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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水浒传》的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
书名：吴越品水浒（品事篇） 作者：吴越 更新时间：2015-12-17 16:47 字数：14983
《水浒传》多年来被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造反派”所喜爱，却被封建统治者所痛恶，这与它的积极主题分不开。这个积极的主题，一言以蔽之，就是“官逼民反”四个字。此外，小说中所写的杀人放火，尽管有许多场合都是非正义的，甚至是无缘无故的，分明是“消极因素”，但在被压迫、被压抑的草根百姓中，却能引起一种“宣泄”的快感，从而部分释放不满情绪。这是《水浒传》能够被一些统治阶级所容许、并在“草民”中受欢迎的次要因素，也可以算是它的“积极作用”之一。
作品中所写皇帝的昏聩，破落户子弟高俅的“发迹”，蔡京、童贯的狼狈为奸，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的无恶不作(尽管有许多土豪恶霸在为非作歹之后走投无路，也成了反上梁山的“好汉”)，把封建社会的黑暗和统治阶级的腐朽暴露无遗地展现了出来，形象地说明了：激烈的阶级矛盾，人们被逼走投无路，正是老百姓要上山做强盗、要起来造反的根本原因。
杀贪官，老百姓绝对高兴，当然拥护；有人造反，朝廷必然震惊，肯定要镇压。
《水浒传》就是一部描写土匪强盗以及老百姓怎么变成土匪强盗的书。从实质上说，就是一部号召人民起来反抗贪官、反抗朝廷的书。它的前半部，通过各种典型事例用形象思维来说明以宋徽宗赵佶为代表的朝廷和以高俅和蔡京为代表的官僚是多么的昏庸和可恶，特别是形象地通过林冲和解珍、解宝如何被诬陷迫害的生动故事，指明了老百姓要想活命就只能上山当土匪，其真谛是“官逼民反”；后半部书是用生动的事例说明“造反必须彻底”，不能投降，如果投降了，就会走到“造反”的反面，第一是当了朝廷的鹰犬，去打同样是造反的弟兄；第二是兔死狗烹，最终免不了还是要被昏君和奸臣所迫害的结局。
《水浒传》的作者非常明白：古往今来，凡是造反大业，绝不是依靠几个满口仁义道德、会念诗云子曰却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写几篇妙笔生花的诗词歌赋所能完成的。造反是真刀真枪、赤膊上阵、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勾当。尽管历史上的造反大军中都不乏几个手摇鹅毛扇、运筹于帷幄之中的谋士，就是在《水浒传》中，也还有“无用”这个假冒伪劣军师。但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真正冲锋陷阵、过关斩将的，还是要靠武将，靠英雄好汉，靠流氓无产阶级。毛泽东就说过：“勇敢分子也要利用一下嘛！我们开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们不怕死。有一个时期军队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赞成。” (见1964年12月2日《中央工作座谈会纪要》)
当丞相的，必须“寒窗苦读十年，胸罗锦绣万卷”；当武将的，“英雄不怕出身低”，哪怕你原来当过奴才讨过饭，或者是“弃暗投明”的投降将军，甚至杀过人当过强盗，只要辅佐“贤主明君”把天下打下来，就可以封王封侯，享尽人间荣华富贵。
因此，贯穿于整部《水浒传》中的，都是这种“会杀人者即好汉；善杀人者即英雄”的中心思想，而不论其杀人的动机与效果。不但鲁达为打抱不平三拳打死“镇关西”是英雄，林冲为报私仇杀了陆虞候是英雄，武松为报杀兄之仇宰了奸夫淫妇、为维护黑社会势力结下冤仇杀了张都监一家十五口是英雄，连李逵这样不问青红皂白“只拣人多处排头价砍去”的杀人狂浑人也是英雄，甚至连张青、孙二娘这种不管好人坏人只要你有钱、只要你长得肥胖就杀了你做人肉馒头的“铁杆儿歹徒”也是英雄。
这不单和我们今天所提倡的“革命英雄主义”格格不入，就是和武侠小说中的英雄豪杰也无法相容。——因为“侠客”的主旨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意识”，其行动的主导思想是“劫富济贫”，是“除暴安良”，其所作所为，至少还有一个“天理人情”可讲；而《水浒》中好汉们的主旨是“霸意识”，其行动的主导思想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更具体地说是“劫富济己”或“除暴安暴”甚至“除良安暴”，这里面根本没有什么“天理人情”可讲。许多所谓的“英雄豪杰”，其实都是土匪、恶霸、黑社会头目。这种人，为任何一种社会制度所不容。像张青和孙二娘，都是应该被杀的“铁杆儿歹徒”。他们虽然也讲“义气”，但那只是强盗土匪之间的“哥儿们义气”或“江湖义气”，与“侠意识”无关。
那么，是《水浒传》的作者头脑不清、观点不明、不懂得什么叫做“真正的英雄”么？
不是的。绝不是的。
说到这里，似乎有必要先把“好汉”、“英雄”、“豪杰”这些词语的定义弄清楚。
根据《现代汉语辞典》，“好汉”的解释是：勇敢坚强的男子。例：英雄好汉。“豪杰”的解释是：才能出众的人。例：英雄豪杰。“英雄”的解释是：1．才能勇武过人的人。例：英雄好汉。2．不怕困难，不顾自己，为人民利益而英勇斗争，令人钦敬的人。例：人民英雄，劳动英雄。3．具有英雄的品质的。例：英雄的中国人民。
以上解释，虽然“权威”，却似乎还不太严谨，至少和我们大家心目中的看法还有一定的距离。
第一，《水浒》一百单八条好汉中，有三条好汉是女性，不是男子。但是没有人因此说“一百零五条好汉”。可见“好汉”不仅指男子，也包括女子在内。第二，水浒人物中，谁是“勇敢坚强的男子”？武松敢打虎，鲁达敢打“镇关西”，算得上“勇敢坚强”；但是张青呢？他杀人做人肉馒头；王英呢？他杀了雇主，上山当强盗，还抢女人当“压寨夫人”，是不是也算“勇敢坚强”？
在老百姓的心目中，不管你是不是勇敢坚强，敢作敢为之外，还要“敢当”，才算“好汉”。所谓“好汉做事好汉当”。对“好汉”，不要求他分清是非善恶。哪怕他杀人放火，只要最后“敢作敢当”，押赴刑场杀头，也还是“好汉”。所以杀人犯都敢于在杀头之前喊一声“十八年后，老子又是一条好汉”！——这样看来，宋江就不是“好汉”。他杀了阎婆惜，却逃之夭夭，敢干而不敢“当”。
第二，“才能出众的人”就是“豪杰”？“才能”的概念十分宽泛，治国平天下是才能，管理一家商店也是才能，甚至会唱歌会写诗词歌赋的也是才能。我们能说邓丽君、李白、杜甫是“豪杰”么？
第三，关于“英雄”的第一个解释：英雄是“才能勇武过人的人”，就很不妥当。这里面居然不分是非善恶了。一个有才能又勇武的人，他可以做好事，也可以做坏事。利用自己的才能和勇武去做坏事害人，难道也叫“英雄”？水浒人物，是用自己的才能和勇武做好事呢？还是做坏事？第二个解释：英雄是“不怕困难，不顾自己，为人民利益而英勇斗争，令人钦敬的人”。这样的解释，比较接近“英雄”的定义，但仍不够全面，而且不应该作为“第二定义”。难怪《新华词典》对“英雄”一词的解释，就作了如下调整：1.有抱负，不畏艰险强暴，为民族或先进阶级的利益做出重大贡献的杰出人物。例：民族英雄、劳动英雄。2.旧指勇武过人的人。3.具有英雄品质的。例：英雄的人民。但是特别强调“先进阶级的利益”，似乎阶级偏见过于严重了。——商店失火，不顾自己去救店员的人是英雄，去救老板和小姐的，就不是英雄了？可见“阶级偏见”有多么荒谬！
我的意见，“才能勇武过人”之类，就不用提了。有许多英雄，才能和勇武都不一定过人；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英雄，关键是他们有一颗是非善恶分明、肯于舍己为人的心。因此，“英雄”的定义，似乎应该偏重于“不顾个人利益、一心为他人、为民族、为国家谋取利益”这样的内容。——这里特别不能强调被英雄所救的人是什么身份。有这样一个例子：两个解放军战士为救失足落水者而牺牲，而被救的却是个女流氓，于是北京的报刊上曾经为此展开过“值不值得”的讨论。救人于水火，先要问问这个人是什么阶级或是好人抑坏人，纯粹是受“文革”影响的无稽之谈。
那么，用以上定义来衡量水浒人物，谁是好汉？谁是英雄豪杰？
施耐庵在写《水浒传》的时候，心中难道没有一个“英雄豪杰”的定义和标准么？
我觉得，要想读懂《水浒》，首先必须了解一个前提：《水浒》故事，包括《大宋宣和遗事》、元人杂剧中的许多《水浒》戏，以及《水浒传》的成书，都在元代。元代是个异族统治中原的朝代。我们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古代的皇帝，并不个个都是汉族人，对于由哪个民族来当皇帝，按今天的理论来说，自然应该一视同仁，无可厚非；但是倒退七八百年，当时的蒙古贵族却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尽管他们文化不开通、生产颇落后、民族性野蛮，却视自己为高贵的民族，对一切异族，采取的都是残酷统治和血腥镇压的政策。
文盲皇帝元太祖，也就是威震欧亚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被许多人吹捧为“英雄”的孛儿只斤铁木真(1162-1227)，在射猎和血腥的仇杀中成长，嗜杀成性，视人命如草芥，把杀人和掠夺财产等同于狩猎。1219年，成吉思汗率大军西征，向花剌子模发动了侵略战争。他几路进兵，分割包围了各战略重镇，各个击破，采用大规模屠杀、夷平城市、派被俘人众打头阵等残酷手段震慑敌人，解除自己后顾之忧。他以仅仅20万左右的蒙古铁骑(jì记)，纵横欧亚大陆，向西一直打到了莫斯科和匈牙利，所过之处，都进行绝灭人性的野蛮屠杀，创造了战争死亡的历史最高记录(当时全世界人口不足四亿，被他直接间接杀死的人，估计有一亿以上，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强，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的总人数还要多；蒙古铁骑过去，盛极一时的中亚大国花剌子模居然就从地球上消失了)。
史书记载：成吉思汗十年（1215），蒙古军攻占燕京，成吉思汗听说二十五岁的契丹人耶律楚材（1190-1244）才华横溢、满腹经纶，派人向他询问治国大计。他就曾经谏言：要禁止部下擅自征伐杀戮；十四年，随成吉思汗西征，常晓以征伐、治国、安民之道。成吉思汗十五年（1220），已经七十二岁的丘处机(1148-1227)，偕同弟子十八人，从莱州出发，行程万里，历时两年，到达西域大雪山（今阿富汗境内）面见成吉思汗，劝他戒杀。这些事情，都发生在成吉思汗西征之前或之初。有人规劝，尚且如此嗜杀，如果没人规劝，那要杀多少？
就是这样一个杀人魔王，不但蒙古人一向称赞他是“民族英雄”，连我们的小学教科书中也称赞他是“民族英雄”。——可见，“善杀人者即英雄”的观念，有多么根深蒂固了。
这样做对不对？当然不对。成吉思汗无疑是一个热衷侵略、屠杀成性的屠夫。仅仅因为考虑到国内还有蒙古族人，中国的作家就不敢把这些罪恶写成小说，拍成电视剧。我的老朋友俞智先，担任电视剧《成吉思汗》的编剧，剧本一改再改，改到后来，不但面目全非，居然连“花剌子模”这样的国名都不敢用了，竟说“一个遥远的国家”，弄得一般的中小学生都不知道说的是什么！观众谴责作者“没有水平”，剧本编得不好，哪儿知道作者的苦处！
还有，像清兵入关，多铎南下，奉多尔衮代拟的“圣旨”：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为此遭到汉人的反抗，“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杀死了多少汉人？但是都在“民族政策”的掩护下“淡化”了，没人敢写小说、电视剧！——英雄和屠夫，再一次被混淆了。
我真质疑：再过若干年，因为中日邦交日渐亲善，是不是连“南京大屠杀”也要“淡化”呀？
历史就是历史，而且要站在“世界”这个高度来看历史。像成吉思汗这样的“民族英雄”，和希特勒一样，在世界历史上，绝不是英雄，而只能是罪人！
在中国，孛儿只斤铁木真虽然采纳了契丹人耶律楚材的建议，要在中华大地上建立一个“大元帝国”，作为“根据地”，因此不杀工匠和种田人，但是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1215—1294)，率领蒙古骑兵，侵略中原，却用大量的汉人步兵打头阵，用汉人当“箭靶子”，建立了“元朝”，推行的依旧是一系列民族歧视政策，对汉人和各少数民族在内的“南人①”，仍然采取的是十分残酷的强权高压统治政策。民间传说：当时每十户人家要供养一户蒙古人，十户人家只许用一把菜刀，还要由这个蒙古人保管；所有的“南人”，衣服上都要缝一块写有“南人”字样的标签，以表示自己低人一等的身份。“南人”与蒙古人、色目人之间，没有平等可言：评理必输，打官司必败。法律明文规定：蒙古人杀了汉人，赔一头牛；汉人杀了蒙古人，赔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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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南人——元代泛指黄河以南地区所有的汉人和少数民族。元朝建立以前，一部分黄河以北地区的汉人，接受蒙古贵族的统治，已经“蒙化”，不列入“南人”范畴之内。
另外再请注意一点：尽管我们能够在俄罗斯和匈牙利的文学作品中看到许多蒙古人侵略他们的残酷记录，但是在中国本土，这样的文学作品数量却极少。宋元时代，是我国说唱文学鼎盛的时代，元人杂剧在中国文学史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但是流传到今天的元人话本和元人杂剧，却极少有反映当时人民被蒙古人残酷统治、苦难生活的作品。为什么？原因无他，就是因为蒙古人的统治十分严酷，对文学作品采取的是扼杀政策，人民根本就没有写作自由和出版自由。因此即便有人写了，也不可能拿出去演唱，更不可能流传下来。——《水浒传》稿子写成，在元朝却没有机会出版，一直到作者死了一百七八十年之后的明朝嘉靖年间才得到出版，而且是假冒“忠义”二字作掩护方才能出版，也是一个旁证。
当时的蒙古统治者根本就不重视文化。整个元朝一共存在了一百零八年(1260-1368)①，但是居然有七十七年没有开科取士。换句话说：当官的必然都是蒙古人或色目人。汉民族有自己的传统文化观念。第一是正统观念，视蒙古人为“异族”；第二是道德观念，讲究“礼仪”和“伦理”；第三是文化观念，有自己流传了几千年的固有文化。这对当时相对来说比较野蛮、不讲伦理道德、缺乏礼仪文化修养的蒙古人来说，反差是极大的。当时的汉族人对异族的统治不满，也是必然的。在高压政策下，不可能喊出打倒异族统治者的口号来，于是杂剧作者就写鼓动造反的戏，施耐庵们就写鼓动造反的书，目的都是“唤起民族英雄们”起来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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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里从元世祖(孛儿只斤铁木真)中统元年(1260)开始计算。实际上蒙古于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才开始改国号为元，而历史上又把南宋最后一个皇帝赵昺(bǐnɡ丙)退位的祥兴二年作为南宋的结束，而祥兴二年，已经是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按历史纪元算，元朝只存在89年。
② 见2002年8月8日《南方周末》A4时政版报道某地一群村民砸了镇政府和镇派出所文中的一个小标题。
但是，“自古以来，中国农民其实都是最容易满足、最谨慎安份的一个群体”②，只要有一口淡饭果腹，有一件破衣遮体，就满足了；甚至把他们的土地、儿女抢走，父母都饿死了，也都强忍着，大都不愿意或不敢去造反。这就是所谓“逼也不反”的一群(包括林冲的前半生)。而能够被“唤起”的英雄，在当时的环境下，只能是包括流氓、痞子、赌徒在内的“游民”，也就是所谓“不逼也反”的一群，甚至像菜园子张青和母夜叉孙二娘这样的“叛民”。因为只有他们，才具有不劳而获的特性，敢于掠夺，敢于牺牲别人的利益甚至生命来满足自己的私欲；稍有不满，稍稍一逼，就能置身家性命于不顾，联合起来，上山造反。
因此，施耐庵们十分清楚：“官逼民反”的“民”，主要是这个层次内的“游民”、“惰民”、“刁民”、“暴民”和“叛民”，而不是安份守己的“顺民”。
要造反就要杀人。你不会杀人么，好，我来教你。作者生活在元代，他不喜欢那个政府，希望那个社会越乱越好，以便民众起来造反。这就是为什么《水浒传》鼓吹“会杀人者即好汉；善杀人者即英雄”的真正原因。
因此，施耐庵本人对《水浒传》的定位，就是一部“民族励志书”,呼唤的是“全民的强悍”，呼唤的是“集结全民的力量”，来反抗这个异族统治的强权政府。他的“立场”，本来就是站在“造反派”这一边的。因此，晁盖等人图谋抢劫，他称为“聚义”；朱仝徇私枉法，放走抢劫犯晁盖，他称为“义释”；歹徒们上了梁山，进行抢劫，他却说是“替天行道”！——你说他误导么？对了，他的本意，就是要误导你！
梁启超①先生在《小说丛话》一书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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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别署饮冰子、饮冰室主人、哀时客、中国之新民等。广东新会人，著名的政治家和学者，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18岁从师康有为学习三年。戊戌政变失败后出亡日本。1902年创办《新民丛报》。其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学贯中西，囊括古今，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著。
②萑(huán环)苻——古泽名。《左传·昭公二十年》：“郑国多盗，取人于萑苻之泽。”因此后人以“萑苻”指盗匪出没的地方。
有说部书名《水浒》者，人以为萑苻②宵小之作，吾以为此即独立自强而倡民主、民权之萌芽也。……施耐庵之著《水浒》，……因外族闯入中原，痛切陆沉之祸，借宋江之事，而演为一百零八人，以雄大笔，作壮伟文，鼓吹武德，提振侠风，以为排外之起点。(因)叙之过激，故不悟者误用为作强盗之雏形，使世人谓为诲盗之书，实《水浒》不幸耳。
这一段叙述，除了“倡民主、民权”和“鼓吹武德，提振侠风”这两条与《水浒传》的描写不太切合，应该改为“倡自由、平等”和“鼓吹造反，提倡强悍”之外，所提“以为排外之起点”，是能够被论者所接受的。
这种做法，和毛泽东提倡的“矫枉必须过正”有点儿近似：汉族人太懦弱了，必须向蒙古人学会杀人！不论你杀什么人，只要你敢杀人，肯杀人，就是一种“强悍”的表现，至少是开始！只有中国人人人都强悍起来了，才有希望起来推翻元朝的统治。有一篇无名氏的文章提到：“相传其书成之日，拍案大叫曰：‘足以亡元矣！’，而耐庵之心事，于此一语，跃跃然如见焉。”这话即便不是施耐庵说的，至少也代表了一部分“明眼”的读者。——施耐庵下的，似乎是一副“只救眼前”的“虎狼之剂”。至于人民强悍起来之后、推翻了蒙古人的统治之后怎么办？由宋江、李逵之类的奸人、浑人来做皇帝、当大将，是不是会比蒙古人更好，老百姓能不能安居乐业，施先生顾不得了。
这和《狼图腾》的作者、我的多年老友姜戎先生所阐述的意思差不多：游牧民族的蒙古人以狼为图腾，人民具有狼性；农耕民族的汉人，天性懦弱，具有羊性。要改变中国人的“羊性”，以求自立于世界之林，增加每个人的强悍，以达到全民的强悍，似乎是不可或缺的。
不过我个人对于这种“虎狼之剂”是否能救中国，却抱怀疑态度。人的头脑中如果没有正确的思想作为引导，光知道杀人，逞一时之勇，即便真能推翻一个政权，所建立起来的新政权，也一定不会比“前朝”更好。远的如李逵，他肯定是个“阳刚之气”十足的“好汉”，是个标本式“强悍份子”；但如果宋江取得了政权，让他当太尉，会比高俅好多少？近的如“文化大革命”，被无知和狂热煽动起来的“革命小将”们，哪一个不是挥舞皮带，“雄赳赳，气昂昂”地“打人不眨眼”？如果把希望寄托在这些人身上，中国真的能变强么？即便真的变强了，是不是也会像当年的蒙古人那样，杀你不眨眼，侵略你没商量，人为地制造出另一个所谓的“天骄”？
所有这些问题，当年的施耐庵似乎没有想到；或者虽然想到了，也没有可以妥善解决的方法，他只好“暂且不顾”了。
尽管客观环境如此，但我们绝不能理解为施耐庵们的心目中没有是非善恶的分界线。为了推翻蒙古人的残酷统治，他不得不“以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先顾眼前了。所以，《水浒传》中描写的杀人场面特别多，人性偏向于残酷。这也和元朝蒙古人的凶残统治有关。一个以杀人为乐事或常事的民族，统治另一个民族，依旧天天杀人；被统治的老百姓，第一是见怪不怪，第二是耳濡目染，长此以往，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另一个民族的民族性的。
《水浒传》所写的历史背景虽然是北宋末年，但是绝不排斥作者把他所生活的当时社会的现实生活写进书中去的可能。因此一方面是作者鼓吹“善杀人者即英雄”，一方面在许多人的心目中的确也认为“善杀人者即英雄”。这些“英雄”们，杀人是不眨眼的，因为他们从来不把人当人看：在王矮虎、孙二娘们的眼中，一个人和一头牛没有什么区别：心可以做醒酒汤，肉可以做馒头馅儿。难怪被他们抓去吃肉的人被叫做“牛子”，分明是和“菜牛”同类的了。这些“英雄”们，还大都喜欢滥杀无辜。李逵们只要高兴，那板斧从来不认好人恶人，不管是官兵还是百姓，只知道拣人多处“排头价砍去”。甚至声称自己“三天不杀人，就要憋出病来”。武松做事似乎比较有原则，杀嫂嫂和西门庆，讲究的是“冤有头，债有主”；但是他所杀的无辜者也实在不少。都监府连杀十五人固然是为了报仇泄忿，但是杀马夫、丫头、仆妇干什么？蜈蚣岭上管闲事，也可以算是“除恶”，可是第一真相不明，王道士是不是恶人还不知道呢，戒刀就亮出来了；第二，那个来开门的十来岁的小道童，也一刀砍了，是何道理？究其动机，其实就是想找几个人来试试新得的戒刀是否锋利！——多么荒唐，多么恶劣！
“英雄”们不仅杀人，而且吃人。《水浒传》中吃人肉、用人肉做馒头、用心肝做“醒酒汤”的情节俯拾皆是。宋江就好几次几乎被人“吃”了；单是李逵一人，就有不少吃人的场面：活捉黄文炳以后，在晁盖的指挥下，李逵手持尖刀，先从黄文炳的腿上割起，拣好的就当着黄的面在炭火上炙来下酒，割一块炙一块，无片时，割了黄文炳，李逵方才用刀剖开黄的胸膛，取出心肝，给众头领做醒酒汤。李逵回家接母亲的路上，杀掉打劫的假李逵李鬼之后，吃饭没有下饭的菜，看见李鬼的尸体，就嘲笑自己：“好痴汉，放着好肉在面前，却不会吃。”结果是立即割一块下来烧了下饭。
初中语文课本里就有节选《水浒传》的课文。老师们总是教学生应该喜欢像武松、李逵这样的英雄，还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深入地分析李逵等人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和很高的政治觉悟（自从文痞姚文元发动全民评《水浒》批宋江以后，宋江已经不算英雄了，因为他是地主，还当过小官吏，并且最后还是投降派；李逵却没有任何“政治污点”，是响当当的革命派）。如果学生们找原著来看，只要他还有人性，大概很难对这样的“英雄”产生敬意的。
据媒体报道：身居国外的晓刚有个女儿，中文不行(不爱学)，只好买了英译的《水浒全传》给她看，倒也看得废寝忘食，爱不释手。读着读着，她突然把书扔在地下，大叫：“这帮家伙根本就是该杀的罪犯！”她父亲过去一问，原来正读到吴用设计逼朱仝入伙儿，叫李逵杀了小衙内的那一段。——可见心理状态正常、没有阶级偏见的少年，心中都有一杆“是非善恶”的秤，他们看到这一段，都不会认定宋江、吴用是好人被逼上梁山，实实在在都是“该杀的罪犯”！
为什么国内的少年没有这种反应？不值得深思么？
再举一个“负面影响”的典型例子：
据2006年8月24日《南方周末》第一版报道：震惊全国的2006年7月15日陕西安康市汉阴县平梁镇铁瓦殿邱兴华特大杀人案，仅仅因为一个道长多看了他老婆几眼，居然一次杀死10个人，最小的才12岁，其中那个“道长”还被开膛破肚，把心肝取出来炒熟了盛在碗里。很可能他还想吃人肝，只是炒熟了以后，又不敢吃：学《水浒》英雄，终究没学好！杀人者邱兴华是个四十七岁的农民。抓住他以后的供词称：他之所以要杀人，就是要学《水浒》英雄“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电视剧《水浒传》所倡导的这种“出手精神”，由于没有是非善恶观念，没有说明“什么时候该出手”，造成了负面影响，也降低了电视剧本身的艺术含量。——但愿吴子牛导演不要重蹈前人的覆辙，把新版《水浒传》拍出一个新水平来！
一个造反集团，必须有一种“粘合剂”，把许多人团结起来。在今天，革命者有理想社会，有奋斗目标；在六百年前，造反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改朝换代”。哪怕我来做皇帝还不如你。
但是皇帝只有一个，造反者不能人人当皇帝。能把造反者凝聚成一个集团的力量，除了造反成功能够当开国元勋、封妻荫子、享受荣华富贵的目标之外，当时还没有民主主义思想，更没有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用来“团结部众”的，主要是“义气”二字。只有在“义气”的感召下，才能捧出一个像宋江这种“文不服众、武不压众”但是却“最讲义气”的人来做领袖。——施耐庵搜集了许多与宋江有关的话本、杂剧和民间故事，他何尝不知道宋江是个有本事的“草莽英雄”？但是这样的英雄，最终却走上了投降的道路，这是他所不满意的。在他那个历史时代，应该知道宋江并没有去打过方腊，也许还知道宋江等人的最后下场；但是他偏偏根据不可靠的《大宋宣和遗事》中一句“征方腊，封节度使”，写了一百单八将投降及覆灭的经过，应该说是有他一定的良苦用心的。包括后来刊印者改名《忠义水浒传》，也是“用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试想：明明是在鼓吹造反，不打出“忠义”的牌子来，朝廷能让他印刷发行么？
“忠”和“义”，是一件事情的两方面：“忠”是对国家；“义”是对朋友。宋江口口声声等待招安，要为国家出力，当然是“忠”；一百单八将相互之间“义薄云天”，不惜以死相助，怎么不是“义”？于是，有了“忠义”的掩护，打家劫舍、杀人放火，就都成了“义举”了。
施耐庵将近四十岁才考中进士，只在杭州做了两年官，就“终身不再仕、立志著书”了。〖也有民间传说说他在杭州辞官之后，去给张士诚当幕僚，写《水浒传》，是晚年的事情。〗一个刚刚金榜题名、仅仅做官两年的人，为什么会“急流勇退”？而且退下来以后是做这样一件既无名可得又无利可图的勾当(他在世的时候，书无法出版，也没有得到一文钱稿酬)？他这个“专业作家”，可是没有工资可领的呀！能下这样大的决心，这其中肯定经受过痛心的打击和认真的抉择的。只可惜今天我们没有材料可查了(有一部小说《施耐庵传》，就杜撰了许多有关施耐庵及其家人遭受蒙古人压迫屠杀的故事，虽然没有根据，却很有道理)。
施耐庵写《水浒传》，历史时代背景明明放在辽兵频频“犯边”、金兵频繁“南下”的北宋末年。这个时候中国最大的矛盾，是和辽国、金国之间的民族矛盾。当时的人民，特别是自以为有膀子力气、懂点儿武功的好汉们，只要还有一点点爱国心，是不可能不关心这一事关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的。但是《水浒传》最大的遗憾，还不是有几处硬伤，把地理环境搞错了，而是连一处也没提到“民族危亡”这个当时“最大的矛盾”。《水浒传》所描写的是：百姓生活在“安然”的优裕环境中，士大夫阶层从来不谈民族的危亡，好汉们从来没想过要到抗辽、抗金前线去贡献力量；满口忠心的宋江及其父亲，也从来没有提到过要去抗辽、抗金，却在国家最最需要团结一致抵抗外族入侵的危难时刻，集合了几千甚至几万人马，“独坐山岗，自立为王”，牵制国家兵力，危害人民的生命财产。——宋江经常念的《替天行道经》，只说等待朝廷招安，从来不说招安以后去抗辽抗金，是宋江最大的失误，也是施耐庵最大的失误！
这就好像一个作家，写了一部小说，时间背景放在1937-1945年的抗日战争时代，写的却是某地的强盗土匪集团。但是小说中只写这些痞子如何杀人放火，如何拦路抢劫，如何吃喝玩乐，却一句也没有提到日本人如何如何烧杀抢掠，一句也没有提到要去前线抗日，即便这些强盗都是被官府豪绅所逼、即便其作品写得十二万分真实生动，也肯定没有积极意义。这部作品的艺术性哪怕写得再好，把土匪强盗描写得栩栩如生，其思想性肯定是低下的。评论《水浒传》，如果不把着眼点放在这里，就会走金圣叹的老路：口口声声赞扬施耐庵的文笔如何如何好，甚至言过其实，肉麻当有趣地把某些篇章说成“超过了太史公”，但是却一句也不提金兵的残暴，一句也不提抗金的迫切。我只能说，评论者和写作者，恰恰站在同一条水平线上！——当然，金圣叹生活在“另一个异族统治”的清朝，他“有话不敢说”，也可能是造成他评水浒言不由衷的原因之一。
事实上，不论是北宋末年的强盗，还是抗日战争期间的强盗，虽然也有人是被官府所逼不得已上山的，但是其中多数人还是张青或王英式的歹徒。他们只想到自己“快活”，不会想到国家的生死存亡。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土匪强盗，如果有爱国志士去“晓以大义”，其中有一部分还有爱国心的人，也许会走上抗战的道路；但是多数人依旧是只知道自己个人享乐的土匪强盗。正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去和强盗讲道德，去和妓女讲贞操，绝对是格格不入的。
在这里，我只想重复一遍我评《水浒》的三条定义：
一、好汉绝不等于英雄；
二、抢劫不等于造反，不等于起义，更不等于革命；
三、评价一个人或一件事，要以是非善恶和对国家、民族、社会是否有利作为主要的标准。
梁山泊的“好汉”们，包括李逵在内，多次提到“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快活”生活。这样的强盗，实质上大都是没有一点儿民族自尊心、只想到自己的糊涂蛋子强盗！
《水浒传》写于异族统治中国的元代，作者在反抗心理的促使下，决心借《水浒传》作外壳，鼓吹造反，宣扬的是“善杀人者即英雄”的观点，反对“忍”，鼓吹“反”。因此这是一部“民族励志的书”,呼唤的是“强悍”。这在北宋末年那样一个民族矛盾尖锐的历史背景下，应该说动机是积极的，但是他笔下的好汉们没有号召人民起来抗辽、抗金，却在辽兵、金兵大举入侵的年月，消耗国家财力，牵制国家兵力。因此，宋江一伙儿，在当时并没有起过什么好的作用；他们没有考虑农民利益，所以更不是农民起义。在今天来说，《水浒传》既有他积极的一面，也有他消极的一面。质言之，这种颠倒黑白、歌颂恶人的小说，已经不适合今天的读者、特别是青少年阅读。不然，会有负面影响，甚至人为地制造一些少年犯。因此，今天出版《水浒传》，必须加上说明、评论和注释，从而最低限度地消灭这种负面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