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松从张青家里出来,本来只要直接上二龙山去投奔鲁智深入伙儿,就可以了。但是作者因为还要引出孔明、孔亮这两个人物来,特别还要让他和宋江再次会面,不得不安排他上一次白虎山,进一次孔家庄。
在这一回书里,施耐庵一方面酣畅淋漓地大写武松性格中蛮横不讲理的“浑”的一面:为了嗜酒,不仅打了店家和孔亮,还强抢人家的酒肉,为此他给自己招来了一顿好打;一方面也暴露了他“弱”的一面:一个“有十分酒就有十分本事”的打虎英雄,同样喝醉了酒,这一次还带着刀,却居然斗不过一只乡村的黄狗,大冬天的被逼得跌进溪水里,几乎被冻死、打死。
武松在蜈蚣岭上稀里糊涂地杀了两个人:杀错了一个小道童,救了一个苦女子,也算是歪打正着。不过武松并没有管这个苦命的小女子,而是自己一个人走上了去二龙山的路。
二龙山在哪里?第三十回书中,提到二龙山属于青州府管辖。青州府在哪里?在今天的山东省东北部的青州市(原益都县)。但是前面杨志护送生辰纲的时候说起过:二龙山是在大名府与开封府之间的半路上的。也就是说,是在河南省的东北方。现在却又说是在山东,属青州府管辖,不但前后矛盾,而且相差也太远了。而孟州则在河南的西北方,从孟州到青州,有两千多里路呢!于是所有关于张青和鲁智深交往的故事,又失去了地理依据。张青要介绍武松上山当土匪,就近找个“险恶”的山头“独坐山岗,自立为王”也可以,找个已经有人占山为王的山寨入伙儿也可以,实在没有地方可去,凭武松的本事,火并头领,抢一个山寨来自己经营都可以,这在当年的绿林中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不算违反绿林游戏规则,何必两千里路长途跋涉,只为去当土匪?张青既然在十字坡开黑店,难道是个纯粹的“个体户”,和当地的所有强盗土匪都不来往?可能么?
究其原因,还是施耐庵的心目中,根本就没有二龙山究竟在哪里的地理概念,只有一个朦胧的地理位置:在北方。
这里姑且按《水浒传》的说法,武松从河南的西北部走到了山东东北部的青州地面,已经是十一月间。这时候天寒地冻,他在走上白虎山土冈子之前,已经喝了有“五分酒”。按说,一个走路的人,已经喝了五分酒了,又不是西北风刮得紧的恶天气,是不应该“挡不住寒”的,何况武松还有施恩送给他的两件棉衣。难道他穿上了道袍,里面就没穿棉衣?他下了土冈子,看见一家乡村小酒店,就忙不迭地进去要买酒喝。偏偏这家小酒店的肉都卖光了。他看见孔亮招待朋友的好酒、鸡和肉,就馋得恨不得过去抢。——这可就有点儿不像是武松从前的为人了。——还是那句话:自从十字坡和张青结拜以后,他的人性明显变得恶了。
这里施耐庵又犯了两个错误。
一个是他以前说过的:武松这个人,有一分酒,就有一分本事,有十分酒,才有十分本事。这一次在白虎山,上土冈子之前,已经喝了“五分”酒了,所以他应该有五分本事,打孔亮简直不费吹灰之力(当然,孔亮的师父是宋江,宋江自己的武功就不怎么样,教出来的徒弟,也好不到哪里去)。后来又喝了孔亮的好酒,也不知道一共有几分了。一个能喝“三碗不过冈”的“透瓶香”十八碗、能在十四五里路上连喝三十四五碗(黄)酒的人,这一次喝了就算是八九分酒吧,怎么就没有八九分本事,反而醉得踉踉跄跄,被一只乡村土黄狗一逗一逼,竟跌进不冻的清清小溪流中去了?前后的反差,是不是太大了点儿啊?他可是还带着刀呢!
一个是季节性的气候错误:农历十一月的华北地区,是没有什么“清清小溪流”的。武松把孔亮扔进小溪里、自己跌进小溪里,都只能跌在冰面上,不可能“湿得水淋淋”的。——这说明作者施耐庵是南方人,根本就没看见过北国江山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壮观景象,以为山东也和浙江一样,尽管到了农历十一月,天气虽然寒冷,小溪、江河,却都是不结冰的。
书中说孔亮性子急躁,所以人都叫他“独火星”。要我看,他的性子够好的了;让人家打了一顿,打得据说是要“两个月才能将息过来”。可是宋江一说这个打他的人就是武松,孔亮和他的哥哥,居然还立刻跪拜了武松。这样的好脾气,应该说是很难找的了!
《水浒传》写武松和宋江离开孔家庄,一个奔了二龙山,一个去投清风寨,故事就转到宋江身上,暂时不提武松了。到了第五十六回,武松、施恩、张青、孙二娘都已经到了二龙山,书中只用几句话就把他们的来历交代了。这中间本来没有什么故事,武松拿着张青的介绍信,直接上山就可以了。山东快书和扬州评话,为了要凑足“武十回”,都在这个关节上增加了《水浒传》的题外发挥。高元钧的版本,是武松要试试鲁智深这几年来本事是否长进,借着自己已经改装,鲁智深认不出来,到山寨下扬言要借路费三千两,演了一出武松大战鲁智深的武打好戏,情节比较简单,却颇荒唐。从故事发展和人物性格着眼,的确属于“蛇足”,没有什么必要。王丽堂的扬州评话,却横生枝节,说是鲁智深和杨志来到二龙山下,才知道二龙山已经被一个叫王飞天的占领,鲁智深和杨志跟他打一仗,把他打伤,从此不再出战,鲁智深和杨志已经在山下困了他两年多,正一筹莫展间,武松来到,设计杀了王飞天,占领了山寨。
两个演绎的版本,都是横生枝节。比较起来,王丽堂的故事比较完整一些。但是杨志和鲁智深两个人居然和王飞天相持“两年多”而不离去,说得也太离谱了些。两个人困住一座至少有几百人的山寨,而且长达两年时间,不可思议!住哪里?吃什么?
从小说的叙述看,武松也曾经是个“投降派”,而且是《水浒传》中第一位打算以招安作为出路的人。他在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夜走蜈蚣岭以后,去二龙山入伙儿,在孔家庄巧遇宋江。宋江想拉武松一同去清风寨投奔花荣。武松觉得自己身负“遇赦不宥”的大案在身,怕连累宋江,没有答应,却在分别时说:“只是由兄弟投二龙山去了罢。天可怜见,异日不死,受了招安,那时却来寻访哥哥未迟。”
对武松来说,有这样的思想并不奇怪。武松只是被贪官所害,和大宋王朝并没有深仇大恨。他从来没想过要造反,更没想过要当皇帝。像他这种“学武”的人,一生的志向,无非就是到边疆上去“一刀一枪”,博一个“封妻荫子,荣华富贵,后半世快活”。虽然自己犯了罪,但是那个年月,由于边境招兵困难,犯了罪的囚徒们尚且要送到边境去充军服役呢,有人主动来边疆投军,是会普遍受到欢迎的。只要真正立了功,从前的过错甚至血债,就可以一笔勾销了。所以说:武松去当强盗,又想受招安,心理上、行动上,都不矛盾。这和宋江后来的“苦苦等待招安”,本质上有所不同。难怪后来武松上了梁山,也反对宋江这个投降派。只是武松比李逵“懂礼貌”,只是用语言表达,不像李逵那样大发雷霆罢了。
宋江根据他的这一番话,认定武松和自己一样,也是个等待朝廷招安的人。所以两人在清风镇道别的时候,宋江对武松说:“兄弟,你只顾自己前程万里,早早地到了那里。入伙儿之后,要戒酒性。如蒙朝廷招安,你要撺掇鲁智深投降,日后去边关上一枪一刀,也好博一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我是百无一能,虽有忠心,不能得进步。兄弟,你如此英雄,一定做得成大事业。你要记心,听愚兄的话,图个日后相见。”
这说明武松在“作案”之后,也曾经想到过当了土匪仍要“投降”,但是上了梁山以后,看清了投降没有出路,反倒坚定了做强盗的信心。所以后来宋江在梁山泊举行的“菊花会”上,踌躇满志地写下了一首《满江红》词:“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表露心迹的时候,武松第一个跳出来大叫:“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冷了弟兄们的心!”李逵更是睁圆怪眼,大叫:“招安,招安,招甚鸟安!”只一脚,把桌子踢起,攧做粉碎。把一场挺热闹的聚会搅乱,不欢而散。
关于武松的系列评论,到这里暂时告一段落,我这里,也把武松这个人物,做一个简单的小结。
《水浒传》的成功之处,是对人物性格的描写。金圣叹说:“别一部书,看过一遍即休,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这话其实有些言过其实:施耐庵当然不可能赋予一百单八将每人一种性格,但是至少几十个人的性格是跃然纸上,呼之欲出的。其中武松就是最突出的一个。
无可置疑,武松属于性格粗鲁的那一类人。纵观《水浒传》,性格粗鲁的人很多,最典型的如李逵、鲁智深,但是武松的性格和李逵、鲁智深并不雷同。李逵突出的是蛮横,鲁智深突出的是率性,武松则是刚直。他粗中有细,在正常的场合,能控制自己,不任性胡来;而最最突出的是:他身上有一股“刚强之气”,为别的好汉们所缺少。
在柴进庄上,他以一无业游民身份,因为不满柴进的冷遇而敢于当面斥责,这是刚强;景阳岗上,十八碗“透瓶香”下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还是刚强;到了阳谷县,面对潘金莲的撩拨,武松瞪着眼睛说:“武二是个顶天立地,噙齿带发的男子汉,不是那等败坏风俗没人伦的猪狗!”义正词严,掷地有声,决不拖泥带水,还是刚强;得知哥哥被害,他没有恃强杀了嫂嫂报仇,而是搜集证据,到县衙要求官办,贪官受贿不准,武松也只是说:“既然相公不准所告,且却又理会。”绝不苦求哀告,还是刚强;斗杀西门庆之后,对街坊说:“小人因与哥哥报仇雪恨,犯罪正当其理,虽死而而不怨。”提着人头到官府自首,还是刚强;刺配孟州,明知不行贿就要挨打,却大声吆喝:“指望老爷送人情与你,半文也没!我精拳头有一双相送!”到了厅上,要打一百杀威棒,他不告病,还要人家打得重些,不要打“人情棒”,也是刚强;身陷都监府,被栽赃陷害,知道不招认就有性命之忧,只得屈打成招,却“已有越狱之心”,想的是:“能够挣得性命出去时,却又理会。”能屈能伸,一意报仇,也是刚强;鸳鸯楼大开杀戒,连杀张都监家大小一十五口,完了蘸血在墙上大书:“杀人者,打虎武松也!”何等刚强!
《水浒传》中有过多次“起解”的描写。大家对武功高强的林冲和卢俊义如何被狗一样的解差折磨的场面都不会忘记。但是“专打天下硬汉”的武松被押解上路,对比林冲和卢俊义的唯唯诺诺,则又是另一番情景,且看书中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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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松右手却吃钉住在行枷上,左手却散着。武松就枷上取下那熟鹅来只顾自吃,也不睬那两个公人;又行了四五里路,再把这只熟鹅除来右手扯着,把左手撕来只顾自吃;行不过五里路,把这两只熟鹅都吃尽了。
这就是无视宵小的“刚强”气度。到了飞云浦,武松眼看危急来临,大喝一声:“哪里去!”把枷只一扭,折作两半个,赶将下桥来。那两个先自惊倒了一个。——这种气势,其实还是刚强。《水浒传》书中,在押解途中自行逃脱不用人救援的,只有武松一人。
武松被评为《水浒》第一英雄,受到许多人喜欢,和他的刚强性格,是分不开的。——当然,武松并不是天生的“完人”,在他的身上,也有许多与生俱来的缺点。
整部《水浒传》中,有一个贯彻始终的认识取向,那就是提倡“不近女色”,反对通奸(三个通奸的女人阎婆惜、潘金莲、潘巧云都被杀),鼓励造反,崇拜恶人(所有的恶霸都被称为“义士”),崇拜会杀人、善杀人者(所有的杀人犯都被称为“好汉”)。施耐庵出于他鼓动百姓造反的需要,故意混淆是非,把抢劫定义为“义举”,所以不但把晁盖等七人打算到黄泥冈抢劫的聚会说成是“七星聚义”,就是走投无路,逃到了山上去落草为寇,也说是“聚义”。生生地把这个“义”字给歪曲了。
作为《水浒传》“第一英雄”的武松,当然也脱不开施耐庵给他安排的这个“大框框”。
质言之,我认为武松是一个多重性格的人。
武松一出场,作者就介绍他的性格粗鲁,柴进并不喜欢他;后来在景阳冈酒店喝酒这一段描写中,作者再次交代武松性格的粗野。两次铺垫,都是为了后文的打虎。因为只有粗野而又能吃能喝的好汉,才有力气打虎。
第三次,武松到了白虎岭酒店,要强买孔亮的酒和鸡吃,店家分说几句,武松“叉开五指,望店主人脸上只一掌,把那店主人打个踉跄,……半边脸都肿了”,接着就打孔亮。为此惹来孔明和一众庄客,特别是酒醉之后能搏虎的英雄,居然斗不过一只乡村黄犬,终于被抓住,吊起来往死里打。幸亏遇见宋江相救,不然,武松就死在这里了。
这些铺垫,都说明武松是个粗人,甚至是个浑人。但是他粗中有细,浑而不傻。他出差回来,见哥哥死了,并没有立刻混闹,而是耐心细致地做调查研究,拿到人证物证,找出凶手,直到这时候,也不向嫂嫂和西门庆理论,却是上堂去告。所有这些做法,都说明他耐得住性子,寻求最好的解决方法,而不是胡作非为。如果不是遇到贪官,武松还不至于会有上山当强盗这样的结局。
但是他一旦成为囚犯以后,“善”的一面逐渐被“恶”所取代,并且在“恶”的路上越走越远。好好儿一个打虎英雄、一个得力的刑警队长,终于变成了一个杀人放火的强盗。这笔账,我看应该算在阳谷县知县的账上!——一个贪官,改变了一个英雄的一生!
不但金圣叹把武松评为“水浒第一英雄”,就是所有的《水浒》读者和电视剧观众,也大都认定武松是个英雄人物。但是认真想一想,他的“英雄业绩”在哪儿呢?仅有一项够得上英雄行为的景阳冈打虎,也是一件说不清楚的糊涂案,剩下的各件,也就是“武十回”中的后九回:灵前杀嫂祭兄、狮子楼杀西门庆、十字坡打黑店、快活林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血溅都监府、夜走蜈蚣岭、吊打白虎山、智取二龙山,简直没有一件是够得上“英雄”二字的。醉打蒋门神,是恶势力之间的厮拼;智取二龙山,是土匪之间的争夺山头,没有什么是非善恶可讲。从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来说,都没有任何功绩。
因此,充其量,武松只是一个自称曾经赤手空拳斗猛虎的英雄,如此而已。如果按照施耐庵“善杀人者即英雄”的观点看,武松一天之内能杀十八九个人,当然应该是“英雄”;但若按照我的定义:只能为国为民尽力的人才算英雄,那么,他仅仅只能算是一个“好汉”,而不是一个真正的英雄!
山东人特别偏爱武松、崇拜武松。我仅仅说了一句“武松不是山东人,而是河北人”,就有山东人出来威胁我:“你别来山东,来山东我就打你!”如今在我的笔下,武松只能算是半个英雄,这一来,很可能不仅仅是山东人恨我,凡是武松的“粉丝”,都要视我为仇人啦!一笑!
对于武松,金圣叹也曾经写过一段总结性文字,节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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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松一传,共有十来卷文字,始于打虎,终于打蒋门神。其打虎也,因“三碗不过冈”五字,遂至大醉,大醉而后打虎,甚矣,醉之为用大也!其打蒋门神也,又因“无三不过望”五字,至于大醉,大醉而后打蒋门神,又甚矣,醉之为用大也!虽然古之君子,才不可以终恃,力不可以终恃,权势不可终恃,恩宠不可终恃;盖天下之大,曾无一事可以终恃,断断如也。乃今武松一传,偏独始于大醉,终于大醉,将毋教天下以大醉独可终恃乎哉?是故怪力可以徒搏大虫,而有时亦失手于黄狗;神威可以单夺雄镇,而有时亦受缚于寒溪。盖借事以深戒后世之人,言天人如武松,犹尚无十分满足之事,奈何纭纭者,曾不一虑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