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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水浒传》是不是写劫富济贫
书名：吴越品水浒（品事篇） 作者：吴越 更新时间：2015-12-17 16:48 字数：5308
许多人受武侠小说的影响，对“侠盗”和“义贼”的“劫富济贫”行为十分欣赏。认为这些人对不公平的社会做出了“公平”的裁决。
也有人把梁山好汉的“替天行道”，归并到“劫富济贫”的范畴中去，也称宋江等人为“平等大王”。
是不是这样呢？当然不是！
咱们少说理论上的定义，且举几件实例，来看看《水浒传》中所记录的梁山好汉们历次打劫以后，这些钱财有没有接济穷人，再看看这些钱财都跑到哪里去了。每次打劫以后，穷人是得到了好处呢？还是受到了拖累。
梁山好汉以打劫为生，梁山上有上万人马，都靠打劫客商和州县的府库生存。从晁盖上山开始，多年来，打劫的行动，至少应该有上千次了。下面只选《水浒传》中比较出名的几次，作为例子说明。
第一件，最著名的打劫行动，当然是晁盖带头、吴用导演的“智取生辰纲”。这一笔财富，价值是“十万贯”。
咱们先来看看“十万贯”是一个什么概念，相当于今天多少钱。——当然，这只是一种近似值的类比，两者的实际使用值，是不一样的。
北宋时代的铜钱和银子的比值，据有关资料显示，基本上停留在一两银子兑换一千文即一贯钱的水平上，波动不大(铁钱贬值)。所以，十万贯，大约就是十万两银子。宋代的黄金最贵，黄金与银子的比价，是一两黄金大约兑换五十两银子。十万贯，相当于两千两黄金。按今天黄金的官价每两将近一万元计算，这十万贯，折合人民币将近两千万元。——如果按十万两银子的所值折算，肯定比两千万元要多得多。
这两千万元，有多少用于“济贫”了？一分钱也没有。所有的银钱，都被晁盖等人私下分了。按平均分配，八个人，一个人二百五十万元。实际上，是绝不可能平均分配的。至少晁盖和吴用这两个“主事者”要多分一些；像白胜这种“闲汉”，大概分得最少。
这叫什么行为？这叫“劫富济己”或“劫富济私”。
受这次打劫行动牵连的，首先是晁盖的庄客和东溪村村民，他们被县太爷抓去拷打，逼问晁盖等人的下落；其次是石碣村的村民和渔民们：官军来征剿，首先抢了他们的渔船。交战中，又被烧毁了不少。事后晁盖拿出银钱来赔偿他们没有？没有。
这叫什么行为？这叫“劫富害民”或“劫富害贫”。
第二件，晁盖上了梁山以后，当然天天或经常打劫。且看书中所描写的晁盖指挥下的第一次抢劫是如何分配的。
这次抢劫，共得了二十多辆车子的金银财宝和四五十匹驴骡头口。牲口当然全部归公，分的只是金银和财物。请看书中的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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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喽啰把财物抬过来，在厅上一包包打开，把彩帛衣服堆在一边儿，行货等物堆在一边儿，金银财宝堆在正面；叫掌库的小头目，每一样取一半儿收贮进库，听候支用；剩下一半儿分做两份儿，厅上十一位头领均分一份儿，山上山下众人均分一份儿。
也就是说：十一个人分一份儿，六七百人分一份儿。由于书中没有说具体的钱物数，无法用银钱数字来表示。这里咱们不妨虚拟一个数字，来看看每人所得究竟有多少。
二十车货物，书中没说是什么货，值多少钱。咱们给它估一个价：既然是“共有几十个人联结一起”的客商，即便按每人平均五百两银子的本钱，二十辆车子，也应该有一万两银子的货物。五千两归公用，另五千两分两份儿，每份儿两千五百两。“厅上”十一个头领均分，每人得227两略多一些；山上山下七百个人分另一份儿，2500÷700=3.75两略多一点儿。头领与喽啰所得的比例接近于1:60！
这是一个极大的差距。我们姑且设想这些喽啰都是因为被官府、豪绅压榨而上山的贫穷农民，这样的分配制度，能算是“劫富济贫”么？
第三件，同样情况，桃花山首领李忠和周通下山打劫，计划把所抢到的财物全部送给鲁智深做路费。打抢回来，发现鲁智深已经把桌上的金银酒器席卷而去。于是强盗们把抢来的财物分作三份儿：两个头领各得一份儿，众喽啰合分一份儿。咱们姑且假设是一千两银子，两个头领各得三百三十三两；三百多个喽啰，共分三百三十三两，每人不过一两银子左右，比例为1:333！比梁山泊更悬殊。难怪晁盖要以“讲义气”自居了。
第四件，三打祝家庄之后，宋江有过一次给村民分粮食的行动。请看书中描写(方括号中是我的“夹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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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江和吴用商议，要把这祝家庄村坊洗荡了。〖这就是宋江本性“向恶”的一面。〗石秀禀说起这个钟离老人指路之功：“也有这样善心的良民在内，不可屈坏了好人。”〖对祝家庄人说来，钟离老人其实是“走漏了消息”的罪人。〗宋江听罢，叫石秀去找那老人来。石秀去不多时，引着那个钟离老人来到庄上，拜见宋江、吴学究。宋江取一包金帛赏给老人，永为乡民：〖什么叫“永为乡民”？他本来就是乡民。难道不许他搬迁？〗“不是你这个老人面上有恩，把你这个村坊尽数洗荡了，不留一家；因为你一家为善，〖是“为善”么？〗以此饶了你这一境村坊人民。”那钟离老人只是下拜。〖说不出的委屈和伤心！〗宋江又说：“我连日在此搅扰你们百姓，今天打破了祝家庄，给你村中除害。〖抓了宋江，可以说是给百姓除害；杀了祝家庄人和扈家庄人，总不能说是“为民除害”吧？真是强盗逻辑！〗所有各家，赐粮米一担，〖什么“赐”呀？还不都是本村的粮食？这叫“割猫尾巴拌猫饭”！〗以表人心。”就着钟离老人为头给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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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江一面把祝家庄多余的粮米尽数装载上车；〖什么叫“多余的粮米”？是指每家一担米分剩下的？〗金银财赋犒赏三军众将；其余牛羊骡马等物送去山中支用。打破祝家庄，得到粮米五十万担。
注意一：宋江原来的主意，是“要把这祝家庄村坊洗荡了”。什么叫“洗荡”，大概不用解释了吧？打祝家庄，实际上就是为了“劫富”，可是强盗们“济贫”了么？不但没有，还想“把这祝家庄村坊洗荡了”！后来虽然每户“赐”米一担，但我估计村民们的损失，绝不止“每户一担”吧？——只要是发生战争，倒楣的绝对是老百姓！祝家庄的村民只要你不来“劫富”，就念阿弥陀佛，谁也不盼望土匪强盗来“济贫”！
注意二：宋江在打破祝家庄以后，当场就已经把“金银财赋犒赏三军众将”了。怎么分？大概还是晁盖的那个方案！
注意三：打破一个祝家庄，就得到粮米五十万担！一个地主庄院，怎么可能存有这样多的粮食！按每担一百斤计算，合五千万斤呢！按梁山泊每年用粮360万斤计算，够吃十四年的了。可惜梁山泊的寿命没这样长，到宣和三年，就全部投降了。
第五件，打破大名府以后，书中有如下零星的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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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福说：“大官人快救一城百姓，别叫残害。”柴进听见说，就去找军师吴用。等到找着，吴用急传下号令去，城中已经损伤了一半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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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师吴用在城中传下将令：一面出榜安民，一面救灭了火……把大名府库藏打开，所有金银宝物都装上车子。又开仓廒，把粮米赈济满城百姓，余下的也装载上山，供梁山泊贮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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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中书抄检民间，被杀死者，五千余人，受伤者不计其数；各部军马，总计折损三万有余。……
这是《水浒传》中明文写的“赈济”。也就是说：这次战役，梁山人马“损伤”了大名府中一半儿百姓，杀死的百姓五千多人、军马三万有余，伤者不计其数；吴用传令：开仓赈济满城百姓。具体数字，书中没写。
这里的数字，可能有些出入。据史料记载：宋代的汴京和临安，人口都超过一百万；人口在二十万以上的大城市，共有六个。大名府是陪都之一，即便不是一个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也应该在二十万以上。“损伤”了一半儿，就是十万人。如果按每人“赈济”十斤米计算，就要一百万斤。第一是：宋江肯拿出这样多的粮食来送给老百姓么？第二是：一场战争下来，房子被烧了，财物被抢了，区区十斤米，又能管什么用？
不用多引了。就这五个例子，已经完全可以说明问题了。
实际上，中国古代的“侠盗”、“义匪”们所津津乐道的“劫富济贫”，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社会平衡”。古往今来，也不可能因为有“劫富济贫”行为，就能够使不公平的社会“公平”起来。“劫富济贫”，可以救一人、一家、一事，但不可能使全体贫民得到解脱。
劫富济贫或杀富济贫的理论基础，是首先认定富人都是剥削者，都是为富不仁的“罪人”，基本上不承认世界上有“勤劳致富”这种事情的存在。因此这些人都是“该杀”的。这当然不是事实。
人类分贫富，大概开始于奴隶制社会。因此这种贫富的区分，的确是伴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的。奴隶制社会发展到封建制社会，奴隶变成了佃农，生活水平有可能比当奴隶的时候略有提高，但是和地主及官僚的差距依旧相差极远。
世界上许多个人和政党，都在研究如何消灭这种贫富差距。尽管也有人想到过“劫富济贫”，但是绝不是好办法。中国的土地改革，可以视为是一次全世界范围中最大的“劫富济贫”，但是贫困的农民并没有因此而永久摆脱贫困。
贫富的产生，有许多因素。地主、富农出租土地、放债收息，当然是“剥削行径”。但是一种社会制度或现象的存在，不是三天两天形成的，也不是个人意志所能左右。封建社会脱胎于奴隶制社会。佃农制度相对于农奴制度，有其一定的先进性。地主、富农，是历史的产物，是时代的产物，有的是祖遗的家产，有的是勤俭发家，当然也不排斥有剥削所得。所谓“存在决定意识”，“存在就是合理”，就是指地主、富农在封建社会中存在的“合理性”。我在农村中长大，据我所见，除了官僚地主，中国农村中绝大多数中小地主，过的生活不但不豪华，多数人还没有今天大城市一般居民的生活水平高。有的非常节约，衣服破了总是补了又补。有的吝啬而小气，可以称之为“刻薄起家”，但并不伤害他人。特别是富农，他们本身参加劳动，有的还非常勤劳节俭。从人品上说，并不比贫农中的懒汉、闲汉如白胜之类差。从理论上说：只要宣布从1949年10月1日开始，土地收归国有，重新分配，在此之前的剥削，一律不计较，就可以了。除了有血债和刑事案件者外，似乎没有必要把他们打入另册，视为阶级敌人，甚至从肉体上加以消灭的。
早在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恩格斯就曾经提出“不要把富人变成穷人，而要把穷人变成富人”的口号。方法是从提倡民主和改善政治制度入手，发展科学技术，提高生产力。瑞典等北欧四国，就是信奉恩格斯的这个理论的。他们没有搞流血斗争，如今瑞典依旧是个王国，但是他们的国民经济，已经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迷信“劫富济贫”的人们，值得深思。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分析，“劫富济贫”并不能促使社会进步。“劫富”的结果是使富人变穷人，而不能使穷人变富人。这一方面是中国的农村富人少穷人多，富人的财产分给穷人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一方面助长了懒汉的“不劳而获”思想，总惦着分别人的财产。社会发展的动力是发展科技，改变生产关系，提高生产力。只有让穷人富起来，让社会上富人和中产阶级占大多数，才能改变社会面貌。历史上众多英雄豪杰十分推崇的“劫富济贫”，实际上是一种治标而不治本的消极行动。特别是宋江之类的强盗，在发动战争、也就是“劫富”之后的“济贫”，老百姓分明是得不偿失的。——这就是目前很流行的“造反有害论”的理论根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