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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成功与失败也只相差1
书名：增1减1的行为艺术 作者：王颖 更新时间：2015-11-03 16:41 字数：13372
<h1>
<span style=\"font-size: 12px\">复杂的变化阶段</span></h1>
当新阳与老阴达到了势均力敌的暂时平衡，然后新阳跨出了这种平衡，向着势力更高的区域跨进，这是一个质变阶段。经过这个质变阶段，新阳便上升到了主力的位置,一个事物也就改变了性质,新事物今后的行为和性质便要听新阳的“指挥”了。
随着新阳力量的不断增长，老阴势力的继续退缩，一者便成长到了最高顶点，另一者便衰败到了彻底死亡的阶段。这种规律,不但存在于人体之中，也存在于整个动物界与植物界。
这个阶段的情况，是相当复杂的。一般说来，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在相持阶段,都有一个反复的拉锯过程。
新阳恨不得一鼓而胜,将老阴打败；老阴也觉得这是关键之战，守不住这个阵地，往后更难收拾局面，所以拼死一争，也想在此彻底击垮新阳。因此，这期间的斗争是异常激烈的。然而，双方的力量都处于均势，谁想一下子击垮对方都很困难，因而,很可能这是一种拉锯战，有时一方占了优势，有时另一方又占了优势，没有数次的反复与争夺，新阳也很难超越老阴，老阴也很难退居次位。
二、在新阳占优势的阶段,分化与聚合的速度加快了。
当新阳的势力超过了老阴，跃上了主力军的地位后，局势又有了新的变化。
新阳的势力这时开始占据了执政党的地位，他的首领们当上了董事长、总经理，当上了盟主、总统,甚至皇帝。
于是,除了新阳还要向老阴战斗，以彻底消灭老阴。比较明显的情况是双方都开始呈现出非线性的变化。
作为老阴一方，它中间的不坚定分子看到己方大势已去，便要寻找自己新的归宿,它们很可能自动从旧营垒里瓦解出来，投向新阳的阵营；
作为新阳一方，它本身如果是一个联合体,那么，带着个人目的和集团私利加人到这个阵营里来的组织，见到了胜利即将来临,便考虑自己在其中应该如何争取名利和权益的问题了。于是，把利益当成一块大的蛋糕,每个加人的集团都想早早地切上大大的一块。别让组合中其他成员多占了便宜的想法产生了，争利的行为也随之出现。这也就是说，新阳的内部矛盾随之出现并开始上升。
这种状态是必然会有的,为了更快地瓦解老阴势力，对于老阴中愿意投诚过来的人物及势力,新阳一概表示了欢迎的态度。不过，新阳中的老资格的成员们意见随之而来。那些最早加入新阳阵营,为新阳立下过汗马功劳的中坚分子，一看从老阴中投降过来的新成员(这些成员在老阴那里身份较高、地位显赫)反而位居于他们之上，他们幵始不安定，牢骚随之产生,像什么“老革命不如新革命，新革命不如反革命”这样的抱怨就是其中之一。
作为首领，为了早日消灭老阴，实现一统天下之目的，他从全局出发必然会实行瓦解敌人和优待投诚人士的政策，而作为具体的一个将士或内部的要员，他是绝不会甘心这种现象发生的，他本来十年百战、出生入死,而那个他一向视为死敌的人物摇身一变，到了新阳营垒里来了，并且成了他的上司，所占的利益比他还多得多，他是绝对不可能想得通的。
如此一来，新阳的矛盾开始产生,新阳已经不如刚开始成为1或2时那样团结一致了。
三、骄傲自满情绪开始在新阳中滋生。
对于新阳中的中坚分子，他们的目标是夺得“全天下”。 我们所以把这个全天下打上一个引号，是因为各类新阳的目的全不一样，有些只是想夺得一个公司企业的领导地位,有些只是想在议会中获得多数席位,而另一些的党派则是想统治整个国家。
不管如何，组合与联盟有着自己的大目标，而内部的小组织、小集团也有着个人的利益取向。一旦新阳占据了主导地位，它就有了分配一国一集团一个公司中的某些方面的权力。这样，整个组合中的带着合股思想加入新阳的某些党派,带着短期功利主义加人新阳的某些集团’以及不想再牺牲自己小团体的利益而急于抢功夺利的人物,便滋长了骄傲自满的情绪，他们想早些停止苦斗，快点享乐;早些分功分利，封妻荫子。在这时候，如果新阳中的首领与掌舵者没有远大的目标，没有坚强的组织能力与控制能力，使出最后的一股力气把这个新阳带向彻底的胜利，那么，这个组合很可能在胜利之前就遭到分裂，或者在半途之功面前停步不前。
新阳在大好的形势面前仍有失败的危险，这并不是奇怪的事情。
总结起来说，这是一个变化极其复杂的阶段，我们可以把状态的三个阶段运用于这里。以老阴一统天下的强盛的早中期称之为秩序阶段，那么到了新阳有能力抗衡老阴就进入复杂的阶段，如果再往前走，老阴到了垂死并行将就木的时期，天下大乱，群雄争相割据，即将有新的政权取而代之的时候，那便是混沌的阶段了。
说说明末清初那时的情况
明朝的天下到了末期，皇帝的昏庸无能，内部的腐败、讦斗都已到达了相当严重的程度，我们可以把明朝政权称之为老阴。
与这个政权为敌的，有两股势力，在内部，是闯王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在外部，则是努尔哈赤的外族入侵，这两者都可以称之为新阳。
明朝的腐败，以熹宗年代的魏忠贤的“阉党”专权最为明显。
阉党以魏忠贤为首。他广罗党羽，一些被东林党排斥者亦多投其门下，结成死党，称为“阉党”。其党徒有五虎（以崔呈秀为首，都是文臣，负责出谋划策）、五彪（以田尔耕为首，都是武臣，负责捕杀）、十狗（以吏部尚书周应秋为首），还有十孩儿、四十孙。此辈皆系一些无耻之徒。他们任意编造《东林点将录》、《东林同志录》，大肆杀戮东林党人;对正直之士，亦借东林党人之名杀之。又翻“梃击”、“红丸”、“移宫”三案，打击东林党人。并编著诬蔑东林党人之《三朝要典》。
忠贤之胡作非为，致朝风极坏，国事日非。因之外患 (主要是后金)不断，内乱频起。
后金（即清朝的前身）占领辽沈（公元1621年)之后，朝廷起用兵部右侍郎熊廷弼（经验丰富的将领）经略辽东。忠贤嫉之，阴夺其权而委之于巡抚王化贞（附于阉党）。化贞素不知兵，又刚愎自用，致广宁大败。忠贤颠倒是非，且诬廷弼贿赂东林党人。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杀廷弼，传首九边。并借此，诛杀杨涟。而化贞因有 忠贤保护而未处死。兵部尚书孙承宗督师山海关、蓟镇、辽东、天津等地军务，整顿防务，训练士卒，军事始有振兴。忠贤由是大恨，告其“拥兵数万将清君侧”,承宗被迫去职。而继任者高第（阉党），畏敌如虎，尽撤关外防线，驱民入关，死亡载道，哭声震野。自是军事日坏。
忠贤大权在握，横行天下，号“九千岁”。一些无耻之徒竞相为建生祠。为活人建祠，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且生祠遍天下，又富丽堂皇。一祠之费，多达白银十万两，少者数万两。在建祠时，任意拆毁民房。
尤有甚者，祠中忠贤像，不少是用檀香木雕刻而成。并与孔子同尊，强令人们顶礼膜拜。凡不拜者，均遭迫害。人民怒不敢言。
明朝的政权共延续了 276年，它的黄金点时段是在嘉靖年间。天启时已经开始迅速走向了衰败。这种衰败有两个方面的力量对它进行“砍伐”:一个方面是新阳的力量，这就是李自成的起义与后金(关外的努尔哈赤势力）的侵略;第二个方面是这个营垒的内部的腐朽势力，也就是魏忠贤的太监党。
从魏忠贤的“阉党”的成事，也证明了我们所讲的道理的成立:任何势力要成长，都必须搞结党与联盟，这就叫借势。魏忠贤如果不借宫中客氏与朝廷内外五虎、五彪之势，靠他单人独马成其气候是不可能的。当然，如果此时皇帝英明，就可以制约并阻挡这种势力的扩张，皇帝一弱，歪风邪气就“精生白骨堆”了。
到了公元1626年的8月，思宗即位，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帝。主事陆澄原等交相弹劾魏忠贤。嘉兴贡生钱嘉征也上书劾其十大罪状。思宗召魏忠贤加以斥责,并贬他去凤阳，又召他回来治罪，魏忠贤一看形势不好，旋即自杀，那个宫廷中的内应客氏也被杖死。“阉党”最后分成六等，重的都处予死刑,轻者终身不得委用。
蔡东藩先生在《中国历史通俗演义》中评价道:“魏阉虽恶贯满盈，中外切齿，但伪恭不及王莽，善诈不及曹操，无拳无勇，职为乱阶，故以年少之崇祯帝,骤登大位，不假手他人，即行诛殛,可见当日明臣,除杨左诸人外，大都贪鄙龌龊，毫无廉耻，魏阉得势，即附魏阉,魏阉失势,即劾魏阉，杨维垣之事可鉴也。”
这段话骂的是那时候为官者的品德太差，惟利是图，有奶便是娘,毫无廉耻之心。也让我们看出了，当新阳的势力如果开始大于老阴，那么，那些无耻小人们就很可能见利忘义、见异思迁，从老阴的势力范围中逃逸出来，加人到新阳的势力之中，老阴于是便很快形成了“非线性坍塌”。魏忠贤的“阉党”的骤然灭亡，也说明了这一点。
把话说回来，被魏忠贤这些“阉党”一折腾，明朝政权早已是百孔千疮，难于抵御强敌了。那么，这时候的新阳——爱新觉罗氏们与李自成们的力量就能借着明朝的腐朽迅速崛起，并且长到了实力与明政权平起平坐的地步，同这个腐败的政权一决雌雄。
十分奇怪的是，随着明朝这个腐朽政权的没落，李自成的这个新阳也没有获得执政权，而是被吴三桂不断追杀,很快陨落了下去。只有后金占领了大明江山，成了一统天下之主，造成了 300年一统天下的大清基业。
明政权作为老阴，代表了腐朽的势力，它的衰落原在意料之中，而李氏大顺朝的跌落有些出人意外。那么一股久经战阵，从陕西一直杀到北京的农民起义军队，为何到了北京以后，竟很快成了一颗流星，划过夜空又坠落到了西北，变得烟消云散了呢？
要是我们把这三个方面的情况与问题都研究清楚，看一看明朝和李自是如何失败的，清朝又是如何赢得机会的，那么对每一个成长的势力与没落的势力都会有极太的裨益。
郭沫若先生还有话说
郭沫若先生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叫做《甲申三百年祭》，于1944年3月19日开始刊登于重庆的《新华日报》上，一连登了 4日。
现在看来,这篇文章具有两个方面的警世意义:一是对国民党政权来说的，恐怕郭老将它比喻成明朝政权了; 二是对共产党政权而言的，要它从李自成那里吸取教训,避免重蹈大顺朝的覆辙。
郭老认为，明朝的那个末代皇帝崇祯帝并非是个昏君，而是个很值得同情的人物。他在开初即位的时候，曾经发挥了“当机独断”的能力，除去了魏忠贤与客氏,这是他最光辉的时候。但一转眼间依赖宦官，对于军国大事的处理、枢要人物的升降,时常是朝三暮四，轻信妄断。17年不能算是短短的岁月，但只看见他今天在削籍大臣，明天在大辟疆吏，弄得大家都手足无措。对于老百姓呢？虽然屡次在下《罪己诏》，申说爱民,但都是口惠而实不至。《明史》批评他“性多疑而任察， 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这个论断是一点也不苛刻的。
另外,这个皇帝的运气也实在太坏，承万历、天启之后做了皇帝，内部巳腐败不堪，东北的边患又已经养成,而在这上面更加以年年岁岁差不多遍地都是旱灾、蝗灾。有一位马懋才曾在《备陈大饥疏》中这样描绘了当时发生于陕西的灾情：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草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皮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而坠而死。
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
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冀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
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
而数百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许矣。……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摧科。仅存之遗黎，止有一逃耳。此处逃之于彼，彼处复逃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遍及秦中也。
总秦地而言，庆阳、延安以东，饥荒至十分之极，而盗则稍次之;西安、汉中以下，盗贼至十分之极，而饥荒则稍次之。
这幅惨不忍睹的饥灾图,正是无食之灾民先为盗,后为流寇的写照。在崇祯二年,“流寇”巳起，到了李自成、张献忠执牛耳的时代，就已经有10年的历史了。
几乎可以这样说，中国的历朝历代在朝代更替之时，都是这样三个方面合力伐戮的结果，一是皇帝昏庸，用人不当，内政腐败;二是外敌强悍,不断骚扰;三是天灾人祸，民不聊生，以至转相为盗。
明朝到了这个时候,也“三害”凑齐了。
李自成与张献忠一开始时也是流寇，不过李自成在为人上与张献忠大不相同，他不好酒色，布衣粗粝,与部下同甘共苦。他既能以身作则，又能收买人心，较之刘邦、朱元障来，并不比他们逊色。他开始只是在高迎祥的手下当一支别动队的队长。时胜时败，败时曾企图自杀过好几次。这就是说，他作为新阳想要升腾崛起，也是历经了许多次的失败与挫折的。他的转折，也借着一个机缘，那就是陕西的大灾荒。
自成在十一年大败于梓潼之后,仅十八骑溃围而出，潜伏于商洛山中。在这时张献忠巳投降于熊文灿的麾下。待到第二年张献忠回复旧态，自成赶到谷城(湖北西北境)去投奔他，险些儿遭了张的暗算，弄得一个人骑骡子逃脱了。接着自成又被官兵围困在巴西鱼腹诸山中，
逼得几乎上吊。但他依然从重围中轻骑逃出，经过郧县、均县等地方，逃入了河南。这已经是十三年的事。在这时河南继十年、十一年、十二年的蝗旱之后，又来了一次蝗旱，闹到“人相食，草木倶尽，土寇并起”。……“斛谷万钱，饥民从自成者数万”,就这样李自成便又死灰复燃了。
这时是李自成势力上的一个转机，而在作风上也来了一个划时期的转变。13年后的李自成与13年前的不甚相同，与其他“流寇”首领们也大有悬异。而作风的转变是由于一位“杞县举人李信”的参加。
这个李信，投奔李自成后改名为李岩，接着卢氏举人牛金星也加人了李自成的队伍,牛金星又推荐卜者宋献策一齐加入。这些都是读书人，按照现在讲就是宣传家，他们既制造了“十八子当主神器”——即李自成当得天下的神话，并且劝说李自成“取天下以取人心为本，请勿杀人，收天下心”。李自成全盘接受了他们的建议。这以后,李自成的势力仿佛得了神助，日益强大。
在崇祯十四、十五年两年间,河南、湖北几乎全被李自成占据。继后，李自成听从了顾君恩献的策略,进窥关中，终于在十六年十月攻破潼关，使孙传庭阵亡。转瞬之间，全陕占领。十七年二月出兵山西，不到两个月便打到了北京，没有三天工夫便把北京打下来了。这最后的这一阶段,就是我们所说的旧势力的“非线性坍塌”。用摧枯拉朽、风扫残云来形容这一段的形势，是再贴切不过的。
旧势力的非线性游塌，和最后胜利来得太容易，使李自成一帮都像喝醉了酒一样,绝大多数的人都醺醺然了。
自然，假如从整个运动历史来看,经历了十六七年才达到这最后的阶段，要说难也未尝不是难。但在达到这最后阶段时的突变上，有类于河堤决裂，系由积年累月的浸蚀而溃迸，要说容易也实在显得太容易了。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 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进了北京以后，自成便住进了皇官。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极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夹降官，收缴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一样。近在財腋的关外大敌，他 们似乎全不在意。山海关仅仅派了几千官兵去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却屯积在京城里面享乐。尽管平时的军令是怎样的严,在大家都陶醉了的时候，竟弄得刘将军“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掠抢民财者也”了。而且把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绑了来，追求三桂的爱姬陈圆圆，“不得，拷掠酷甚”。虽然得了陈圆圆，而终于把吴三桂逼反了的，却也 就是这位刘将军。这关系实在是并非浅显。
这中间最清醒的人是李岩(也就是李信），他曾向李自成进谏四事,其中后两项就是严肃军纪和用政略解决吴三桂的问题。这时候李自成已听不得不同意见了，只批了一个“知道了”就搁在了一边。
严格地说,李自成虽然个人的品德要好一些，但组成李自成部队的基础仍是“流寇”，即流亡的农民，像刘宗敏这样的将军是他们中的典型代表。即使李自成进城以后十分清醒，能够约束住部下,那么再过些时日，无组织无纪律的行动依然要泛滥,功臣中的相互为争利而你抢我夺，相互残杀，皇帝大杀功臣的现象照样存在，所以李自成能够在北京城里呆几年？这依然是一个不可测的问题。不过，从当时急需的方面来说,如果对降将的政策能够正确，尤其对吴三桂的问题能够妥善处置，并派出重兵据守山海关，那么李自成的政权就可以持续一段时间，可惜的是这一连串的失误，使得李自成进北京没有几天就土崩瓦解了,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息。
像吴三桂那样标准的机会主义者，起初对于李自成本有归顺之心，只是尚在踌躇观望而已。这差不多是为一般史家所公认的事。假使李岩的谏言被釆纳，先给其父子以高官厚禄，而不是刘宗敏式的敲索绑票，三桂谅不至于“为红颜”而“冲冠一怒”。即使对于吴三桂要不客 气，像刘宗敏那样的一等大将应该亲领人马去镇守山海关，以防三桂的叛变和清朝的侵袭，而把追赃的事让给刑官去干也尽可以胜任了。然而事实却恰相反。防山海关的只有几千人，庞大的人马都在北京城享乐。起初派去和吴三桂接触的是降将唐通，更不免有点类似儿戏。就这样在京城里忙了足足一个月，到吴三桂已经降清，并诱引清兵入关以后，四月十九日才由李自成亲自出征，仓惶而去，仓惶而败，仓惶而返。而在这期间留在京都的丞相牛金星是怎样生活的呢？ “大轿门棍，洒金扇上贴内阁字，玉带蓝袍圆领，往来拜客,遍请同乡”，太平宰相的风度俨然矣。
自成以四月十九日亲征,二十六日败归，二十九日离开北京，首途向西安进发。后面却被吴三桂紧紧的追着, 一败于定州，再败于真定，损兵折将，连自己也带了箭伤。
李自成自从回到了西安后，在第二年9月又如“流寇”,窜人湖北通山的九宫山中，被杀时年仅39岁。
这个例子对于可以言及“教训”，可以举一反三，可以有普遍的说教意义这方面，具有相当的典型性。
因为李自成并不是没有取得胜利，他是真正取得了胜利，却又在40余天里丢掉了。就像一个运动员得了世界冠军，热烈欢呼了一阵子以后，又说这不算数一样，殊为可惜！殊为可惜！
是的，他——李自成已经攀到了顶峰，作为一个农民起义者,打进了北京，当上了皇帝,就是最大的成功。但是他功亏一赞，就是没有注意到那个小小的1,那个吴三桂,那个山海关的入关口。只要他亲自招抚一下吴三桂，加以笼络一下吴三桂;或者他不信任吴三桂，将他调开，另派强将重兵坚守山海关，定下拒清兵为第一边防要务，那么他的皇帝宝座就起码坐稳了。可见，由于李自成陶醉于胜利之中，忽略了一个小小的1，以至清兵被吴三桂引领入关，而清兵以骑兵为主，马强兵焊,只要一进关，就势不可挡，加上李自成在胜利之中还没有清醒，更无防御准备，又有吴三桂做前导,这就非败不可了。
当然，要说教训,恐怕说上10条100条也不为多，李自成本身就是“流寇”，他的推翻明政权的野心是靠这几个秀才举人点燃的，而他全部营垒里的人，无论是流离失所的农民，还是像牛金星这样的知识分子，都是长期接受封建王朝思想和意识的旧人，他们每个人本身就是两半，一半是不满意令他们生活无着的旧朝代，另一半又具有浓烈的封建意识,他们的意愿开始时不过是填饱肚子,以后是当大官、发财致富。一旦胜利来临，迫不及待地分配胜利果实,享受胜利成果，忘却了还 有严重的外敌正在边界上課觎这个新政权。而作为李自成本身，他对这些毫无认识，自身成为新统治者的思想准备又不足，所以,这场失败看似偶然，其实又是必然。
今天我们当然不是专门来论及李自成的大顺朝政权为什么这样短命的问题，并找出它全部的原因。我们在这里说，任何新生势力在超越了旧势力，快要上升到了高势位的过程中，随时都存在着危险性，随时都有葬送掉胜利成果的可能性。一个新起而突然兴旺发达的公司是如此，一个什么新兴企业也是如此,我们看到中国在前几年声名突起的企业界名人和企业,有一大半都在竞争中掉落马下，成为淹没在潮流中的沉潮儿,他们的失败原因，几乎同李自成的一模一样。我们用不着多举其中的理由，只要看一看这些人一下子成了大款以后，马上摆起了架子,出人于歌厅舞厅，大把大把地花钱，玩女人，找刺激，胡作非为,就知道他们同那个牛金星与刘宗敏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很快也会被实力强大的“清朝”打垮。这里的“清朝”是指新起的竞争对手。
而身处关外的后金政权则不一样，努尔哈赤是历经战阵，平服了关外诸部落之后登上帝位的，到了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之时,已经二朝，懂得怎样治理天下。尤其是诱降策略运用得十分巧妙娴熟，凡是对明朝的降将，都给予高官厚禄，与李自成大不一样。另外是善于用反间计，像袁崇焕这样的具有高度指挥才能的将领,就是在那个早就投降清廷的范文程使用的反间计中被除去的，请看这一段描写：
看官！你道这位神出鬼没的范先生，究竟是何妙策？
说将起来，乃是兵书上所说的反间计。原来明京两门外的议和书，都是范文程捏造情由，遣人密置。守门的兵目，得了此书，飞报崇祯帝，崇祯便命亲近太监，出城查访，不料途中伏着满兵，被他拿去两名。这两名太监，拿入满营，由高鸿中监守。高系汉人，与明太监言语相通， 渐渐说得投机，非但不用刑具，并且好酒好肉款待。是夕，鸿中与太监酣饮，有一兵官模样入会鸿中，见两太监在座，慌忙退出。鸿中假装酒醉，忙起座追到门外，与兵官密谈。二太监见无人在座，便掩到门后窃听，模模糊糊的，听得袁崇焕已经允议，明晨我兵退五里下寨。末后这一句，是休令明太监闻知。言毕，匆匆离径而去。二太监以目相视，忙即回座，鸿中亦入门再饮数巡，说是要摒挡 行李，恕不陪饮，鸿中别去，二太监趁这时光，走出帐外，
见帐外无人把守，便一溜烟的跑回明京，详禀崇祯帝。崇祯因崇焕擅杀毛文龙，巳自不悦，及闻了私自议和的消息，便召见袁崇焕，责他种种专擅，立命锦衣卫缚置狱中。总兵祖大寿、何可纲，闻主帅无故下狱，顿时大愤,率兵驰回山海关。你想满洲太宗得了此信，能不格外喜欢么？
我们不用比较其他，就比较哪个方面会用人和笼络人才，后金的皇太极这方面就比明朝崇祯皇帝强了许多。后金对于明朝的将领,能拉拢则拉拢，不能拉拢的就用反间计加以除去;而明政府却是有能将就怀疑、调开或投入监狱，这一比较，就知道谁会获得最后的胜利了。
系统的自相似结构
把起义军首领李自成、明朝崇祯皇帝，和以皇太极为代表的清朝皇帝三个方面做一比较，我们就十分容易地看出，明朝政权是终久要亡的，李自成政权也不会长久,而惟满清政权可能得到天下。每一个政权与每一个皇帝式的人物能否取得胜利或者注定了失败，我们可以讲出从领袖品格、才能到政治、经济方面的几十条几百条原因。而这些原因都是过去的历史学家或政治家、经济学家们分析过并已经阐明了的，要是笔者再去重复，那就拾人牙慧了。
但是,如果我们从另一角度分析，或许不仅仅具有新鲜感，也会带给我们读者完全不同的启示。
不过，在我们讲述崭新的观点之前，请允许卖一次“关子”，再从一个现实的例子说起。
这个例子就是香港报纸对台湾总统竞选的态势分析——
【香港《亚洲周刊》3月29日（1999年）一期文章】
题：台湾总统争霸的玄机
虽然宝岛距离总统大选尚有一年左右，但台湾此刻已提前沉浸在选举的动作和气氛中。两个主要政党、两组政治人物，巳开始捉对厮杀。恶言与空话争相出笼，权谋及内斗各擅场，真是猗欤盛哉！
首先就国民党而言，自“冻省”至今，它内部的权力政治主轴，即是要驱逐前台湾省长宋楚瑜，为连战的接班做好战略部署。围绕这个主轴，遂有过去一段时间里总是不断演出的恶斗场面。在过去10年里，国民党内的权力整肃不断进行。李焕、郝柏村、林洋港、陈履安等重量级人物均一个个被轻易扫地出门，在国民党统治者的构想 里，将宋楚瑜的职位及其党翼完全铲除之后，宋楚瑜本人的下场当和那些先前斗倒者相同，不可能再有任何影响力。不过,宋楚瑜显然未如国民党统治者所料想的那么容易扫地出门去。宋楚瑜在过去10余年里始终居于权力枢纽，不仅人脉丰沛，且担任省长期间，在台湾各地也 都建起了相当扎实的基础；“冻省”之后,他曾赴美一段时间，而钦定接班人连战也铆尽全力，利用宋楚瑜出国积极造势。然而，自3月2日宋楚瑜返回台湾后，情况又告改变。他频频拜访并与各类民间社运团体往来，显示出拒绝被驱逐的旺盛战斗意志。宋楚瑜的再趋活跃使得国民党内斗争更趋表面化。不断恶言相向，已成国民党几乎每天都会出现的戏码。
根据截至目前的发展，国民党统治者显然仍有意将宋楚瑜彻底歼灭，对“宋系”人马能撤换的就撤换，不能撤换的则予以收编。除了加速铲除羽翼外，国民党稍早前更传出“连章配”之说，希望以蒋经国的庶子章孝严作为连战的竞选伙伴，借蒋经国的幽灵瓦解宋楚瑜的挑战。而宋楚瑜这边,则以党内民主初选为其终极的诉求目标。 因为在目前国民党这种半民主体制下，掌控了党机器者
即可完全掌控正副总统的提名，挑战者毫无任何机会。然而，宋楚瑜的频频活动与出招，显然并非以参选总统为惟一的选择。他真正的追求目标仍是“连宋配”。他最近抨击说“有人破坏连宋配”，由此已可看出他的底线。而国民党的大老也相继表态，主张“连宋配”才是最有利于国民党的选择。从这些趋势来看，宋楚瑜以战迫和，达到 “连宋配”的相互妥协，并非毫无可能。但若两边都拒绝让步，宋楚瑜被迫铤而走险的机率也不能完全排除。若宋楚瑜最后参加总统选举，国民党再度分裂,连战是否稳操胜券，就大可怀疑了。此刻的国民党内斗日甚，宋楚瑜以“两败俱伤”的策略，以期达到不被驱逐之目标。这场内斗仍将会持续一段时间。而反观民进党，情势可谓相当类似，两位有意向问鼎的人选许信良和陈水扁，也咬成一团，难分轩轾。
许信良与陈水扁，一为党的前主席，一为前台北市长，两人均无现职，势必要像过河卒子般争取总统的党内提名权。许信良擅于组织及谋略，而陈水扁则具有“超人气”,但两人却无法成为竞争伙伴，遂只能放手一搏。由于稍早前民进党内有所谓的“四年条款”——即任何人不得在4年内同时参选正副总统及省市长等重要职位，而陈水扁才刚刚参选过台北市长，于是“四年条款”的存废遂成了许陈之争的关键。许信良抨击说，“四年条款”乃陈水扁等提出的党内规章，而今却要废止，立法废法均为一人考虑，这是玩法。而亲陈阵营则以法无定规，以因应情势为原则。双方为此争得不断恶言相向。除了为“四年条款”而争外，双方的口水战争也蔓延到政治口号上。
权衡民进党的形势，陈水扁以其“超人气”,在党内胜出的机率远超许信良。但纵使有可能获得党内提名，他能与连战一搏吗？答案也似乎有待存疑。例如，最近陈水扁的李登辉“摩西说”，就饱受各方争议。认为这显示出陈水扁的“李登辉情结”，而一个反对党中有意参选总统的人，却宣称自己是执政党前任总统的继承者，这巳是 缺乏自信的表征。
其实，陈水扁的“李登辉情结”在1998年台北市长选举一役，就巳表露无遗。陈水扁的总统之路，似乎仍极艰厄。这就是台湾总统大选目前的格局。台湾虽然有了民主选举，但政治文化和政治行为，仍停留在威权时代。缺乏民主化的党内领袖产生方式，国民党的操控式提名及权力角逐,仍无法避免；而民进党那种一切以人气和暧昧的口号为诉求的准强人的政治也就一直反复。总统大选变成各式各样的“接班”和真假“继承人”之争。已不言自明地说出了台湾政治的另一种本质。
这篇文章不算长，但作为引文而言，就够长的了，我们赶快打住吧！
有了稍远些的明末清初的例证,也有了今天台湾大选格局的例证，我们的分析就可以从容进行了。
如果读者足够细心，当能看出两者之间有着某些相似之处。
那就是，在明朝统治者内部，有着两股势力,一股是坚决抗清的势力，像于谦、袁崇焕等便是，这股势力我们可以称它为统治集团内部的新阳，而另一股则是像魏忠贤那样的腐败势力(到了崇祯时代我们还没有列出来），这股势力也是不小的,他们是统治集团内部的老阴(大约包括了崇祯本人）;而放大来看，明朝作为一个国家，整个统治集团就是老阴了，它的新阳就是以李自成为首的起义者们。但是在李自成这个新阳里面，也仍有像牛金星、刘宗敏这样的一见胜利就骄傲自满的 陶醉派和像李岩那样的清醒派,他们之间也存在着不同认识与不同利益之间的斗争，到了李自成占领北京以后,两种力量的斗争就更加激化了。我们再一次地放大我们的视野，把明朝和清朝合在一起看，那么,清朝就是新阳，而明朝就是老阴了。
同样，台湾的情况也是如此，以连战一边亲李登辉一派是矛盾的一方,以宋楚瑜一边被排挤一派是矛盾的另一方，两派斗争十分激烈;要是我们放大了再看，那么，民进党作为反对党，是对立于国民党的另一派势力，而民进党内部，许信良一边和陈水扁一边构成了对立的两个方面。
这就是说，如果有那么一个大的系统,它向小处分可以分成中系统、小系统、分系统直至细微的系统,那么，整个大的系统有着阴阳两极的势力在争斗，大系统中的若干个中系统里也存在着阴阳两派势力在竞争，到了小系统、分系统、细微系统，无不如此,甚至再往下,到得一个党的支部组织，一个小县城小乡镇的人际集群之中,也同样存在着左右两派，阴阳两股势力。
当然，小系统中的阴与阳不同于中系统中的阴与阳，也不同于大系统中的阴与阳。它们各有自己的特征和存在方式、斗争方法与策略，也有各自的价值取向。因此他们不可以归为一类。即李自成的势力与明政府内的清醒派(改革派)不能归为一类,李自成的新阳与后金集团的新阳也不可能归为一
类。同样的道理，连战与宋楚瑜是生死冤家，宋楚瑜和许信良与陈水扁也不可能合为一股势力。
不过，即使如此，我们也已经有了这样一个明晰的概念，从纵深看，大、中、小、分、细系统，这些系统都是由千枝百叶相联系的，这些系统中的每一个部分里都有着两个对立统一的部分，都有着新阳与老阴这两部分,像动脉与静脉那样，一直分野到毛细血管。而从横向看,同样的平行的中系统或者小系统，每个系统里都有着不同类别的新阳与老阴，它们也是相互联系着，又以自己不同的方式斗争着的。
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混沌系统，到处都是自相似结构,从大到小，从左到右，正因为此，我们人类才有了比喻，才有了对比。我们可以把商业上的竞争说成“商场如战场”，我们也可以把议会里的斗争比喻成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共处或关系紧张,它们确有着相似之处，这种相似是以阳与阴(新与旧、正确与错误)都存在于一个系统之内，而且不息地斗争着、竞争着，每时每刻都不会停息作为其共同点的。
而不论是大系统内的斗争,还是小系统里的争斗，在激烈的当口，往往呈现着这样一种状况:在对立的双方取得平衡和快要达到平衡之时’某一派一党的胜利与失败，常常取决于关键地方关键时刻的1(有时是一票之差，有时是一个要人的支持，有时是一个因素的改变等等)。像以上的例子中，吴三桂是一个1，李岩的谏言是一个1，获得了这个1,听从了这个1，事业便取得了胜利，失去了这个1，便因此而失败。对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详细论述。在这里，我们只需要记得这样一句话就行了——成功与失败系于关键的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