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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二章 帝国的思想意识 新的种姓
书名：印度的发现 作者：贾瓦哈拉尔.尼赫鲁 更新时间：2019-07-24 09:43 字数：6200
“我们对于印度历史的写法也许比我们所曾作过的任何其他事情更令人愤恨了。”——有一位对于印度和印度历史都很熟悉的英国人这样写过。在英国统治印度的记录中最使印度人愤恨的是什么，这是很难说的；说来话长，而且千头万绪。但英国人对于印度历史的记载，尤其是对于所谓英国人统治时期的记载，更遭受痛恨，这倒是真的。历史几乎总是由战胜者和征服者所写作并表明他们的见解的；或者无论如何，战胜者的说法占有突出的地位，而且控制着一切。很可能的，我们所有的关于在印度的雅利安人一切早期文献——他们的史诗和传说都极力夸耀雅利安人，而对于他们所征服的这国家的民族是不公正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摆脱他自己的种族的观点和文化上的局限性；当种族与种族、国家与国家发生冲突的时候，甚至想表示公正态度的一种企图也被认为是对自己民族的出卖行为。战争就是这种冲突的极端例证；只要一涉及敌国，就会有意地将一切的公正无偏都扔到九霄云外去了；人心变为卑劣，并且几乎关闭了一切理性之门，只求战胜。当时的压倒一切的要求就是为自己的行动作辩解，并谴责和毁谤敌人的那些行动。真理隐而不彰，埋藏在最深的井底，而赤裸裸的、无耻的虚伪却几乎统治着一切。
甚至于还没有真正开战的时候，在敌对的国家和利益之间往往存在着潜伏的战争和冲突。在外国势力支配下的国家中，那种冲突是生来就有而继续不断的，并且影响着和曲解着人民的思想和行动；战争心理是永不会完全消失的。在往昔的岁月里，战争及其后果——对于人民的残酷、征服与奴役被认为是天经地义，并不特别需要来掩饰它们或从某些另外的观点来证明它们是正当的。随着较高标准的增长，就发生了辩护的必要；这就造成对于事实的曲解，有时是故意的，也往往是无意识的。这一来假仁假义就对德行表示它的赞美，而虚伪可憎的道貌岸然就和邪恶的行为结合起来了。
在任何国家，尤其是拥有复杂历史和混合文化的像印度这样的大国，要找出事实和趋向来证明一个特殊的理论，并使这理论在新的论点上成为可以接受的根据，这总是可能的。美国尽管有它的标准化和一致化，但据说是一个有着矛盾的国土。那么印度一定是充满着矛盾和不调协更要多得多的地方了。我们在印度如像在别处一样地可以找得出我们所要寻求的，并在这成见的基础上，我们能够建立起一种信仰和意见的体系。不过那体系将有着不真实的根基，并且赋予现实以一种虚假的景象。
近代印度的历史——那就是说，英国统治时期的历史——与现在发生的事情是这样的有关系，以致今天的感情与偏见强烈地影响了我们对于它的解释。英国人和印度人双方都可能犯错误，虽然他们错误的方向是相反的。形成并编纂为历史的绝大部分案卷和文件都是极据英国的资料，因此就不可避免的是代表英国人的观点。失败和分裂的环境本身就已阻碍了印度方面的史实获得适当的记录，而许多曾记录下的东西也在1857年的大起义当中惨遭毁灭了。幸存未毁的文件被藏放在家庭文箧之中，因恐惧引起后果而不敢出版。它们仍然分散各处，很少有人知道，而且许多文件在手稿阶段就受到印度所最多的白蚁和其他害虫的蠹蚀而被损坏了。在较后一个阶段上，有许多文件被人发现，因而给予许多历史事件一个新的面貌。甚至英国人所写的印度历史也不能不有些修改，而与英国人的概念往往很有分歧的印度人的概念就具体化了。在这种概念的后面还有许许多多的传说和记忆，这不是关于远古的，而是关于我们的祖父和曾祖的时代，他们是那些事件的活生生的见证人，而且往往就是其中的牺牲者。作为历史来看，这种传说也许价值很少，但它是重要的，因为它能使我们了解现代印度人的心理背景。在印度的英国人中的恶徒往往是印度人所崇拜的英雄，而那些英国人所乐于尊崇褒奖的人，在印度绝大多数人的眼中看来，往往是卖国贼和葵士林之辈。那种污名还附在他们的后人身上。
英国人和美国人对于美国革命史的写法各有不同；甚至到了今日，在旧日的愤激情绪已经减退，并且两国人民之间也已经有了友谊的时候，每一种的写法都还会引起对方的愤恨。在我们自己的时代，列宁是许多具有崇高声望的英国政治家眼中的怪物和土匪；可是千百万的人们却认为他是救星，是这时代中最伟大的人物。这些对照就可以使我们对印度人的愤恨情绪有一些模糊的概念；当他们在学校和学院中被迫研究所谓的历史的时候，这些历史在各方面贬抑印度的过去，嘲骂那些为印度人所追怀和尊崇的人物，并且夸耀英国统治印度的成就。
戈帕尔·克里·什纳·戈卡尔曾经一度用他那略带讽刺的手法写道，神的不可思议的智慧，它注定了印度要与英国人联系。不管是否由于这不可思议的智慧呢，抑或由于某种历史命运的过程，或仅出之于偶然，英国人的来到印度把两个非常不相同的种族聚在一起了。或者无论如何，他们总应当结合在一起，可是根据以往的事实他们很少互相接近过，他们的接触是间接的。英国文学和英国的政治思想影响过那些曾经学习过英文的少数人士。但这种政治思想，虽然在它的内容上是有动力作用的，而在当时印度却没有过实效。来到印度的英国人并非政治或社会的革命者；他们是代表英国最反动的社会阶级的保守人士，而英国在若干方面是最保守的欧洲国家之一。
西方文化对印度的冲击就是有动力的社会和现代意识对中古时代思想习性和结合的停滞不前的社会的冲击，这思想习性虽然在自己独有的作风上是精细而先进的，但由于它固有的局限性，所以就不能进步了。可是，奇怪得很，这历史过程的代表者们不仅完全未曾意识到他们在印度的使命，而且，作为一个阶级，实际上他们并不代表这个过程。在英国他们那个阶级与这历史过程做斗争，但是反对他们的力量过于强大，使他们无法把它挡住。在印度那个阶级有了一个自由活动的场所，他们成功地阻挡住那改革和进步，而他们在较大的意义上又却是代表改革和进步的。他们鼓励着而且巩固着印度国内社会上各反动集团的地位，他们反对那些一切为政治和社会改革而工作的人们。如果那些改革还是发生了，那是不顾他们的反对或是因他们其他的活动而产生的偶然而意料外的后果。蒸汽机和铁路的采用是对中世纪组织的改革前进了一大步。但是，他们是想用这些东西来巩固他们的统治权，并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以便于对印度内部的剥削。在印度的英国当局处心积虑所采取的政策和它的未曾想到的后果之间的矛盾，产生了某种混乱，而且掩蔽了那政策本身。改革的来到印度就是由于西方的这种冲击，但是这改革几乎是不顾英国人的意愿而来的。英国人有效地延缓了改革的步伐到这种程度，以致甚至到了今天那转变还远未完成。
从英国来统治印度的封建地主和他们的同类人物有着封建地主的世界观。在他们看来，印度是属于东印度公司的一块辽阔的产业，而地主乃是他的产业和他的佃户的最好的而且是天然的代表人。甚至在东印度公司把它的印度的产业移交英皇并收到由印度付出的一笔可观的赔偿金之后，这种见解还在继续着。（印度的国债就这样开始了。这就是印度所支付的买印度的钱。）印度的英国政府于是就变成了地主（或地主的代理人）。在一切实际意义上，他们就把自己认为是“印度”，正如德文郡公爵（Duke of De-vonshire）的同辈可能把他看作德文郡a一样。在印度生活着和工作着的几亿人民正如地主的佃户一样，不得不付出地租和特税，以保持他们在天生的封建秩序中的地位。在他们看来，向那种秩序挑战便是对宇宙的道德基础本身的干犯，是违反天意的。
那对于英国统治印度的多少有些形而上的概念基本上并未变更，虽然在表现方面现在有所不同。那明目张胆的征收苛酷地租的老方法已为更阴险迂回的手段所代替了。人们承认地主应该对佃户仁慈，并应该设法增进他们的利益。他们甚至同意将佃户中比较忠实可靠者擢升到管理地产的机关，并以属员的身份参加行政工作。但是不容许向地主制度挑战。地产即使换了主人，地产制度仍必须照旧有效。当迫于事实的压力必须有些改革的时候，就规定了地产机关的所有忠实的雇员应该继续工作下去，地主的一切新旧朋友、随从和靠他为生的人应该给予照顾，靠养老金生活的人应该继续照常支领，老年的地主本人现在应该以这地产的仁慈保护人和顾问的姿态出现；这一来，所有实现根本改革的企图都归于失败了。
这种把他们自己的利益与印度混为一谈的意识，在完全由英国人组成的较高级行政机构中最为强烈。在其后的年月中，这些机构在那称为印度文官制度的严密团结的集团中发展起来，它正如一位英国作家所称的“世界上最顽固的职工会”。他们管理印度，他们就是印度，凡是对他们利益有损的就一定是对印度有害。从印度文官制度、从摆在他们面前的历史和时事的记载中，这概念就在不同的程度上传播到英国各阶层人民中去了。统治阶级当然充分拥有这种概念，甚至工人和农民在某种轻微限度内也受到它的影响；尽管他们在本国中地位低微，但他们仍感觉着有海外属地和帝国而骄矜自负。同一工人或农民，如果来到印度，也不可避免地属于这里的统治阶级。他对于印度的历史和文化毫无所知，他接受了在印度的英国人所流行的思想意识，因为他没有其他的标准以资判断或以资应用。充其量他不过充满着模糊的善心，但那善心却严格地被限于那种组织之内。这意识形态普及到英国民族的所有角落达一百年之久，宛然成为一种民族的传统了；一种固定而几乎不可改变的概念支配了他们对于印度的看法，而且不知不觉地甚至影响到他们对英国的看法。在我们自己的时代中，那没有固定标准或原则的，或对于外面世界不甚了解的一个莫名其妙的集团，那些英国工党的领袖们，常常是印度现状最热心的维护者。有时候他们有一种模模糊糊的不安的感觉，因为他们的国内政策和殖民政策之间、他们言行之间表面上存在着矛盾；他们尤其把自己看成是具有常识的实行家，严厉地制止一切良心上的冲动。实行家们一定有必要以公认的已知的惯例和现实的条件为自己的准则，不能仅仅因为某种原则或未经试验过的理论而跳入漆黑一团的未知境界之中。
直接由英国来到印度的总督们必须与印度文官制度的机构相配合，而且依靠着它。他们属于英国有产和统治的阶级，对于接受这拥有实权的印度文官的见解是不感任何困难的。他们所独享的别处无可比拟的绝对权力使得他们在作风上和在表达的方式上有了巧妙的改变。有权力就腐化，有绝对权力就绝对腐化，在当今的广大世界中，没有人能像英国派驻印度的总督那样在如此之多的人民头上有过，而且现在还有着这样的绝对权力。总督说话的姿态是连英国首相或美国总统都不会这样的。唯一可与比拟的只有希特勒。而且不仅是总督一个人，还有他的政务会议里的英国籍政务员和各省省长，甚至各部门的秘书或区审判官等等小角色也是如此。他们从一个神圣而高不可攀的地位发言，这地位的安稳并不只是由于确信他们的所言所行都正确，而是由于确信它必然会被认为是正确的，不管微小的凡人是怎样想法，因为他们有权势，有光荣。
有几个总督政务会议的成员是直接由英国派来的，他们不属于印度文官制度。他们的作风和谈吐与那些文官制度中的人有显著的不同。他们在那种组织中起作用很容易，但是不能充分显现出一种优越和自满的绝对权威的神气。印度籍的政务员——这是相当晚近才增设的——不管他们人数多少和聪明程度如何，他们显然是小演员，更不能够养成这种神态。隶属于文官制度的印度人，不管他们在官僚特权阶级中的地位如何，是不属于那种有护身符的圈子之内的。他们有的竭力想模仿他们同僚的态度而没有多大的成功；他们未免变得傲慢而滑稽可笑了。
我相信印度文官制度中的新一代的英国成员在精神和气质上比较他们的前辈有些不同。在旧的组织当中，他们是不容易配合得上的；但是全部的权力和政策都经由资历深的成员发布出来，新来的人们并不起什么作用。他们要不然就承认已经建立起来的秩序，再不然就正如有时曾发生过的一样，辞职回国。
我记得当我是小孩子的时候，英国人在印度所办的各种报纸上满篇尽是些官方消息和言论；人事消息、调任和升迁；英国社交的活动、马球、赛马、跳舞以及业余演出。几乎没有一个字谈到印度人民，谈到他们的政治、文化、社会或经济的生活。我们读这些报纸的时候，几乎不会猜想得到有印度人的存在。
在孟买，过去一向就有一种由十一名队员组成的代表印度教徒、伊斯兰教徒、拜火教徒与欧洲人的四队板球队的循环比赛。欧洲人的球队称为“孟买省球队”；其他的人们只是称为印度教徒队、伊斯兰教徒队、拜火教徒队。这一来，孟买就主要由欧洲人所代表了；人们会以为其他的球队是外国分子，只是为了来比赛才得到承认的。这种循环比赛仍在举行，不过关于他们有许多的争论，而且有一种要求，就是认为这球队的选择不应当按照宗教的界限。我相信“孟买省球队”现在称为“欧洲球队”了。
在印度的英国俱乐部通常以地域取名，例如：孟加拉俱乐部、阿拉哈巴俱乐部等等。它们是限于英国人的，或者不如说是限于欧洲人的。以地域取名甚至某一群人组织自己的俱乐部而不许外人参加，本来都没有反对的必要。但是这名称的由来乃是由于以往英国人的习惯上认为他们才算是真正的印度、真正的孟加拉、真正的阿拉哈巴。其余的人只是赘疣，如果他们知道安分守己，也有他们自己的用处；不然的话就是讨厌的东西了。对非欧洲人之排斥，与其说是文化上有渊源的人们在空闲时候共聚一堂从事娱乐社交而不高兴别人闯入的一个完全正当的办法，其实更是一个种族问题。就我而论，我并不反对英国人或欧洲人排他性的俱乐部，也很少印度人愿意参加进去的。但当这社交上的排他性是明显地基于种族主义和统治阶级经常显示着它的优越感和高不可攀的时候，那就又当别论了。据我所知，孟买有一个著名的俱乐部，过去不准、现在还是不准印度人——除非是以仆人的身份——甚至到它的会客室去，即使他可能是统治的王公或实业界的巨头。
在印度的种族成见不尽是英国人对印度人，而是欧洲人对亚洲人。在印度每一个欧洲人，不管他是德国人、波兰人或罗马尼亚人，他当然地就成为统治种族之一分子。铁路车辆、小站休息室、公园凳子都标有“欧洲人专用”的字样。这种情形在南非洲或别处已经够糟的了，但在自己本国之中要忍受这个，就令人想起了我们的被奴役状态，而使我们感到耻辱和愤激。
不错，种族优越感和帝国主义者的骄横在外部表现上已经起了逐渐的变化。但是这过程是迟缓的，而且时常有事例证明这变化是多么肤浅。政治的压力和斗争的民族主义的兴起加强了改变的要求，因而导致一种有意地企图来缓和过去的种族偏见和侵略性；然而也正是这政治运动本身当它到了存亡关头而要被人扑灭的时候，又使得一切旧时帝国主义和种族的骄横在最极端的形态上重又复活了。
英国人是一个敏感的民族，不过当他们到了外国的时候，却很奇怪地对当地缺乏认识。在印度，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使得互相了解发生困难，这种缺乏认识的现象也就特别显著了。几乎人们会认为这是有意的，为的是他们可以只看见他们愿意看见的东西，而对于其余的一切视而不见。但是这些事实决不会因为不被理睬而告消失。当这些事实强迫使人注意的时候，这意外事件的发生会引起一种不愉快和愤怒的情绪，好像是有人在玩弄什么诡计。
在这个种姓的国度内，英国人，尤其是印度文官制度已经建立起一个顽固而排他的种姓。甚至在这个制度中的印度籍的成员们，虽然带着它的徽章，遵守它的规则，也并不真正属于那种姓。那个种姓对于它自己的至高无上的重要性养成了一种类似宗教信仰性质的东西，并且环绕着那信仰滋生起来一种有助于维持它的合用的神话。信仰和特权利益的结合是个强有力的东西，向它的任何挑战都会引起最强烈的反感和激烈的愤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