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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五章 佛教对印度教的影响
书名：印度的发现 作者：贾瓦哈拉尔.尼赫鲁 更新时间：2019-07-24 09:43 字数：3602
佛的教义对于古老的雅利安宗教和印度通行的民众信仰有些什么影响呢？毫无疑义，这些教义对于宗教生活和民族生活的许多方面产生了强大而持久的影响。佛也许未曾想到自己是一个新宗教的开山祖师，可能他仅自视为一个改良家而已。但是他那生机活泼的品格和强有力的教旨，对于许多社会上和宗教上的陋习从事攻击，不可避免地就引起他和固步自封的教徒们的冲突。他并不曾自以为是一个当时通行的社会制度秩序或经济组织的根本推翻者；他接受它们的基本前提，仅仅只攻击它们所滋生出来的罪恶而已。不过，他所起的作用，倒多少有些像一个社会革命家；因此，他就触怒了热心于维持当时社会习俗的婆罗门阶级的人。在佛的教义中，本来没有什么和印度教那种宽大的思想范畴不能协调的地方，不过如果婆罗门的权势遭受到攻击时，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令人注意的是，佛教是首先在印度北部婆罗门教势力薄弱的摩揭陀地方生根的，它逐渐向西方和北方传布，许多婆罗门也加入了佛教。在初期它主要是一个刹帝利的运动，不过它很能够打动一般民众的心。大概是由于后来婆罗门的参加佛教，佛教才比较地更沿着哲学和形而上学的路线上发展了。大乘佛教的发展，可能主要也是由于佛教徒中的婆罗门的关系，因为在某些方面，尤其是它的教规宽大的宗派上，大乘佛教与当时各种形式的雅利安信仰更相接近。
佛教在许多方面影响了印度的生活，这是必然的，因为必须记得，佛教在印度是一种千年以上的、活生生的、有力的、传播广远的宗教。即便在它衰退的一个漫长时间中，也就是后来它实际上已经不成为印度的一种单独的宗教时，它有很多的内容，依然成为印度教的一部分，而在民族方式的生活和思想中存留着。虽然如此，佛教作为宗教终于受到人民的摈弃，然而那不可磨灭的印痕仍然存在，并且强烈地影响了种族的发展。这种持久的影响不在于教条或哲学理论，也不在于宗教信仰，而在于佛的伦理的、社会的和实际的理想主义以及他的宗教。这些东西影响了我们的人民，并在他们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正如基督教的伦理观念影响了欧洲，虽然它对于它的教条并不怎样注意；也正像伊斯兰教中合乎人情的、社会的以及实事求是的认识，影响了许多人，虽然他们对于伊斯兰教的宗教仪式和信仰并不发生兴趣。
印度的雅利安信仰主要是局限于本地的一种民族的宗教，它所发展的社会种姓组织也强调了它的这一方面。它没有传教的企图，没有诱人改变宗教，也不注意到印度国界之外。在印度国度以内，它依照着自己那种谦逊的不太经心的作风进行，因而同化了新来的和旧的人们，经常在他们之中形成了新的种姓。在那些时日中，对外界抱这种态度也是很自然的，因为交通困难并且也几乎没有与国外发生接触的必要。当然为了贸易和其他目的的接触是有的，然而这接触对于印度的生活和方式没有什么影响。印度生活好比一个汪洋大海，是自给自足的，广大而又具多样性的，容纳得下各种潮流并有充分活动的余地，它是自觉的，全心贯注在自己身上，不管国土以外发生些什么事情。但是一股清新的泉水从这海洋的中心喷出来了，一道新鲜澄清的水倾泻而出，在原来的水面上引起了微波，于是泛滥开来；所有人和自然所造成的那些旧的壁垒和障碍物，它一概都不顾了。本来，这个佛的教旨的新源泉是对印度民族而发的，但它也是对印度民族以外的人而发的。它是对美好人生的一种普遍号召，它不承认阶级、种姓或民族的界线。
以它那时候的印度而论，这是一种新奇的看法。阿育王是用伟大的作风在这上面采取行动的第一人；他派遣使节到外国，还派遣教徒到国外活动。于是印度对世界的认识开始发展起来了，公元早期几世纪中的庞大殖民事业多半就是这种认识所导致的。那些远涉重洋的远征队是印度统治者们所组织的，他们随带着婆罗门制度和雅利安文化。就一个独立自足而又正在建立着一个互相排斥的种姓制度的信仰和文化而论，这可以说是意外的发展。只有一种强大的推动力和改变他们基本见解的因素才能够造成这样的情势。那推动力可能是由于很多的原因，最重要的是由于贸易和社会发展中的需要，但见解的改变则是部分地由于佛教和佛教所引起的国际接触。在当时，印度教也是相当活泼而且充满着外溢的潜力，不过它以前对于外国并不多大注意。这新信仰的普遍性所产生的效果之一，就是鼓舞着这活泼的精力向远方国家发展。
许多与《吠陀》有关的教仪和礼节消灭了，许多更流行的宗教形式也消灭了，特别是那种祭牲的行为。非暴力观念在《吠陀》和《奥义书》（邬波尼煞昙）中原本有的，而现在佛教则加以强调，耆那教对此更为重视。这是对于生命的一种新的尊重和对于动物的仁慈。在所有这一切的后面，都是为的是要努力求得人生的美好和提高。
佛曾经否定过严格禁欲主义的道德价值，但他的教义的整个后果还是对于人生的一种悲观主义。这特别是小乘佛教的见地，而耆那教的主张更其如此。它们所着重的是来世，所想望的是解脱，从世间的重荷里解放出来。节制性欲是被提倡的，素食的风尚也增盛了。所有这些思想在佛以前的印度本来就有的，不过重视的程度各有不同。古代雅利安理想所强调的是一种充实而多方面的人生。学道阶段是节欲和锻炼的阶段；家主充分参加生活上的各种活动，性生活也作为其中的一部分。此后就渐次从这些活动中后退，把更多精神集中于公共的服务和个人方面的提高。只有当老景到来，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中，才是要从生活的正常工作和对人生的依恋中彻底引退的时候了。
从前居住在森林村落中的小群的偏向苦行的人们往往能吸引弟子。随着佛教的兴起，庞大的庙宇和尼庵到处建筑起来了，经常有人前去参拜。现在的比哈尔（Bihar）省名本身就是从庙宇毗诃罗（Vihara）这个字引申而来的，这表明那个广大的区域内一定有过许许多多的庙宇。这些庙宇同时也是教育机关，或者是与学校有关系的，有时与大学也有关系。
不仅印度如此，就是整个中亚细亚也有为数极多的宏伟佛寺。在巴尔赫地方有一个出名的庙宇，可以容纳僧侣一千人；关于这个，我们现在还有许多记载，它的名字叫作“新庙”（纳婆—毗呵罗，Nava-vihara），在波斯文中叫作诺巴哈尔（Naubahar）。
佛教在中国、日本和缅甸曾经长期盛行，为什么它在印度所造成的那种出世思想要远比上述那些国家为甚呢？我说不出所以然，但是我猜想，每个国家的民族背景都有强大的力量，能够把宗教按照各自的形式来塑铸。例如中国，它有孔子、老子和其他哲学家们所演变出来的强有力的传统。再者，中国和日本崇奉的是大乘佛教，它的人生观要比较小乘佛教少一些悲观的成分。印度也受了耆那教的影响，在所有这一切教义和哲学中耆那教是最具有出世和厌世主义的。
佛教对于印度及其社会组织，还有一种很奇特的影响，这种影响好像是与它的整个见地完全相反的。这就是关于种姓的看法。佛教不赞成种姓，但却承认它原来的基础。在佛的时代，种姓制度很有弹性，还没有发展到后来那样地严格。能力、品格和职业要比较出身受到更大的重视。佛本人常常把婆罗门这个名词当作一个意义，指能干的、认真的、受过锻炼的人。在《歌者奥义书》中有一段有名的故事，告诉我们当时对种姓和性关系的看法。
这是关于萨第亚嘉马的故事。他母亲名叫贾巴拉。他想做贤人乔答摩（这乔答摩并不是佛）的弟子。当他离家的时候，他问母亲道：“我是什么家庭出身？”他母亲说：“我的孩子，我不知道你的家庭出身。年轻的时候，我忙得像个婢女一样（在我父亲家服侍客人），我怀孕有了你。我不知道你是属于什么家庭。我的名字叫贾巴拉，你的名字叫萨第亚嘉马。因此你就说是萨第亚嘉马·贾巴拉吧（这就是说贾巴拉的儿子萨第亚嘉马）。”
于是萨第亚嘉马去见乔答摩，这位贤人问起他的家庭。他用他母亲的话来回答。大师就说道：“除非一个真正的婆罗门，没有别人肯这样说出的。朋友，去取些薪柴来罢。我将传授你。你是一个诚实人。”
大概在佛的时代，婆罗门是唯一的多少严格的种姓。刹帝利或统治阶级是以他们的集团和家庭传统自豪的，但作为一个阶级而论，他们开放门禁，让那些成为统治者们的个人和家庭来参加。就其余的人而论，大多数是吠舍也就是农人们，这是一种受人敬重的行业。此外还有其他职业的种姓。所谓无种姓的人们，不可接触者，似乎为数甚少，大概是一些山林中的人和一些以处理死尸为职业的人们。
耆那教和佛教的强调非暴力，使人们把耕地认为贱业，因为耕地往往造成动物生命的摧残。这种职业本来是印度雅利安人曾经引以为自豪的；到此时，尽管它根本上仍有重要性，它在国家内有些地方都已受到轻视，那些实际在耕种田地的人的社会地位也都降低了。
佛教原来是对祭司的权势和宗教仪式的一种反抗，它本来反对把任何人的地位降低，剥夺他的发展和享受高尚生活的机会，而此时在不知不觉之中造成了为数庞大的农民地位的低落。要把这种责任归咎于佛教那是错误的，因为在别的地方，佛教并没有发生过这类的影响。实在是种姓制度中固有的本质把它引到这个方向来的。耆那教因为热烈倾慕非暴力的缘故，也推它沿着那条道路走去——佛教在无意之间在这种过程中也起了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