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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浒传》的作者究竟是谁，众说纷纭
书名：吴越品水浒（品事篇） 作者：吴越 更新时间：2015-12-17 16:36 字数：4031
《水浒传》的作者究竟是谁，历来研究者说法不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文化大革命”之前，《水浒传》最流行的版本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整理本，它所题署的作者是施耐庵。同时，在中学语文课本及许多文学史著作中，也把《水浒传》的著作权归之于施耐庵。但是电视连续剧《水浒传》，却标明原作者为施耐庵、罗贯中两个人。
其实，早在明、清两代，关于《水浒传》版本上的署名，在文人们的笔记和书目的记载中，就有如下三种说法：
一、罗贯中撰。见郎瑛《七修类稿》、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王圻(qí其)《续文献通考》、《稗史汇编》、许自昌《樗(chū初)斋漫录》、阮葵生《茶余客话》等书的记载，以及钱曾《也是园书目》的著录。
例如明代嘉靖时人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说：“《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但是这种说法不见于任何一种早期刻本的题签。
这里同时透露了一个信息：在明代嘉靖年间，《水浒传》还有一个版本就叫做《宋江》。但是除了郎瑛的记载之外，不见有别人的记录，也没发现有这样题签的版本。
二、施耐庵撰。见《水浒传》雄飞馆刊本、贯华堂刊本的题署，以及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徐树丕《识小录》、周晖《金陵琐事》、钱希言①《戏嘏(ɡǔ古)》、刘仕义《玩易轩新知录》、曹玉珂《过梁山记》、王士祯《居易录》、金埴《巾箱说》、梁玉绳《瞥记》、焦循《剧说》、李超琼《柜轩笔记》等书的记载。但是这种说法最早的两种版本出现于明末崇祯年间，比别的早期版本都晚。
三、施耐庵、罗贯中合撰。见高儒《百川书志》的著录，《忠义水浒传》“嘉靖本”（北京图书馆藏有八回残本；又郑振铎藏有第十一卷第五十一回至五十五回一册）、天都外臣序本、袁无涯刊本的题署，以及容与堂刊本的李卓吾序、映雪草堂刊本的五湖老人序、芥子园刊本大涤余人序的叙述等。
例如高儒的《百川志书》中说：“《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本贯中编次。”(“的本”是宋、元、明时代出版读书界的常用语，意即“真本”；“编次” 就是“编辑”的意思。也就是说，施耐庵是作者，是执笔人；罗贯中是编者或整理者、加工者。)李贽《忠义水浒传·序》中提到作者，说是“施、罗二公”。高儒的生卒年月不详，但《百川书志》卷首有高儒嘉靖十九年(1540)写的自序，可见他大约和郎瑛同时，也是嘉靖时人。
有这种题署的版本最早出现于明代的嘉靖、万历年间。
金圣叹也认为《水浒传》是施耐庵和罗贯中二人合著的。不过他认为前七十回是施耐庵写的，后五十回才是罗贯中续的。所以他要“腰斩”《水浒传》，并在第七十回正文后面发表这样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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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钱希言——明代人，字简栖，吴县（一作常熟）人。生卒年均不详，约明神宗万历四十年(1612)前后在世。博览好学，刻意为诗。恃才负气，人争避之，卒以穷死。希言著有《狯园》十六卷，皆记当时神怪之事；又有《戏嘏》(有的资料写作《戏瑕》，未找到原本，暂时存疑)三卷，《剑荚》二十七卷，均《四库总目》并传于世。
一部书七十回，可谓大铺排，此一回可谓大结束。读之正如千里群龙，一齐入海，更无丝毫未了之憾。笑杀罗贯中横添狗尾，徒见其丑也。
不过金圣叹没有提出他所根据的是什么。
有一个清代的“延月草堂抄本”《水浒传》，卷首有延月草堂主人的题词：“昭文黄慕鞍曰：耐庵本书止于‘三打曾头市’，下皆罗贯中所续。今通行本，则金采(按即金圣叹)割裂增减施、罗两书首尾成之。”可以算是“另一种说法”，但也没说根据是什么。
一般的评价，有两个共识：第一，都认为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比《水浒传》写得好，特别是关于战争部分。第二，都认为《水浒传》的前七十回比后五十回写得好。如果《水浒传》的后五十回是罗贯中所续，不应该写成这个样子：对比《三国演义》中的战争和《水浒传》中的战争，两者分明不是在同一水平线上。
不管是施、是罗还是施罗二人合作，认为这部小说不是某一个人的独力创作，而是根据民间传说故事以及前人的零散单本稿件进行统一编纂，再加以发挥扩充，则是一致的。因为在最早的《水浒传》出版之前，的确就已经有宋江故事流传并有书籍出版了。
因此，《水浒传》只有“编著者”，也就是郎瑛所说的“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编者的姓名，目前一般认定是施耐庵，少数人以为是施耐庵和罗贯中合编，并认为罗贯中是施耐庵的学生；更少数的人认为施耐庵不过是个假托的人名。例如胡适先生就在《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一书中说：施耐庵大概是个“乌有先生”，是明代中叶一位文学大家的假名；鲁迅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疑施为演为繁本者之托名。”他的根据，是最早出版的《水浒传》简本书上并没有编著者的署名，过了几十年，出来繁本，不但内容有所增加，作者也署名了。因此这个作者，很可能就是万历年间繁本的修订者，不过是造个元代人名字随意加上去而已。甚至有人认为“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的“施耐庵”是“是乃俺”或“实乃俺”的谐音，意思“就是我”，也就是编者罗贯中。
用今天的读者眼光来看，一部文学作品，是有版权的，那么作者为什么不愿意署名呢？这中间，有一个对“小说”的认识演变过程。
今天的读者，认为“小说”是文学作品，“作家”的头衔是光辉的；但是在中国古代，“小说家”却是“下九流”人物。最早的“说书人”，高级点儿的在茶馆或“勾栏”也就是妓院里说，低级的只能在马路边说，跟叫花子也差不多。给说书人写“话本”也就是底稿的人，大都是穷愁潦倒的落魄文人，有的甚至是烟鬼、酒鬼、嫖客、败子。他们幼年读过书，懂点儿历史，长大了闯荡江湖，见多识广，有许多社会知识和素材，有的还特别善于言辞；落魄以后，无以谋生，就编一些历史故事出来，或者自己讲，或者把底稿卖给“说书人”，让人家去讲。因此小说家的社会地位极低，不但不敢争“版权”，有的还生怕别人知道，坏了读书人的“名声”。因为在读书人的眼光中，写八股文章的是“文人”，写诗词歌赋的是“雅士”，写小说的，就是“文痞”甚至是作孽的“罪人”了。例如明代的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李昌祺，学问不浅，官儿做得也不小，就因为写了一部五卷二十二篇传奇小说《剪灯余话》，尽管思想是陈腐的，有些地方分明是在夸耀才华，结果不但生前受到嘲笑，死后还为此被取消进入乡贤祠的资格，就是明证。
在“正人君子”们看来，小说家是“误人子弟”的罪人恶孽，不但要受到世人责骂，还要受到天谴、遭到报应的。例如明代人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中说：罗贯中因为编《水浒传》，“其子孙三代皆哑”，以此证明这是“天报应”。清代的铁珊在光绪十五年刊印的《增订太上感应篇图说》中说得更其邪虎：“施耐庵作《水浒传》，其子孙三代皆哑。袁于令①撰《西楼记》，患舌痒症，自嚼其舌，不食不言，舌尽而死。高兰墅②撰《红楼梦》，终生困厄。王实甫作《西厢》，至‘北雁南飞’句，忽扑地，嚼舌而死；金圣叹评而刻之，身陷大辟，且绝嗣。”——铁珊恨透了小说家，已经到了不惜用造谣中伤来污蔑、侮辱小说家的地步了。
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中国古代的小说家，大都不署名或用别号署名。特别是“狎邪小说”的作者。例如《九尾龟》的作者署名“漱六山房”、《海上花列传》的作者署名“花也怜侬”、《金瓶梅》的作者署名“兰陵笑笑生”等等。《水浒传》是中国最早期的白话小说，写的人物又都是土匪强盗，宣扬“善杀人者即英雄”，鼓励造反，作者不敢署名，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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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袁于令——1592-1674, 明末清初小说家、戏曲家。吴县人，清初曾任荆州知府。作有传奇八种、杂剧一种。《西楼记》是他的代表作。
② 高兰墅——高鹗(1738?-1815?)，字兰墅，是《红楼梦》后四十回的续作者或编撰者。他于乾隆六十年中进士，在“清水衙门”翰林院当侍读学士，所以说他“终生困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