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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奥秘
书名：增1减1的行为艺术 作者：王颖 更新时间：2015-11-03 16:27 字数：1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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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n style=\"font-size: 12px\">所有的兵家都强调集中兵力</span></h1>
凡是中国人，读过毛泽东的一些军事著作的，都知道有这 样几句话: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
这一点并非是毛泽东的发明，凡古今中外的军事家，都深切地懂得这一点。如果某个统帅连这一点也不懂，那他肯定会经常打败仗而不是打胜仗。
据说，法国督政府成员戈伊埃有一次谈到1796年和1797 年的意大利战争时,对拿破仑说，你经常只有少数兵力，却击溃了强大的敌人。
拿破仑不同意这种说法，回答他道:我的兵力总数虽然比别人少,但在战场上的每一次具体的进攻中，却要比敌人强大，因为我总是在局部的地点坚决集中优势的兵力,采取闪电般的速度,去攻击分散的敌人，并力图把他们消灭。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1780—1831)是普鲁士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他的名著《战争论》自1832年问世以来，已经再版了20多次,其各种版本在世界许多国家中流传。他在他的著作中指出数量上的优势不论在战术上还是战略上都是最普遍的致胜因素。”并对数量上的优势做了绝对优势和相对优势的区分。
所谓数量上的绝对优势，也就是把尽量多的兵力投入战争。他认为，在当时的欧洲，各国的武器、装备、组织和编制十分相似，只是军队的武德和统帅的才能稍有差别。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最有才能的统帅，也很难战胜拥有一倍优势兵力的敌军。在一般条件下，只要有显著的数量上的优势，而且无需超过一倍，就足以取胜了。因此，进行战争的“首要规则应该是把尽量多的兵力投入战场”，“以便自己在兵力上占优势，至少不能让敌人在兵力上占优势。”
他还指出：“如果我们不抱偏见地研究现代战史，那就必须承认，数量上的优势越来越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在决定性的战斗中尽可能多地集中兵力这个原则，在现在必须提高到比过去更高的地位。”尤其是交战双方在科学水平、武器装备和训练等方面越是处于均势，兵力的对比就越起决定性作用。
克劳塞维茨认为，当敌我力量的对比不能取得绝对优势时，就应力求通过巧妙地使用军队，在决定性的地点和时机最大限度地集中优势兵力，以造成相对的优势。他还把数量上的相对优势进一步区分为空间上的兵力集中和时间上的兵力集中。
所谓空间上的兵力集中，就是在主要方向和决定性的地点上,巧妙地集中尽可能多的优势兵力。
克劳塞维茨指出，在决定性的地点上集中优势兵力 “是十分重要的，即使在一般情况下，无疑也是一个最重要的条件。”
为此，必须坚决反对平分兵力的做法。他指出要取得相对的优势，也就是在决定性的地点上巧妙地集中优势兵力，就往往必须准确地选定地点并使自己的军队一开始就有正确的方向，就必须有决心为了主要的东西 (即为了大量集中自己的兵力）不惜牺牲次要的东西。”
也就是说，为了在主要的地点上尽可能多地集中兵力，必须宁肯在其他地点上忍受不利。因为舍不得次要的，也就得不到主要的；只有在次要的地点做某些必要的牺牲，才能保证在主要地点上更有把握地获得胜利。而主要的地点上的胜利，又必将会消除次要地点上的一切不利。
所谓时间上的兵力集中，就是在关键和有决定意义的时机，同时集中使用全部兵力。在克劳塞维茨看来，虽然在战术上兵力可以逐次使用，但在战略上兵力却只能同时使用。即是说一切用于某一战略目的的现有兵力应该同时使用，而且越是把一切兵力集中用于一切行动和一个时刻就越好。”
克劳塞维茨由此概括阐明：“数量上的优势应该看做是基本原则，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是应该首先和尽量争取的。”“战略上最重要而又最简单的准则是集中兵力，……我们要严格遵守这一准则，并把它看做一种可靠的行动指南。”（注①夏征难著《外国兵法精要》，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第90~91页。）
除了这个克劳塞维茨，西方还有一位最杰出的军事理论家就是瑞士的A·H•若米尼(也有译作约米尼）。他曾与克劳塞维茨一道,被称为19世纪上半叶资产阶级军事思想的两大代表。
这位若米尼通过对战争的研究，得出一个结论:一些伟大统帅在战争中大获全胜的秘密就在于，善于“集中他的主要兵力去攻击敌人的一翼”。他确信，如果在战略上都采用这种作战原则，“那就将发现全部战争科学的锁钥”。由此他指出：“分散兵力是兵家大忌”，“只要兵力集中，就能取胜”。
若米尼还多次通过总结拿破仑的作战经验论述了集中兵力的原则及方法问题。在若米尼看来，拿破仑惯用的作战方法就是，正确而迅速地判断各个作战地区的利弊；把主力集中用于最有利的作战地区;认真了解敌军兵力的配置;假使叙军兵力分散，就以闪电般速度猛烈突入 敌军的中心;假使便于切断敌交通线，实施迂回分割，就 向敌军侧翼突击;在敌败退后，实施坚决追击，迫使其向 离心方向退却，直至将其全部歼灭或击溃。若米尼称拿破仑这种集中主力各个击破敌人的方法是一种消灭敌人军队“最好的方法”。
为此，必须善于将主力用于战场的决定点上，每次交战总有一个决定点，必须力求把力量用在这个点上。一切战略行动，都必须通过巧妙的行军，把主力连续地投入到敌人作战正面的决定点，以主力各个击破敌人。拿破仑在1796、1806、1809、1814和1815年的战例都说明，“拿破仑善于把原来分散在各地的纵队很快集中到作战地幅的决定点上,其精确程度令人吃惊,他就是靠这种指挥保证战局胜利的”。为了打败敌人，必须釆取坚决的战略，坚持把主力投到决定点上,力求对敌侧翼实施迂回包围，同时从正面进行闪电突击；当不可能从敌侧翼釆取迂回包围时，则应从正面坚决突破，先将敌军孤立分割成几部，而后予以各个击破；初战获胜后，应适时转入坚决连续追击，以求全歼或彻底打垮敌军。（①夏征难著《外国兵法精要》，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第116—117页）
不管他们各自表达的语言如何不同，但意思是一样的，那就是集中兵力攻击敌人的一翼(或一部）,是全部战争科学的锁钥。
而到了苏联卫国战争时代,斯大林宣布的数条军事原则中，把集中兵力这一条放到了首位。
斯大林历来重视并强调集中兵力的原则。在国内战争时期，他要求红军指挥员在受领任务时,不要将兵力平均排成线式队形推进，而应集中兵力对敌主力的侧翼实施突击。他还要求全体集团军的司令员记住，能够在奥勒尔和沃龙捏什获胜的条件,就是不分散兵力，形成铁拳，实施迅猛而坚决的打击。
在卫国战争时期，斯大林运用集中兵力的原则又有新的发展。其突出表现就是，在主要突击方向建立强大的突击集团。当时,苏军以集团军实施进攻时，通常沿正面或一线配置,结果在任何一个地段都无法形成兵力优势,使进攻难于奏效。
对此，斯大林明确指出：“只有当我们在战线的一个地段上建立了对敌军的巨大兵力优势时,进攻才会取得应有的效果。为此，每一个担负突破敌人防御任务的集团都必须建立突击集团，即在战线的一个地段上集中三四个师实施突击。”并强调:“方面军突击集团的编成不应是几个师，而应是几个集团军，因为方面军范围的突破是一个更为有力更为广泛的行动，要求具有比集团军范围的进攻大得多的兵力。”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在一定地段上造成决定性的兵力优势并成功地 突破敌人的防御。
斯大林手下的一员大将、二战初期任过苏军总参谋长的苏联元帅朱可夫,就是一位善于把主要兵力集中于突击方向上的行家里手。
1945年1月12日一2月3日，在苏军发起柏林战役之前，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在华沙至柏林方向上，曾发起过一次战略性进攻战役，军事家称它为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这次战役主要由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实施，朱可夫任司令员^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和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加起来共拥有220万人。当面的守敌是德军“A”集团军群（1月26日改称“中央”集团军群）的主力，约有56万人。在交战过程中，敌人又从西线、德国内地、苏德战场其他地段调来40个 师。兵力之比是2.5:1。这个战役，全歼德军35个师，击溃德军25个师，为进攻柏林扫清了道路。
集中兵力的奥秘何在
这些军事实践家或军事理论家所以会殊途同归,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经过实践，知道了只有这样才能够打胜仗，否则就只有打败仗，上升到理论而言便成为军事行为的一条准则了。另一方面也出于人们的行为常识，用两个人去对付一个敌手,胜利会更有把握。
而对这个常识性问题的最直观的认识，却正好是我们所讲的奥秘所在。
还是拿数字来说明问题。
当阳由0而上升到了1，阴5退到了4以后，它们之间的“战争”就频繁地发生了。
这时，阳1的全部力量只有1,它不可能用自己的全部之1去同阴4硬拼死打，企图一下子把4全部彻底地消灭。阳1的战法只有一个，那就是用自己的1去对付阴4中的一小部分，这一部分也不可能是3是2是1,而是0.5,.用己之1去吃掉敌人的0.5是容易的，但吃掉阴1或阴2就相亩困难了，这就是基本常识。
当阳1把阴的0.5吃掉之后，整个形势发生了微弱的变化,阴退居为3.5,而阳却可能变为了1.5。阳生长出来的0.5或许是由于被消灭那部分敌人的投降，或许是由于武器装备的改善，以及扩军得来的。然后，阳与阴开始了第二个“战役”，阳用自己的1.5去对付阴的0.7或0.8，并将其消灭，使自己增长到2.2或2.3，而使阴下降到2.7或2.8。到了这时, 阳可以组织一些“较大的战斗”了，用自己的2.2(或2.3)去消灭敌人的1,从而使自己的力量上升到3,使敌人的力量下降到2。于是，全局改观了，出现了阳的总体力量超过了阴的力量的趋势,这样，更大的“战斗”便可以组织了。
叶剑英作为共产党游击战争的教官，曾上庐山给国民党的军官团去上过一课,这一课的主题就是如何在抗日战争中“积小胜变大胜”。使许多国民党军官豁然开朗。其时，日本军队入侵中国，无论是军队的战斗力和武器装备都大大优于中国军队，想要组织全局性的战役，毕其功于一役的战法早已遭到了严重的教训，因此持久战被提了出来,通过一次次的小胜而一口一口地吃掉敌人的战法也得到了认可。这原是面对强敌时的无奈,其实这样做正符合了我们所说的弱势力量逐步成长壮大的规律。
同样的道理，当共产党的红军还处于弱小阶段时，就号召用一个根据地红军的全部力量去夺取省会大城市，与敌军的精锐力量硬拼死打也是不对的，同样无异于去送死,所以“左倾”路线显示其明显的错误性。
我们还注意到若米尼观点中的这一句话:“当不可能从敌侧翼采取迂回包围时，则应从正面坚决突破,先将敌军孤立分割成几部，而后予以各个击破。”这就是说，当阳1包围了阴0.5，而这部分阴的力量是个硬骨头，阳1还是啃不下来时，就只好将这0.5再分割成二至三部分，然后再一部分一部分地啃掉。
请再注意若米尼言论中的另外一个意思，“必须善于将主力用于战场的决定点上,每次交战总有一个决定点，必须力求把力量集中用在这个点上。一切战略行动，都必须通过巧妙的行军，把主力连续地投人到敌人作战正面的决定点，以主力各个击破敌人”。
有了这第二个意思，对于整个战争的规律，我们可以用一个“固定的模式”来加以表达了。
其一，敌我双方的兵力比，一定要在我方占优势时进行战斗或组织战役。这种比例，可以看你能够集中自己力量到什么程度，起码是2:1，甚至应当7:3或3:1,这样的战斗才有胜利的把握。
其二，当我方确实是用优势兵力将敌人包围之后，仍然啃不下这块硬骨头,那么，再想方设法将包围之敌二度分割，切成“小块”或“更小块”,然后一块一块地吃掉。
其三，我方的行军，其实是一种调度，是寻找第二次发起战斗的最佳时机。当然,敌人也不是傻瓜，敌人也通过行军在调度、调整自己，希望在第二场战斗中产生一个有利于他们的比例。这样，就要考虑战斗的时机问题了。当敌人在某个决定点上的兵力符合他们的优势比之后，敌人就想要开打了。而这时是于我方不利，居于数量上的少数,那么，我方绝对不可以在这个决定点上开战，而应当迅速地避开去，再次地行和游走,一直转悠到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时，才能再打第二仗。
其四，红军或蓝军，阳方或阴方，总的力量是一个定数，不可能一下子增长出来，所以，当将主力兵团集中于主战场后，次要方向上肯定就成了弱势。不过，这不要紧，牵牛要牵牛鼻子。只要主要战场上取得了胜利，次要战场上的牺牲就不但可以补得回来，还会在总体上讨到了便宜。
以上四点，其实就是我们总结那些军事家或军事理论家的全部理论的综合说法，不但对战争是正确的行为原则，也是对一切弱势力量要想成长壮大，战胜强势力量的行为原则。
行军、调度、集结自己的兵力，我们就把它当成像外国的拳击比赛中，像中国的武士散打中，两位运动员、武士的游走好了。在场上的两位运动员或武士，他们战了一个回合后，当第二个回合再起时，都不会一上来就不看火候地冲上去硬打硬拼，他们的双方都要游走一回，这种游走其实有两个作用，一是自己在积蓄力量，二是观察对手的破绽和出招花样。等到自己的观察有了成效，也等到了自己心中有了数,然后再抵近接敌，交战一番。
战场形势是千变万化的，用瞬息万变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或是天时、地利的些微变化造成了一军的失败和另一军的胜利，或是统帅的无能和将帅的不和造成了指挥的失调，或是内奸的作用和假消息的传播上了当、受了骗，或是多走了冤枉路没有在指定时间里赶到特定地点而错失了良机,或是双方刚接上火就有一军突然哗变,打乱了自己的阵脚，等等。任何意外的情况都可能在战场上发生，因此，指挥员必须有适应万变的机谋。但是，在万变之中,还得有一个不变，那就是不 管你如何调动军队、分散队形，不管你如何跑路与敌军兜圈子，不管你如何挂起免战牌再三避战，但只要一旦选定战场，与敌军接仗，你的军队与敌军的比例就要达到2:1的优势，只有做到了这一点，胜利才有把握。
看看彭德怀和粟裕是怎样做的
解放战争伊始，国民党的军队先是全面进攻，继后因没有奏效，就在第二年实施了两个拳头的重点进攻，一个拳头打向陕北，一个拳头打向了山东。
在陕北，毛泽东临危授命彭德怀为西北野战军的司令员，在山东，是陈毅和粟裕主持军事。
让我们看一看这两个方向上解放军的指挥员是如何指挥战争的？
其时，在西北战场上,胡宗南的军队有40余万人，能够放到第一线上的有20余万人，而彭德怀手中仅有2万余人，双方总体兵力相比是10:1。
彭德怀的第一战是在青化贬打响的。
胡宗南在受骗上当的情况下，用五个旅北上去安塞，为了侧翼安全，派了三十一旅去占领青化砭。彭德怀的主力其实没有离开延安多远，目的是消灭这个三十一旅。
西北野战军按预定部署，在石绵羊沟紧紧封住袋口，拦头断尾，东西两侧猛烈夹击胡军。迅速将对手压至不到7公里长，只有二三百米宽的山沟里。经过1小时的战斗，三十一旅直属队及九十二团2900余人全部被消灭，旅长李纪云被俘。
用彭德怀的话说敌人气势汹汹，可是眼前这小小的战场上，我们以绝对优势兵力压倒了它。在具体战斗中，就得杀鸡用牛刀！”
用整个西北野战军的主力歼敌一个旅,在这个局部的位置上，解放军与国民党军的兵力之比是3:1。
继青化贬战役之后，就是羊马河战斗。在羊马河地区全歼敌一三五旅4700余人，创西北战场歼敌一个整旅的先例，敌代旅长麦宗禹被俘。
在这次战斗中,西北野战军用第一纵队抗击胡宗南手下的董钊、刘戡9个旅主力。在这个阻击战场上，是敌强我弱，目的只在于不让董钊、刘戡与一三五旅会合，这个目的达到了 0
第三战是蟠龙战斗，全歼胡军一六七旅6700余人，活捉旅长李昆岗。
在一个半月里，彭德怀发动了三次战斗,共歼敌1.4万余
歼敌总数巳快接近当时西北野战兵团的总人数，不过，由于分三次歼灭,每次的双方兵力之比都大约在3:1或2:1之间。这样，在每一个局部上，西北野战军都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三次战斗,歼敌人数一次比一次增加，说明了西北野战军每打一仗就增加了自己的一些力量，但在具体战争中的相对优势比例并没有改变。
这里，我们不是为了介绍这几次战斗，我们看到的是，整个彭德怀所领导的西北野战军开始从1.5万人的弱旅（即我们可以称它为阳1)最后成长壮大为一支53万人的强军(这时可以称为阳5)，就完全符合我们所说的那种成长规律。
从青化砭、羊马河、蟠龙这三战，都是对付一个旅的敌军，继后是沙家店战斗。那就可以对付敌军的一个师了。这次战斗，消灭的是胡宗南部队在西北的王牌师——整编第三十六师。这次战斗共歼敌_余人(一个整编师师部和两个旅），这已渐次说明了彭德怀所部的力量的强大，并且使形势由内线的防御转人了内线的进攻。
这时，彭德怀的部队已经发展到5个纵队、10个旅另1个骑兵师,共计为7万人(可以称为阳2)了。
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经过9个月作战，歼灭蒋介石正规军6.1万人，非正规军1万余人，迫使胡宗南部困守一些点线，釆取“机动防御”部署，陷入被动地位。这时，陕甘宁解放区的失地已大部收复，与晋西南解放区相连接，支援前线的力量有了提高。野战军增加到7.5万 余人。敌我兵力对比巳由十比一变成五比一。（①王焰主编《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4月出版， 第345页，第353页。）
要是按照理论上的计算，这西北野战军的7.5万人，如果能够集中其中的6万人，那么，按照2:1的比例,就可能打一个消灭敌军2万一3万人的大仗。
让我们看一看情况是否照这个规律进行的。
3月2日（1948年），西北野战军包围宜川的部队发起总攻。3日上午8时，全歼宜川守敌二十四旅，旅长张汉初跳山逃跑时，腿摔坏被俘。至此，宜川、瓦子街战役胜利结束。歼灭胡宗南集团1个整编军部、2个整编师部、5个旅共2.9万多人，取得了西北战场的空前大捷。
的确，用6万余人去包围3万余人，用兵的比例仍然不变，维持在2:1左右。
让我们再看山东战场上是否按照这条规律办事的。
与彭德怀打青化砭、羊马河、蟠龙这三仗差不多同时，或者说还早一些时候，在山东战场上,是华东野战军发起的莱芜、孟良崮战役。
请看莱芜战役的情况：
莱芜战役是华东野战军于1947年2月20日至23日在山东莱芜地区进行的一次运动战。鲁南战役后，国民党制定了“鲁南会战”计划，集中23个整编师53个旅31万余人的兵力，南北并进，企图在沂蒙山区同我军决战。
遵照毛译东主席、中央军委的运动战方针和“必要时放弃临沂”的指示，陈毅提出“舍南取北”的设想，粟裕做了周密部署。华东野战军装做打南线和要西进的模样，秘密移动全军，不失时机地抓住北线之敌，予以全歼。
经三天激战，我以临沂空城和损失仅为敌军九分之一的代价，歼灭敌一个绥靖区指挥所、两个军部、7个旅，共约6万人。……①《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出版，第294页，第313页。
莱芜战役,国民党军队想在临沂城外与华东野战军决战，华东野战军也有这个设想。但是，从双方集中的兵力来看，国民党军在南线已集结了共达63个团,华东野战军也集中了五六十个团。这就是说，双方的力量比是1:1，甚至华东野战军的力量似乎还略弱一些。按照我们所说的观点，这势必是“堡垒”对“堡垒”的阵地争夺消耗战，绝不利于打败国民党军队。这样，就得转换地域,找到一个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地域上进行战斗。
于是，华东野战军主力秘密北移,这就像我们看到的电影《南征北战》那样的情况。
粟裕的指挥艺术在这次行动中表现为：
一是在集中与分散的数量上有合理的比例。在我军主力转移北上之前，粟裕曾以第三纵队阻击南线之敌的中路，诱其左右两翼突出冒进。以8个纵队等待歼敌良
机。这时集中与分散的比例是合理的。后来又派第二纵队挺进东南，歼击位于白塔埠附近的叛军郝鹏举部，并直接威胁海州，造成敌之错觉，使其东援。再以第三纵队、第四纵队配合第二纵队在运动中歼灭东援之敌。这时的集中与分散的兵力数量比仍是6:3,这个构想是合理的。
主力向北转移时，留第二纵队和第三纵队在南线阻击敌人，第一、第四、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纵队担任穿插分割，用5个纵队担任主攻,这种5:2:1的比例是非常恰当的。
二是在集中与分散的空间上有合理的结构。在莱芜战役中，粟裕在兵力分布上做到分散中有集中，集中中有分散;分散分得开，合则收得拢；分能避免敌方火力的大面积杀伤，合能集中我之兵力和火力。由于敌情变化快，粟裕对兵力上的部署做了多次调整,使兵力之分合，在空间结构上更趋合理。（①王乾都、蔡世经主编《十大将用兵韬略》，黄河出版社1993年 12月出版,第28—29页。）
说粟裕的指挥分合有度,是不管他怎样调整兵力，都保持着用6个纵队集中歼敌，用3个纵队分散打援。他集中第一、 第二、第四、第七、第八共五个纵队，再加上第二纵队赶到增 援，一共是六个纵队，要包围和消灭的是国民党军的第七十三军两个师和第四十六军。又始终保持着2:1的数量上的优势。这就是将帅在指挥上的高超艺术。
到了1947年3月，蒋介石又调集了 24个整编师，共61个旅,以其精锐整编第十一师、第七十四师和第五军为骨干，编成3个机动兵团，由陆军总司令顾祝同亲自指挥，向山东地区发起了“重点进攻”。
1947年5月中旬，华东我军主力在山东省蒙阴县东南举行的孟良崮战役，是一次大规模运动战和阵地战相结合的战役,是打破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重点进攻和转变华东战局的关键性一仗。从3月底开始,敌军以60个旅，45.5万人的兵力，在山东实行重点进攻。
华东野战军前指采取持重待机的方针。从4月初至5月初，我军在连续四次的作战行动中，用高度的机动回旋，调动和迷惑敌人，创造和捕捉战机。5月11日，正当我决心以主力东移，求歼进犯沂水的桂系七军、四十八师时，获悉敌整编第七十四师在两翼和后续强大兵团的掩护下，企图对我实施中央突破,矛头直指我指挥部所在地坦埠。粟裕设想以反突破对付敌人的突破，从敌人战斗队形的中央楔入,切断七十四师与其友邻的联系，将其歼灭。这个设想报告了陈毅，陈毅极为赞同，定下“从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决心。我第一、第四、第八、第九纵队和隐伏在鲁南的第六纵队，先以运动战，继以剧烈的阵地攻坚战，围歼七十四师；第二、第三、第七、第十纵队，以艰苦的阵地防御战，顽强阻击各路援敌。战役从13日黄昏发起,激战至16日下午，我军突击部队会师孟良崮、芦山顶峰,敌官兵纷纷就擒,骄横猖狂的敌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被我击毙。……（①《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出版,第294页, 第313页。）
国民党军的整编第七十四师,是蒋介石的五大主力之一，相当于一个军，有3万余人马。华东野战军用了五个纵队进行包围分割，在这个局部的战场上，兵力之比占了绝对的优势。而阻击敌援的纵队也只有四个，要阻击的则是外围的7 个师，约20余万人马，所以阻击的部队是处于绝对的劣势。
而这个战机的捕捉，也是很有意思的事，粟裕用极大的耐心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同顾祝同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不断地迂回避敌，使顾祝同产生了华东野战军不堪再战的印象。尤其是蒙阴、新泰撤围后，顾祝同更加得到了华东野战军向东北方向“溃退”的认识,决心抓住战机,全线展开攻击。汤恩伯也利令智昏，为了捞取头功，不待左右王敬久、欧震兵团的统一行动,即急令所部的8个师，于5月10日，分三路迅速向沂水、坦埠方向猛进,以图对华东野战军实施中央突破。先时，在大部队的行动中，汤恩伯兵团暴露了右翼。右翼是广西部队第七军和第四十八师，非蒋军嫡系，即使对其围歼，相信敌主力也会坐视不救。所以华东野战军决心继续等待。
而这时，七十四师自恃兵强马壮，就是被包围也无所畏惧，故而脱离其两翼，向坦埠孤军深人，企图对华东野战军来一个“黑虎掏心”。结果，反而为华东野战军对其包围聚歼制造了瞬息良机。这个机会是很不好捕捉的，下达决心如果晚一点,战场的态势就变化了，而如果不能很好消灭七十四师，让汤恩伯的其他援军反包围上来，那么华东野战军的整个主力就可能被捂在当中,成了敌人的口中食、盘中餐。
无论是莱芜战役还是孟良崮战役，粟裕的用兵原则都是一样的，也和那个拿破仑，和那个克劳塞维茨与若米尼没有什么不同，那就是无论你是在总体上占优势还是占劣势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在具体的战场的那一点上，必须占绝对优势,我敌双方的军力之比必须是2:1或达到3:1。而这种局面的得来，也非寻常，在不断调动、运动、周旋之中，能够将敌军调散，并十分耐心地寻求最佳的战斗时机，而一旦时间和地点确定了，又能够迅速地将我军的兵力凝聚起来，集中到一点使用。
当然，我们无法说今后的电子战会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赢得胜利，但起码在冷兵器时代和19世纪、20世纪的热兵器时代，这个方法都是克敌制胜的法宝。
如何获得这种优势比
我们把具体战役战场上的我2敌1的数字比例称之为 “优势比”。
一个将军，不可能是不败的将军，但可能做到常胜将军，那么这位常胜将军的成功诀窍,就是在多次与敌军的交锋中，起码在绝大部分的情况下都要保持好这个“优势比”。
战争是一个有千百种因素混杂着起综合作用的决斗形式，尽管能够当上统帅的人，都懂得在具体战场上要以优势胜敌，往往却不大容易做得好。
许多人一定有搓麻将的感受,一盘麻将打完，都要洗牌搓牌，每一个人来回地将麻将拨来弄去，以图打乱原来成双配对排序的格式，使新的一次打牌大家都可以有等同机会拿到各色的牌。
战争，在行军中调动军队，有点像敌我两位将军，在各自 地搓着自己手中的牌，很可能有一个糊涂的将军，将自己的部队调来调去、带来带去之后，自己也分不清东南西北了，一旦马上使用起部队来,左右掣肘、四面被动。而另外一位比较聪明的将军，则早就成竹在胸，他无论怎么搓牌,都知道自己的一兵一卒、一师一旅的位置在何方，一旦调集,便能迅速集中起来，形成一个铁拳。
这就是说，一位优秀将领驾驭战争的能力还不在于在具体的战场上如何善于指挥，并能够身先士卒地冲锋陷阵，最主要的本领在于这场战斗（战役)发起之前，能够善于调动和集结部队，该分散时很快分得开，该集中时很快能够形成合力。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你也有一只手，五根指头，他也有一只手，五根指头,谁能够在最要紧的关键时刻一下子捏成拳头，出拳比敌人快半拍，那才不愧是优秀的将军。
因此，一位聪明指挥员显示其指挥才能的“亮点”并不是在战斗之中，而是在战斗之前。
在19世纪中叶，普鲁士军队里有一位著名的总参谋长，叫赫尔穆斯•卡尔•毛奇,世界军事家都称他为老毛奇。他不仅在对丹麦、奥地利、法国的三次大战中显足了威风，还在他的手中实现了德意志的统一，创造了德意志帝国的鼎盛时期。
从他以后，所有的德国总参谋长和统帅们都信奉“快速反 应”、“闪击战”，主张进攻，主张快速反击。而这个作风，正是从老毛奇那里开始的。
铁路自19世纪中叶在英国问世之后，很快便在军事上得到了运用。毛奇以犀利的军事眼光，看到了铁路的战略价值。他认为，铁路用于军事，使战争的基本素质 (时间和空间）出现了新的状态；一个国家若能有发达的铁路交通系统，就能在战争中获得很重要的决定性胜利。于是，他极力说服普王在普鲁士修建铁路网，甚至冒险把自己的全部积蓄投资建设拍林一汉堡的铁路线。他首次在总参谋部设立铁道署，并与当时主管铁道的商业部合作，编制了军事行动的铁道运输时间表。1859年意大利战争期间，毛奇借机组织军队进行铁路运输演习，从中发现问题,加以改进，使军队的机动速度比拿破仑时期提高 了 6倍以上。1862年又以与丹麦发生冲突为契机，进行铁路运输学习。这样，完善的铁道机动为毛奇赢得了时间和空间。毛奇对决胜点实施分进合击、外线作战的战略，正是以此为基础的。（①梁月槐、李庆山主编《智囊之首》，昆仑出版社1999年1月出 版，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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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于1866年的普鲁士和奥地利战争，老毛奇正是利用了普鲁士遍及全国的铁路网，把军队迅速机动到指定地点。在较短的时间里，普军就在奥得河畔的布里格至易北河的托尔高300公里正面上，集结了近30万兵力和800门火炮，为战胜奥地利赢得了先招。
我们说老毛奇重视修建铁路，并非是专指“铁路”而言，只是举一反三地说明了，凡是两军对阵,凡是两股力量冲撞，都有发生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一旦选定这个地点之后，谁能集中优势兵力,谁先发起进攻,谁就讨到了便宜。而老毛奇重视修筑铁路,为的就是能够很快集结军队，赢得时间和空间，从而赢得胜利。
在19世纪的60年代，中国还处于清朝的同治年代，我们中国人还不知道铁路、火车为何物，而那个老毛奇却有如此远见卓识,并把铁路运输用于运兵之中，使军队的集结速度比拿破仑时代快了 6倍，这就为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必要的保证。
在香港的警匪片和美国的警匪片中,我们常常看到过这样一个情节:一方是数倍于匪的警察和特种部队,而另一方只不过是几个持枪匪徒。匪徒眼看只有投降被擒这条路好走了。然而,就在这时，一个平民或一个重要人物被他们挟持做了人质，情况便一下子翻过来了。匪徒们用刀架在人质的脖子上，威胁警察给他们让路，或是要上一架直升飞机，然后逃窜。而众多的警察虽然手中都握有各色枪支,却眼睁睁地看着匪徒安然离去。这是因为“投鼠忌器”的原因，警察生怕一不小心开了枪，打不到匪徒反而伤及了人质，或者怕匪徒在临死之前杀害了人质。
这样的电影镜头可以放到我们这里来做实用性的说明：在200米或者300米之外，在整个大包围圈的范围里，是警强匪弱，是警察占了绝对优势。但是在十步之内,匪徒因为挟持了人质而变得匪强警弱了。于是，一个与战争相同的规律生效了:不必管它谁占据了总体上的优势，只要在某个局部冲突点上，某些人占据了绝对优势，那么这些人就能够赢得这个局部的胜利，这是毫无疑义的。
任何的新生力量要想在对抗中取得胜利，并且在胜利中壮大自己,都不可能用自己的弱小力量,硬去拼那个力量极大的旧势力，做孤注一掷之争，从而一蹴而就地占领政治舞台、历史舞台，而总是在一点一滴的斗争中积累自己，壮大自己，而这一较长时期斗争的全部诀窍，全在于在具体的战场上使自己达到局部的优势。
如果我们懂得了这个“优势比”的真正内涵，我们也就掌握了胜利的“锁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