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一、二、三小队照常出工,四小队以班为单位结合《劳教人员守则》联系思想进行漫谈。阎劲才在十三班坐镇;正副指导员和孟队长参加另三个班学习。
林建国掌握会场。他叫各人在自己的铺位上盘腿坐好,不许靠着被子,只说了一声“现在开始学习”,也不讲什么开场白,拿出从队部领来的《劳教人员守则》读了两遍。就叫大家联系思想发言讨论。
其实,《劳教人员守则》每个到过收容所的人都学过了。在收容所里,有事没事每天都要读一遍《所规》并对照检查自己,称为“入所教育”,要求人人能背;教养队的每一个班里,一进门儿,迎面就贴着一张用大字印刷的《守则》。实际上,它所规定的五要、五不要,不仅是每一个劳教人员都应该遵守,就是每一个公民,也都应该遵守的。正面讨论,除了“保证做到”,“绝不违犯”之外,谁也不会提出反对的意见。因此队部才强调“必须结合自己的罪错进行发言”。
刚进教养农场的大门,下车伊始,情况不明,谁也不敢大发宏论。于是出现了难堪的静场局面。凡是主持过学习讨论的人,都有这样的经验,会场上一出现冷场,没人发言,与会者满可以正襟危坐,心安理得,独有“主席”却感到如坐针毡,明明冷场才三五分钟,却好像三五个小时似的,难于打发。林建国不但是个老教养了,而且是个老班长,掌握一个十几人的小组会,讨论的又是“认罪”和“服管服教”这么个简单的题目,要是在以往,按照他的能力,只要稍加启发,就能把会场掌握得有声有色,叫哭就哭,叫笑就笑,活跃异常。但是今天,他自己心里揣着个老大疙瘩,感到无罪可认,觉得冤枉,既不想说一些嘴不对心的话去启发别人,更不愿意把自己臭骂一顿去带这个头,冷场就让它冷场好了。
闯劲才坐在一角,见神通广大的林建国今天学了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眼观鼻,鼻观心,连连向他努嘴使眼色他也假装看不见,眼看十分钟过去还没人发言,不由得有些急了,就咳嗽一声,微笑着启发了几句:先说一切犯罪行为的总根子都是资产阶级损人利己的剥削思想,从旧社会过来的人,由于放松了学习改造,资产阶级思想抬了头,在新社会长大的人,由于“四人帮”要想在新中国全面复辟资本主义,故意向青少年灌输毒素,以便作为他们复辟变天的基础。因此,今天犯了罪错的人,不是受旧社会的害,就是中“四人帮”的毒,如今走到了悬崖的边缘,应该猛省回头,按照党的指引,向昨天告别,走向新岸,并加倍努力学习、劳动,找回失去了的光阴,争取作出最大的贡献,以报答政府和人民的挽救。
阎劲才的这一篇启发性发言,车轱辘话来回来去说,足足说了有半个来小时,按说应该是金石为开、顽石点头,一个个都豁然开朗,争相发言才是,但是一场说法,却居然没有感动在座的这些木头疙瘩。启发性的话讲完了,会场上依旧是一片静默。于是,阎劲才不得不使出他的最后一招了:
“正副班长带个头,先说说吧!”
队长点了将,正副班长再不能保持沉默了吧?但是林建国答应过阎队长的:“在队里绝不提‘不认罪’三个字。违心的发言,他又不愿说。于是咬了咬牙,仍不开口。
也不知是难耐沉默呢,还是队长点了将盛情难却,副班长卞克志抬起头来,看了看队长的脸色,颇为谦虚地说:
“我拙嘴笨舌的,文化也低,既然没人发言,我先说几句。”
这个卞克志,已经四十多岁了,是班内唯一一个解放前出生的人。“文革”以前,他在航空仪表研究所当工友;“文革”中,乾坤颠倒,扫厕所、拖地板、倒痰盂这些脏活儿都有所长、研究员那些“黑帮”们去干了,他则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口号声中当上了专政队的队员,专门管理督促“黑帮”们扫厕所干活儿。由于他来自农村,只上过几天小学,对大知识分子们一向很尊敬,因此虽然大权在握,倒也没有作威作福,更没有打过人骂过人。“文革”结束,“黑帮”们又红了,对他这个并不太坏的“专政队员”,只以“受人蒙蔽”四个字就搪塞过去。所长念叨他的“恩德”,调他去烧开水,每天只要上午八时下午一时烧开两锅炉开水,一天的任务就算完成了,其实倒也不忙不累。他有个儿子,在皮鞋厂工作,一次厂里内部处理皮鞋,给他买了一双“三接头”,他嫌太时髦了,没上脚就转让给别人。这一让,他赚了两元,可比市上卖的还便宜三元。消息一传开,又有人托他买。他问儿子还有没有,儿子回答要多少有多少。于是一双两双,三双五双,十双八双,他这里成了皮鞋代销店,生意十分兴隆,每双皮鞋他赚两元,前后一共卖出五六十双皮鞋,他其实也不过才赚了一百多元钱。对于这些并无任何毛病的皮鞋,市上都很难买,为什么要“处理”,他不是没有去想过,只是贪图这每双二元的“利润”,他也就心照不宣了。
案发以后,儿子判了徒刑,他以“销赃”罪被处劳动教养一年。所长念叨他以前的“恩德”,说他又一次上当受骗,网开一面,保留了他的公职,一年以后,还可以回去烧锅炉。他一进收容所,就低头认罪,表现良好,加上他教养期最短,年龄又最大,所以阎队长特别抬举他,让他当个副班长。
看来阎队长的眼光是准的,这个卞克志还真识始举,他以极其沉痛的心情和语言,说出了他的“销赃”经过。回顾了小时候没鞋子穿,大冬天光脚丫儿下地的苦楚,批判了自己的资产阶级享乐思想不断抬头,为了每双皮鞋赚两块钱,自己折了跟斗不算,还葬送了一个儿子!他干脆大包大揽,把儿子连续多次的偷盗行为说成是自己的过错,居然眼泪鼻涕,痛哭失声。
要是按照“革命大批判”的水平来衡量,卞克志的“认识”是很不够的,阎劲才并不满意。但是今天会场上发言冷落,有这么个人带头,应该说是起了良好的作用。于是自动降了一个档次,表扬了卞克志的发言深刻,能联系思想,有悔改表现,动员大家接着发言。
在卞克志的带头之下,又有两个人发言。一个叫邢福生,是个十六岁的孩子。他的具体罪行是偷了邻居的几只鸽子。为这么点儿事儿能送他一年劳动教养,平时的淘气讨厌,也就可想而知了。另一个叫戴家宝,十八岁了,是个著名舞蹈家的独生宝贝儿子。他从四五岁就开始学舞蹈,很有天赋,长得更是一表人材。由于他父母的学生多,刚十五六岁,就先后跟十个以上的女孩子有过性的关系了。他的特点是:一达目的,马上换目标;并曾经扬言:到他满二十周岁,一定要凑满一百个。如果不是其中有两个怀了孕,露了形迹,他的计划很可能完成;如果不是“严打”,有他的父母亲袒护,也不可能收容教养。他们两个倒是并不想隐瞒自己的光荣业绩:邢福生说起他那飞檐走壁的绝技来,眉飞色舞,自称街坊四邻的房顶没有一家他没爬过的,也没有一家屋里的陈设布置他不熟悉的,因为他都扒在窗户外面看过了。不过他却自称从来不偷东西,扒窗户上屋顶只是为了练飞檐走壁,练好了本事好打抱不平,为民除害。他偷鸽子,就不是为了吃,而是因为人人都讨厌那家养鸽子的人家,可又人人都不敢得罪人,他才挺身而出,仗义行侠,却想不到办了好事不落好,倒送了他劳动教养。戴家宝更干脆,他认为男女青年在婚前“交朋友”是不犯法的,两人都愿意,并不强迫,愿意怎么好就怎么好,别人不应该干涉。从道德上说,没有妻子,也不存在向谁忠诚的问题。他把自己从十五岁“初试云雨情”以来所遇到的大姐姐、小姐姐们顺着次序详细介绍了一遍,连谁是处女谁不是大姑娘都不遗漏。最后他表示,他的行为,属于青年人婚前“爱的游戏”,既不妨碍第三者,更不妨碍双方的家庭和社会,并不犯法;家里父母知道了,也只说是分了心会妨碍学习,可他自己却说有了这种性爱的刺激,舞可以跳得更好。只是如今政府反对,对个人私生活横加干涉,把高尚的“爱的游戏”看成是流氓行为,他也没有办法。历史上任何一种社会改革,都需要有一些带头人做牺牲;为了改变封建落后的中国人的道德观念,他心甘情愿去做这个牺牲者。至于教养农场的纪律制度麻,他说:这里没有大姑娘,别的东西根本吸引不了他,他一定可以当遵守纪律的模范。
戴家宝的发言,引起了一阵哄笑,许多双羡慕佩服的眼睛,一齐投向了这张像越剧小生不男不女的细白嫩脸。掌握会场的林建国,要是在往常,早就要下令制止他发言了。今天他一者自兼记录,二者缺乏积极性,三者有主管中队长在这里坐镇,他更不愿意多出头,因此只顾奋笔疾书,别人说什么,他就记什么,并不插言。阎劲才呢,明明听出了戴家宝的发言是在夸耀自己的神通广大,觉得不对味儿,脸色一沉,正要发作,忽然想到“毒草只有让它长出来才便于锄掉”那句名言,就又忍一忍,且看下面还能说出些什么花哨的来。
果然,原来空气沉闷无人发言的讨论会,由于有卞克志的带头,有戴家宝的鼓动,一时间空气异常活跃。大家看看班长和中队长的脸色,并没有雷鸣闪电的先兆,于是曾经建树过丰功伟绩的英雄们不甘愿被别人比下去,主动报功来了。
紧接着戴家宝发言的是张航。他二十六岁,本是个相声演员,有一条相当好的嗓子,以善于学唱各国民歌闻名。社会上流行歌曲盛行以后,他干脆改行去唱歌。他的嗓音圆润甜美,表情丰富感人,虽不是震动了歌坛,也是轰动了歌坛:每次晚会,只要他一登台,不唱上五支六支歌,不谢十次八次幕,根本就下不来台。他灌的第一盒录音带,畅销了一百二十万盒。像《迟到》这样已经有十几个男女名歌星灌过录音带的歌曲,他最后一个灌,却被人公认为是唱得最好的一个:不是博采了众家之长,按照评论家的说法,是他“唱出了各家未能充份表达的最细腻、最动人的那种发自灵魂深处的心声”。正当他跟厂商签订了录制第二盒录音带的合同,公安人员却把他送进了劳动教养收容所来。要论认罪,再也没有比他态度更好的了:什么时候叫他交代,他都有新的罪行可以细说,而且每次都不封口,总说还有新的罪行需要补充。用他自己的话说:“女人嘛,没有一百,也已经八十以上了。都是疯狂的崇拜者,逼到那个份儿上,盛情难却,不答应不行,真叫没有办法!”
今天他听戴家宝一共才玩儿了十几个姑娘,就受到了众人的羡慕,心里既瞧不起,又不服气。因此戴家宝话音儿刚落,他马上接了下茬儿:
“我是个学徒出身的演员,没读过几年书,对于外国人提倡的什么性解放和爱的游戏,我也不懂。不过我却觉得戴家宝同学有些跟我相似:也是个被女性包围玩弄的受害者、牺牲者。责任完全应该由女方负。他今年才十八岁,可是他脸蛋儿长得漂亮,舞跳得好,引得许许多多比他大的大姐姐小姐姐们拼命追求他,用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性解放谬论腐蚀他。从十五岁到十八岁,三四年时间中,一共才十几个姑娘,平均一年才三四个,照我看,受害的程度还不算深;今天受到教养三年的处分,付出的代价却实在太大了。不比我,虽然每次都是被动,但是我不能正确对待、坚决抵制,终于作案累累,落一个劳动教养三年的可耻下场,这是我罪有应得。在劳动教养收容所,我已经连续十五天交代了与八十三个女人发生不正当两性关系的罪行,有记录可查,我不再重复。今天我又想起两件案子来,在这里向大家作补充交代。
“第一件事发生在去年夏天,我们团到广州去演出,住的宾馆,本是两个人一间房间。那天晚上告别演出结束,跟我同房间的小王被他的亲戚拉走了,没说回来不回来睡。我一个人睡得正香,突然房间门被推开,我还只当小王回来了,顺手拉开床头灯,只见进来的是一个披着长睡衣的少女。她把门一关,随手就把睡衣脱了:里面什么也没穿。身上那个白哟,真少见!她向我微微一笑说:‘我知道今天晚上你一个人睡,特意来给你做伴儿!你要是不愿意,我就嚷,就说是你把我拉进房间里来的!’说完了,伸手把灯拉灭,就扑进我的怀里来了。哎哟,他身上那个凉噢,简直就像一条蛇!有什么办法呢!名声要紧嘛。她要是一嚷,我就是有一百张嘴,也分辩不清的呀!反正我天生的就是个伺候人的人,在台上伺候,下了台还得伺候,多伺候一个跟少伺候一个也没什么两样,就这样,我又伺候了一个。天快亮的时候,她悄悄儿下床溜走了,连姓什么叫什么也没来得及问一问。第二天我就上火车去了深圳,以后再也没有遇见过她。
“第二件事儿是去年国庆节后的一天下午,我到政协礼堂去看一场内部电影。我故意晚点儿去,开演前两分钟进场,还是被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姑娘认出来了。她一个劲儿跟我说话,问这问那的,那真叫倒了血楣了,一部特棒的美国片子,我连一分钟也看不成。看了还不到半部片子,她就把整个身子靠到我的胸前来了。在大庭广众之中,我急不得恼不得,只好借口上厕所开溜。我刚冲出大门,一条胳膊就擓上来了,耳朵旁边响起了像银铃儿似的笑声:‘你想蔫儿溜哇?真不够意思!老老实实跟我走!往南第三条胡同,就是我家,用不着坐车!’逃不掉,有什么办法!我求她把手抽回去,大街上叫别人看见笑话。她说:‘巴不得叫人看见我跟大歌星张航擓着胳膊走路才好呢!’我生了气,站着不肯走了,她才让了步:抽出手去。不过还是紧摽着我走。我看她像块牛皮糖,甩不开,没办法,只好陪她走几步。往南走了三条胡同,往东一拐,进了一家门口贴着大红双喜字的人家,独门独院儿,两间北房,进屋一看,是人家刚办喜事不久的新房。不论床上床下,动的用的,一色儿全新。她把门一关,抬手一看表,对我说:‘四点了,还有一个小时我男人下班回家,快点儿,还来得及。要是早一个月碰上你,我还是大姑娘;今天碰上你,算你没运气,只好委屈你点儿了!’话还没说完呢,就动手解裤腰带。有什么办法呢!人怕出名猪怕壮,我要是不答应她,她男人一回来,她一翻脸,我可就吃不了的兜着走了。女人一翻脸,那可是什么样儿的话都说得出来的。还是那句话:名声要紧。我捏着鼻子吃了一碗过水面,又答应以后每星期二下午都来吃,她才在四点五十分钟放我出了大门儿。我逃出了虎穴狼窝,以后哪儿还敢去呀!连太平桥大街都不敢再走了。这个女人,明明是在玩弄我。名字嘛,她倒是给我说过的,可是当时我心慌意乱,出了她的家门就给忘记了。
“像这样乱七八糟的事情,实在太多。有的连想也想不起来。只要想到了,我随时作补充交代。
“这一回劳动教养,政府真是救了我了。在这三年当中,可以让我的那些疯狂的崇拜者慢慢地忘记我。我也可以借此机会在精神上、肉体上、特别在应付女人这件苦差使上好好儿休息休息。不知道的人,只看到我们今天上海,明天广州;今天宴会,明天舞会;上台穿得那么漂亮,下台到处受到包围,台上连连鞠躬,台下频频鼓掌;特别是三天两头都有送上门儿来的漂亮姑娘,过的是比神仙还舒服的花天酒地的日子。只有我们自己才知道,我们人还活着,灵魂却已经死了。我们的肉体,也只是风流太太、时髦小姐们满足性欲的工具。在她们的眼睛里,我们的身份只不过是一个男妓。她们征服了我,还不满足,还要到处去宣传,去吹嘘。我鞠躬尽瘁地伺候了她们,用生命伺候了她们,她们还不甘心,非得把我送进活人坟来才高兴,才满足。这就是一个出了名的男歌星的烦恼和痛苦。不是干这一行的,谁也不能理解,不能体谅,只以为我是得便宜卖乖,玩儿了人家,还要把责任推到人家头上。现在我只希望在这三年时间中,人们全把我忘掉;三年以后我出去,还回工厂去干我的老本行,再也不登合唱歌、说相声了。可是有那一百二十万盒录音带在社会上流传,就算每盒平均有十个人听,也还有一千二百万人知道我张航是个唱流行歌曲的,出去以后,怕只怕想躲也躲不开,这一辈子命中注定还要给女性当玩具呢!”
张航的这一篇发言,有声有色,有真有假,简直像在说单口相声,精彩之极。会场上,原来佩服羡慕戴家宝的人,一下子全把崇拜的目光转向了张航,连戴家宝本人都感到小巫见大巫,自惭形秽,自叹勿如了。在教养大院儿生活过三年之久的林建国,马上意识到这个张航是个十分圆滑的人物。他把舞台当社会,把社会当舞台;在演戏中生活,在生活中演戏;脑子灵活,嘴巴好使,真情假事,随手抓来,掺合揉和,信口说去,就是一篇生动的相声,其效果虽然不是招人捧腹大笑,也不是催人潸然泪下,却是恰如其份地既炫耀了自己,又开脱了罪责,不仅争取到了同情,还赢得了“吃不到葡萄者”的倾心崇拜。林建国预料到,这个人在教养农场不仅吃不了亏,还可能赢得许多人的拥护而处处占便宜,只是不知道以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而出名的阎劲才是否有那水平听出张航的话中之话、弦外之音;是否会被他的颇具艺术水平的相声语言所蛊惑,所动心。于是在记录结束之后。悄悄儿抬起头来,去瞟了一眼阎劲才。
阎劲才这个人,自从离开村子去当兵,直到今天当上了主管中队长,读过的书,就是四卷《毛泽东选集》。多数篇章,不管读懂读不懂,都从头至尾通读了两遍,重要的或好懂的,有的能背得滚瓜烂熟,如“老三篇”;有的读了不止十遍八遍,如《反对自由主义》、《反对党八股》;还写了厚厚两大本读书心得和体会感想,总字数达二三十万之多。他读书有固定时间:总是在起床钟打响之前半小时,不论冬夏,都手捧毛著在院子里大声诵读,煞像虔诚的教徒做早课,十几年如一日,风雨无阻。凭他的虔诚,凭他的二三十万字心得笔记,他参加了全国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受到过林彪的接见,并从小班长一下子提升为副指导员。等到《毛选》第五卷出版,学毛著的风气不像几年前那么时兴了,他的积极性才逐渐降低。直到今天,第五卷《毛选》也只读了不到一半儿,心得笔记则连一个字儿也没有写,而且再也想不起来要提前起床去读了。他当年那么虔诚地读《毛选》,倒不是为了出风头、赶浪潮,而是认为毛主席的著作确实有道理、有用处,可以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办事的准则。倒是在他当上了活学活用积极分子以后,才发现《毛主席语录》中竟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如果各执一词,可以打出人命来。特别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初读似乎很好懂,一联系实际,似乎又很不好懂,弄得他也迷迷糊糊起来,无法活学活用了。
幸亏他这么一迷糊,“文化大革命”中头脑并没有发热,既没有去斗过场长,也没有去打骂过群众,对教养分子,则以“大学解放军”为号召,从严管教,提倡“用毛泽东思想去占领每一秒钟”,换言之就是不让人有一会儿的闲工夫。因此,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他那个教养中队不但内务整洁、队列整齐、能完成生产任务,基本上也没有发生责任属于他的违法行为。就凭这些,他不算“四人帮”线上的人,而且在打倒“四人帮”之后还官升一级,从副指导员普升为主管中队长。
问题就出在这个学毛著的积极分子在失去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武器以后,就好像精神上失去了一根支柱,有点儿无所适从了。以前,每讲一次活,每办一件事,开口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如今说话办事,只能凭“中央精神”,连红头文件都不一定管用。因为在改革声中,一切都在变,随时都在变:昨天不许办的,今天准许了;昨天违法的,今天合法了;至于明天呢?后天呢?仍有可能不准许、不合法。习惯于按一成不变却又可以“活说活用”的条条儿办事的阎劲才,除了看看报,什么书都不看,从小到大没看过一部小说,不知道贾宝玉是男是女,不明白宋江为什么要去打方腊。他脑子里想的似乎都很简单,办起事儿来却感到左右为难。他文化水平低,却要充秀才;他工作能力差,却要当干将;他处处怕犯错误,却又喜欢独断独行,不愿跟别人商量,生怕叫别人看穿他那张“原来是白板”的底牌。在这种状况下,他当这个主管中队长的唯一策略,就是“傻子过年看隔壁”,别的中队怎么干,他也怎么干。
“严打”开始,教养农场大批进人。他也听说过这批人不是高干子女就是高知子女,胆大包天,无所不为;再不然就是大错误不犯、小错误不断、说犯法不犯法、说不犯法又人人讨厌、老在犯法的边缘上晃、好歹不懂、软硬不吃的那么一群人。这些人,没有一个阶级异己分子,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小青年,“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对他们不适用;就是适用,也已经是隔年的皇历——使不得了。于是各个中队大都翻出当年“武德爷爷”留下的旧规,对新到的配军,先打二百杀威捧,以便于听话服管。在劳改队当队长,政策规定是不许打人。不过队长要打人,从来不用亲自动手,自然有一大批打手可以代劳,即便出了问题要关禁闭,他们也都心甘情愿。在“严打”之前,劳改局实行劳改、劳教分场管教政策,原在外地劳教的一部分“老号儿”集中到团河农场来了,其中不乏膀大腰圆又善于体察领导意图的 “积极分子”。这些人,如今都当上了值班员,担负起管教新号儿的重任。十五中队,当然也不例外。
阎劲才听了张航的发言,心中多少有些明白;他当了十几年劳改队长,深知有那么一类不要脸的流氓分子,耍尽了各种卑鄙无耻的手段和伎俩去勾引良家妇女,甚至于不惜下跪叩头叫干妈装孙子,但是一旦目的达到,翻过脸来就说是别人勾引他、强迫他。看起来,张航也是这一类人。这一类人,在分局抓他的时候百般狡赖,一个也不认账;等到揭发材料摊到了他面前,才不得不承认。一旦教养期定了下来,送到了收容所,他的觉悟就忽然间提高了,交代问题的时候,一补充就是十个八个二十个,没有那么多真事儿,编也要编几个凑数。不仅流氓如此,连掏钱包的小偷儿也一样。因为他们都知道:一到了收容所,交待得再多,也不会延长教养期、也不会叫退赃了。一方面,余罪交待得越多,越表示自己认罪主动积极、态度良好;队长成绩卓著,心里也喜欢。另一方面,问题交待得越多,在氓爷的心目中他就越高大越显得有能耐,真能叫那些才玩儿了一个姑娘或才偷了一个钱包甚至只是摸了一下并未到手就折了进来的氓爷、佛爷馋死羡慕死。对待这类干了坏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流氓分子,唯一对策就是把比他手段更高明的氓爷叫来当面揭穿他的谎言并狠狠揍他一顿,叫他“英名”扫地,从此一蹶不振。
阎劲才表面上不露声色,心里已经暗暗决定,要调兵遣将,拿张航开头刀,来制一制这个受到那么多姑娘崇拜、包围、追求的高级流氓了。
但是他心里也明白,知道该当整一整的人,班内决不止一个,也不应当只有一个。他必须沉得住气,让他们一个一个先跳出来登台表演一番,然后聚而歼之,一网打尽。因此,他表面上仍不露声色,只说了一句:“谁接着往下说?”就从口袋里摸出那本注有简单履历案情的劳教人员名册来翻到第十三班,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挨着看。
接着发言的叫田军,是个二十一岁的印刷工人。他犯的是暴力侵犯人权罪,对象是个十四岁的小姑娘。他跟她其实无冤无仇,也并无奸污她的意思。仅仅因为她父亲是区房管局局长,用非法手段给十四岁的女儿弄到了一套三室一厅共八十平方米的单元楼房,打算锁上十年八年以后等她洞房花烛才启用;而田军一家老少三辈儿六口人却只住一间十五平方米的破旧平房,大夏天的设法儿睡,逼得老爷爷天天夜里去水果店看西瓜,他和父亲自愿长期上夜班。一天他得悉局长小姐拿上钥匙又去欣赏她的新房去了,出于义愤,他尾随而去,把那小姑娘捆上双手双脚在新房里关了一天一夜,急得局长以为女儿遭到了不测,向分局报了案,他却在第二天到分局去自首,直言不讳地供认了自己的作案动机。照他的设想,经过这么一闹,总可以把事情闹大,闹到法院,公开审判,至少可以让市长先生知道一下在住房问题上存在着多么不合理的现象,从而引起重视。为了反映小小老百姓的呼声,他甘愿牺牲自己,去当偷火的普罗米修斯。却没有想到分局看在他自首投案的份儿上,“宽大处理”了,加上被害人家属也不愿意依法起诉,结果一件刑事案子没有经过法院,只在分局里就给了个教养三年的决定,用合法的手续正大光明地把一件可能叫房管局局长身败名裂的案件烟消云散了。田军悔恨万分,恨只恨自己年轻不懂事,找错了门,没到法院去自首却主动投身到公安局,从此有如飞蛾扑火,纵有千言万语要说,也难于上达天听了。
他承认自己有罪,而且罪该通过法院公开审判,科以徒刑,却不愿得到宽大,希里糊涂地教养了事。他声明:第一,他尊重法律,也尊重公安局的处理决定,对于给予的宽大处理,他表示感谢,在教养期间,绝不违犯各种纪律制度,第二,戏只能一本一本地唱,好戏总是在后头,等到三年教养期满,反正公职已经开除,他将作出更大的牺牲,一定接唱下本。至于这下本戏怎么唱,第一是还没有考虑成熟,第二是即便考虑成熟了也不便于公开。两座山不能相撞,两个人总有相遇的机会,好在山不转水转,即便人见不到,消息总是可以听到的。一切且听下回分解吧!
对于这一类嫌处分太轻的犯罪分子,阎劲才也不是没有见过。他们口头上认罪,心里面并不认罪。扬言出去以后还要作案报复,也是一种给自己下台阶的空话,出去以后,十个中倒有九个是不肯抛弃一切去以身试法的。真正决心要报复的人,嘴上绝不肯说,而且也绝不会消消停停地等待三年期满之后,而是不声不响,等待机会,一旦被他跑了出去,不是与仇人同归于尽,就是做了案潜逃在外。-个人如果真正置生死于不顾,那是非常可怕的。《辽宁日报》高级记者李宏林写的著名报道《追捕二王纪实》,只是披露了一部分材料,阎劲才作为一个与罪犯打交道的公安干部,看到的内部材料还要可怕得多。而眼前这个田军,看来不过是个说大话自我安慰的弱者,并不可怕。只要他在教养期间老老卖实,就是个“可控分子”,目前暂时可以不用理他。
阎劲才的目光停留在名册上,注视着一个名叫王馥刚的简历和案情。这个人是北京语言大学四年级学生,学的是法语和英语。看年龄,已经二十六岁了,估计是个调干学生。论文化水平,不单在本班最高,就是在全中队,也算得上是个尖儿。只是他犯的错误,却实在不光彩,也不值得。阎劲才抬头看了看班内的十四个人,要从流氓盗窃群中找出这么一个“大知识分子”来,似乎是不难的。只见一个身材魁梧的白面书生,服装整洁,头发油亮,腰板儿笔挺地盘腿坐在铺上。尽管这个姿势对他来说很不习惯,但还是正襟危坐,目不斜视,全神贯注地听着别人的发言。阎劲才估计这个人可能就是王馥刚,合上名册,随便叫了一声,那人果然答应了一声“有”。闯劲才态度和蔼地微笑着问:
“你的文化水平最高,你倒说说看,像田军这样的思想,是正确还是不正确?”
王馥刚不假思索地侃侃而谈:
“要照田军同学刚才说的,他完全是个法盲,也是个无谓的牺牲者。他既然已经掌握了区房管局局长营私舞弊的确凿证据,就应该写成材料分别寄给市房管局和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市里不处理,还可以上告中央。只要证据确凿,事实俱在,这是一件上风官司,一告一个准儿。要相信政府,要依靠组织的力量。在我们的各级政府部门中,固然确实有一些蜕化变质分子,但应该相信我们的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或者是比较好的。我们的国家还是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没有改变颜色。田军同学的根本错误在于不相信政府不相信组织不相信党,而过份相信个人的力量也就是他自己的力量。他这样做,是本人以身试法,借此鼓动群众闹事。这跟中央‘安定团结’的方针是相抵触的。田军同学用不着等三年以后再去用个人力量进行报复,只要能够拿出充份切实的人证物证来,现在就可以向北京市或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写揭发材料。检举坏人坏事,人人有责,连判了无期徒刑甚至死刑的人都有这个权利,何况劳动教养只是行政处分,还保留公民权呢!”
一席话,说得有条有理,头头是道。比起阎劲才那含混不清的车轱辘话来,不知道要高明多少倍。阎劲才颇为后悔刚才自己没有先说上几句,以致于现在想说也没有新词儿了。一种说不清是妒火还是什么在心头堵着,憋得难受。突然灵机一动,嘿嘿一声冷笑,不阴不阳地说:
“看起来,你的文化水平不低,理论水平也很高。希望你的马列主义不单单是用来对别人的,也应该用来对照一下自己,检查一下自己。现在你就向大家谈一谈你对自己的错误是怎么认识的吧!”
王馥刚面现难色,迟疑了一会儿,用恳求的语气对阎劲才说:
“报告阎队长,我的案子在调查阶段领导上偏听了片面之词,没有考虑我提供的情况汇报,对我作了不恰当的处理。离校的当天我就声明:作为公民,我服从政府对我的处分决定;作为当事人,我保留申诉的权利。现在我正在申诉。有关我的案情,还是不要在班内谈为好。”
阎劲才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你的马列主义是手电筒,只能照别人,不能照自己?班内那么多人,人人的案情都可以谈,不管对不对,都有自己的认识,为什么你的案情就不能谈?就因为你是给外国人拉皮条,比别人要高级一些么?”
王馥刚的脸一下子胀得通红.憋了好一阵子,这才啼笑皆非地说:
“阎队长怎么可以这样说话呢!因为我的案子牵扯到外国人,牵扯到我们学校的领导,牵扯到我的女同学,在做出正确结论之前,还是不要扩散的好。”
阎劲才又是一阵冷笑:
“什么牵扯这个牵拉那个的,我看主要还是牵扯到你自己吧?既然是做案,总要牵扯到一些人的,到了这里,还怕什么扩散?你要感到羞耻,感到丢了我们中国人的脸,当初就不该给外国人拉皮条找洋妓。如今事情出来了,你后悔了,害怕了,可也来不及了。你感到羞耻,说明你还有点儿人味儿,这就是你有可能改过自新的基础。到了这里,大家都是改造思想的小学生,不准你摆大学生的架子,也不用顾你知识分子的面子。这里人人都做过案,谁也不用笑话谁,也不必担心什么扩散什么影响。你如果对自己的错误有一点儿认识,决心改过,你就在这儿当着大伙儿说说你都办了一些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再说一说你现在的认识吧。”
王馥刚确实感到很为难,迟疑了半天,这才无可奈何地说:
“我的案子不便于在这里说,倒不是因为顾到自己的面子,而是考虑到别人的面子,特别是其中牵扯到国际友人,而事件的真相我又不全清楚,还有待进一步调查,现在扩散出去,对人对己都有害无益。阎队长一定要我说,我可以把经过情形简单陈述一下。
“从今年春天开始,我参加国际贸易谈判当实习翻译。我先后认识了好几家贸易代表团的国际友人,其中有代表国家的,也有代表公司的。有一位司各特先生,是欧洲一家规模很大的造船公司的代表,长期驻北京。他们输出技术、设备和各种船只,每跟中国谈成一笔生意,他可以从中提取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额外酬金,所以他很富有,生活可以说相当奢侈。他们的公司在北京设有一个办事处,人员不多,却相当豪华。我们认识以后,每逢他们有什么庆祝活动或者举行招待会,都邀请我去参加。来往得频繁了,我们之间就成了朋友了。有一次他要我替他介绍一个服务员,只做一些室内清洁和饮食服务工作,懂不懂外语都不要紧,因为他们的人几乎都可以说几句不太漂亮的北京话,工资月薪三百元,小费在外,不过有一个极苛刻的条件,那就是必须既年轻又漂亮,还得是未婚的姑娘。我叫他向外事服务部门去征聘。因为国家规定凡是外国人的雇员要由国家统一招聘。但是他说由外事部门介绍来的几个姑娘,有的长得不漂亮,有的长得还好看,却又太严肃,不懂得风趣。我知道他醉翁之意不在酒,也风闻过他曾经有过把中国姑娘带进办事处去过夜这样的往事,就以不合乎规定作为推托。不料他对规定很清楚:外国使节或常驻代表团是可以自行招聘厨师、司机、花儿匠、服务员等服务性职员的,前提是要报请外事部门审查、备案和同意。他三番两次地提起这件事情,我嫌他啰嗦,拨不开面子,就随口答应他替他找找看。反正我口头上答应他,不去替他找,他也没办法。
“今年九月底,我接到外事单位一张国庆招待会的请柬,请柬上注明可以带夫人参加。我还没有结婚,没有夫人好带。比我低一班有个姓朱的女同学知道了这件事,一定要我带她去。她是个舞迷,又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盛大的场面,很想随去见识见识。她也是学法文和英文的,早晚也要做外事工作,我想带她去等于是一次实习,就同意了。
“在酒会上,我遇见了司各特。出于礼貌,我介绍小朱跟他认识,说明了是我的同学。我们学校里,外国留学生比中国学生还多,四个人一间的学生宿舍,总有两个到三个是外国人。小朱入学虽然才两年,有这些条件,她的英语口语已经相当熟练了。跟司各特聊起天儿来,满能应付。司各特请她跳舞,她也场场不拉。她本来就是个舞迷,舞跳得很好,那天晚上出足了风头。一直跳到深夜十一点,我怕赶不上末班公共汽车,告辞要走;小朱却跳得正来劲儿,意有未尽,舍不得离开。司各脱赶紧挽留,说是赶不上末班车不要紧,他可以用他的车子把我们送回学校。小朱是求之不得,我是无可奈何。一跳跳到十二点半酒会结束,司各特亲自开车送我们。在半路上,他问我们饿不饿。我以为这是一句客气话,就说了声:“谢谢,不饿。”事实上我们刚离开酒会,那里桌子上摆满了各种饮料和糕点,怎么可能饿呢?却不料小朱说,她不爱吃甜食,又跳了几个钟头舞,早饿了。司各特二话不说,掉转车头,直开他的办事处。在他那豪华的小客厅里,他开了几个罐头,又从冰箱里取出熏鸡、香肠、火腿、面包之类,设冷餐招待我们,还特别开了一瓶拿破仑时代酿造的波尔多葡萄酒。据司各特介绍说,这么一瓶酒,在法国就要卖一千多法郎。小朱受宠若惊,她本来不怎么会喝酒,可是又舍不得这么名贵的波尔多陈年佳酿,错过了今天这个机会,很可能一辈子都遇不上第二回了。她来了兴趣,司各脱也竭力奉承。于是左一杯,右一杯,为国庆干一杯,为友谊干一杯,为今天的萍水相逢再干一杯。一瓶酒,小朱喝了足有半瓶。酒还没有喝完,她已经天旋地转,摇摇晃晃,站既站不起来,坐也坐不安稳,一家伙出溜到地毯上,烂醉如泥,连扶也扶不起来了。很可能这种酒后劲儿很大,也可能小朱确实肚子饿了,空肚子喝了那么多,醉得也特别快。
“当时已经是深夜两点钟。我如果把这么个醉得像一摊泥似的小朱送回女生宿舍去,第二天我们两个就都成了第一号新闻人物了。再说,我跟她只是普通同学,既不便于抱,又不便于背,好在司各特的小客厅里有两张很大的长沙发,我们把小朱连拖带抬弄到长沙发上,怕她滚下来,又把另一张长沙发推过来对上,司各特去抱来一条毛毯,留下一盏淡淡的壁灯,就跟我一起走出了小客厅。
“他把我安置在一间很舒适的招待客人的卧室里。我疲倦极了,匆匆脱了衣服,一头扑到床上,就呼呼睡着了。
“一觉睡醒,睁眼看看,屋子里漆黑一团,只当还很早,翻了个身又睡着了。第二次醒来,看看屋子里还是很黑,街路上的汽车声却隐隐可闻。仔细一看,原来窗户上遮的是特厚的不透光窗帘。我跳下床去,把窗帘拉开,一看手表,已经是上午八点多钟了。
“我赶紧穿上衣服,心里惦着小朱,不知她吐了没有。跑到小客厅一看,桌上的残肴剩酒已经收走,两张长沙发已经归位,一条毛毯叠得整整齐齐地放在沙发上。我正感到奇怪,一个中国女服务员走进客厅。据她说:她七点钟来上班,看到客厅里有三个人吃过夜点的残肴剩酒,两张沙发拼在一起,一条毛毯堆在一边,明显有人在这里睡过,但是却不知道人到哪里去了。她就动手收拾房间,直到现在也不见有外人。我问司各特在哪儿,她说他还没有起床。我问看门人,回答是至少在他的班儿上也就是早上八点钟以后没有陌生女人出去过。我估计小朱一定是回学校去了,就给看门人交代了几句,马上赶回学校。
“回到学校,到小朱的房间去一问,她的同房回答没看见。我急了,怕发生意外,就报告了保卫科。我把经过情形一说,科里几个干事都怀疑是司各特捣鬼。当时就向校领导请示了,开一辆小车,跟我一起去找司各脱。
“我们到达司各脱的办事处,已经是上午十点半,可是司各特还高卧未起,也没人敢叫他。我不顾一切地上去敲门,连敲带叫,好半天才听到司各特答应。他披着睡衣起来开门。我一步跨进他的卧室。窗上遮着厚窗帘,室内一片昏暗。我随手打开吊灯,只见小朱躺在他的床上,睡眼惺忪,一副宿酒未醒的样子。司各特完全没有想到我身后还有两个人,表情很是尴尬。小朱一见是保卫干事来了,闹了个大红脸,急忙拉被子把脸蒙上。遇上这样的场面,保卫干事也很为难,只好退到小客厅,叫小朱赶紧把衣服穿上,出来说话。
“一个女人,尤其是姑娘,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不是臊得无地自容,什么也不肯说,一心只想去死;就是撕破了脸皮,不管不顾,神态自若,泰然处之。小朱是个学外文的大学生,跟外国小姐同住一房也有两年多了,本来就开化得很,加上司各特很可能在她面前甜言蜜语地灌了许多迷汤,所以她一走进小客厅,头一句话就声明:昨天晚上她在司各特先生卧室里过夜,完全是她自愿,一切后果,都由她自己处理,希望校方不要干预。
“按照我们当时的估计,很可能是司各特趁小朱酒醉得人事不知的情况下把她抱进自己房间里去奸污了的。如果是这样,司各特就犯有强奸罪,虽然他是外国人,也要受到中国法律的制裁。如今小朱一口咬定是她自愿,现行刑法中又没有通奸罪,对未婚男女来说,婚前同宿,只能认为是行为有失检点,除女方因为还是学生应视为违犯校规外,对男方来说,就不负任何法律责任了。
“两位保卫干事见小朱当着司各特的面说出这样的话来,也无计可施,只好告别司各特,回校再说。
“回到学校,小朱在科长、处长、校长的面前,还是那么几句话。看起来她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不打算再读书,准备当司各特夫人了。校方经过研究,决定给小朱以开除处分。小朱也不在乎,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去找司各脱,要求赶紧办结婚手续。不料却遭到司务特一口拒绝,原因是司各特家里早就有了夫人。小 朱中了司各特的援兵之计,当众承认她是出于自愿,并非司各特强迫,如今幻想成了泡影,贞操失了,面子丢了,学籍没了,洋夫人也没当成,一口气没处出,把火儿都撒在我身上。她回家去在爸爸面前一哭,她爸爸为了挽回女儿的面子,硬把小朱主动要跟我去跳舞说成是我再三邀请,又把司各特跟她的会面说成是我的精心策划,于是司各特的趁醉行奸和小朱的半推半就,都成了我的巧妙安排。千错万错,他们通奸的没有错,倒是我这个蒙在鼓里的傻子错了。小朱的爸爸大小也是个高干,不知他走了谁的后门,告我拿他女儿当洋妓,给外国人拉皮条。这样,本来是一件应该由国家安全局处理的外事纠纷,变成了‘严打’中一件惩治中国人的刑事案件,由公安局出面,拿我当流氓分子抓了起来。司各特倒逍遥法外,成了没事人儿了。
“到了分局,我在讲述事件经过的时候,说起了司名特曾经托我寻找漂亮服务员一事;预审员抓住了把柄,就说我们是早有预谋的,他们又不能把司各特传来对质,就拿我当替罪羊,也没有再审再问,不出三天,就定了我一个教养三年,送到收容所去了。
“在收容所,我曾经写了一份详细的申诉书,交队长转交市检察院,现在我听候检察院调查处理。在重新作出结论之前,我作为教养农场的一员,一定模范地遵守《劳动教养人员守则》和农场的纪律制度,听从工作人员的指挥,虚心学习,努力劳动,力争超额完成各项任务……”
阎劲才在劳改队当了十几年队长、指导员,接触得最多的,就是流氓、盗窃。以前,流氓、盗窃是“人民内部犯法分子”,是团结、教育对象,也是劳改队里打击右派和反革命之类阶级敌人的主要依靠力量。对于流氓、盗窃的习性,阎劲才可以说是熟之极矣。对他们,只要恩威并施,小小不然的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那“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年月,不论什么运动下来,一声令下,这些劳改队里的“无产阶级斗士”们就会勇往直前地扑向“阶级敌人”,不会口诛笔伐,就代之以拳打脚踢,于是乎所向无敌,望风披靡,大获全胜,凯旋而归;于是乎“阶级敌人”彻底被摧毁,不敢乱说乱动了,流氓盗窃分子经过对敌作战也得到了锻炼和改造,变成了立场坚定的新人。如今教养分子中再也没有右派、反革命和“恶毒攻击”等等的政治犯了,人员几乎清一色儿都是干部职工及其子女,阎劲才手里“一抓就灵”的那个法宝,已经好长时间没有用武之地。今天这个王馥刚,虽然也是因“流氓罪”送来教养的,但他绝不同于那些偷鸡摸狗的小氓爷:他是个拜倒在洋大人脚下为洋人拉皮条牵马的洋奴,心甘情愿让自己的女同胞去供洋人泄欲蹂躏,因此,至少他的思想属于买办资产阶级无疑。阎劲才自己只读过四年小学,达到今天能写能读能批判的水平,全靠十几年前通读两遍《毛选》,以前他确信“书读得越多越反动”,现在他仍认为书读得多的人脑子太复杂,想得也太多,不像他这么单纯,这么忠心耿耿一心为革命。出于这种心理,他对知识分子有一种天然的反感,格格不入,难于相处,更难于找到共同语言。今天这个王馥刚,就是个会说两种外国语的知识分子,这种人,连犯流氓错误也跟一般的小流氓不一样,从行为到思想都要复杂得多,简直是难于理解,不可思议。这一批新来的教养分子中有那么多人不认罪,阎劲才正想找一个两个开刀当典型,借以教育大家呢。这个典型不找他王馥刚,还找谁去?
片刻之间,阎劲才拿定了主意,下定了决心。他那本来就很严肃怕人的脸上,最后一丝儿笑意也从嘴角消失,改用一种节奏虽然很缓慢,声音也很低沉,但却能让人感到有一种震慑人心的强力的语调说:
“你是个知识分子,不但懂得好几国英文,还是个小说家。你编的这一篇小说,又生动,又精彩,发表出去,一定可以感动很多人,不过那只能是些不懂得社会复杂性的小青年。像我们这样在复杂的阶级斗争风口浪尖上过来的人,只要仔细一听,再用毛泽东思想认真一分析,立刻就能拆穿你的谎言,是绝不会上当受骗的,更何况我们干的就是抓坏人这一行,是真是假,绝对逃不过我们的火眼金睛。这也就是为什么你能骗过你们学校的校长、处长、科长和保卫干事却骗不过分局预审员的原因所在。实话告诉你说:你在收容所写的那本翻案材料,也跟你的档案转到我这里来了。那么厚的一大本,我还没工夫看。今天到了这里,是老老实实认罪,还是躲躲闪闪狡赖,你必须认真考虑。大家也要擦亮眼睛,好好儿认一认这个王馥刚到底是人还是鬼,做好思想准备,必要的时候要好好儿帮助帮助他。现在休息十五分钟。抽烟的到室外去。不许走远。”
风云突变,多云转阴,还有雷阵雨的可能。在室外抽烟的人交头接耳,窃窃私议。林建国补充完了发言记录,也到户外去透透空气。他皱着眉头,望着一缕淡淡的白云,一言不发。
下半场接着发言的,不是小偷儿就是流氓。他们善观天象,问题也简单,交代起来痛快,认识起来容易。阎劲才的脸上渐渐露出了笑意。看起来,至少今天是不会有雷鸣闪电大发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