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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行为的策略
书名：增1减1的行为艺术 作者：王颖 更新时间：2015-11-03 16:43 字数：14684
<h1>
<span style=\"font-size: 12px\">好大一棵树</span></h1>
大、中、小系统里各有自己的对立统一面，左、中、右平行系统里也有着各自的对立统一面。它们具有一定的共同性，另有自己特定色彩的矛盾冲突，这种相似与不相似性，充斥着系统的全部。我们可以拿人与动物做比喻。
把会活动的动物(包括人)算做一个大的系统,那么动物与植物相比,有其不同的特点。但动物本身具有共性，不然，为什么称这一大类为动物呢？大约是它会动这一点起码是共同的。
而人在动物世界中又具有自己的特征，他不同于其他动物，是属于“人”这一类的。然后是黑种人、白种人、红种人、黄种人等等，或者是这个洲与那个洲的人,这个民族与那个民族的人。就中国而言，就有着56个民族，这些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特点(眼睛、肤色、长相、语言、文字等等），而本色种本民族的人又有着他们的共同点，这是不言而喻的。
整个大系统各层次系统中的对立面斗争与统一状况，也与此相同。地区与地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党派与党派之间，组合与组合之间，都有着对立面存在，都有着斗争存在,但都显出各个有稍许的不同，显示出自己这一个系统的本色与特征。这是相似性与相异性的统一。要是我们也把这种自相似结构画成一个图，那么最好的示意性是用一棵大树来表示:
不过，这棵大树仍是示意图而不是真实的图画。这是因为，树中的枝枝杈杈都是各自展现在天空的，它们相互的关联并不紧密。但系统里的阴阳对立面就不一样，很可能这个小系统与那个中系统里的阴阳构成了某一种紧密关系,得以互补或互害,所以实际的系统关系比这棵大树还要复杂得多。
但有了这棵“树”后’我们也就形象地明白了通常老百姓的那些街谈巷议——“你看议会里的那些行径，跟小孩吵架似的”;“世界上大国欺侮小国，就同大人欺侮小孩一样”;“你碰了他家的小孩，他家的大人就要出来了”; “有权势人家的狗也高人一等”。
不错，一会儿这个党派与那个党派讲联盟，一会儿这个联盟又在新的形势下遭到了破坏，你若是动手打了某个小国，那个与它结盟的大国就要出来干涉。而今天，你看北约轰炸南联盟,和学校里学生抱团一起欺侮某个弱小没有什么两样。世界上的这种相似性，我们随处可见，随处可见！
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来讨论人的行为策略了。这也就是说，由于大大小小系统里的斗争状况有其相似性，那么行为的策略也有其共通性，这一点也肯定会得到我们大家的认同。
关键时的联盟永远是需要的
有这样一个例子，在1933年7月，中国工农红军的东方军在彭德怀领导下人闽作战。
与红军对阵的蒋光鼐、蔡廷锴所领导的十九路军连吃败仗。这支在上海“一•二八”抗战打出了名气的光荣的部队，由于不满意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加上他是非嫡系部队，同蒋介石的矛盾不断加深，在蒋、蔡与陈铭枢共同商讨以后，在福建宣布了脱离蒋介石政权，自立人民政府。他们决定响应共产党“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的号召,把反共改为联共，与共产党共同反对蒋介石。
若是按照我们前面讲的道理，其时蒋介石可以称之老阴，而新起的弱小的共产党可以称为新阳。共产党的红军正处于极柔弱的状态,所以这个时候是国民党一次、两次、三次地不断围剿共产党，共产党还处在苦苦挣扎求生存的时候。
而在国民党的营垒里,蒋光鼐、蔡廷锴的十九路军可以称为新阳，当然它与红军这个新阳不完全一样，因为追求与目的都异。但蒋、蔡从国民党营垒里分离出来，证明了这个阵营里出现了裂痕。
尽管十九路军这个力量在整个蒋介石的营垒里只是占据了1/20或1/30的势力比，但若是与红军联合,即成了从对方营垒中拉出了一个1，加人到这边来。一边减1，一边加1，那么红军这边势力的增加就绝非是1而可能是2或3 了。
并且还有一个绝好的条件，是当时红军的东方军到了福建，十九路军也在福建建立政权,双方都用不着跑到很远的地方去联络，一切均在咫尺之内。
我们来看一看当时共产党这一边是如何处理这个平时不易遇到的机遇的。
1933年9月22日，彭德怀在延平王台东方军司令部接见了陈公培(十九路军派来的联络员），以诚挚的态度与陈晤谈，他说你们抗日是对的，来闽‘剿共’是错误的，蒋介石的阴谋是既‘剿共’又消灭蒋光鼐、蔡廷锴，一箭双雕。”陈公培说，十九路军的领导人认识到“反蒋才能抗日”，因此，才想同共产党人合作。
当日晚。彭德怀给蒋光鼐、蔡廷锴写了亲笔信，对十九路军响应共产党1933年1月宣言，寻求与红军合作表示欢迎,请他们派代表到瑞金直接同中共中央进行谈判。
十九路军突然前来谋求与红军共同反蒋抗日，彭德怀作为红军高级指挥员，平江起义之后一直与国民党军在战场上做殊死斗争，对国内的复杂政局缺乏了解,对谈判结果如何,未抱多大希望，对十九路军有无诚意，也觉得不摸底，但他非常重视这一事态的出现，认为对闽北战局有利，所以对谈判持积极态度，并向中央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先以个人名义与十九路军接触,在十九路军承诺若干条件下再进行谈判，希望得到指示。（①王焰等主编《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4月第一 版，第111一114页。）
我们认为，当时彭德怀的态度是正确的,防止敌人营垒里会使诈，像周瑜打了黄盖，令黄盖假投降曹操那样，这类事情也得提防。但他更多的是欢迎，认为这对扭转红军的被动局面极为有利。
后来，蒋、蔡派了正式代表到瑞金去同中共中央谈判。毛泽东与朱德热情接见了代表。1933年10月26日，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全权代表潘汉年和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全权代表徐名鸿订立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然而，情况发生了变化——
协定签订后，十九路军领导人感到无后顾之忧，遂联合一部分反蒋势力于1933年11月20日，发动了 “福建事变”，宣布脱离国民党，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树起了反蒋独立的旗帜。福建事变后，蒋介石在南昌决定立即兴师入闽，镇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从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部队和江浙地区抽调10万余人，分几路从苏区边沿地区通过，向福建进攻。这本是红军截敌歼敌，支援十九路军的最好时机，但中共临时中央忽然改变了态度，说福建人民政府比国民党蒋介石还坏，更带欺骗性它的一切空喊与革命的词句，不过是欺骗群众的把戏”等等。
“左”倾错误领导者，就这样轻率地否定了福建事变反蒋抗日的进步作用，以致未派红军支援十九路军，也未能利用蒋介石对中央苏区釆取守势的大好时机歼灭敌人，以打破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 ①
由于当时共产党的中央已经被“左”倾机会主义所控制，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都没有了决定权，彭德怀虽然再次提出建议留五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一、三军团和七、九两个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依方志敏、邵式平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但他的正确意见不仅被否定，还斥责他为“冒险主义”。
不久,蒋介石以“讨逆”为名调遣10万大军进攻福建人民政府，又以高官厚禄收买十九路军将领，使其内部分化，至翌年1月，历时50多天的福建人民政府遂告失败。中共临时中央虽巳意识到与福建人民政府有唇齿关系，担心蒋介石镇压福建人民政府后，集中兵力对付中央革命根据地，命令彭德怀率东方军再次入闽。这时，时机已被贻误，彭德怀亦无回天之力。东方军再次入闽作战，由于彭德怀的巧妙指挥和指战员的英勇作战，虽屡战皆捷，但临时中央推行错误路线，使东方军在福建浴血奋战所取得的胜利，对粉碎第五次“围剿”未起到什么作用，也未能实现支援十九路军福建事变的战略目的。②
①② 王焰等主编《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4月第一 版，第111—114页。
这是一个较典型的例子，共产党临时中央如果能够同十九路军的福建人民政府结盟,团结合作，不但能够打败国民党军的“围剿”，保全福建人民政府，并且红军也能壮大成长，即使不能威胁到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也起码避免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致于最后走上艰难的长征之路。
中共的临时中央为什么不愿意同福建人民政府合作呢?究其原因是极“左”的革命意识，认为从敌人营垒里出来的势力都不可靠,而且比国民党势力更危险。这样，一场本来是送到眼面前的可供联合的大好机遇丧失了。
这里我们还看出一个问题来，那就是整个局势在急剧变化中，能够让我们捕捉得到的机遇是很少很少的，并且这种机遇瞬时即来,稍纵即逝，一个某种势力的领导人，如果没有迅时捕捉局势并利用局势的能力，如果不能果断决策，独断专行，那么真的是“过了这个村，没有那个店”了。若是当时的中共临时中央能够利用十九路军的这个大好形势,也许历史就会有另一种写法了。
从理论上说，李自成是反抗明朝统治的力量,他应该既能够同统治阶级内部的分离势力联合，也可同像清朝这样的外来势力联合。而台湾的在野党民进党，也可以同国民党中的某种势力联合。这也就是说，一个小系统里的新阳,它可以同同样的旁系小系统里的新阳联合，也可以同中系统、大系统里的新阳联合。虽然我们承认，由于每股势力有着自己的利益指向与目标所在，这种联合绝不会是永久的，随时联合随时分离的情况永远存在。但就是暂时的联合也比不搞任何联合孤军奋战来得好。
严密注意关节点上小小的1
一般来说，到了明朝的崇祯时代、到了李自成有了能力打向北京,后金势力直逼山海关之时,一个系统已经快达到了混沌阶段。
在一个系统到达了混沌的阶段之时，就会产生蝴蝶效应了，那就是可能某一个地方的一点小小的触动，会引发整个系统的巨大变异，甚至使整个系统发生破坏。
但是并不是混沌状态中的每一个地方都能产生蝴蝶效应的。不是,应当说只有那么一些敏感点，在这些敏感点上,处理稍有不慎，就会产生蝴蝶效应，发生“非线性坍塌”。
在上面我们所举的例子中，山海关这个关口以及吴三桂这个人，就属于敏感点之一。
这个道理,我们一想就会明白，由于有了万里长城、有了山海关这道雄关险隘,清军不可能进关侵犯明朝江山，而清与明的许多争夺战正是在山海关和山海关之外展开的。当然，从总体而言，这时是清的势力比明朝的势力要强大，但是有了这道山海关，清、明势力得以保持了暂时的平衡。没有了这个关口的阻挡，清军就可以长驱直人，明朝就会很快亡国，所以，这山海关正是混沌状态时的关节点。同样，守关的这位将领与这支军队，也便成了关键的力量。要是把吴H桂调开，离开了这个重要位置，那么就是他造反、叛变了，也不会起到什么关键作用。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吴三桂是怎样投降清朝的：
崇祯十四年辛巳（1641年）年秋，松锦之战明军大败，洪承畴、祖大寿被俘降清，锦州沧陷。清拔除了南进中两个巨大障碍之一的锦州，消灭了明朝北部主力，招降了祖大寿、洪承畴，给明朝以沉重的打击。为此，守关外惟一重镇宁远之任便落在了吴三桂肩上。此时，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正以破竹之势席卷豫、陕，北京城防空虚，崇祯十七年二月，崇祯帝召见了吴三桂，询问吴三桂的兵力情况。三月四月，崇祯手诏封吴三桂为“平西伯”。显然，崇祯帝巳把大明帝国的命运寄托在吴三桂身上。三月初六，山西全境陷，昌平兵变。崇祯下令弃宁远，火速率兵入卫。二十日吴三桂率兵行至丰润时，得知农民军已在十九日进入北京，崇祯帝在煤山自缢身亡，便停止进军。作为平西伯的吴三桂在此之前并未考虑降清，仍为忠君。弃宁远、携带辽东老小长途跋涉卫护京师。形势突然变化，明朝灭亡已成定局，摆在吴三桂面前的只有两条路，投降李自成或投关外的清兵。
吴三桂权衡利弊，起初选择了投降李自成农民军。原因之一是大明朝被大顺王取代已成定局，只有依附于新政权才有出路;其二是李自成提供的优厚条件;其三顾虑父母亲属生命及家产均在农民军手中，投降不仅能保住一家财产性命，还不失荣华富贵；其四，吴三桂严重缺饷，急需补充，而现在李自成送饷到门，恰似雪中送炭。《吴三桂纪略》引述江川县学谕大印（原系吴的部下)说吴三桂决计投降李自成时曾“从关至永平,大张告示：‘本镇率所部朝见新主（李自成），所过秋毫无犯，尔民不必惊恐’”，所以吴三桂打算投降李自成是事实。另外，李自成在驰檄左良杰等人招其投降时，曾云：“大顺国王应运龙兴，豪杰响附，唐通、吴三桂等知天命有在，回面革心。朕嘉其志，倶赐彩缎黄金，将士兵卒先给四月军粮,俟立功日升赏。”吴三桂降李似已成定局并开始了行动，将山海关交唐通守御，自率所部进京谒见李自成。然而，途中却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吴三桂从一度降李转向降清，请兵攻打李自成。
促使吴三桂转变有多种因素，主要之一即李自成的部将刘宗敏釆取的派饷追赃的错误政策。
李自成率农民军一进北京，就采取了重大行动，其中就有对京中各级官吏实行派饷追赃。农民军为了解决军饷，不分区别地把明朝官员统统认定为赃宫，明官吏“被刑拷”,追赃银，向农民军助饷，并摊派数目，敢说一句“不办”的话，立即用夹棍严刑拷追。夹棍是农民军进京后新造的，皆有棱，且用铁钉相连，用此棍夹人无不骨碎立 死”。自刘宗敏寓所以下，各处兵营，勋戚名宦之家，甚至在路旁街边人人皆得用刑，处处皆可用刑”。京中原明朝各官凡受此刑者，很少有活命的，弄得人人自危。
原因之二是吴三桂的父亲吴襄也未幸免。李自成为要挟吴三桂就范，把吴三桂一家作为人质收系，同被拘禁于刘宗敏寓所。虽说对吴襄的被拷索饷说法不一，但据吴三桂派往京中密探消息的人证实，他的父亲被刑拷，追赃银。吴襄密派旗鼓官傅海山向吴三桂密报“受闯贼刑法将死”。吴三桂面对这种惨局，其结果可想而知。
其三，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被刘宗敏所占（或言为李自成所占）。陈圆圆武进人,家道贫寒，流落苏州为妓，后被崇祯田贵妃的父亲田弘遇去南海普陀山进香期间，由其婿汪起先从苏州掠去，后田弘遇病死。陈圆圆被吴三桂以重金购得，为吴之爱妾。李自成进京，刘宗敏居田宅，拘禁吴襄索求陈圆圆，拷掠酷甚。不久陈被刘所掠。在吴三桂面对国亡家破，父亲遭难的紧要关头,骤然得知爱妾被刘劫夺,感情上再一次受到强烈刺伤，深感耻辱，进而暴怒，一变而为复仇。说大丈夫在世不能保一女子，有何面目立于世上!”于是瞬间，陈圆圆被劫一事在他的感情及行动上起到了促进、激愤的作用，加速和坚定了向清朝靠拢与李自成血战的决心。清初诗人吴伟业就此说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虽然过于绝对化，但也说出一些道理。
从这篇文章来看,吴三桂本来确实打算投降李自成的大顺朝，在父亲被拷、爱妾被夺的情况下，把他激怒了，从而投向了清朝，反而打开了山海关，带领清兵来追剿农民军，这一正一反，相差何止是一个人一个关隘的问题。
吴三桂出身行伍，是从与清军不断战斗中成长起来的一员晓将，他年岁正轻,血气方刚，手下有精兵4万，其中3000人是吴家的子弟兵。说实在的这些兵比起李自成的农民军来,军事素养要高得多。4万精兵投到李自成营垒里，李自成就凭添了 4万的生力军，4万人如果都遣散了回家，哪一边都不投靠，李自成也顶多少了 4万人马,而现在都投向了清朝方面，这一进一出等于是减了8万人。而一个重要关口的丢失，
①梁彦彬《吴三桂是怎样降清的?》，中国教育报1999年4月6日第七版。
恐怕比再损失8万人还要多。我们无法用定量的办法来估计李自成方面的损失，要是可以估计，那么，由于李自成等进城以后政策诸方面的不当，就在这个问题上，起码损失了16万人马。当然，说重一些，恐怕还不止，因为他们一拷打明朝的官员，那些如吴三桂这样的武将都不满起来，吴三桂一叛变，引来清军入关，他李自成战败被赶出京城之后，那些原来投降了李自成的明将一齐都又重新反水,变成了杀农民军的急先锋。所以，李自成这支农民起义军就一下子垮了下来。
我们这就等于说，在李自成与清朝两军对阵里，吴三桂本人,吴三桂的兵马,以及那个山海关，按数量之比不过是一个1，但在整个系统之中，此1确非彼1,这个1是太重要了。李自成一方没有重视这个1,没有抓住这个1，引起了全军溃败的非线性坍塌。
这种混沌系统里的敏感点，到处都有。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全方位的证明：
在一盘棋中,无论是国际象棋还是中国象棋，都有这样的情况，同样一个车或炮，用在不同的地方，情况就不一样。有时候的位置不很重要，让敌人吃掉就吃掉了，不过是己方损失了一个子;有时候它地位很重要’被敌方吃掉这个子，就可能引起“一着不慎，全盘皆输”的局面。
—个国家的工业系统(或者是一个农业系统、外贸系统等等),什么石油工业、化学工业、煤炭工业、机械工业，每个方面都运行良好,产品数量与种类很多，供需平衡，惟独铁路运输跟不上去，造成许多产品的积压,生产厂家想卖卖不出去，接受方面想收收不到货物，那么这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瓶颈效应”，是它卡住了所有供需双方的脖子，造成了所有系统的梗阻。这种效应告诉我们，并不需要所有铁路线瘫痪或迟滞，只要有一个关键性的火车站(有着南北东西交叉的铁路中转站)运输失灵或者耽误了，就可能影响全国的工业生产大形势。而一时我们如果能疏通了这个瓶颈，就可能所有梗阻豁然而解了。
登台演戏,需要一班演员，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有些角色是并不重要的，可以临时替代，若是这个演员因故不到场,班主便找另外一个人上场就行了，而另外某些角色很重要，并且这个演员牌头很红，许多观众到这里是为了看他的戏，那么这个演员就是不可替代的角色，若是他一闹情绪，或者因故不到场，那么这出戏就全砸了。
足球运动同样也是，每一个队上场都是11名队员，有主力队员与非主力队员，场外也还有替补队员，少了几个替补队员没有什么关系，少了几个一般队员也问题不大，若是少了一个主力队员（或者叫明星队员），而这次又是一场极重要的比赛，那么这个队的实力就会大受影响。同时,场上位置也不是平分秋色的，有边锋、中锋，有前卫与后卫，还有守门员，他们各起着不同的作用，有些角色少了没有关系，有些角色少了就不行。有时一球队中某个队员被裁判红牌罚下场去，变成了 10个人踢球,若是这个队员是全队的“灵魂”，那么队伍没有他等于散了架子，场上就乱套了。
写一篇文章，尤其是写一首诗，这首诗便有所谓诗眼所在。有诗眼所在的地方，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这里的几个字，比起其他地方的几个字，要重要得多，少了诗眼，也等于这首诗没有了灵魂。
作为人的身体也然，若是出了车祸,某个人受了伤，要锯掉一条腿，或一条胳膊，这个人都能活下去，不过成了残疾；若是压碎了脑袋，那么这个人也就不再存在。别说脑袋碎了，就是脑袋能够保住，而记忆全消失了，也等于这个人不复存在了。
—支军队，可以牺牲更多的士兵，就是不能失去统帅，如果统帅一死，这支军队就全垮了。一方的几支部队各守一块地方，其重要性也各有不同，有些地方被敌军占领还没有多大关系，而另一些地方一失，就全线崩溃。
不管是什么系统,还是什么人体、动物体，都有这样的情况。不是每一个1的部位都等同重要的，也不是某个部位失去了就可以用另一个1去顶替的。如果这个系统里有着千百个1,分布在不同的地方，组成了一个系统的网络,那么，总可以找到那么几个结点，是牵一发而能动全身的。尤其是系统混乱达到混沌状态时，这种动全身就变成了大的震动。
记得过去听过这样一道趣味数学题，可能的主角是阿基米德和希腊的国王，不过角色是谁在这里并不重要，只要我们知道这个意思就行了。
阿基米德发明了国际象棋，并且教会了王子，让王子玩得很开心，国王也就开心了。他召见了阿基米德，说为了你的功绩,让王子玩得这样开心，朕要奖励你，你需要什么朕都能够答应。”阿基米德装作谦恭地对国王说陛下，臣也不需要很多东西，只要一些儿小麦。这个国际象棋棋盘有64格，第一格里只要一粒小麦，第二格里您就赐给我两粒，到第三格就是四粒，每升一格就乘一个2，……”国王以为那算什么，就一口答应了。谁知不一会儿,一位大臣来报告说，要是照这样赐给阿基米德，那么用不着数到64格，不但国库里的全部粮食都要被阿基米德取走,就是全世界的粮食加起来也不够。
与此相仿的是这样一道算术题:假如你工作一个月，第一天挣一分钱，第二天挣两分钱，新的一天比前一天增加一倍，最后能挣多少钱？
现在我们来计算这道题，从一年之始的元月份开始，是31天，你在这最后的一天能够挣到超过1000万元。这对你肯定是十分高兴的。可是，到了 2月份，因为只有28天(少了3天），你只挣到了130万元，换句话说，你整个2月份全部加起来的月收入大约是260万元，远远不如1月份所赚到了2100万元。这两个月竟至相差了 1840万元，这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而这时的关键是2月份少了 3天，这不是普通的3天，是从前面不断积累下来的3天。这个例子告诉我们的是，在呈指数增长的时候，最后的3天非同寻常。
也许有些人不以为然，哪会这个样子呢？我们每天的工资都一样，都不是呈指数增长的，而且在我们中国，不管是28 天还是31天，都是拿一样的钱,一个子儿也不少。
其实从工资而言，确是如此，但是我们要说,人生的许多积累都是呈指数增长的，功业的积累、病患的积累、职级的积累均是如此。就拿人事部门考察干部使用干部来说，他们也要看你过去的历史，过去的工作成就，要是某某人有犯罪的前科那么无论他是求职还是升级都有些问题了。
尤其是今天的中国，有一个叫做59岁现象，就是指那些党龄熬到了几十年，已经从最下级的位置提升到司局级、部级干部的人来说，他们几乎奋斗了一辈子才有了今天的地位和成就，这就是呈指数增长，谁知到了 59岁的年纪，觉得再有一年就要退休了,过去过苦生活，今天应该趁自己还在岗位上享受一下。歹念一生，便犯下了贪污的大罪，结果不但开除了党籍，而且被判了刑，蹲了监狱，这种最后关头的非线性坍塌，就是这道算术题的最好注解。
【台湾《工商时报》3月16日（1999年）文章】
题:反贪倡廉下的大陆“五九现象”(作者王中宁）本月初，安徽省政府宣布了一项新的“离任审计制”。对准备离职、退休的党、政、司法机构及事业单位的负责人，实行离任前的“经济责任审计' 也就是说,这些重要的地方高级干部，在离职前，必须要交代清楚自己的清 白。
“离任审计制”引起了很大的回响。因为近年来在政府机关及国菅事业单位中，涉及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问题越来越多，而多数的“经济责任”问题，都发生在干部退休、离职之前，使得大陆人为此冠上了 一个“五九现象”的新词。
烟草大王褚时健晚节不保
有些革命干部和红色企业家,在面对60岁退休离职的关卡时，看着多变而繁华的改革后的社会，想到自己老后的生活，一时动摇使得老节不保，最后酿成大祸。
每当有人提起“五九现象”，便不会忘记1月份才被判处无期徒刑的云南红塔山集团前董事长兼总裁的褚时健。工人出身的褚时健，十分长袖善舞，从1979年起，利用十多年的时间，一手将云南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型卷烟厂，发展成一个全国性的知名大企业，而且让自己成为家喻户晓的“烟草大王”。
但是，这位在过去10年中，曾多次被评为“劳模”、“优秀企业家”、“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的国企负责人，终于抵抗不了金钱的诱惑，在离退休还有一年的时候，被人发现利用“海外关系”，在海外收受350万美元的“私账”，事情爆发后，他企图闯关出境而被捕获。经过两年审讯，最近被云南法院以“重大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罪名判了一个无期徒刑。
59岁经济犯罪多了起来
不止褚时健,在去年一年中，大陆媒体报道了许多原来口碑不错的企业家，纷纷在“五九”门槛上跌倒的消息。
从改革开放以来，在大陆揭发出来的几件贪污大案，与主事者的退休年龄都有微妙关系。前两年在海外相当轰动的、首公司总经理周北方被捕后第二天，首钢公司的总经理便被宣布“退休”，而宝钢集团企业开发总公司的总经理赵超，也同样在59岁时，经人发现受贿。根据大陆一本新闻杂志刊登，赵超被捕后表示：“看到很多老同志，因为生活指数上升，生活水平下降，一时想到了自己。如果以后除退休金以外，还有点银行存款,利用利息来补贴生活费就好了。”
此文我们引了一半，问题就明白了。如果把60岁退休作为人生的一个最后句点，而这个人是25岁参加工作,那么他的工作时间是35年。这35年我们可以看做为35个1，尽管这个人在前33个1中表现都是杰出的,在一步步的功业积累中都做了加法，而仅仅是在第34个1时出现了问题(当然是很大的问题），做了一次大大的减法，那么，这个人就前功尽弃，他这时的一个减法超过了前面的33个1的相加。这个问题与那个一个月拿呈指数增长的工资的算术题有异曲同工之 妙，关键的问题是在最后几年(几天)的临界点上。
前面我们讲到山海关是指地域(也即是空间）上的关节点，而“五十九岁现象”则是指时间上的关节点。这都告诉了我们，在一个系统内，无论是空间或时间，都存在着一些关乎全局的关节点，这些点上的1等于其他位置上的10或100，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关节点上的“一夫”,其重要性超过一般地位上的“万夫”。作为驾驭全局的领导人，如果忽视这些关节点上的1，那么最起码说这个人根本不配当一个领导人。这是因为，这些个1，其实都是整张网中的几个“软腹部”,或者用一个武术词汇叫做“死穴”,要是这个人连自己的“死穴”都不懂得保护，那么他还算什么“武林高手”呢？
西方今天有一种罢工理论,这种理论与做法是用不着像我们中国20年代那个林祥谦领导的“二七”大罢工一样，以坚持时日长短与资本家耗精神。这种理论把我们前面所讲的空间与时间的敏感点结合了起来，认为只需要资本家在偿还银行贷款的前(或者向收货商交货前)一天两天,在生产线的某一处两处关键部位上罢一下工，这种罢工用不着全体工人参加，只需要几个工人就行了。那么，一台复杂仪器(机器)因为是几百几千个部件构成的，缺少了一两个关键零部件就等于了一堆废品，所以一下子就有数万台仪器(机器)装配不起来，而只要耽搁那么一至两天，令资本家不能按时交货，拿不到回款，还不上银行的贷款，就会彻底破产。这关键的一至两天，实际上就是资本家生产与挣钱上的“梗嗓咽喉”。
把敏感点做非敏感处理如何
当我们承认一个系统里的各式各样的部位,各式各样的 1，其作用不同,功能不一，重要性也大相迥异后。我们就开始进一步地思考了。
一个这个系统里的领导者——智囊人物或首脑人物，他们的主要思考是如何保护好这些个“死穴”,不让敌手来攻到这些部位。这就像崇祯皇帝,赐封吴三桂为“平西伯”，让他着力守住山海关。而同时，系统外的反对者，则千方百计地想要寻找到这些“死穴”，企图一逞，实现一招制敌的目的，这就像西方的新罢工方式。
要是读者您就是这个系统里的统治者，例如您是李自成先生，那么您该如何办呢？当然，您的回答是大家都能想得到的:1.优待招抚吴三桂，想方设法把这支4万余人的精锐部队拉过来，为己所用;2.迅速派出像刘宗敏这样的亲信率重兵——起码是从京城里的几十万人马里分出三分之一力量去防守山海关，将招抚过来的吴三桂调离山海关^
无论你采取以上两法中的哪一种，要是我们归纳一下，实际上都是努力把这个本来的敏感点改造一下’成为一个非敏感点即安全点。因为吴三桂调开了，清军就没有了招降对象;派了李自成的亲信重兵去守卫，清兵要入关就非常之难了。那么,我们可以预想，做了如此处理以后,李自成得到的大明江山就可能能坚持一时,而这一时也许就能够做一些很好的调整，使农民军的江山永固也未可知。而清兵呢,说不定望而却步，不敢蓦然入关，于是山海关就成了大顺朝与小清朝划分 的疆界，双方得以保持暂时的平衡。
金庸武侠小说中有一个人物，叫“西毒”欧阳锋，他已经练到了穴位挪移的程度，明明这里是“死穴”，他将其挪开了,所以其他高手与他较量，点他的“死穴”，什么作用也没有，反而在对手惊愕之时,出招制胜。当然这是金庸想象出来的故事，没有哪个武术家真的能够挪移穴位。不过，对于地域、时序上的敏感点,一个领导者认识到之后,是可以做“技术处理”的。
例如,在中国现代的军事史上，就出现过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事实。那是在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建议。据此，中央军委于22日发布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命令，即北京与沈阳、南京与广州、济南与武汉、福州与兰州/V个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例如那个著名的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就调到广州军区去当司令了。
这次对调的直接原因是什么，毛泽东本人是如何决策的，我们在这里没有必要去查阅原存的档案文件。就事论事而言，一个掌握军事大权过长过久的将领，很容易在他自己掌管的这块“地盘”上，建立起自己的个人崇拜，发展出许多属于他的亲信干部和亲信势力，建立起自己的“山头”来。要是某个司令员是属于有野心之辈,那么一旦卵翼丰满，他就可能不听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号令，自行其是,甚至做出比这更加严重的事来。这种调动，在某种意义上说，就如我们所讲的把吴三桂调离山海关是具有一样性质的。
作为一个皇上或者总统，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为了保全国家利益(例如不被分裂）,就要削那些他认为不放心的人的势,这都是通常的做法。就像马来西亚的总理马哈蒂尔要解除副总理安瓦尔的职务一样。免其职务，降职削势，以及调离要害部门，都是极容易考虑到的办法。而尤其是那些敏感点上的用人与对策,更应该成为领导人优先考虑的首选问题。正是在那些敏感点上,常常会发生“一着不慎,全局皆输”的结果。
敏感点正因为处理不好会影响全盘的局势。一个火星子的迸溅甚至会扬起一场大火;而有时把人调开也不见得能够解决问题，或者囿于某些原因，自己难于处理(就像旧戏中所演的，那个关隘上的将军是皇帝宠妃的亲弟弟，对他削权就会触动爱妃的哭闹等等），“聪明”的皇帝就会另想办法。
这个办法也是属于这样一种性质，即在领导人与敏感点人物之间加一个缓冲层。这种办法就像一条大的渡船，要靠岸时会撞到岸边，不但要发出重响，并且还说不定会碰坏船体。于是，船体的边舷上吊挂着几个旧轮胎，即使挤坏了轮胎，只要船体不伤，也就万事大吉了。
加一个缓冲层的办法多到不胜枚举。当某一个事情的矛头直接冲向领导，那么这个领导就会派出人员去处理,而不是自己亲自出马。事情办成了，功劳在这位领导头上;事情办砸了，那位具体的处理者就变成了“替罪羊”,而领导者依然是对的。另外，即使敏感点的人怒火中烧，要动手扇一巴掌，打到的也只是那个缓冲层上的替罪者,而不是领导者本人。并且由于这一巴掌,令对手犯下了错误和罪行，更可以治对方的罪。无论是一个国家领导人，还是一个军事统帅，要是他不信任某一个人或某一个将领，而处理起来又大感棘手之时，他就派出监察人员,或另派一支监视的军队在其左右。看似增加力量，其实是执行监察之职，到了危急之时这位监察官可以便宜行事，拿出“尚方宝剑”来,做机断处置。像中国宋代、明代，经常在出征将领的身边，派上一名权力甚大的监军，让那位将军各处掣肘，不能自主行事。那个明朝英宗年代的司礼太监曹吉祥，他是王振的党羽，就经常充当监军，也即是充当皇帝的眼睛，去监视在外作战的大将。当然,这种办法有极大的弊病，因为这是间接处置敏感点的问题，不如下决心将不信任的将领调开来得爽快。因为设置一个监军或者派上一支军队做 监护,更容易引起当事者的心理不平衡,这个监军与敏感点上的将军之间的矛盾冲突也无法避免。即使能缓冲于一时，最后反而又加剧了矛盾。
这种例子是不难找的。我们知道，宋朝到了南宋之时，偏安于临安(杭州），建起了宋高宗的小朝廷。这时，宋徽宗、宋钦宗两位先帝成了金国的俘虏，这是有名的“靖康耻，犹未雪”。以岳飞、韩世忠等一代名将为首，代表的是全国人民的愿望，要报仇雪耻，要还我河山。著名诗人陆游到临死时还写下了《示儿》诗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说明这种情绪是何等强烈。而作为那个皇帝宋高宗,他并不想迎接也做不成皇帝。这就是说，是报仇复国，还是偏安于南朝，成了一个最大的国事，也成了一个最大的敏感点。谁要是敢公开说出不必同金国抗争,就像我们抗日战争中说不要同日军打仗一样，肯定是一个汉奸式的人物，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
而不想复国的正是皇帝本人，这个执掌权力的最大人物,他又不好亲口说出这个意思,与那些主战派形成对立局面，因此只好中间加了一个缓冲层，这个缓冲层的核心人物就是秦桧。
秦桧(1090—1155年），南宋投降派的代表人物，杀害抗金名将岳飞的祸首，为世人不齿。据说他状元出身，博学，书法自成一家。早年为官声誉尚好，金人攻陷东京开封，他曾冒死赴金营，反对立伪楚帝张邦昌，险遭杀害。 但人是变化的，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年）他被俘到北方即变节，成了金太宗弟弟的亲信。后放回南宋，隐瞒叛变历史,在宋高宗绍兴年间，两任宰相，前后执政19年。作为内奸，他打击抗战派，制定向金称臣纳币的政策，干尽了坏事。当然,毛泽东同志评议正确：‘‘主和的责任不全 在秦桧，幕后是宋高宗，秦桧不过是执行皇帝的旨意。”赵构自己也承认：计和之策，“断自朕意，秦桧但能赞朕而已”。（《宋史》)只是后来史家“为圣君讳”,把罪恶一古脑 推到秦桧头上，致使他留下了千秋骂名。（《秦桧的亲人与后人》黄炳麟）
有了能够领会皇上意图的秦桧，赵构的意志便得以实现，同时由于有了秦桧这一缓冲层，矛盾的焦点便都转移到了秦桧身上，秦桧便为赵构顶替了“千秋骂名”,赵构因此得以脱身，这应当是作为皇帝之流人物的一个通用策略。这个策略说穿了，就是在一 矛盾人物之间添上一个1,从而使矛盾的冲撞大大地缓解。不，我们不是说总体矛盾缓解了，而是说指向主要责任者的矛盾缓解了。
