贪官,还是最忠于朝廷的好官,宋江之所以要杀他们,完全是为了报私仇、泄私愤;再例如打高唐州杀贪官高廉,是为了救柴进;打青州杀慕容知府,是为了救孔明叔侄;打华州杀贪官贺太守,是为了救史进和鲁智深;攻打大名府,是为了救卢俊义;攻打东平府,是为了筹集粮草,杀了东平府贪官程太守的是董平;而董平分明是因为太守不肯把女儿嫁给他而采取的报复行为。此外,三打祝家庄、围攻曾头市,一方面是报复,一方面是打家劫舍谋取钱粮,都和反贪官无关。宋江的反贪官只停留在口头上说说而已:每逢劝降朝廷将官,才说几句“滥官当道,污吏专权,酷害良民”之类的空话,并没有反贪官的实际行动。几次面对童贯、高俅这样的大贪官,他却奴颜婢膝,一副谄媚讨好的样子,还向他们行贿拍马屁,哪里有一丝一毫“反贪官”的举动?
古典文学第一产生在古代,要求读者有一定的历史知识;第二产生在封建社会,不但作者主观上的立场观点和现代人不一样,甚至还有封建迷信、诲淫诲盗之类的糟粕部分;客观上那个年代的作家有许许多多无法摆脱的桎梏,有不得不“这样写”的苦衷。这是今天的读者应该知道并谅解的。
我赞成“尽信书不如无书”,主张读书要“疑信参半”,希望读者通过阅读古典文学来增加历史知识,同时学会开动脑筋,用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历史事件,正确地思考问题,从而学会判断正误,明辨是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